中国经济特区的时代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特区论文,使命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 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0)03-0009-13
以深圳为典型的中国经济特区走过了30年曲折而辉煌的历程，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拟从理论的视角来观察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以期归纳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
一、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
要了解中国经济特区创办的大背景，先看两个事实：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心痛地说：“解放初期，我的家乡汕头还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眼前的汕头却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时候还穷啊。”“广东搞了30年搞成这个样子，说人家是反动统治，但人家比我们搞得好。这是个压力。”[1]
面对“文革”后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邓小平则多次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2]并高度警觉地指出：“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2](P381)
1979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直言：“广东要是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并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行一步。”[3]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这个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未确定时，就对请求中央下拨一点“三通一平”基建款的习仲勋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你不是当过秘书长吗？中央没有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1](P217，P221)也正在此时，他在酝酿着一个大决策：“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4]
可以说从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出台，到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做出决定，中国经济特区也就正式诞生了。对此，邓小平曾精确地指出：“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4](P954)
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可以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标志。第一，苏联模式不行了，计划经济走不通。邓小平说“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5]。第二，平均主义不行了，均衡发展走不通。据于光远回忆，早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观点：“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在这里，邓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宝安”[6]。第三，寻找突破口，创办经济特区。以便在现有僵化的体制之外能够实行强制性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从此，中国的现代化就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模式的特殊道路。
二、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因素
对于中国经济特区的伟大成就当然举世瞩目，但对于成功的因素，相当一部分人却认为主要是特殊政策的产物。
对此，必须做具体分析。我认为，主要有三大决定性因素。
第一，有一把“尚方宝剑”。
我们之所以把这30年称为“改革”而不是“革命”，就是因为这并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造反”，而是自上而下的“授权”。1980年谷牧代表中央对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讲：你们是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你就是国王，搞特区的地方，你要亲自抓[1](P18)。1985年时任总理赵紫阳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讲：特区有“改革权”——允许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紧急问题可以在向省委报告的同时，直接向中央请示[1](P343)。时任副总理万里也讲：“你们要闯出一条新路，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1](P12)总之，中央授予的“改革权”就是一把“尚方宝剑”，与此相适应的才是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第二，有一块得天独厚的“好地方”[1](P9)。
深圳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水域辽阔。试想，如果深圳所面对的不是香港，改革初期怎么会吸引那么多外资？！如果没有那么长的海岸线和深水码头，盐田港能会高居世界第四大集装箱码头的地位？！不仅如此，我分析，特区之所以选在这里，还在于它们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是计划经济体制相对薄弱的地区，又是便于借鉴市场经济体制的地区（相邻港澳）。同时，对于全国来说，它们毕竟是块小地方，当时的中央认为，万一搞错了，也无关大局。
第三，有一批敢于“大闹天宫”的闯将。
再好的制度、再好的环境，事情也总是由人干出来，而人又是具有丰富的个体特性、千差万别的。对于特区，从“敢于大胆地使用中央授权，敢于真正先走一步”的任仲夷[1](P13)，到“我愿到家乡去搞实验，要杀头先杀我”的吴南生[1](P217)，从“没有钱就是当掉我裤子也要办一所深圳大学”的梁湘[7]，到恳请不做副省长兼深圳市长，果断地留在蛇口搞改革开放大实验，并声言“大不了再回秦城监狱去”的袁庚[1](P19)。就是这样一大批既敢于冒险，又敢于承担的改革家们，在特区进行着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创造性地运用着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正是这“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才使特区当时终于在体制外发生了渐进式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三、中国经济特区的历史贡献
从历史的深度来观察，以深圳为典型的中国经济特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概括地说，做出了四大历史性贡献。
第一，贡献了一个“新体制”。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判断：“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P1347)特区对“中国改革”的贡献就是探索到一种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变迁这一基础性保障。
第二，贡献了一条“新道路”。
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跃为人口近13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珠海也由一个“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间工厂，一家饭店的落后小渔村”变成被联合国授予的宜居城市。邓小平在1984年第一次视察深圳渔民村时就赞许式地预言：全国农村要达到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1](P174)。特区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就是寻找到一条从一般小城镇走向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发展道路。通过非均衡发展能够比较迅速地实现从普遍贫困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
第三，贡献了一种“新精神”。
邓小平多次总结“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5](P372)。他号召：“第一要大胆去干，第二发现干得不对的地方要及时纠正，总结经验，不是首先考虑犯不犯错误”[5](P379)。当年袁庚在蛇口那句响彻全国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特区对“中国精神”的贡献就是使人在状态上形成了一种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品格。它突出反映在思想上的解放和科技上的创新。
第四，验证了一个“大理论”。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1992年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中国改革试验田，深圳经验如果成功了，说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1](P376)这就透彻地点出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中国经济特区的创办，是邓小平一个伟大的理论发明，是开启中国社会全方位转型的关键之举，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的创造性实践。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是邓小平理论充分而光辉的实践，特区的历史步伐又极大地丰富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正是这种内在联系又构成了中国经济特区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
四、中国经济特区的基本经验
特区的成功的确反映出鲜明的“中国特色”魅力，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举国体制”所具有的空前的动员与集中。如高交会、文博会，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其效率之高都是左右难以比拟的。但是，我们决不应该把这种转型中过渡状态和超常规特殊项目的获得当作运行的常态和应有的特色去对待。中国经济特区30年辉煌成就说明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在本质上所体现的仍然是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切又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发现与揭示。用时任领导人的话来总结：深圳是按国际规则打篮球[1](P375)。
概括起来，其基本经验有两条：
其一，从现实状态来分析，是选择、引进并坚持了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
早在1980年底当特区条例公布之后，广东就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1](P228)。而当时在全国还都把搞市场经济等同于洪水猛兽，等同于搞资本主义复辟。一位著名的理论家竟这样对任仲夷讲：戴你资本主义帽子嘛，不好，说你是社会主义，全国若都这样，那还行吗？！[1](P22)在他们眼里，特区就是旧中国的租界，除了五星红旗还飘着外，已经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味道了。据回忆，1982年，可谓秋风萧瑟、寒流滚滚，深圳也由门庭若市变成门可罗雀。也正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广州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下去”。任仲夷强调指出：小平没有说上面认为好，只说你们认为好。这就给省委极大的信任和支持[1](P24)。
尤其在1992年之前，虽然就总体而言，从1978年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基本面已经踏上了不可逆转之路，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却同时笼罩着巨大的阴影。当“两种改革观”成了大议论，当“反和平演变”成了主旋律时，改革开放出现了危机，中国的前途出现了危机。然而，邓小平就是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这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传奇式“三起三落”的“钢铁”巨人，他不甘心，也不允许阴影造成弥漫，逆浪冲垮潮流。他有胆略、有智慧去力排众议，去扭转乾坤，去洗涤“八九风波”留在人们心灵上的阴霾。于是，才有了那幕激动人心的“春天的故事”。
在这里，他做出了如下两个坚定的判断。
第一，经济判断：“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第二，政治判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并严厉地批判：“反对改革的人就不要反对了，去睡觉好了。”（公开发表时是：“谁反对改革开放，人民就把他打倒”）[8]。这位88岁老人的“南方谈话”是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可以说正是“南方谈话”的拨乱反正，力挽狂澜，才使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又重新驶向文明世界的汪洋大海中去。他在1992年6月12日审阅“十四大”报告第四稿时，毫不犹豫地说：“我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4](P137)。此言一出，可谓黄钟大吕。
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价格是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那些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需求。”“我相信比起按照某种想象的理想刻意分配收入的做法，通过竞争的市场更能接近实现公正的理想。”[9]而市场竞争的压力就是内生技术变迁导致创新的决定性动力。经济学家张五常研究表明：资源稀缺竞争无可避免，决定胜负要有准则，在无数可以采取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价值消散[10]。其实，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揭示的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实现社会利益的基本制度。它是人类社会近300年历史智慧的结晶，是无数理论大师殚精极虑的伟大成果。
对于中国来说，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成就了经济特区，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
历史就是这样，30年前搞市场经济还是罪大恶极，而今天我们却一再要求国际社会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真可谓天翻地覆，换了人间！
其二，从深层动力来总结，就是尊重与拓展对人的解放。
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不完全。”[5](P370)可以说，再一次解放人，解放中国人民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深层涵义。
首先，改革调动了市场经济主体——个人的积极性。社会最终主体并不是国家、城市和单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经典性论点就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的方式是个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应该说，经济学的基石就是价格理论，而价格理论的精髓也就是需求定律，它背后的全部奥秘就是制约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准则——价格（即“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这就是说经济人的假设是人们具有对每一种可能性都衡量其代价和收益的理性。斯密比喻：“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这种对利益追求的前提也就是特区人因被解放所享有更大的自由。如深圳，这座移民占95%以上的移民城市构成了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人的自由流动；大力引进香港以及海外资金构成了生产力最强大的要素——资本的自由流动。从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农民工进城，成为特区建设大军的主体、服务大军的主体。从特殊的意义上看，正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农民起义，矛头直指束缚他们人身自由的二元结构，其意义也首先在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
其次，改革又调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另一个主体——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也是发生中国魅力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被安排”、“去执行”，转变为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因竞争而创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成了地区竞争的总动员令。田纪云说：“中国人民一旦得到了追求财富的自由，将表现出伟大的创造力”。[12]可以说，区域竞争（包括省际、市际、县际）构成了中国经济特殊的强大内在动力，中国的奇迹在这里可以得到相当的解释。被赋予了庄严的使命感再加上转变个人命运的强烈欲望，使特区政府更加充满了活力。中国经济特区一反“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传统计划经济法则，对于股票证券，对于土地经营，对于深度资本市场，按着邓小平“坚决地试”的指令，坚定不移地开展起来。于是，才有了波澜壮阔的一系列“财产性收入”的历史突破。可以说，有一分自由，就能释放五分潜力，就能形成十分发展。
然而，创新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在良好的特区创业环境下，终于孕育出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巨人、格力等创新型企业及其背后的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已经形成为特区的中流砥柱，90%的产值属IT产业的高新技术产业使特区又成为国内高科技重镇，可以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企业家阶层形成是特区自由发展的坚强基石。
对人的解放不仅在于政治，更在于经济，其根本内容就是对个人的产权的确认。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对人的解放基础就是科斯在1959年论文中所表述的：清楚的资产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关键条件。张五常阐述，因为只要有竞争存在，交易或制度费用便一定存在，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移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中国才发生奇迹[10](P125，P130，P131)。经济学家周其仁也指出：经由重新界定产权，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全盘公有计划模式的制度运行成本，从而解放了庞大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综合成本竞争优势。他又说，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以自己的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13]。一句话，只有市场经济制度才能通过价格（所有权的交换条件）来保护财产所有、保护自由创业、保护自由竞争，从而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人。
值得强调的是，“以自由看待发展”，是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20世纪末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念：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而且也是促进发展的首要条件。在这里，发展的标准不仅主要不是以GDP指标，而是以自由的程度看待发展的水平，更主要的还是把发展过程视为拓展自由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特区比其它地区实际上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可见，以自由看待发展，以发展去拓展自由就是中国经济特区以及中国社会近30年巨大进步的深层奥秘所在。
我判断，正是这两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与现代化人类的核心价值观念的高度共识与圆满结合，才终于发生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五、中国经济特区的双重新使命
从概念上讲，特区本来就是“实行特殊优惠的经济政策的地区”的简称，一旦这种政策取消了，特区在概念上自然就没有可能存在了。而从20多年的实践上看，特区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当初所设定的“窗口”、“试验田”、“排头兵”的使命，1992年之后当全国都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特区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我也一直持有特区终结论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能理解，时任总理朱镕基说的“现在特区已经不‘特’了，已经没有什么特别优惠的政策了，全中国都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按地区来优惠，而是按产业来优惠。”[14]那句话的含义了。而所谓“特区就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特别能创新的地区”，或者说“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的说法不过是政治家们为了鼓舞士气的宣传演义，这在逻辑上属于偷换概念。
那么，特区还有什么新鲜使命？进入新世纪，中央要求特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并宣告中国经济特区将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15]。这两个“全过程”就清楚地表明：特区又被赋予了双重新使命：从“改革”的意义上讲，是要加快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先锋队；从“发展”的意义上讲，是要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早日建成现代化国际性大城市，构筑中国区域经济的新版图。正如胡锦涛在2009年12月视察珠海时所要求的那样：“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16]
既然还有这样的使命、责任，那么就自然还是要给予相应的权力。今天，特区到底还有什么“特”的权力呢？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那句著名的话“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特区还要“锐意进取、先行先试”。这就不是在默许，而是在明示：特区还有继续“先行先试”的改革权[17]。我理解，这就是今天特区的基本涵义了。
这种特殊的权力（包括立法权）一旦结合30年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体制改革，尤其是创新精神三大优势，是完全有条件完成这一新鲜使命的。
今天的特区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可以归纳为：在政府的主导与市场的基础性资源配置之间的失衡问题。
比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靠大项目、大活动的获得，政府资本的巨额投入来支撑，更要靠提高对资源配置质量与效率来实现；而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不仅要靠政府的产业政策，产业规划去引导，更要靠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来完成。
显然，解决这一矛盾，需要的就绝不仅仅是“勇气”和“信心”。还必须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突破性的举措，即靠改革的深度和开放的广度去平衡。
第一，只有深化改革政府及国有资本的投入方向，才能建立起稳固的市场经济基础，对此特区还有极大的空间。
太阳底下，果无新事。可是，近年来，政府和国企凭借充足资金不仅大力涉足经贸、旅游等一般竞争性行业，而且连央企也直奔暴利行业（房地产业）争夺“地王”，2009年已经有7成央企涉足房地产业，而且愈演愈烈，在2009年产生的90多个地王中，央企占了60个。数据显示，央企仅因公司和二级公司企业设立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资产总量已高达1800亿元。央企、国企涌入房地产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融资能力强，融资成本低，因为银行相信国企的偿还能力，国企有国家资金担保，所以，资金充足程度远远高于民企，至此，才有民企老总安慰朋友的调侃“不是你无能，是央企太有钱了”[18]。甚至有的垄断企业还通过建立财务公司进入金融领域，以及直接组建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目标就是“做强做大”、“保值增值”。
五年前，中央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确立了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可是民营企业家们一旦要进去，很快就被撞得头破血流，那一道道无形的“玻璃门”，甚至比有形的门还要有韧性。君不见，“非公经济36条”出台一年多，国资委便宣布在7大领域国资要绝对控股，市政公用事业的开放也如昙花一现，先入者等来的是一波更迅猛的去民营化浪潮。而在2009年的4万亿投资推动下，大干快上的“铁公鸡”又成就了央企盛宴。10年间，民间投资从被鼓励、被追捧，到遭遇挫折，一路承受怀疑与排挤，又到现在的被鼓励和被引导，市场的大门开开合合，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成为很多部门和地方对待民间投资的真实写照，特殊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则使得这一境遇中的企业雪上加霜[19]。
据全国工商联2010年1月28日发布的2009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报告》，虽不认可“国进民退”的说法，但承认部分领域存在民营资本“被挤出”的现象。
这份报告援引2008年的统计数据称，目前我国私营控股投资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只占13.6%，在金融业中只占9.6%，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只占7.8%，在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7.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占6.6%[20]。
有学者指出，国企改革应向第二次定位目标推进。坚持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的观点。认为，人民和社会并不仅仅满足于国有企业的“独善其身”，而且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兼普天下”。
一些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由国有企业按商业化的方式经营，已经赚了大钱，收回了投资，却还继续收费营利。典型的事例就是首都国际机场高速公路，这样的国企行为同处于垄断地位的私营企业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把原本具有公共品属性的公路蜕变成不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经济学属性上的“私人品”[21]。
我一直认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不能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22]。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本来，自十五大以来，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也同公有经济一样是立国之本，是执政之基。可是在实际操作上，由于对公有制的崇拜、对私有制的歧视，甚至仇视，所以才出现大量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所以，必须明确划分政府投资的边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在制度设计上扫清民间资本“平等准入”、“非禁即入”的体制性障碍。应当规定除涉及到国家安全必须实行垄断经营外，所有领域都要向民间资本开放。同时，严格限制垄断链条向竞争性服务行业延伸。这样，不仅不能扩建资产运营的“政府公司”，而且还要加快对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同时更要加快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步伐。
据国际著名学者“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判断：资源管理是中国的最大挑战。他说，大体上我相信，一个混合经济意味着有市场体系，也会有政府的位置。政府的作用就是帮助穷人，建设基础设施，促进技术创新，保护环境。如果有一个运行良好的混合经济体系，就可以实现最好的结果；如果滑向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即要么只有自由市场，要么只有政府那就无法运行[23]。
第二，只有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此，特区应当有大动作。
特区中的城市一个鲜明特征是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城里人”，谁是“外来工”。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45%，中国收入差距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差距，2009年为3.33倍[24]。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早日把这批30年来实际上成为特区建设大军主体、特区服务大军主体的占实际人口相当大多数的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的同时也转化为市民，以便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深圳的户籍人口不及常住人口的1/3）。这样，才能出现一个作为整体的特区消费群体，而这正是特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最大的政绩。
《香港经济日报》2010年4月2日一篇题为“千万富豪88万逾半居京沪粤”中提到：内地富豪群体持续膨胀。胡润百富2010年4月1日发布2010年度财富报告指出，中国拥有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已达87.5万人，亿万富豪有5.5万人，分别较去年增长6.1%及7.8%。财富有高度集中的趋势，超过一半的富豪集中在北京、广东及上海三地。中国现在还有1900位10亿富豪和140位百亿富豪。
中国千万富翁的平均年龄为39岁，比世界富豪平均年龄低了15岁。其中男性占70%，女性占30%，尤其是女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8岁，更为年轻。新增千万富翁中，从事房地产投资的最多，其次是商人、高收入者、专业炒股人。内地富豪十之八九来自房地产业，一路涨的楼价也令不少“炒房者”一跃进入富翁阶层，成为2009年内地千万富翁大增的主要推手。根据胡润4月1日发布的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豪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和制造业，财富来源以投资回报和企业所有权为主，房价高涨便是他们资产增值的主要原因之一[25]。
有的学者分析，作为财富与地位象征的高尔夫球场，毗邻的却是一群因为球场征地而失去大部分土地的贫困农民。一场场失衡的冲突也由此上演：失地农民想赚点小钱，捡了球客们打丢的高尔夫球，然后再卖给他们，结果被判“盗窃罪”。失地农民只得到4000元／亩的补偿，高尔夫球场开发的别墅却卖数百万元一套，他们去抗议最后收效甚微。失地农民有人心理失衡，去纵火泄愤，结果被科以重罪……
他们的命运，或是穷人面对富人的一个极端又充满隐喻的样本，一个需要公共政策去救济和反思的样本[26]。
我国在1978～1980年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2%，投资仅占36%，那个时候，出口还是负增长3.3%；2001～2005年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41.2%，投资上升到51.1%，出口上升到7.7%。在应对金融危机的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保八”也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贡献。
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下降，其中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绝大多数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有限是最主要的原因。近几年，总体上看，收入分配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一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从1996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二是在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上，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从1995年的67.2%下降到2005年的59.4%[27]。
正是因为银行业垄断了资本要素，吃着高额的存贷获得的暴利，国内金融业的员工才活得更加轻松和有尊严。国际上房地产的利润率一般在5%上下，我国的工业也大体如此，而我国房地产利润率却高达30%，完全成了暴利行业[28]。
从行业内的经验数据看，房改后的10年间，有多少财富从居民手里转移到了政府和企业账下？建筑成本大约占住房销售收入的30%，将每年的住宅销售收入减去建筑成本得到的“住宅开发毛收入”就是政府与企业通过出让土地及房地产开发获得的收益，该数大约等于政府与企业通过住宅从居民手里拿走的财富。1999～2009年，住宅销售收入共计14.31万亿元，将此数乘70%得10.02万亿元，即房改后的11年里政府和企业通过住房从居民手里拿走了10万亿财富。研究结果也表明，导致1999年前后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及房价的上涨。如果住房分配制度没有改变或房价没有出现上涨，则中国的财富分配结构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就不会出现消费占比迅速下降的问题。可以说，正是这10万亿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严重失衡[29]。
据介绍，2009年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655.6亿元，净利润7023.5亿元，但上缴税后利润加股息收入总额才421亿元。有学者指出，只占央企净利润的6%左右。为什么只交这么多，好像是财政部和国资委2007年有这样一个文件，说央企至多上交10%利润。但从合法性来说，国资委和财政部是没有权力做这样的规定。这就相当于一个公司的财务处说，只向股东上缴或回报10%的利润，这是不可以的。
国企即使没有上缴的利润，也应该是100%地回报，应该放在全国人民监督的视野之下，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争议的。
2009年央企收了7000多亿（净利润），准备怎么花，投资什么项目，应该100%放在人民的监督视野之下。现在把这笔占净利润高达95%的钱隐藏起来，逃避监督，这是不可以的。
现在国企绝大部分利润不上缴的理由之一是企业可以用这笔钱进行再投资。然而，再投资是需要股东，或股东授权的专家委员会来批准的，而不是管理层自己决定投资在什么地方。这在治理结构上是错误的。总之，央企利润只上缴6%是错误的，必须100%纳入监督。
“你要是长子你就要管家！”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一番炮轰国企的话广为流传，“你不能占尽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市场竞争优势，但又不担风险不管家里的穷人。”[30]
有学者指出，日前资源性企业的利润，除了上交所得税之外，均变成企业可分配利润，这是不合理的。这些利润大部分是资源性收益，应归全民而非企业或投资者所有。因此，应尽快建立资源税体制，实现资源收益的全民共享[31]。
可以肯定地说，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值几乎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接近于0.5国际公认最高警戒线。有专家提供的数据证实，2008年全国九大垄断行业的就业人群占全国就业人口约8%，但是他们却拿走了全年所有就业人口（不包括农民工）工资福利的一半。一个典型例子是，北京2008年的某个行业人均收入高达52万。与巨大的行业差距相联系，在目前我国的各类企业中，劳资冲突也在明显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问题。比如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动不动年薪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形成巨大的反差，再加上这些高级管理者的其他隐形的消费和开支，进一步拉大了高管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激化了劳资关系[32]。
只有拆除垄断壁垒，实行平等准入，才能使价格下降，而且必然会降低“特许租金”。据介绍，从1980～2009年我国GDP和财政收入分别增长74倍与59倍，而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仅增长27倍和36倍[33]。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53.4%下降至39.7%[24]。只有大幅度降低行政管理费用，使其变为转移支付、社保经费等，把政府财政转为公共财政才能在治本的方向上改革分配结构。也只有这样，才能转变高度依赖国际市场、高投资、低消费的发展方式。
我认为，尤其要防止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为个人获利，特别防止利用某种垄断优势去扭曲市场，使公权与利益走向部门化、集团化、个人化。因为在转型时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阶层。它的特点是：他们并不迷恋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切，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将失去30年来所积累的财富，同时，他们更不希望改革的深化与开放的扩大，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现有各种特权。在胶着的环境中，主张“维持现状”构成了他们特有的基本情绪[34]。我们应当看到，有的中国经济特区经济总量富可敌省，甚至放在世界上看，还富可敌国，但社会福利却被公共财政所忽略，连阿根廷、南非等国都实行了全民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
值得警觉的是，有人明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35]。
在邓小平的晚年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富裕起来之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了。”“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4](P1364)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个英明预见，仍然是我们解决分配问题的指导思想。在这里，不仅需要“道德”和“良心”，也不仅需要良好的“制度”与“政策”，更需要的还首先是正确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这个理念的核心内容并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社会的和谐，而和谐的基础与前提就是社会公正，公正才能创造和谐[36]。国家并不是一家追求盈利的增长主义的公司，国家的本质就是主持正义。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就提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同样，大思想家柏拉图也在“理想国”中指出：理想的国家是正义的，国家的正义来自统治者——哲学家的正义，哲学家的正义来自至善。至善、神圣、圆满。拥有至善就拥有最真实的快乐，所以，正义就是幸福的。这些都可谓伟大的智慧。
第三，只有深化改革政府的调控的方式，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此，特区应有更出色的表现。
比如，由于特区人口的急剧膨胀和极为有限的土地资源，所以，住房供需的矛盾是特别尖锐的，对于这种准公共产品不能完全由市场去决定（新加坡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占85%，而香港也另有天地）。
据介绍，拥有700万人口，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美元的香港，有123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收入还不到工资中位数的一半，许多香港人月生活费仅有数百美元，在这个屡屡创下全球最高租金纪录的拥挤城市根本不够用。贫困在香港普遍存在，但基本上不太为人所知。政府补贴性住房容纳了四成居民，数千名养老金领取者要靠捡垃圾维持开支。
地价一直被人为保持在高位。地产大亨和私人业主在立法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港府每次只拍卖极小一块地，建造新的公共住房、并低于市场价出售的计划已遭冻结。还有来自中国内地低成本竞争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有100万个工作岗位，当这些岗位逐渐流入内地，这一数字已降至20万。工人的月工资水平，也从那时的1300～2500美元，降至700美元。而且香港拥有小政府的传统，政府支出仅占本港生产总值的16%左右。不过，由于许多香港穷人都是来自内地的移民，他们当初主要是为了躲避贫穷、动荡和压制，习惯了被当作“客体，而非主体”。这使得他们能够吃苦，很容易满足[37]。所以，建设廉价房就是特区政府必须把“居者有其屋”政策作为保证民生的极为重要的内容。这决不是什么政府的特殊关怀，而是他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这不仅是一个民生重大问题，而且是城市转型成功的一个标志。
据介绍，房价的几乎一半是地价，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2006年占财政收入的50.92%，有些地区竟达到70%，而在地方政府要以40%的税收承担70%的支出形势下，只有靠“卖地生财”[38]。可见，除了个别官员的谋取私利之外，庞大的政府官员，地方财政事权与财权的极不均衡，尤其是地方官员为彰显政绩所做的种种政府工程所需开支，才是卖地背后的利益冲动的主因。这样看来，地产的现状其实就是由于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推高[39]。所以，如果银根不调，开发商就会持有过度充裕的房地产开发资金；如果土地财政不变，地方政府就不会丧失卖地的规划；如果重要的生产要素仍由政府行政低价标出，导致价格信号严重扭曲，那么市场运行的重要内容就等于还没有打破计划经济的牢笼；如果仍以产值增长速度作为各级官员政绩优劣的主要指标，那么也就很难走出政府投资冲动的怪圈。
从世界范围看，美国和英国在过去50年中，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在65%～80%之间。过去60年间，大部分OECD国家的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在65%～80%之间。目前，中国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在40%左右，并有进一步下降趋势。从国内外比较来看，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宏观分配关系中，居民个人所占份额偏低，这是造成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正因此，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这不利于消费增长，制约了从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转变[40]。
对于一个急骤膨胀起来的大城市来说，教育是一个大弱项。在特区创办初期，邓小平就针对缺乏专业人才的现状明确指示：深圳要办一所大学。这所大学由华侨、外国实业家、用西方科学和管理的办法来办。教员请外国学者来当，请外籍华人来当校长[1](P172)。可惜，30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收效甚微。
显然，教育是文化的基础，30年的改革开放，呈现给经济特区以及其它富裕地区的是一种由穷光蛋猛升到暴发户状态。与此相适应，人欲膨胀的群体性世俗化潮流，又使本来就缺乏崇尚彼岸世界的宗教情愫去缓冲的心灵更难以升华。于是，相当一批人已经陷入了群体性的精神颓废中去了。虽然贫穷时代和富裕时代的同一个人想问题也许会是两样的，但是，我想，在教育、文艺等领域应该反对过度物质主义的世俗化倾向。在现实的人生舞台上，不能只有嬉笑与调侃，而缺乏悲壮与崇高。也许这比单纯发展文化产业要更重要也更庄严得多。
据介绍，在2010年3月28日在深圳召开的IT领袖峰会上，深圳市政府所做的关于“打造互联网特区”的承诺（主要指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遵守国家宪法的前提下，政府将努力为此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受到极大的欢迎。
有的学者评论，谁改变了中国？假如是单选项，未必好确定。如果答案有两个，肯定要投一票给互联网，中国那么多产业，算来算去，只有互联网与国际一流程度同步，甚至有所超越。
互联网之所以如此特殊，在于它的锋芒所及，不仅急剧减少了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各种交易费用，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成本，而且正从基础上重构传统商业、社会乃至政治运行的方式。而究其根本，互联网最强大的功能，则是海量信息的零成本制造与传播。它天然地以分享反对垄断、以透明反对暗箱操纵，与高高在上的独断、众乐乐不如独乐乐的封闭思维格格不入。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价值，一种文化。这种价值和文化，对当下中国弥足珍贵！
倘若直面转轨中国的基本困境，互联网大发展的意义更为重大。
最直观的，是互联网诞生了中国第一批阳光富豪。在双轨制时代，通过俘获权力，将资源从计划轨向市场轨一转手，即获巨利。现在，靠行政垄断获暴利的行业，依然触目皆是。无法回避的是，权力经济隐然成型，已成中国转轨之癌。不妨说，互联网是中国最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发展到哪里，市场经济秩序就扩展到哪里。
转轨逡巡难进的另一个困境，是社会太弱小。虚弱的权利意图制衡强大的权力，结果往往头撞南墙。病根是中国社会散漫无力，发育水平非常低。缺乏聚合的力量，原子式的个体根本谈不上与组织化的行政强权进行理性博弈。不能形成这种权利与权力的对列之局，则民主难有大成，法治不易彰显。
幸好，互联网上，正在以极低的成本，悄然形成无数虚拟群落。小小一个豆瓣网，就有14万个形形色色的兴趣小组，更不用说各种论坛社区了。这些群落固然多为消遣娱乐，却完全可以成为公民社会的沃土。底层元气滋生，社会组织得以重构，对一个正抛弃斗争思维的转型国家来说，是改善治理的莫大机会。政治家应该有放手让其发展的远见和胸怀。
仅仅十多年的历史，中国本土就出现了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巨头。这当然有四亿中国网民的莫大功劳，然而主要原因是政府干预少。在纯粹的市场化环境中，起来了很多很多的互联网公司。下一个腾讯与阿里巴巴，或许已在潜滋暗长。
不过，中国互联网领袖们的共同感受是，政府的监管已日趋严格。难怪QQ董事长马化腾要感谢深圳政府为腾讯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假如互联网公司的掌舵人要不停地与八九个政府管理部门打太极，担心支付宝之类的金融创新产品被收归国有；假如总有几个部门争夺对一款游戏的审批权，网民们在豆瓣网上组成一个数学爱好小组都要受到人数限制，则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前途，难免蒙尘。
除了以明晰而确定的恰当方法监管色情信息，使之不要伤及未成年人；除了保护国民的私人信息、经严格程序认定的国家安全信息不被泄露外，政府监管不应走得过远[41]。
也正是在2010年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上，有人介绍，十几万家网站被关闭，这里面可能就会有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样的巨头被扼杀了。IT人士认为，“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他们宣称：“我们无法战胜美国！问题就出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上。品质与优秀来自全方位的竞争，创新来自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着竞争，但在中国，妨碍公平竞争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指出，一些互联网创新与现有监管模式的矛盾在全国解决起来不容易，但深圳作为特区，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大的试点；有人呼吁“深圳应尝试成为互联网监管特区，互联网在深圳可以完全放开，不要防火墙过滤，应该看看在更加自由的环境里，互联网是更乱了还是怎么样，这样才可能探索出一个适合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方式”。
这个特区呼声背后的原因何在？如果有十家部级单位有权过问一家公司的经营行为，那么这家公司接下来又该如何小心翼翼，又怎能不对马云宣称的只要国家需要，随时捐出公司心有戚戚？
因此，学者评论，我们可以说，互联网需要的不是特区，而是管制的放松和管制权力的明晰；但如果不能达到管制的放松和管制权力的明晰，那么，我们当然拥护深圳成为互联网特区[42]。
2000年我曾判断：货币瓦解公社，网络崩溃极权[43]，可以说，互联网给今天世界所带来的自由，就是它诞生与发展的根本意义。
今天，特区政府乃至许多地方政府都逐渐认识到，香港是当今世界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它的魅力充分展示了人类文明的结晶。所以，我认为，学习香港，就是学习市场经济；借鉴香港，就是借鉴法治社会。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把香港请进来”（如廉政公署、政府预算约束、现代大学制度等），既符合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又能寻找到构建现代城市的简捷路径。
当然，香港与内地的全方位合作也不是大陆的单方需求。比如，在珠三角地区创建最具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的世界级新经济区域的设想，就可以实现以跨界基础设施、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国际化营商环境、优质生活圈、重点合作区等为合作重点，为香港的发展创造新天地[44]。
显然，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确构成了建设国际性现代化大城市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这里，要建设国际性现代化大城市不是简单的物质繁荣问题。特区发展到今天，已经由经济体制转型走向社会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其重要标志是具有一个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内容的现代核心价值观，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其首要含义也并不是如何发展，而是为谁发展。以人为本的宗旨，要求以个人为主体的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实现。而在如何发展中，首要含义也不是什么技术上的升级，而是现代基本制度下的成型，这也就是现代性对现代化的根本制约。
可见，改革开放不仅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由之路，而且是它的前提条件甚至就是它的内容本身。中国的大战略家邓小平晚年有句十分清醒而准确的判断：“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5](P164)，“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4](P1121)可以说，由于对传统的威权政府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所以“百代都行秦政法”[45]，其特征第一是高度集权；第二是缺乏有效的监督，而且退出的成本又会逐渐升高。一旦锁定，又常会以社会的动荡为代价。如渐进式的增量改革已进入了旧体制，据估算，国内“三公消费”（公车使用、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每年达9000亿元，据经济学家王小鲁估算，“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和大约13.5万亿元，而官方推算为8.7万亿元，前者高出4.8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6%，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46]
当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说：“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这也就是“选举权的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47]。“这些市政官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47](P13)。可见，这是一条多么重要的民主政治的内容啊！因为政府的合法性就是人民的授权。所以，今天我们要用协商民主去引发而不是取代选举民主，用党内民主去带动而不是削弱社会民主，用下层民主去推动而不是停滞上层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瓦解已经形成的各种“经济利益集团”，在抗衡官僚与资本结合的反腐败问题上完成制度上的构建。也只有这样，才能把传统的威权政府演进为现代的服务政府，这也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
这就是说，只有深化并加快超越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的社会改革，深圳才能真正建成一座国际性的现代化大城市。
当代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科尔奈在建言中国的改革时讲了如下这段话：
“可持续性”的意思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就算从狭义的、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标准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大城市变得更加拥挤，工业与机械化交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等。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到广义的政治条件。当前的体制确保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当前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但这能维持多久？
政府官员进行的经济调节和市场调节应该取什么比例，这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在银行、教育、医疗、安全等不同的领域，合理的比例也各自不同。通常而言，在一些领域政府必须发挥主要作用，另一些领域则须由市场主导。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分工时，必须清醒、精明地设定相关的比例和形式。市场不是一部永不出错的神奇机器，但它也不是一个密不可穿的丛林、弱肉强食的杀戮场。政府不是一部由清廉无私的公务员操作、运转起来纤毫不差、永远客观公正的机器，但它也并不是一部完全受贪权的腐败官员掌控的机器。
市场和政府这两种机制都远不够完美，甚至即使这二者的作用结合起来，也不一定能消除各自的缺陷。事实上也许是相反的情况：这两种机制的结合也许反而会破坏它们独自运转时可能具有的一些优点。
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必然伴随的一个危险是，经济体中可能出现种种失衡和潜在的“赤字”，并在未来造成大问题。40年前我写过一本书《突进还是和谐增长》，当时也被翻译成中文，不过恐怕早已在书店里买不到了。该书总结了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表示要反对“对增长率的迷信”。
前苏联和东欧那些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家为了推动GDP尽可能快地增长，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发展任务，例如住房、环保、城市交通等。我在书中还用了一个比喻：就像是一个人穿了件时髦的新夹克，但下身却是破破烂烂、仅足以蔽体的裤子，脚上连鞋都没穿。也许这本书应该在今天的中国再版。
对许多国家的历史进行研究就会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之间并没有自动的、决定性的联系，经济增长率高低和政治发展水平高低之间，更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
私人所有制、自由企业和市场调节的扩展，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这并不能自动保障政治改革的成功。[48]
我以为，我们应当从他的这些深刻的体会中得到正确的启示。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确实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奇迹；尤其是体验着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洗礼，中国的国际地位绝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了。于是，探讨“中国模式”的声音在海内外刹那间响了起来。不仅有超越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拯救社会主义”的国内言辞，更有天真地认为“只有中国才能挽救世界经济”的国际论调，对此，我们应高度警惕。这是因为：
第一，从总体上看，中国还处在改革之中，最艰难的改革（如国企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并没有完成。
第二，从过程上看，中国正处在变化之中，无论从体制改革还是到制度变迁，都没有形成一种定型的“模式”。
第三，从现状上看，“中国问题”有的还很严峻，如环境问题、居民消费力问题、地区与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法制建设问题等。
可见，虽然我们有辉煌成就，有独特的因素与过程，但同时也有重大的教训，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目标，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所以，我们决不能盲目地陶醉于“盛世”中，必须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一个清醒而准确的估计与评价，千万不要被有些人吹得晕乎乎的。所以，应该慎言“中国模式”[49]。
总而言之，要解决政府的主导与市场的基础性资源配置之间的失衡这一先发展起来的经济特区的主要矛盾，决不能简单地靠举办大活动，争夺大项目，规划大手笔所能奏效的。而只能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去完成。
第一，在经济体制上，首先深化改革分配制度，变政府财政为公共财政。
第二，在政治体制上，首先深化改革政府职能制度，变威权政府为服务政府。
第三，在文化体制上，首先深化改革教育制度，变应试八股教育为现代大学制度。
而在这里，有的尚需大力深化，有的则才刚刚破题，有的甚至还没有真正触及。可见，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特区能够胜利完成双重新使命还是任重道远。
我赞同这样的估计：第一，大趋势不会变，现代化的方向不可逆转；第二，仍有两种前途，搞得好，把改革进行到底，就会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法治市场经济；搞得不好，就会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那是非常可怕的。
中国再也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再也不能与人类现代文明进程失之交臂，我们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现在绝不能说，中国的改革尤其是特区的改革已经结束了，剩下的任务就是科学发展了。在今天的中国，那种“离开了改革还能发展”的观点或者“用发展来取代改革”的倾向都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如果那样，不仅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导致旧体制的复归。
这就是说，不仅改革开放的大业尚未完成，而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也远未实现。
如果我们再问，建成一座国际性的现代化大城市到底干什么？现在，许多原始的苦难已不再成为苦难，于是什么是幸福这个原始的词汇反而变得更加模糊起来了。这就迫使我们追根溯源去寻找存在于生活中那个最基本的价值。那就是，只有在这样的能够较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合理进行配置的大城市里才可能让每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都会拥有同一个梦想，都能共享同一个世界。其实，幸福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科学精神和人道意义[50]。
据胡耀邦之于胡德平回忆：上世纪80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奠基期，又是世界由圆变平的转轨期。记得1985年夏季的某一天，父亲胡耀邦偶然看到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他不由得出声细读：“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因为地球是圆的，……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还在走上坡路。”读罢，他专注的目光在翻开的书页上又来回扫过几次，好似默读，又像思索，最后他收回目光，抬起头，敲敲书，说了一句话：“看看，还在走上坡路噢！”[51]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52]，中国经济特区已经加快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并相当地吸引着世界。
“曾因醉酒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深圳它既不是一个独立的新加坡，又不是港人治港的香港，毕竟是一座年轻的大陆城市。这样，有些事可以为、能够为（如地方政府资源配置）；有些事则不可为、不能为（如政治体制改革大格局）。今天，它不可能垄断中国的改革开放权，它不可能永远做“经验批发商”（仅国务院批准的新特区就又有6个），如花美眷最怕那似水流年，再辉煌的过去，都可能潜伏着变数与危机，所以，特区的人们只应以忧患的意识去畅想自己的今天和明天。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有两句话可以警示我们：“我们不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了一个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我们不是为了一个完善的社会而奋斗，而是为了一个不完善的社会而奋斗。”
收稿日期：201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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