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新思路——多重均衡论与历史依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衡论论文,新思路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展经济学面临困境，暴露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存在的缺陷，因而受到挑战。最近的经济文献中，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涌现出来，这大大改变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面貌。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一种新思路，强调经济的与非经济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即互补性导致多种均衡，强调历史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纽约大学的Debrai Ray教授将之称为“新发展经济学”（注：Debraj Ray."What's New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The American Economist,Vol.44,No.2(Fall,2000)）。
一、传统观点与新思路
任意打开一部发展经济学著作和教材，其开篇都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悲惨苦难状况的冗长的说明，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作了巨大努力，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指标上仍然有很大差距，人均物质资本水平仍很低，营养水平很差，人力资本、卫生设备、生活用水、住房、预期寿命等指标同样如此。这些指标被当作是发达的定义来使用。经济学家们都在或明或暗地试图求解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某些国家不发达，而另外的国家很发达？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的方法就是寻找发展的度量指标（如人均GDP）与其他可利用的要素之间的实证关系。例如，将人均收入就储蓄率（或投资率）或人口的增长率作回归分析。
传统观点的一个代表性论断是收敛的基本假说。收敛的基本思想就是：假设所有的生产只应用资本和劳动，国民收入中一个固定的部分用于储蓄，与劳动相比资本相对稀缺的资源禀赋国家将有较高的资本回报率（由收益递减法则决定）。结果，资本市场对人均收入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保持一定储蓄率，穷国将快速增长并最终赶上发达国家，实现收敛。实际上，除了储蓄率以外，其他要素，任何影响人均收入增量的要素都必须加以控制，包括人口增长率，或“政治气候”或“腐败”，这些要素都适用于收敛假说，只要好好地控制这些要素就可以实现快速增长，从而赶上发达国家。
Debraj Ray认为这种收敛假说对我们思考发展问题有两个重大的不利影响：（注：Debraj Ray."What's New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The American Economist,Vol.44,No.2(Fall,2000)）首先，它限制我们寻找更深入的解释。我们经常看到，经济学家们通过比较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更腐败或更民主，或者某个国家受到某种特别勤劳的文化伦理的灌输，来解释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有人提出，有些国家之所以穷或落后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习惯于储蓄非常少、生育孩子非常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但是不够深刻。储蓄率低和腐败也可能是不发达的结果，是人均收入低的结果，不发达可能正是人口增长率高的原因，因此，这些因素可能实际是内生的，它们是不发达的征兆而不是原因。传统观点的收敛假说没能很好地分析这一问题。其次，收敛假说带来了一种对经济政策过于依赖的态度。传统观点十分强调储蓄、人口增长或腐败程度等等因素的作用，因此，为推动发展而实行肤浅的（有时是错误的）政策干预。实际上这些因素是不发达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那么针对这些因素的政策就难以达到目的。即使政策是有效的，这种思路也可能导致对需要干预的持续时间的错误判断。
而最近的一种新思路抛弃了收敛的思想，对于不发达的原因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这些理论认为，即使在很多方面（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民主等）基本相同的两个国家，可能发展完全不同，而且这种差异还将长期持续下去。新思路有两个核心观点：(1)欠发达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坏的预期，经济呈现出多重均衡，某些国家可能会粘在“坏”的均衡，表现为前述各种发展指标的下降。(2)不发达是某种历史结构的持续的结果。两个国家可以有同样的发展计划，但是某种初始条件的不同会导致此后发展轨迹上持续扩大的差异。其中初始的经济不均衡状况的差异对此后发展的影响非常大。
二、互补性与多重均衡
新思路的第一个核心优点是多重均衡。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的理论基础是“互补性”这一基本思想。这种思想最早出现在罗森斯坦—罗丹（注：Resenstein-Rodan,P.(1943)"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Economic Journal,53.）和赫希曼（注：Hirschman,A.O.(1958),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的著作之中。他们提出，经济不发达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大规模的一致性失败(coordination failure)。投资不足是因为其他互补性投资的缺乏，同样，连续投资未能涌现只是因为前者的缺乏。因此，可以构想在同样基础条件下的两个均衡，一个是投资活跃，每个行业的努力激发了其他行业的扩张；另一个是长期停滞，一个行业的消极影响渗透到另一个行业。这就是为什么相同经济有完全不同行为的潜在解释。
以上“互补性”的基本思想，与外部性有着必然的联系，外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一个经济代理人的行为增加其他人的边际收益。根据罗森斯坦—罗丹和赫希曼的观点，一致性失败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产业内联系和需求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导致了各种均衡的产生。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性，欠发达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期。一个企业家认为市场需求大幅减少，他就会减少投资，如果所有企业家都怀着这样的悲观思想，需求会真正减少——悲观预期会自我实现，投资缺乏会降低所有产品的需求。
这种互补性理论并没有论述哪个均衡获胜，各种因素相同的经济可能会处在低收入、高生育率的陷阱之中，也可能处于高收入、低人口增长率状态。互补性及其对多重均衡的影响，似乎是无处不在的。Murphy、Shleifer、Vishny将罗森斯坦—罗丹的需求互补性观点赋予了新的生命（注：Murphy,K.,A,Shleifer,And R.Vishny(1989)."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as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7.）。自此之后在需求互补性方面有了大量研究。互补性被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浅化，互补性的存在可以阻止新技术和新标准的采用，互补性可以用于解释犯罪、腐败或大规模拖欠债务的倾向。
互补性和多重均衡有三个显著的政策含义：第一，政策设计的目的是使经济从一个均衡转移到另一个均衡。传统观点是，所有经济必然都向一个单一的长期结果运动，但这个长期结果可能是欠发达的，因为它的基本参数是不对的，政策就是去扭转这些参数。相反，多重均衡理论把政策看作是把经济从一种均衡推进到另一种均衡的方法。第二，按照多重均衡观点，政策不必是长期的或持久的，因为理想的结果状态也是一个缺少政策的均衡。实际上，不好的均衡被人为的政策强制进行整顿一个短时期后，达到较好的均衡，政策就应该取消，新的状态应该自我运转。第三，在无须承担持续干预的责任时，一个均衡倾斜的政策应审慎地选择，严密施行，以推动均衡由坏到好的转换。否则会完全失败，其结果甚至比政策开始还要差。例如，义务基础教育，一个社会强制实行基础教育，如果改革实施不当，结果比实施政策前还坏，如资源被大量投进学校而孩子都没送进学校。实行某种政策要耗费大量资源，要撤消这个政策还要花费大量资源。因此，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必须慎重而严密。
三、历史与发展
新理论的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历史对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当不发达被看作是一种一致失败时，经济代理人的信仰和预期成为均衡的支撑。而预期的形成则是受历史制约的。然而，历史不仅仅决定了预期的形成，实际上还决定了某种实质变量的水平，并影响其发展。一个社会处于哪种均衡状态，实际上可能正是历史遗产所决定的。
历史遗产也可以称为初始条件，其变化并不是基础经济结构的变化，例如，两个经济可能有同样的技术能力和个人偏好，但是初始资本储备不同，资本储备就是历史遗产，技术和偏好则是基础经济结构。即使技术和偏好相同，资本储备的应用效果也会不一样。历史遗产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资本储备或者初期的GDP，象法律结构、传统和集体荣誉等因素都是初始条件。但是，在所有这些历史遗产或者叫初始条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历史安排的在资产的所有权分配上的不均。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全，穷人在生产和投资上信用的获取是有限的。而日益递增的不均会对人均资本的水平和增长率产生负作用，严重的初始不均还会自我永久化，使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即闭锁(lock-in)状态。因此，基础经济结构相同的经济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会有完全不同的经济绩效。
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建立模型，专门研究了收入不均的初始状态对总产出增长的影响。Galor-Zeira(1993)模型（注：Galor,O.and J.Zeira(1993),"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60.）证明，通过放松凸的技术和完全资本市场的假定，可以推翻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收敛论断。由于存在获取某种职业和技能的固定成本，而对穷人还有借贷约束，福利的初始分配将影响到经济的总技术构成和总产出，结果这样的初始条件会进一步强化。贫困的家庭发现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是不值得的，使得他们的后代长期处于贫困的陷阱，收入的初始不均从而趋于永久化。而且原来严重贫困化的国家，其人均收入将持续低下。
Galor-Zeria模型论证了发展的历史依附(history dependence)这一特征。但这一论证还有值得商讨之处，它没有考虑到很多随机因素的影响。模型没有解释在一个社会中不同家庭幸福的演变，这种演变也会加强闭锁(lock-in)的趋势。
Mookherjee和Ray的模型（注：Mookherjee,D.And D.Ray(2000)"Persistent Inequality and Endogenous Investmem Thresholds",Mimeograph,Department of Economics,Boston University.）考察了不平等的初始状态对均衡价格和个人命运的影响。设H是某一职业，单位规模的人口在任何时期t以此为依据进行分配，t可以解释为一代人生活t年。λ是职业分配，工资函数W=｛W(h)[,h∈H]｝由H决定，不同职业决定了其收入差别。成本函数｛x(h)[,h∈H]｝也决定于H。就是说，成本是从事h职业必须掌握技能所支付的费用。因此，给定一个H职业分配的顺序
，可以得到决定于H的工资和成本函数的排序
，每个工资函数w[,t]取决于临近职业的分配｛λ[,t],λ[,t+1]｝，成本函数由工资函数决定。个人只能预测工资成本的排序，人们只关心他们自己及其后代的收入，对于某个人i（或者通常以i代表某个家庭），拥有某种职业h[,0](i)，问题是
u是单个时期效用函数，β是折现因子，假定父母关心子女的不仅只是消费和收入水平，而主要是效用，因此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将是非家长式的，市场上潜在资源的流动是不完全的。假设资本市场是缺省的，投资必须全都以现时收入融资。以上的最大化问题的解是持续几代人选择职业的顺序，对每个家庭i，用
表示。初始的职业分配是起点，它决定工资水平和成本函数。假定人们对于未来经济的演进和不同职业的回报有完全的预期，福利和职业决定的演进在不同家庭之间是互相依赖的。模型论证的结论是：
第一，即使从完全平等开始，随后的不平等演变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在某一代人中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财富，但是人们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他们都选择离开祖传的非熟练劳动部门，熟练劳动部门的回报将非常高，从而激励一部分人让孩子受教育。如果非技术工人仍然是生产所必需的，不可能所有父母都能让孩子受教育。因此，相同的一代人被迫采取不同的行为，这就意味着下一代人必然出现某些不平等。按照这样的逻辑，经济体制的每一种稳定都必然暗含着不均等。不平等待遇的演进不是象“运气不好”等随机因素那样突如其来的，而是经济体制内在逻辑的一部分。
第二，这种不平等，反过来又会导致效率的下降。模型假定没有信用市场，即使有，也是不完善的。因而个人不能通过从信用市场获取资源来轻易地摆脱不利地位。正是这种信用市场的不完善促进了不均的低效率。财产少的人不能很好地利用资源组合机会，不能获得技术，享受某种职业优势或者有较高回报的投资机会。
第三，在财富分配（和国民产出水平及价格）是自我强化的状态下，可能有多种稳定状态。这并不是多重均衡，而是指给定初始的历史条件，经济就只有惟一的路径。
第四，不平等从根本上影响均衡价格（广义的）的作用，也影响个人的动态命运。而且它不能由有关个人简单的随机扰乱因素来消除这些影响，因此，一个特别的体制也显示各种时代的易变性。
历史依附(history-dependence)的政策含义要比多重均衡所暗含的政策含义有更锋利的政治棱角。如多重均衡是帕累托型的，那么一个均衡倾斜政策——至少在长期来看——对经济中所有人都有利。当然实行起来可能会有困难，但是将对所有相关各方有利。这也可使与其对立的改革效果减弱。而在历史依附情形下，政策是很难符合这些要求的，特别是历史变量为资产不平等的情形。Das-gupta和Ray(1986)关于不平等的营养不良的静态模型中，研究了这种可能性的极端表现形式。模型证明，每种设计去解决营养不良和失业的政策都必然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注：Dasgupta,P.and D.Ray,1986"Inequality as a Determinant of Malnutrition and Unemployment:Theory,"Economic Journal,97.）
处在一个低效率的均衡时，可能存在使所有人都更好的配置，但是不能保证这些配置能自动达到均衡。因为，如果我们把经济政策视为一种短期的策略，政策干预的最终结果本身必然是一种均衡。但是如果后一种均衡与前一种均衡相比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就存在完全相反的政策。
四、新理论的政策含义
传统的观点把欠发达看成是某些基础经济参数或者社会文化的失败，而发展经济学新思路则强调这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均衡状态，这是由于预期惯性或历史条件所造成的。这一新思路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及其对政策指导的巨大变化。
这种观点导致了一系列新理论的出现，新理论认为（收入、财富、福利）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收敛并不会自动实现，而收敛论正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收敛论基于这样的推理，贫穷国家资本稀缺，从而有较高的资本边际产出，因此必然有更高的资本回报率，这意味着在穷国额外储蓄1美元会有更高的回报，就是说与富国相比穷国资本回报率高，增长会更快，结论就是，穷国的增长速度快于富国，在一定时期内，穷国会追上富国，实现“收敛”。实际上“收敛论”很少被完全接受，有几种这一理论的细小变形，但这些理论变形仍然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在某些情况下收敛仍会出现的思想。
新思路，不是以不同民族或文化之间的基础差异来解释发展的差别的。有些研究认为在促进成功的经济代理人形成时，孔夫子可能要比新教伦理更为优越。关于经济发展差异的文化和宗教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是非常令人信服。我们并不否定文化和宗教对经济发展起作用。根据新观点，文化宗教与其他的因素如社会政治制度等一样，都是某种广义相互作用理论的一部分，在相互作用理论中，其首要原因(first cause)是什么呢？那就是历史遗产。如果我们坚持要沿着历史背景去追根溯源，寻找最终的根源，是非常困难的，最初的很小的“蝴蝶效应”会有着巨大的放大的后果。
这一新理论对政策含义的影响是巨大的。政府政策起着非常不同的作用。那些提出短期或临时性干预的理论与那些基础理论相比处于更重要的地位。我们注意到印度储蓄率要比东亚国家低，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印度教宿命论思想相吻合，然后政府可能会采取一种鼓励储蓄的政策（如通过税收）将影响增长率。但是没有人说明这种政策什么时候停止，或者实际上它能否被取消。理论告诉我们，取消这种政策，储蓄将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相反，相互作用理论会提出一种政策试图推动储蓄—增长循环到一个新的均衡，一旦达到新的均衡，政策就应被取消。因此，相互作用理论与传统理论相比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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