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送国务院公报及有关事项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杨墨[1]（2020）在《行政监督视角下政府办公厅（室）角色研究》文中指出本项研究以秘书学和行政管理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历时分析、对比研究和案例归纳等方法,分别从各级政府办作为行使监督权的监督主体和接受监督的监督客体角度,针对政府办在我国行政监督体系中存在的瑕疵提出解决建议,以期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效力。首先,作为行使监督权的主体。政府办的监督主体职责来源于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等渊源形式,包括业务指导权、督促检查权、临时督导权三类监督权力,以督促落实、检查落实、调查研究、监督执行等形式分散在决定事项及领导指示落实工作、值班工作、电子政务工作、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等领域,并可以越级开展监督。同时,各级政府办面临着三个困境:一、从职能承接来看,无法实施效能监察职能;二、从机构设立来看,电子政务、信息、信息公开三项职责分立造成机构膨胀;三、从法律规定来看,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限制造成“先调整后规定”现象严重。对此,建议:一、设立政府绩效考核办公室来行使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剥落的部分效能监察职责;二、整合电子政务、信息、信息公开工作成为广义信息工作职责;三、及时根据国家机构改革成果调整秘书局职责,写入政府办下一部“三定”规定中,并限制“先调整后规定”行为。其次,作为接受监督的客体。其他监督主体对政府办的监督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内部监督缺乏动力,二是外部社会监督缺乏效力。由此,向政府办外部各主体提出四条建议:充分发挥党组监督作用、加强政府办业务指导、完善权力机关监督机制、疏通群众信访举报渠道。向政府办提出三条建议:明确自身职责;制定优化内部工作制度;落实内部监督主体责任。
王丽娜[2]（2020）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文中指出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其负面问题不断显现,由此互联网治理的相关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随之推动互联网监管部门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在诸多互联网的治理方式中,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凭借其治理的快速和有效成为相关管理部门的一种重要治理选择,同时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梳理不同时期的全局性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案例,纵向勾勒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发展历程;界定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涵义;厘清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规制体系,分析其治理主体的构成,对其治理客体进行分类,并分析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政过程;此外,本文探讨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必然性和过渡性,对治理的效果评价和价值评价等理论问题进行细致探讨,提出以下观点: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具有过渡性特点,体现在治理中行政与法的一致和相悖并存,治理的行政合作机制反复重叠,治理中运动性治理和常规化治理相冲突等方面;就其治理的效果评价来说,最初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显现出治理速度快、治理效果好的优势,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问题的增多,其治理成本高、治理效率低、治理违规现象多及治理内卷化等弊端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对它的评价从最初的肯定其治理有效性转向对其弊端的多方诟病;鉴于互联网运动式治理存在的底层逻辑和规定性,本文认为对其应进行客观的再评价:要看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行动催生的规则在不断导正其治理行为偏差;要看到其治理行动中输送的制度对互联网秩序的维护作用;要看到其法治化转型对互联网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求在增加;要看到其制度供给背后的法治追求和治理理念的转型努力;要看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中维护治理对象的相关权利的客观结果。对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价值评价进行否定之否定不是不顾其弊端而默守陈规,恰是为了正视其所面临的困境。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面临着的法律困境而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主体经常不能协调好秩序、安全、效益、公平、自由、正义等诸多法律价值的平衡,导致治理中多元法律价值的失衡和错位;另外,治理中所依据的法律文本缺失和模糊导致治理的法律规制中出现较多困难。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主体和客体各自面临的困境而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治理主体的同质化困境、复合性困境和权威性困境亟待解决;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治理客体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管制框架内,受到治理主体所采取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技术的治理手段的影响,导致互联网优势的发挥、互联网融合发展趋势以及治理主客体间的协调发展都受到极大限制。上述互联网运动式治理所面临的多种困境使得其合理转型变得非常迫切。就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转型方向而言,法治中国建设、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和公共治理理念引入等背景和因素都指向了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这一解决之道。具体而言,要转变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律观念,走出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各自面临的困境,同时要充分发挥其治理中的法制输送机制,包括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律文本输送机制和法律制度输送机制,从而推动互联网法的完备化、制度化、体系化和均衡化发展,并有力推动互联网法的良好执行、适用、遵守和互联网法的监督体系建设;此外还要充分发挥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中的治理学习机制和技术再塑机制,共同推动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
周丽[3]（2019）在《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文中指出伴随国家-社会关系的调适,社会公众对高绩效公共服务需求的增生,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的开展,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需要在新问题、新视角和新材料的驱动下给予新的探究。本文聚焦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复杂关系,通过构建一个契合中国情境的政社关系解释框架,在分析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和行动建构之基础上,探索促成政社共治的制度化之路。本文基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共治制度化的研究主题,在充分比较分析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包含“制度”与“行动”双重理论视角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尝试在本文提出的“嵌套式制度结构”中讨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这一讨论以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以及治理实践勃兴所构成的情境为背景,论述了共治及其制度生成的可能性,本质上是讨论当前政社关系所面临的宏观制度环境。作为进一步的讨论,本文在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和行动者黏合方式五个维度展开分析,以此系统呈现改革开放40年中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过程和变迁特征,并获知宪法、法律和政策影响政社关系趋于共治的机理,并且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例,揭示和呈现共治的行动建构过程,探索其中的“螺旋式”结构是如何逐步被制度化的,目的是探究微观机制对政社关系的影响,以此说明促进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是共治制度构建的实质性问题。因此,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作为一项研究的理论概括和对策分析,本文围绕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的问题意识,从“基于正当性的机制”这一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微观运作机制、“嵌套式制度结构中”中的法治、政策和机制的黏合等角度,做出了对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一般逻辑的回答。论文的研究借助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多个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跟踪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并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比较分析、“编码分析”、叙事分析等技术方法,对经验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是:1.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下,执政党促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政策是政社关系制度变迁的主导制度因素和驱动力量。2.政社关系制度化的重心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的制度化重心演变过程是为:主体合法性→行动规范→主体间关系→关系运行方式。这四种制度化重心分别对应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四个阶段,即:“控制-依附”阶段（1978-1991）、“管制-剥离”阶段（1992-2001）、“调控-协同”阶段（2002-2011）与“平等-共治”阶段（2012--）。在这四个阶段中,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行动者黏合方式等制度要素呈现出不同组合。此外,变迁过程中的制度依赖现象不容忽视,如何克服“制度惯性”是政社关系变革所面临的一大挑战。3.制度环境、资源占有、行动者目标、行动策略、行动者地位等行动要素的差异性展现了政社关系建构过程性特征,这些特征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连续性。一是从价值角度看,关系构建行动的制度化本质上是重塑公共性的过程。二是从结构角度看,行动者地位是动态的,其演变反映了制度设计者的改革意图;达成政社共治的关键是通过调整资源占有结构,实现各主体的分工优化和权力平衡。三是从方式角度看,行动者的行动具有策略性,这是行动者在既有制度空间和资源约束条件下理性行为的表现。4.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类政社关系互动共治中,呈现出“螺旋式”行动建构特点,这反映了社会治理场域中多元行动者的独特行动逻辑:在初设与规范阶段,制度是行动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在优化阶段,信任与道德成为促成共治的关键因素。两套行动逻辑运行方式不同、逻辑重心相异,但却是连续统一相互配合的。5.嵌套性制度建构的水平,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的绩效,促进共治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成为实质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基于正当性”的机制可以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复杂逻辑。本文正是以此为视角,初步揭示了“嵌套性制度下如何达成共治”的问题:在法治层面彰显公民基本权利,回应社会治理变革;在政策层面以人民为导向,优化政策决策,改进政策执行;在机制层面强化纵向权力分配和横向政策扩散机制,完善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和“跨界合作”机制等。
王晓强[4]（2019）在《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文中提出行政组织法作为内部行政法,在整个行政法体系中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包括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在内的诸多基础性理论命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虽然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基本政策要求,但是如何认识和推进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具体而言,应包括:如何理解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行政机构设置为何需要法定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范围的划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位阶的确定、行政机构设置法定程度的判断,这些问题层层推进,相互关联,从而构成了本文分析、探讨的逻辑框架与基本主题。本文除绪论之外,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对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对象进行分析,即如何理解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分析探讨,前者主要从主体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对行政机构进行类型化划分,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角度对设置的范围进行界定,所谓行政机构设置是指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内设机构及派出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规格变更、名称变更等一系列行政组织行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源于传统的法律保留、制度性法律保留、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等,但是又与其存在差别,其将法律、法规、规章一并纳入法定化的调整范围。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必要性。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总体上经历了萌芽、初创、发展、改革四个阶段,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存在法律、制度、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行政机构设置之所以要实现法定化,主要是因为我国行政机构设置领域所存在的现实问题需要通过法定化的方式予以解决,规则是减少混乱、建立秩序的最有效方式,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是解决行政机构设置随意化、碎片化、行政化、同质化的最有效途径;此外,在理论方面的原因则主要基于法律保留学说的发展、行政组织规范作用的提升、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的要求、财政预算理论的推动,以及法规范所具有的一致性、稳定性、权威性等法的一般性特征。第三章,对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域外经验进行分析。着重就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设置的法规范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在行政机构设置领域实现预算控制、行政机构设置的法规范内容尽可能详尽、立法主导行政机构设置、行政机构设置的动态控制机制以及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数量控制等制度和措施,都对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推动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第四章,主要划分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即哪些行政机构的设置需要法规范依据,哪些行政机构的设置则不需要法规范依据。重要性理论应作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划分的理论依据,其在法定化范围的判断上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行政机构实施行政职责范围的不同,所有的行政机构可以划分为各级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各级人民政府的业务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机构的内设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机构的派出机构四种类型;内设机构可以根据机构功能、结构的不同,再划分为业务、事务、辅助、监督机构及行政职位五种,并以行政机构设置是否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产生影响为标准,将业务类行政机构的全部设置行为纳入法定化范围,其他行政机构的设置行为则排除在法定化范围之外。第五章,主要确定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与法定化程度。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的确定应当参照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行政处罚事项等的设定,对划入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事项分别予以分析,尝试在行政机构设置领域建立多元多级的法规范体系;而法定化程度的判断,则认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意味着行政机构设置的过程需要尽可能实现法定化,因而将行政机构设置领域的法规范分为程序方面的要素与其他方面的要素,具体包括提案、方案的编制、审核、决定、备案、监督等程序要素和机构设置的规则要素、结构要素、设置的形式要素等,并且从准则性与单行性法规范并行、明确机构设置的程序要素、数字化表达三方面来增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
潘祥辉,白华康[5]（2019）在《百年“公报”史:概念、源流与历史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报"起源于西方,脱胎于手抄新闻。它经历了从"公开"之报到"公办"之报的过程,一度成为现代报刊的泛称。19世纪的中国,"公"的观念开始流行,当时知识分子在思想启蒙中重视"公意、公开、公共"等价值追求,为了区别邸报"私"的性质,知识精英用"公报"一词来对译西式新报,报人们也用"公报"命名新创办的报刊。本文梳理了公报从清末以来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其名称在官报、政报和公报之间的演变过程,并总结了当代公报的媒介特征。
范国睿[6]（2018）在《教育制度变革的当下史:1978—2018——基于国家视野的教育政策与法律文本分析》文中提出在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宏观背景下,借助历史文献,结合标志性教育政策与教育改革事件,考察我国教育制度变迁发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教育制度变迁大体经历拨乱反正、恢复和重建教育制度,全面启动教育体制改革,探索以基于市场机制的制度变革促进教育事业发展,调整教育政策、从效率走向公平,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五个发展阶段。回顾、总结和反思中国教育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成败得失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和保障建设,有助于为促进未来中国教育的新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理智智慧。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7]（2018）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通知》文中研究表明宁政办发〔2018〕35号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央驻宁有关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继续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全面推进我区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再上新台阶。2018年3月20日（此件公开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苏苗罕[8]（2017）在《美国联邦公报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政府公报制度的完善,是建设开放型政府的制度要件。美国政府随着行政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张,政府制定的规章等各类文件也迅速增加。为了回应政府文件查阅的困难,国会通过立法建立了联邦公报制度,明确了《联邦公报》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等各项职能的部门分工,明确《政府公报》收录的文件范围,并在作业流程上采取统一报送、统一编排体例、设置公众检阅环节措施,同时建设公报网络版。这些制度设计较好地满足了促进信息公开和便利公众参与等需要,可以为我国政府公报,特别是《国务院公报》的改革提供借鉴。
苏艺[9]（2017）在《我国各级政府派出机关的宪法学研究》文中认为派出机关是指由一级人民政府经有权机关批准在一定行政区域内设立的行政机关,其与由政府工作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共同构成本文所称的“行政派出组织”。行政派出组织因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博弈而产生,其权力本质上是集权基础上的区域性授权。一般来说,各国行政派出组织的设立受到其国家结构形式、行政区域划分以及宪法典等宪法学因素的影响。就我国而言,民主集中制原则对行政权的分配过于向中央集中,需要通过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原则的作用进行有效调节。这种国家行政机关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既保证了中央统一领导的主体地位,又将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分权确立为行政权纵向配置的核心方式,向行政派出组织的区域性授权只是一种辅助性方式。但建国以来的大量事实表明,这种辅助方式经常在特定时期、特定层级的行政权纵向配置上居于相对重要的位置。综合考虑存在时间之长短、发挥作用之轻重等因素,各类派出机关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区公所为代表的“权宜性派出机关”,一类是以专员公署和行政公署、街道办事处以及各类开发区、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为代表的“政权化派出机关”。具体来说,权宜性派出机关整体上存在时间较短,基本维持了派出机关“监督、指导”的固有功能。其中,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在由一级政权组织改设为派出机关后,其组织和职权都受到极大压缩。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省级政权组织的合并,大行政区建制就被整体撤销。由于区公所的组织和职权与乡级政府高度趋同,因此当乡级政权组织经过合并使得县乡之间的管理幅度趋于合理后,区公所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政权化派出机关不仅存在的时间长,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一级政府”的职能。其中,省县之间的专员公署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其组织和职权在政治运动中逐渐膨胀,在演变为行政公署后中央几次调控都无法奏效,最终只能通过全面实施市领导县体制将它们逐步撤销。街道办事处由于最初承担了组织未就业的城市居民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使命,其组织和职权也在政治运动中大幅度膨胀。尽管上世纪80年代后街道办事处的任务已发生变化,但随着城市基层政府的“简政放权”,街道办事处的作用不仅没有下降,并且还需要居民委员会进行大量协助,二者的关系下一步仍需进一步理顺。各类开发区、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的设立并非解决管理幅度不合理的问题,而是通过获得较大经济管理权限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经过多年发展,实践中大量管委会被陆续授予社会管理权限,出现了与行政区域融合发展的趋势,但其中未完全转型为一级政府或未与一级政府合署办公的管委会目前游离于组织法的控制之外,这一现状必须尽快加以改变。从制度层面进行现实性反思是进行体系性规范建构的前提。具体来说,大行政区建制的各种组织形式只不过是建国初期中央大量放权后权力一步步收紧的具体表现。专员公署和行政公署、区公所、街道办事处本质上都是为解决上下层级间管理幅度过宽的问题而设立的,但只有区公所是因为下级政权组织规模扩大而被自然淘汰,行政公署、街道办事处由于有效填补了层级间的权力缺口,逐步向政权化发展。尽管以市领导县体制取代行政公署表面上解决了后者“名不副实”的问题,但前者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有向省直管县体制回归的迹象;与之相比,街道办事处无疑应通过将大部分职能转移给居民委员会的方式来加强后者的自治功能,但目前街道体制改革仍处在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各类开发区、城市新区管委会获得社会管理权限已经超出了原有授权目的,因此必然要与行政区域实现融合发展。目前已事实上成为“准行政区”的开发区、城市新区还存在不同国家派出机构之间形成的派出权力结构,违宪违法现象相当严重,存在太多需要理顺的体制机制。总之,政权化派出机关整体上已偏离固有的功能定位,并且短期内无法实现回归,相关规范建构必须建立在这一客观事实基础之上。有关派出机关的规范建构应以《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8条的规定为核心,但穷尽法教义学方法的阐释和体系化在街道办事处和管委会的相关问题上仍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方案,需要对本条及相关规范进行必要的修改,以符合《宪法》和中央有关政策方向。在具体规范建构的过程中,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法明确性原则、功能最适当原则的合宪性控制机制,最终形成以立法规制为核心的派出机关法治化路径。
张心[10]（2016）在《城市遗产保护的人本视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城市问题频发的时期：城镇规模的扩大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增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社会矛盾加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市特色和民俗文化严重流失；城市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有待提高……对于大量见证城市发展、塑造城市风貌并维系市民认同感的城市遗产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存的时代。一方面,从总体上来说,社会各界对城市遗产价值的认知程度和保护意识都有所提升,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市遗产保护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投入明显加大,各项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工作有序进行,城市遗产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稳步提高。另一方面,过度追求规模与速度、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急进式”建设和改造加速了城市中承载集体记忆的场所的大量消失,原汁原味的文化特色日渐被通俗化、雷同化的城市风貌所取代：缺乏人文关怀的保护手段和过度消费的利用方式将城市遗产隔离于绝大多数公众的生活之外,日益严重的“孤岛化”“绅士化”现象加剧了蕴含于城市遗产中的传统人文生态的丧失和社会适应性的衰退。以人为核心、注重文化内涵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提出使城市遗产保护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被赋予了缓解城市特色危机、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使命。本论文基于人本视角对城市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特殊性以及当前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了分析,通过回答“什么是以人为本的城市遗产保护”“为什么要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以及“怎样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三个问题,结合实例为处理好城市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的关系探索可行的途径与方式。在城市遗产保护中,以人为本意味着坚持保护的公益属性,尊重公众的主体地位,突出公众的主体作用；同时也意味着满足公众全面发展的合理需求,推动遗产保护与公众生活的衔接,促进保护成果全民共享。基于对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的这一解读,本论文主体内容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对本文的研究主题与选题背景进行介绍,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进行说明。第二部分是论文中的第一、二章内容,分析了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的应然性与现实意义,回答了“为什么要以人为本”这一问题。首先,城市遗产保护是城市治理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人为本作为国家层面所明确的社会发展战略核心,理应成为开展城市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准则。其次,城市遗产是当代社会重要的公共文化资源,由人创造、传承,并能够反作用于人。其所具有的“城市”属性体现在分布的集聚性、价值的公共性、功能的日常性以及应对外界冲击的脆弱性,历史信息价值、文脉传承与情感寄托价值、科学教育价值、可持续发展价值等也都与人的生活和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对城市遗产进行妥善保护和合理利用关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以人为本是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保护城市遗产的应然要求。第三,当前我国城市遗产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既由于历史遗产所不得不经受的自然损耗和寿命时限,更在于一些“人为”的毁损行为。“建设性破坏”、扭曲遗产价值的利用及不当的保护方式即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城市建设与遗产管理中的人本观念薄弱,特别是忽视广大普通民众在遗产保护中的价值、作用和全面发展需求。因此,以人为本也是破解现实困局、实现“遗产保护-城市发展-民生改善”多赢的现实抉择。第三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三、四章,论述了如何在当前我国社会环境及城市遗产保护机制中针对现实问题有效地发挥“人”的作用,即回答了“怎样实现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城市遗产保护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府、企业、民间非营利组织和广大普通民众,这些群体或个人的立场、诉求和参与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产生的作用和受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相对来说,普通民众在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参与较少且缺乏实质性参与,保护意识和能力仍待提升,合理需求与合法权益时常难以得到保障。增强普通民众与政府部门的良性、有效互动是尊重民生诉求、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并协调各相关者利益冲突的具体方式。针对现阶段存在的规则不明、政府态度模糊及民众无力的症结,以人为本理念的落到实处有赖于完善公众参与的机制、动力保障,适度“授民以权”并吸收第三部门的力量引导、规范公众的参与行为。同时,灵活开展文化遗产教育,通过媒体、文物展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及文化遗产日活动等培养、提升公众的参与意愿和能力,推动城市遗产保护真正成为文化惠民的重要部分。论文最后一部分为结语,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全文进行总结。以人为本的城市遗产保护并非一味地只讲保护不讲发展,或是消极、笼统地对城市范围内的历史遗存进行保存,而是促进城市遗产保护与公众生活真正衔接,使“活起来”的城市遗产服务社会、惠及民生,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送国务院公报及有关事项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送国务院公报及有关事项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行政监督视角下政府办公厅（室）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政府办公厅(室)概说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国务院办公厅的主要职责 |
| 第三节 国务院办公厅的内设机构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办公厅(室) |
| 小结 |
| 第二章 政府办公厅(室)的行政监督主体角色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政府办公厅(室)监督权的来源 |
| 第三节 政府办公厅(室)监督权的内容 |
| 第四节 政府办公厅(室)开展监督时的困境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府办公厅(室)的行政监督客体角色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不同主体对政府办公厅(室)的监督 |
| 第三节 对政府办公厅(室)的监督有何不足 |
| 第四节 如何加强对政府办公厅(室)的监督 |
| 小结 |
| 第四章 对政府办公厅(室)行政监督职责的建议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作为主体的职责 |
| 第三节 作为客体的职责 |
|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2）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作为行动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发展及现状 |
| 一、常规行政管理方式被移植 |
| 二、运动式行政监管日见成效 |
| 三、运动式行政监管趋于成熟 |
| 四、运动式行政监管纵深发展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涵义界定 |
|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 |
| 二、管理行政与治理行政 |
| 三、互联网治理与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动逻辑 |
| 一、行政主体的主导性 |
| 二、行政方式的强制性 |
| 三、秩序优位的导向性 |
| 第二章 作为规制的互联网运动式治理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规制体系 |
| 一、管制型行政传统和秩序追求 |
| 二、制度资源不足的外部局限性 |
| 三、互联网典型事件爆发的刺激 |
| 四、行政路径依赖的消极性因素 |
| 五、治理主体选择的积极性因素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必然性 |
| 一、治理中行政与法的一致和相悖 |
| 二、治理的行政合作机制繁复重叠 |
| 三、运动治理与常态治理时有冲突 |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过渡性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主体及其职责与职权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客体及其权利与义务 |
| 三、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行政过程及其实施机制 |
| 第四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结果评价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正向结果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负向结果 |
| 第五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价值评价 |
| 一、对治理价值的正面评价 |
| 二、对治理价值的负面评价 |
| 三、治理的价值评价的否定之否定 |
| 第三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转型困境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法律困境 |
| 一、治理的法律价值平衡之难 |
| 二、治理的法律规制文本之失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主体困境 |
| 一、治理主体的构成同质和单一 |
| 二、治理主体内部行政协调不良 |
| 三、治理主体的合法性日趋弱化 |
| 第三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主客体间的相对困境 |
| 一、运动式治理的管制思维限制互联网的优势发挥 |
| 二、运动式治理的分割治理阻碍互联网的融合发展 |
| 第四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方向和目标 |
| 第一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型的方向 |
| 一、法治中国建设指引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 二、公共治理理念影响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 三、互联网法治建设引导互联网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 |
| 第二节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目标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与互联网法的健全化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与互联网法的良好实施 |
| 第五章 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实施保障 |
| 第一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实施路径 |
| 一、治理的法律观念的转型路径 |
| 二、治理主体的转型路径 |
| 三、治理主客体间相对性困境的缓解路径 |
| 第二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法制输送机制 |
| 一、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文本输送机制 |
| 二、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制度输送机制 |
| 第三节 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配套机制 |
| 一、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治理学习机制 |
| 二、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的技术反塑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目录 |
| 后记 |
（3）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研究 |
| 二、关于组织与环境的中观研究 |
| 三、关于行动及其策略的微观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知识观 |
| 二、研究策略 |
| 三、基于信度与效度考量的资料收集与分析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政社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制度视角下的组织理论 |
| 二、行动视角下的“组织合作” |
| 第二节 政社关系中的“分析性概念” |
| 一、嵌套式制度结构 |
| 二、行动与行动者 |
| 三、“共治” |
| 第三节 政社关系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治生成的可能性:三个事实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 |
| 一、国家权力的释放 |
| 二、社会结构的变革 |
| 三、政社关系的调适 |
| 第二节 “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 |
| 二、服务指向的治理体系再造 |
| 第三节 治理领域的理论勃兴 |
| 一、西方治理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当代治理理论的中国话语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走向共治: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如何分析制度?——从要素到过程 |
| 一、制度的特征与要素 |
| 二、制度变迁 |
| 第二节 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过程 |
| 一、阶段一:控制-依附(1978-1991) |
| 二、阶段二:管制-剥离(1992-2001) |
| 三、阶段三:调控-协同(2002-2011) |
| 四、阶段四:平等-共治(2012--) |
| 第三节 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特征 |
| 一、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 二、不同阶段制度重心迁移 |
| 三、党的政策是主导和先行力量 |
| 四、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治的行动建构:政府购买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购买行动的分析要素 |
| 第二节 购买行动的建构过程 |
| 一、初设阶段的行动特征 |
| 二、规范阶段的行动特征 |
| 三、优化阶段的行动特征 |
| 四、行动特征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螺旋式”行动建构:购买行动模式建构的特征和逻辑 |
|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引入及其适用性 |
| 二、“螺旋式”行动建构的呈现 |
| 三、“螺旋式”行动建构的内在逻辑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如何达成共治:共治的制度化之路 |
| 第一节 共治制度化的“隐形之手” |
| 一、制度化及其机制 |
| 二、基于正当性的制度化机制 |
| 第二节 公共性扩张的法治建设路径 |
| 一、彰显公民基本权利 |
| 二、回应社会治理变革 |
| 第三节 人民导向的政策改进路径 |
| 一、优化政策决策 |
| 二、改进政策执行 |
| 第四节 多维视角的机制优化路径 |
| 一、理顺纵向府际间权力分配机制 |
| 二、强化横向府际的政策扩散机制 |
| 三、健全社会组织“自我造血”机制 |
| 四、完善社会组织“跨界合作”机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三节 进一步的讨论 |
| 一、政社互动中的公共性再生产 |
| 二、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角色转型 |
| 三、行政学研究中的制度与行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附录B: 针对民政部门的访谈提纲 |
| 附录C: 针对社会组织的访谈提纲 |
| 附录D: 正式访谈目录 |
| 附录E: 访谈文本(部分) (另附支撑材料) |
| 附录F: 本文的逻辑思路与核心观点图 |
| 附录G: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4）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一)有利于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构建 |
| (二)有利于发展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理论 |
| (三)有利于指导行政机构改革的实践 |
| (四)有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 |
| 三、国内外研究的发展趋势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五、研究的结构与思路 |
| 第一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对象 |
| 第一节 静态层面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一、机构的内涵 |
| 二、行政机构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 三、作为行政法学术语的行政机构 |
| 四、类型化的行政机构 |
| 第二节 动态层面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权及设置的外延 |
| 二、机构设置与职权配置的关系 |
| 三、机构设置与职位、编制设置的关系 |
| 第三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理论变迁 |
| 一、行政组织法中的法律保留 |
| 二、法律保留不能承受之重 |
| 三、从法律保留原则到行政法定原则 |
| 四、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中法的内涵 |
| 第二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依据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理论依据 |
| 一、法律保留学说的发展 |
| 二、行政组织规范作用的提升 |
| 三、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 |
| 四、财政预算理论的推动 |
| 五、法规范的一般性特征 |
| 第二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实依据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实状况 |
| 二、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所面临的问题 |
| 三、个案分析: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机构设置 |
| 第三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状 |
| 一、美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二、德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三、日本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四、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第二节 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基本经验 |
| 一、预算控制行政机构设置 |
| 二、行政机构设置的规定应尽可能详尽 |
| 三、立法主导行政机构设置 |
| 四、行政机构设置的动态调整机制 |
| 五、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数量限定 |
| 第四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判断标准 |
| 一、从法律保留原则到制度性法律保留原则 |
| 二、法律保留范围的判断标准:从干涉、全面保留到重要性理论 |
| 三、重要性理论应为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判断标准 |
| 第二节 我国大部分行政机构设置非法定化 |
| 一、中央层面 |
| 二、地方层面 |
| 第三节 判断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时须考虑的因素 |
| 一、行政保留产生的影响 |
| 二、行政机构设置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产生的影响 |
| 三、行政机构设置对行政任务正确、有效实施产生的影响 |
| 四、行政机构设置行为本身产生的影响 |
| 第四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确定 |
| 一、区分行政决策机构与行政执行机构? |
| 二、业务类行政机构的设置应纳入法定化范围 |
| 三、行政机构的所有设置行为应纳入法定化范围 |
| 第五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与程度 |
| 第一节 法律规范密度的双重性 |
| 一、区分法定化位阶与法定化程度 |
| 二、法律规范密度在我国法律中的表现 |
| 三、法律规范密度确定的不同标准 |
| 第二节 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位阶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的不同模式 |
| 二、我国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位阶的现状 |
| 三、如何确定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 |
| 第三节 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程度 |
| 一、比较借鉴: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分析 |
| 二、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的现状 |
| 三、行政机构设置的内容要素 |
| 四、如何加强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程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 附件:行政组织法规范汇总目录(1949~1999) |
（5）百年“公报”史:概念、源流与历史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公报”在西方的起源与演变 |
| (一) 西方“公报”的起源:公开的新闻发布 |
| (二) 近代欧洲“公报”与现代报纸的诞生 |
| (三) 16世纪后欧洲“公报”向殖民地的输出 |
| 二、“公报”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
| (一) “公报”之名:公共与公开 |
| (二) “政府公报”的演变:从“邸报”到“官报” |
| (三) 民国时期“公报”的崛起 |
| 三、1949年以后的“公报”演变:从报刊到公文 |
| (一) 从政报到公报的历史 |
| (二) 当代“公报”的特征 |
| 1.“四级创办”网络 |
| 2. 公开发行, 免费赠阅 |
| 3. 刊发效力等同于红头文件 |
| 4.“公报”变身为一种“公文” |
（6）教育制度变革的当下史:1978—2018——基于国家视野的教育政策与法律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拨乱反正, 教育制度的恢复与重建 (1978—1984年) |
| 二、改革教育体制, 教育制度变革的部署与展开 (1985—1991年) |
| 三、探索市场机制, 以制度变革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1992—2002年) |
| 四、从效率走向公平, 教育制度变革的调整与持续 (2003—2009年) |
| 五、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基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变革 (2010年至今) |
（9）我国各级政府派出机关的宪法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学术研究之缘起 |
| 二、研究现状之综述 |
| 三、究对象的界定与辨析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我国行政派出组织的宪法学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行政派出组织权力的性质 |
| 一、行政派出组织的产生：集权与分权的一种博弈 |
| 二、行政派出组织的权力：集权基础上的区域性授权 |
| 第二节 影响行政派出组织设立的宪法学因素 |
| 一、国家结构形式对行政派出组织设立的影响 |
| 二、行政区域划分对行政派出组织设立的影响 |
| 三、宪法典对行政派出组织设立的影响 |
| 第三节 我国各级政府派出机关权力的宪法定位 |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对行政权的配置 |
| 二、“两个积极性”原则对行政权纵向配置的影响 |
| 三、我国宪法中两种行政权纵向配置方式主次地位 |
| 第二章 权宜性派出机关 |
| 第一节 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 |
| 一、大行政区建制的确立与调整 |
| 二、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组织和职权的压缩 |
| 第二节 区公所 |
| 一、县辖区建制的确立与调整 |
| 二、区公所组织和职权与区、乡政府之比较 |
| 第三章 政权化派出机关 |
| 第一节 专员公署、行政公署 |
| 一、专区、地区建制的确立与调整 |
| 二、专员公署、行政公署组织和职权的膨胀 |
| 第二节 街道办事处 |
| 一、街道建制的确立与调整 |
| 二、街道办事处组织和职权的膨胀 |
| 第三节 特殊经济区域管理委员会 |
| 一、特殊经济区域的确立与调整 |
| 二、特殊经济区域管理委员会组织和职权的变迁 |
| 第四章 派出机关制度的现实性反思 |
| 第一节 派出机关制度设计与功能定位的类型化检讨 |
| 一、权宜性派出机关的制度设计及其影响 |
| 二、政权化派出机关的制度设计及其影响 |
| 三、政权化派出机关固有功能定位的偏离 |
|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派出权力结构的合宪性审视 |
| 一、特殊经济区域法院、检察院派出机构的合宪性审视 |
| 二、特殊经济区域人大派出机构的合宪性审视 |
| 第五章 派出机关规范的体系化建构 |
| 第一节 派出机关规范建构的法教义学分析 |
| 一、《地方组织法》第68条的法教义学阐释 |
| 二、派出机关规范建构的法教义学体系化 |
| 三、对《地方组织法》第68条及相关规范的修改建议 |
| 第二节 派出机关规范建构的合宪性控制 |
| 一、法律保留原则对派出机关规范建构的控制 |
| 二、法明确性原则对派出机关规范建构的控制 |
| 三、功能最适当原则对派出机关规范建构的控制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城市遗产保护的人本视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一、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文化遗产生存危机 |
| 二、 城市遗产保护的人本诉求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成果概述 |
| 二、 国内研究成果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以人为本：城市遗产保护的应然要求 |
| 第一节 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源与当代内涵 |
| 一、 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源 |
| 二、 以人为本的当代内涵 |
| 第二节 城市遗产属性的人本特征 |
| 一、 城市遗产的分类 |
| 二、 “城市”属性的具体内涵 |
| 三、 “城市”属性的人本特征 |
| 第三节 城市遗产价值的人本解读 |
| 一、 历史信息价值 |
| 二、 文脉传承与情感寄托价值 |
| 三、 科学、艺术与教育价值 |
| 四、 使用价值与可持续发展价值 |
| 第二章 以人为本：城市保护与发展的现实抉择 |
| 第一节 城市遗产保护的当代发展 |
| 一、 保护视野不断扩大 |
| 二、 保护内涵日益深化 |
| 三、 保护方式和成果逐渐与公众生活衔接 |
| 第二节 城市遗产保护的现实困境 |
| 一、 城市遗产管理机制亟待完善 |
| 二、 城市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矛盾尖锐 |
| 三、 城市遗产保护方式存在误区 |
| 四、 城市遗产保护困境背后的人本缺失 |
| 第三章 以人为本与城市遗产保护利益相关者 |
| 第一节 政府 |
| 第二节 营利性组织 |
| 第三节 非营利性组织 |
| 第四节 公众 |
| 一、 “本地型”公众 |
| 二、 “外地型”公众 |
| 第四章 走向以人为本的城市遗产保护 |
| 第一节 公众参与的兴起、内涵与目标 |
| 一、 公众参与的内涵及兴起 |
| 二、 公众参与的目标 |
| 第二节 公众参与的基本形式及特征 |
| 一、 政府引导下的公众参与 |
| 二、 舆论参与 |
| 三、 志愿服务参与 |
| 四、 民间资本的投资参与 |
| 第三节 公众参与的未来发展 |
| 一、 增强公众的实质性参与 |
| 二、 适度“放权”与“维权” |
| 三、 灵活开展文化遗产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送国务院公报及有关事项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行政监督视角下政府办公厅（室）角色研究[D]. 杨墨. 暨南大学, 2020(04)
- [2]互联网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转型研究[D]. 王丽娜.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D]. 周丽. 南京大学, 2019(01)
- [4]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D]. 王晓强.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5]百年“公报”史:概念、源流与历史演变[J]. 潘祥辉,白华康. 新闻大学, 2019(01)
- [6]教育制度变革的当下史:1978—2018——基于国家视野的教育政策与法律文本分析[J]. 范国睿.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05)
- [7]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通知[J].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 2018(07)
- [8]美国联邦公报法律制度研究[J]. 苏苗罕. 公法研究, 2017(01)
- [9]我国各级政府派出机关的宪法学研究[D]. 苏艺. 华东政法大学, 2017(07)
- [10]城市遗产保护的人本视角研究[D]. 张心. 山东大学, 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