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大年陈镇中心小学 孙培培 邮编251713
【摘要】：自东晋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后，“形”与“神”便成为中国画创作的原则之一，“形”与“神”的关系也是我国历代画家反复探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本文对形与神的形成与内涵进行了论述，结合历代以及当代画家对形与神的这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阐明了形与神的重要性。以期对传统中国画中的形和神及其关系予以重新认识，从而更好地指导人们今后的中国画创作实践。
【关键词】：中华国画、形、神、
一、中国画“形”与“神”的内涵
“形“指对象的外观表现。在中国绘画中的形一般指绘画对象的原形，其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写实的形，即画家在面对所要表现的对象时，首先应该抓住第一感觉把握对象的精神，做到“形准”即解决形象的造型问题；二是写意的形，也就是说在“形准”的基础上，按照美的要求，对“形”进行二次加工，概括提炼，创造出美的作品。形作为造型艺术的基本要素，在视觉艺术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画论《尔雅》曰：“画形也。”指的就是没有形象就没有绘画，这充分说明中国画历来讲究形，形是是绘画的起点，是使作品达到美的手段。
二、“形”与“神”的在中国画中的关系
中国画中关于形与神的解析一直在不断的深化，“形”逐渐由最初的自然之形向画面之形发展，“神”也由开始的写神向写心、写意、全神、神交等方向发展。那么形与神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什么联系呢？从古到今的中国绘画理论及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其轨迹。
中国画中“形”与“神”具有不同的地位，一直将神视为主导地位，形处于次要地位，历代的绘画批评家，也都以神似作为绘画的最高要求，无论是人物画还是山水亦或是花鸟画也都要求传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形与神是矛盾的二个方面，二者既对立统一，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最终走向深化和完善。
三、中国画中“形”与“神”的继承与发展
（一）传统画家对“形”与“神”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画中“形”与“神”观点是东晋顾恺之在其画论中根据人物画写生提出的，逐渐成为中国画创作原则之一，历代画家都对此各抒己见,在长期的绘画理论与实践的继承中又不断完善和充实着这个理论体系。
东晋顾恺之提出“以形传神”和“迁想妙得”的论点，揭示了形和神的内涵，形成了中国古代绘画最早的理论。历代画家也都相继提出了“传神写照”、“形似神似”、“惟妙惟肖”理论。特别是南齐理论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系统地提出了“六法”的中国画造型理论。即：气韵生动、经营位置、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传移模写。也明确提出了要以形写神达到形神兼备，由此确立了形与神的特殊地位。
唐代张怀瓘曾说：“象人之类，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张怀瓘提到的神为神韵、神似。骨、肉都是指形体。这是对形、神论的不同提法而已。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中，不论是气宇轩昂的唐太宗，还是一心向化的禄东赞，亦或是沉稳的典礼官吏和秀美的扶撵侍女，都无不神形兼备。此外在山水画中，北方山水的博大厚重，南方山水的温润飘逸。花鸟画中，宫廷花鸟的富丽，文人花鸟的闲逸，都可称为神形兼备、物我交融的经典作品。由此可以看出形与神在唐代就已经从人物画中被引借到其他画种去了，而且成为中国画中一个共同的审美标准。
北宋时期梁楷的写意减笔，画风简洁，笔意生动，是典型的“以形写神”崇尚神韵，夸张变形、不似之似的意象造型风格画家。他的《泼墨仙人图》采用酣畅的浓墨法，描绘出仙人步履蹒跚的醉态，用简括细笔夸张地刻画面部神情，形象奇掘生动幽默，是作者凝神联想，把落笔以前心底隐含的思想感情体现出来，产生了以形写神的动人境界至于元代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也是受到了苏轼的重“神似”论的影响，讲求画画要借用形来表达神韵，可谓是直接道出了形与神的呼应关系。
明代董其昌认为中国画中的神是画家综合知识修养在画面上的反映。读万卷书，加深修养；行万里路，开阔眼界，大自然之理自然会溶于胸中。在作品《静水山居》中就能体现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的绘画便可随手写出，传万物之神。大写意画家徐渭提出:“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拔皆吾五指载”。这在他的绘画作品《墨葡萄图》中着实体现出不求形似，大胆夸张，笔走龙蛇，取舍得宜，行云流水，气势磅礴，水墨淋漓，潇洒自然达到了神完气足的境界。
时至清代，四王之一的王时敏提出了形神兼备的观点。他认为五百年来中国绘画都是“且形似者，神或不全，神具者，形多未肖，求其笔墨逼真，形神俱似，惟吾石谷一人而已。”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影响深远，至今仍被中国画家作为绘画审美的最高要求。而“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人物画更是以草书入画，更好地表现自己疏狂的个性，造型传神写意。
从中国画形与神的发展脉络来看，自都东晋至明清，形与神这一论点经过千百余年的发展，每个时期对此的继承的观点以及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东晋时期基本以形似为重，唐代提倡形神并重，宋代画家强调神似，而发展至明清已无明确界线, 画家都各持己见。
（二）当代画家对“形”与“神”的传承
“形”与“神”在中国画中的的影响深远，直至近现代都是我国画家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之时，也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不断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形”与“神”这一论点得到了新的传承。
近代人物画家黄胄黄胄的《庆丰收》人物形态细致精确，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喜庆，人物精神状态都是都是欢快的，但是形象却各不一样。在这幅作品中，体现出多人造型和捕捉人物神态的功力，给当时中国画界带来新意。
当代画家石鲁是我们不得不谈的对中国画形与神集大成的画家。石鲁的“以神写形”是他在继承传统艺术理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创作经验提出来的，其中有自己对艺术的独到理解与见解。他认为先要有对“形”进行研究，才能更突出、更精练表现出“神”，没有“形”，“神”是不存在的。
总之，在中国画中，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画和花鸟画，画家都注重在造型中，将物象化为意象，把自我主观感情移入物象，形变为意念中的形体，画家将自我感情形象化用形来表达可视可感的精神实体。强调主观内在神作用的，不拘泥于物象形体特征，是传统中国画造型精髓，更是中国画在造型方法上区别于其他画种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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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美兰.艺术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1989,07.
论文作者:孙培培
论文发表刊物:《未来教育家》2016年第5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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