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的职业适应：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生子女论文,与非论文,青年论文,职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成家立业”，是青年阶段社会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件大事。它意味着人们从未成年向成年的转变，从受教育者向生产者、劳动者的转变，从出生家庭向定位家庭的转变。对于那些刚刚踏上社会、刚刚作为独立的社会成员参与到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生产过程中的青年来说，对工作、对职业的适应无疑是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特别是随着整个社会向现代化方向的迅速发展，社会中的职业类型正在不断分化，各种职业技术与职业规范也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复杂化。处于职业初期的青年所面临的职业适应问题也将会越来越突出。
与此同时，在我国城市社会中，还伴随着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近年来在走出校门、进入职业领域的城市青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他们在同龄青年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这些在我国实行控制人口的生育政策下出生的、曾被人们普遍担心为有着这样或那样毛病和问题的独生子女们，在他们作为劳动者进入工作岗位后，能否很好地适应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在职业适应方面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有无差别？这就是本项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此外，本项研究还希望对影响青年职业适应的主要因素进行一定的探讨。
从对相关文献的分析表明，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青年职业问题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有关青年的职业选择问题。这方面的研究特别集中地体现在对大学生的择业倾向、择业观念、择业意愿等问题的探讨上；二是有关青年就业市场和就业机会的问题。相对而言，对已参加工作的在职青年的职业适应问题关注较少，这方面的经验研究结果尤为缺乏。
据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国内现有研究中，仅有一项对上海市青年的调查研究涉及到青年的职业适应问题，以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该研究结果表明：“据这次调查，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在职业适应问题上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的主要表现“一是工作遇有矛盾时，处理方法过于简单。”“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差些。”该研究所说的“处理方法过于简单”，指的是青年有跳槽的打算，“表示‘跳槽’的独生子女为23.48%，非独生子女为22.44%，前者要高出1.04个百分点；而表示‘既然干上这一行，就应该爱上这一行’的独生子女为8.56%，而非独生子女为14.14%，后者要比前者高出5.5个百分点。”而其所说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则指的是青年实际跳槽的次数。“结果表示‘从来没有跳过槽’的独生子女为34.97%，而非独生子女为41.63%；表示‘跳槽’有过‘1-2次’经历的独生子女为5.58%，而非独生子女为11.29%；表示‘跳槽’有过‘3-4次’经历的独生子女为0.95%，而非独生子女为4.08%。”该研究正是依据独生子女青年对工作不满意时打算跳槽的比例高，而实际跳槽的比例低来得出上述结论的（注：苏颂兴：《上海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上海〕《学术季刊》1998年第5期。）。
问题是，该研究所说的跳槽现象究竟是青年职业适应的表现还是职业不适应的表现？从该研究的推断逻辑中我们不难发现其结论的相互矛盾之处。另外，该研究中由于没有控制样本中两类青年的工龄、文化程度等相关变量，且该研究的样本规模很大，因而，其统计结果中百分比上的细小差别以及卡方检验的结果都不足以支持研究者的结论。
二、样本与资料
1、调查地点的选择。为了尽可能反映不同城市在职青年的状况，本研究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处于全国中等水平的湖北省选取了武汉、黄石、荆州和仙桃4个城市作为调查点。所选取的4个城市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性质上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是超大规模的中心城市；黄石市是典型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大城市；荆州市是典型的以轻工业为主的中等城市，而仙桃市则是由原来的沔阳县发展起来的县级市。选择这4个规模与特点互不相同的城市，可以增强研究样本对更大范围中状况的代表性。
2、近似分层定比确定调查样本的结构。根据研究的目的，同时兼顾到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第一批独生子女的实际年龄，以及将其与同龄非独生子女青年进行比较的需要，本研究将调查对象限定在1976年及以后出生的在职青年。考虑到实际调查的可行性，笔者又进一步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中的在职青年，从事个体经营者则未包括在内。笔者查阅了《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了解到近几年来城镇各行业人员的分布情况，决定从比重最大的九种行业中抽取样本。并尽量使样本中各行业人员的比例分配大致接近总体的分布。表1是在每一城市中计划抽取的行业类型、单位数量以及调查人数的分布情况。
表1 每个城市的抽样方案
行业
单位数目 人数（人）
制造业
2-3个工厂 42
批发和零售、贸易 2个商场
30
教育文化事业
2所学校（中小学各1） 20
机关和社会团体
1个政府单位或行政部门 12
交通运输行业
1个汽车公司 12
社会服务业1个宾馆
12
建筑行业 1个建筑公司 12
卫生部门 1个医院
10
金融、邮电和通讯业1-2个营业所 10
合计
160
3、调查对象的抽取。在每一城市中，通过团市委介绍和熟人联系，选取并进入调查单位。由调查单位按年龄和名额的要求提供调查对象。虽然单位提供对象时并没有严格按随机方式进行，但是，由于选取调查对象时所依据的标准只有年龄一项，因此，如果忽略极端偏差情况的发生，可以认为单位在不知调查意图的情况下提供对象的方式接近于随机抽样的方式。
4、资料收集。调查采用自填问卷的方法进行，由笔者带领研究生到每一城市具体实施。回答者当场填写，当场回收（个别单位隔天回收）。调查时间为2002年9月，实际发放问卷650份，剔除年龄超过调查要求以及个别没有填答完的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638份，有效回收率为98.2%。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2。
表2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变量名称 类别
%
性别
男
46.1
女
53.9
初中 5.7
文化程度 高中或中专
44.2
大专 31.7
本科以上
18.4
500元以下
23.0
500元－699元
31.9
月收入
700元－899元
18.3
900元－1099元 13.9
1100元以上
12.9
18岁－22岁
32.4
年龄
23岁－26岁
67.6
企业人员 26.7
商业人员 18.7
教育工作者 12.6
行政机关人员
7.1
职业
服务业人员
7.2
建筑业人员
8.2
交通运输人员
7.5
医护人员
6.1
银行邮电人员
6.0
未婚
74.6
婚姻状况 已婚
25.4
是 34.8
是否独生子女
否
65.2
5、对主要变量的测量及资料分析方法。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是在职青年的“职业适应”。在研究中，笔者将其操作化为与青年目前工作相关的五项具体指标，以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综合测量。这五项指标是：①对本职工作内容的熟悉程度；②对本职工作的胜任情况；③个人的工作能力在单位中所处的位置；④对自己工作表现的打分；⑤对工作适应程度的自我评价；除工作表现的打分是10分制外，其余四项指标均以五点记分。得分越高，表明适应状况越好（统计分析时将工作表现打分除以2，也转化为5分制）。根据研究目的，笔者对资料主要进行了描述统计、方差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1、青年职业适应的状况及其两类青年的比较。笔者首先对样本中的所有青年在职业适应的五个具体指标上的一般状况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青年职业适应的状况的描述统计
有效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作能力632
3.1266 .6393
1.00 5.00
工作表现631
3.8937 .6166
1.50 5.00
熟悉工作637
4.1711 .7794
1.00 5.00
胜任工作634
4.2492 .6960
2.00 5.00
工作适应638
4.2539 .7547 1.00 5.00
表3的结果表明，在所测量的5个具体方面，青年的职业适应状况普遍较好。除了工作能力方面目前还处于单位的中间状态以外，其他几个方面的均值都在3.8-4.3之间，表明处于良好的适应状况。
在问卷中，笔者还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参加工作以来，你遇到的最大困难在哪一个方面？”我们将“掌握技能、适应工作”作为答案之一放进问卷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青年职业适应的状况。统计结果见下列表4。
表4 参加工作以来，你遇到的最大困难%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总体
掌握技能适应工作
18.1
14.5 15.7
解决住房问题 11.8
15.4 14.2
处理人际关系 28.5
29.9 29.4
参加成人学习 13.6
11.1 11.9
增加经济收入 22.6
24.1 23.6
其他 5.45.0
5.2
合计 100.0
100.0 100.0
检验 X2=5.137 Df=5 P=.526
从表4最后一列中可以看出，在所列举的五个主要方面中，青年参加工作后所遇到的最大困难首先是处理人际关系，其比例高达30%；其次是增加经济收入，比例达到24%；第三位才是适应工作，其比例只占15%。卡方检验表明，独生子女青年与非独生子女青年在这一方面的差异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适应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笔者将五个具体指标合成一个综合变量，其取值范围为5-25。然后采用单因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和表6。
表5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适应状况的比较
有效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独生子女217
19.53
2.61
11.5025.00
非独生子女
403
19.83 2.45
12.0025.00
合计
620
19.72
2.51
11.5025.00
表6 单因方差分析结果
ANOVA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组间差异13.057
1 13.057
2.078 .150
组内差异3883.461
618
6.284
总计
3896.518
619
从表5结果中可以看出，两类青年适应状况的平均值差异很小，仅相差0.3分；同时表6单因方差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表明，两类不同青年之间（组间）差异远小于组内差异，F检验结果也不显著。说明在职业适应方面，独生子女青年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青年的适应状况没有显著差别。
2、影响青年职业适应的因素分析。为了探讨影响职业初期青年职业适应状况的主要因素，我们利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与青年职业适应可能相关的一些变量进行分析。这些变量包括：青年所从事的职业类型（将总共9种职业合并为“工交建筑业”、“文教卫及行政”、“商业服务业”三大类）、青年与同事关系、与领导关系、目前年龄、参加工作时的年龄、工龄长短、文化程度、性别等。同时，笔者又将“是否独生子女”这一因素放进多元回归方程，再次检验它对青年职业适应是否具有影响以及影响的大小。回归方程中的职业类型、性别、是否独生子女这三个变量事先进行了虚拟化的处理。分析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见下列表7：
表7 青年职业适应状况的回归分析结果
由表7结果可知，在所有放进方程中的变量中，与“职业适应”相关的变量只有四个，即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工龄）、与同事的关系、文化程度、以及职业类型中的“商业服务业”。这四者共解释了青年职业适应状况中18%左右的变化。整个回归模型的方差检验值F为31.929，显著水平为0.000。而放进方程的其它变量，比如性别、年龄、与领导的关系、参加工作时的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等等，则都与职业适应不相关。
由B值和Beta值均为正数可知，工龄、与同事的关系、文化程度、以及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工作，与青年的职业适应之间有正相关。即青年参加工作的时间越长、与同事关系越好、青年的文化程度越高、以及青年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的工作，均会增加青年的职业适应程度。特别是从标准回归系数Beta中可以看到，青年的工龄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其职业适应的状况就会提高0.343个标准单位；青年与同事的关系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其职业适应的状况就会提高0.179个标准单位；而青年的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其职业适应状况就会提高0.137个标准单位；相对于从事工交建筑业，以及文教卫和行政部门的青年来说，从事商业服务业的青年的职业适应状况会提高0.132个标准单位，换句话说，从事商业与服务业的工作，青年对职业的适应会相对容易一些。从四个相关因素的比较来看，工龄长短的影响更为显著。
表7中对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检查结果显示，四个变量与其它变量之间的容忍度均为0.95以上，即三个变量能够提供的信息都占本身方差的95%以上，大大高于0.1的要求；同时，四者的方差膨胀因子也都只有1倍左右。这些结果都表明，该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下列回归标准化残差图显示，多元回归模型的标准化残差在0值部分凸起，两侧分布基本对称，基本上呈正态分布，服从均值为0、方差相同的线性回归模型的假定。
图1 回归标准化残差直方图
四、小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的资料，对青年职业适应的状况进行了初步描述，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适应状况进行了比较，并对影响青年职业适应状况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城市在职青年的职业适应状况普遍较好，独生子女青年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青年的适应状况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与青年职业适应状况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有青年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青年与同事间关系的好坏、青年文化程度的高低以及部分职业类型的性质，而是否独生子女则与青年职业适应的状况无关。
本研究所得出的两类青年职业适应状况不存在差别的结论，这从一个侧面进一步支持了笔者在研究独生子女社会化问题时所提出的独生子女发展中的“消磨一趋同”理论（注：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也支持了笔者关于“被目前一些研究所描绘的众多‘属于独生子女的’特征、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特征、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的结论（注：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而且，作为对已成年的独生子女的研究结果，其意义不仅说明了独生子女自身的发展逐渐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的发展相一致，同时，它还预示着在独生子女成年后的继续社会化过程中，他们与非独生子女一样对各种外部环境具有同等的适应能力和适应结果。
本研究所得出的影响青年职业适应的四个主要因素，其含义十分明显。青年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成为影响青年职业适应最主要因素，反映出青年继续社会化的过程特征。它说明青年对职业的适应，如同他们在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对其他新的内容的学习和调适一样，带有较明显的时间烙印。青年与同事关系的好坏，是青年在职业领域中的人际交往行为和效果的一种综合反映。在职业领域中，人与人的交往既不可避免，又会直接影响到青年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效果。或许在更严格的意义上，职业适应本身就包含着职业领域中人际关系的适应。文化程度作为青年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它所契合的正是现代社会中职业类型不断分化，职业技术与职业规范不断专业化和复杂化趋势的理性内核。而商业服务业的职业类型相对于文教卫行业、行政机关、以及工交建筑业所具有的相对较少的技术含量、相对较多的简单操作的特征，是从事这些职业的青年适应状况相对较好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关于青年的职业适应状况与他们是不是独生子女没有关系的结论，表明独生子女这一变量在青年职业适应方面的所具有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笔者认为，如果后续相关研究发现成年独生子女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都是如此，那么，二十多年前人们对独生子女的普遍担心将会不复存在。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似乎还应提及本研究的样本。我们知道，评价或衡量独生子女青年的职业适应状况，如同评价和衡量其自身发展状况一样，必须以具有相同背景的非独生子女作为参照系。正是在这一方面，本研究的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特点：他们是我国城市中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与最后的一批非独生子女的自然混合体。对于回答两类青年发展状况这样的问题，以及对于进行成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各种比较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最有价值的自然总体。
笔者曾在一篇评述二十年来国内独生子女研究状况的论文中指出：“在新世纪中，随着独生子女人口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人口越来越多地作为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独生子女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拓宽，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将会有新的拓展，与独生子女自身相关的问题以及独生子女人口与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将越来越多。”而在值得特别关注方面中，笔者首先提出的就是包括青年独生子女职业适应在内的“青年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注：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回顾与前瞻》，〔南京〕《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本研究通过对青年独生子女职业适应的初步探讨，为今后进一步系统研究青年的和成年的独生子女继续社会化过程，研究在计划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两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这一代特殊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次调查的抽样采取的是近似分层定比抽样的方法，而非严格的随机抽样（由于调查单位并没有专门的26岁以下青年职工的名单，故此步抽样实为非严格随机的），因而，本研究结果的推广性会受到一定影响。另外，职业适应这一变量的测量中过于依赖于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而对其行为的客观测量相对不够，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研究结论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