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覆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覆盖率论文,社会保障论文,居民消费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关于社会保障对中国居民消费影响问题的理论研究颇多，实证分析也日益增加。然而，笔者发现，现有关于社会保障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文献，多从社会保障水平入手，而对社会保障覆盖率的影响作用则明显考虑不够。我们认为，社会保障具有两个维度：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它们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不同。保障水平主要通过收入支持作用影响居民的收入感知，增加居民消费能力；而保障覆盖率对居民消费行为主要起风险弱化和收入预期作用，减少居民不确定性，从而增加居民消费意愿。西方各国社会保障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在相关研究中只考虑保障水平因素是可行的。而我国居民社会保障覆盖率还很不足，尤其是农村居民养老社会保障还处于试验阶段。关于农村养老保险是从“低水平广覆盖”起步，还是一步到位直接采取“高起点”，还存在不同意见。当前阶段影响内需扩大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消费能力不足，而是由于不确定性增加导致的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因此，在居民消费支出影响问题的研究中，把社会保障覆盖率考虑进来，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其次，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有更大的提升空间。较多的农村人口和较低的消费水平，使得当前从开发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入手实施扩大内需政策，作用可能会更为显著。研究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状况，具有更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社会保障水平和保障覆盖率
(一)宏观保障水平
在当前对社会保障的研究中，关于社会保障水平，一般使用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但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管理分散，对社会保障数据的统计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学术界对社会保障支出的统计口径意见不一，统计结果也差别很大。采取将各社会保障项目支出额加总的方法，宋士云等统计了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情况，认为2002-2006年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徘徊在5.41％～5.60％之间，相比处于相同人均GDP水平时的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还有不小差距①。不仅支出水平偏低，与日益增长的中国社会保障需求相比，也在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度。
我们认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是一组宏观数据，以此计算的社会保障水平应该称为宏观保障水平。在对宏观社会保障问题进行研究时，它是一个有益的统计指标。但用于研究农村居民消费问题，则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是宏观指标，而人均消费支出则是微观指标。个体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主要依据个体本身能直接感受到的经济社会指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数据过于宏观，不能转化为个体的直接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利用这两个变量的联系得到的结论解释力不足。另外，统计资料上没有对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具体数据。而由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二元化特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向城市倾斜现象严重，估算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且，由于不同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开展程度差别极大，估算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收入误差较大，代表性不足。因此，在研究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时，应该使用微观保障水平指标。
(二)微观保障水平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主要有两种来源：初次分配收入和二次分配收入。它们的来源不同，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效果也不同。初次分配收入的不确定性较大，且只涉及就业人群。而二次分配收入，从有关研究结果看，基本上相当于社会保障性收入，涵盖了所有成年人口，主要受国家社会保障政策影响。
在《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按来源，城乡居民收入都被分为四项：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其中前三个部分，没有经过政府再分配的作用，可视为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农村居民转移收入，“一般情况下，是指农村住户在二次分配中的所有收入”。关于城镇居民转移收入，从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来看，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离退休金、价格补贴、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记账补贴、出售财物收入、其他。从来源主体看，基本来自于二次分配收入。并且，从构成看，其中单“离退休金”一项，就占若干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转移性收入份额的60-70％。再加上“价格补贴”和“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项，都是社会保障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年鉴》中的“转移收入”项，基本可以看成是居民的社会保障收入。这种转移收入，与居民消费支出一样，都来自于国家统计局长期的实地抽样调查，也都与居民个体有较强的关联性。而且，它不仅作为收入的一部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还作为居民收入来源的最后保障，起到化解风险，缓解居民不确定性作用。从近几年数据来看(表1)，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收入的对比数值，介于12.15-21.82之间，与宏观保障水平的城乡对比数值基本一致。这说明它是社会保障水平的另一种形式，可以称之为微观保障水平。1992-2008年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这种微观保障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948。微观保障水平，成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以这种微观保障水平作为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代表，研究微观社会保障问题，比使用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有更强的说服力。
(三)保障覆盖率
保障覆盖率，是衡量社会保障总体水平的另一个指标。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总体水平上的差距，不仅来自于宏观保障水平的差距，更主要是由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保险制度覆盖率较小等原因造成的。而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过小，更是造成我国社会保障总体覆盖率过小的主要原因②。在医疗保险上，2009年，我国“新农保”覆盖率达94％，与城镇居民已差距不大。从区域看，各省市间医疗保险覆盖率也差距不大。但农村养老保险上，各省市间开展程度则差别很大，保障覆盖率差别明显。如2008年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口占全部农村人口的52.1％，而贵州的这一覆盖率仅为0.37％。城乡差距也很大，2008年，我国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保险覆盖率已达100％，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为63.16％；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仅为9.84％，农民工养老保险覆盖率也仅为10.72％③。养老保险覆盖率过低，是造成农村居民消费意愿不足的重要原因。从2008年截面数据看，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的相关系数为0.804，而城镇居民的相关系数则为0.861，均在1％水平之下。因此，在研究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问题时，考虑养老保险覆盖率的影响作用，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养老保险覆盖率为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与应保人数之比。但实证分析中，应保人数数据经常难以获得，可以采用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与对应总人口数的比率来代表，一般不影响要分析的结论。本文以相对于总人口的养老保险覆盖率作为社会保障覆盖率的代理变量。鉴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数据，历史年份太少，计量分析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所以，我们采用截面数据。以2008年全国31个省市截面数据为样本，建立线性模型，研究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此外，本文还选取了2005年农村、2008年城镇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以观察社会保障覆盖率因素变化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年末参保人数数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差别较大。经过笔者直接比较以及参考对各不同数据所建立模型的拟合性的比较，认为来自后者的数据更真实。其它年份两者数据一致。故本文2008年农村养老保险年末参保人数采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统计年鉴》数据，其它数据都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二、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选取与研究设想
本文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被解释变量，收入和社会保障为解释变量，利用OLS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关于收入，由于我们已经对其进行了分解，所以回归中的收入变量数值为剔除掉转移收入后的初次分配收入数据。对于社会保障，我们分别从保障覆盖率和保障水平两方面进行分析。因此，基本模型设定为：
实证研究中，我们首先仅以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为解释变量，得到表2中的模型五；加入覆盖率变量后，得到模型六；加入保障水平变量后，得到模型三；同时加入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变量后，得到模型四，即为前述基本模型；而如果不对收入进行分解，单以总体收入(ZSR)为解释变量，得到模型一，此即为一般研究者常用模型；在常用模型中加入保障覆盖率变量，得到模型二；6个模型间具有层层递进的关系。本文设想对6个模型进行比较，若加入保障覆盖率变量后，模型的适配性更好，说明覆盖率是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否则说明影响较小。若加入保障水平后的模型适配度更好，说明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有影响。若对收入总体进行分解后的模型适配度更好，则可以认为，微观保障水平可以起到收入支持和化解不确定性作用，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是双重的。
(二)模型拟合
就2008年农村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
由表2看出，加入保障覆盖率变量后，相应模型的适配度都有显著改进；对总体收入分解后的模型，也比未分解模型拟合性更好；只含初次分配收入模型的可决系数最低，而综合考虑了覆盖率和保证水平模型的拟合优度最佳。说明覆盖率和保障水平都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但当前保障覆盖率作用更明显，保障水平还仅仅起到增加居民收入作用。另外，模型三中，初次分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570，保障水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640，两者相对差距为1∶3；而考虑保障覆盖率变量后的模型四中，两者相对差距缩小为1∶2。说明保障覆盖率能有效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初次分配收入变化的敏感程度，减少其对保障水平的依赖程度。
综合比较发现，本文所选取基本模型四的各项适配度指标都最好。因而，我们以模型四作为分析的基础。
(三)比较分析
在就2005年农村数据的回归时发现，加入保障覆盖率变量后，模型的适配指标下降，且保障覆盖率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而加入保障水平变量后，模型适配度改进明显，且各变量系数显著；最优拟合模型为不含保障覆盖率变量的模型三。说明2005年时保障覆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不显著；而微观保障水平不单只增加了居民收入，而且起到了“安全网”作用。
在对2008年城镇数据回归中，加入保障覆盖率变量后，模型适配度改进不大，但变量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相对于仅有初次分配收入的模型，其它各模型的可决系数都明显增加；最优拟合模型也为本文设定的基本模型。说明对于当前城镇居民来说，由于保障项目基本齐全，且覆盖范围较广，覆盖率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已大为减少；但保障水平则能增加居民收入而促进消费增加。
为简化起见，本文不列出这两种情况下所有模型的回归结果，仅将三种情况下最优拟合模型结果对比如表3，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从表3看，(1)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能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增加。在收入和保障水平不变情况下，覆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加3233元。(2)保障覆盖率已开始发挥其化解风险，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意愿的作用；但当前，保障水平的边际影响力大于初次分配收入。从2005年到2008年，保障覆盖率变量的系数在模型中变显著了，初次分配收入的系数从0.498增加为0.52，但仍然小于微观保障水平的系数。(3)保障覆盖率的增加，可以减少居民对微观保障水平的依赖程度，增加对初次分配收入变化的敏感度。从2005年到2008年，农村居民微观保障水平的边际消费倾向从3.658减少为1.043，而城镇居民微观保障水平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227。(4)在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上，当前农村居民较多地受到保障性因素的影响，而城镇居民主要受初次分配收入的影响。农村居民保障性因素与初次分配收入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414和0.646，而城镇居民这两者分别为0.348和0.711。
三、进一步分析
贫困人口集中于农村，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口中，是我国当前贫困现象的重要特征。截止到2008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为2.1％。而农村老年人贫困率约为8.5％，是城镇老年人贫困发生率的3倍多。中西部则更为突出，农村老年人贫困比例达50.8％。并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3％，农村老龄化率比城市高1.24个百分点。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造成农村老年人消费能力低下。老无所养、病无所医，是许多农村老年人的最大担心。更甚的是，这种“老年示范”效应，降低了现有劳动人口的未来预期，增加了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造成农村劳动人口消费意愿不足。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与完善，是化解农村居民老年风险，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
(一)保障水平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
从微观角度看，个体消费主要受收入影响。一生收入总量越多，个体在每个时期的消费支出也会越多。社会保障所具有的收入分配和收入支持作用可以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总量，保障水平高低正体现了社会保障的这种深度选择。
自2003年“新农保”开始地方试点，到目前的全国试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设获得很大发展。为解除农村居民后顾之忧，提升消费意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存在着“逆向收入分配”、“公平缺失”、“政策缺位”等弊端④，农村居民微观保障水平仍然很低，与城镇居民还有很大差距。从全国总体来看，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323.2元，占收入的比值为6.8％，城镇居民这两个数值分别为3928.2和24.9％(表1)，城乡差距明显。较低的保障水平，使农村社会保障还处于高边际消费倾向阶段，保障水平对消费影响很大。保障水平每增加1元，会导致其消费增加1.043元。而城镇居民消费主要受初次分配收入影响。城镇居民微观保障水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227，标准化系数为0.114；而初次分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则为0.532，标准化系数为0.711。因此，加大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能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支出的提高，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高城镇居民消费意愿的主要手段是增加其初次分配收入，提高保障水平的政策作用效力较小。
微观保障水平的主要来源是个人缴纳和政府(集体)补贴。我国农村居民较低的保障水平，与政府对农村居民补贴较少关系很大。据估计，1991-1994年间，中国占总人口80％的农民只享有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10％左右，城市居民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是农村居民的20倍以上⑤。1998年山东省城市社会保障支出占全省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高达90％以上，农村仅为2-6％；城镇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农村的100倍⑥。近年来，这种状况也改进不大。从微观保障水平看，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转移收入比为12.2∶1，比1985年的3.5∶1上升不少，也高于同年的收入比3.3∶1；转移收入占收入比值，两者比为3.7∶1。不断扩大的转移收入差距，不仅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⑦，而且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由政府补贴引起的城乡微观保障水平上的差别，正是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主要受初次分配收入影响，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较多受保障性因素影响的内在原因。
(二)保障覆盖率影响居民消费意愿
从宏观角度看，居民消费支出则主要受经济景气程度和对未来收支预期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居民面临的风险持续增加，未来收支的不确定性增加，成为当前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拥有社会保障能有效化解居民不确定性心理，增加其消费意愿。
张继海的实证研究表明，拥有社会保障的辽宁城镇居民户比无保障居民户的户人均消费支出有显著增加，增加的幅度在2003年是408.9元⑧。在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上，保障覆盖率也体现出这种广度选择，当前情况下覆盖率的影响作用更甚于保障水平。在低水平基础上实现广覆盖，社会保障带给农村居民的更多是对未来收支预期的信心，而不仅是收入本身。2008年，全国平均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上升为7.8％，保障覆盖率因此在消费支出模型中变得显著，并导致保障水平的标准化系数减少为0.204，初次分配收入相对影响力增加。从城乡比较看，2008年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全国平均为36.1％(图1)⑨，远高于农村居民。与此相对应，微观保障水平对城镇居民的影响较少，相对影响力仅为0.114，初次分配收入影响力则达到0.711。扩大养老保险覆盖率，是增加当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有效手段。而增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手段则在于提高其自主获得收入的能力，增加微观保障水平作用较小。
图1 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率图
(三)以保障覆盖率为基础，提高保障水平，增加农村居民消费能力
从社会保障的两个维度看，增加覆盖率是基础，完善保障项目和提高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从居民消费的两个层次看，近几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能力有了大幅提高，但消费意愿则有一定程度的萎缩。2009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260771.7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305.4％，但居民消费却仅增加150.5％，最终消费率也由2000年的62.3％下降为48％。农村居民消费增加更少，仅为116.2％。消费意愿不足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农村养老社会保障覆盖率增长缓慢。从2003年到2008年，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仅增加了0.8％，而同期城镇养老保险覆盖率增加了6.5％。从实证分析看，社会保障覆盖率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呈先增加后降低态势。覆盖率不足时，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作用很强；达到一定程度后，覆盖率的影响力逐步弱化，保障水平的影响力增强；“广覆盖”目标基本达到后，消费则主要受初次分配收入影响。说明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首先应致力于提高保障覆盖率，然后再努力提高保障水平。只有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才会随收入同步增长，启动内需政策才能落到实处。
四、政策含义
实证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中国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力大于城镇居民。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能够从总体上减少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减少消费支出对微观保障水平的依赖程度。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力首先受保障覆盖率的影响，其次随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前农村居民消费受保障性因素的影响较大，而城镇居民主要受初次分配收入的影响。
以居民消费增长为主导，实现经济增长从投资、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型转变，是“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为重点，实现国民经济发展从经济增长型向民生提高型转变，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基础。在扩大内需政策上，当前提高城镇居民保障水平对增加消费支出的作用已经较小。而对于农村来说，在无法迅速增加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条件下，增加其消费支出的主要方向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既是实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性环节。但当前首先应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在广覆盖的基础上再提高保障水平。应尽快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推行农业就业者失业保障，落实农村生育保险；积极推进农民工、失地农民的就业和保险制度建设。努力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经营权流转提供制度基础。但鉴于城乡经济基础的不同，在推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时，应以“有差别的统一”为基本原则。在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上实现城乡统一，而在其他需求层次的社会保障项目上允许城乡差别存在。
当前我国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主要采取基于税收贡献的税收返还制度，不利于缩小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地区的经济差异；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局面和基于户籍身份、所有制特征的歧视性收入再分配制度，也带来了城乡居民在保障水平上的差距。近年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逐年增加。2006年，中央财政社会保障支出4361.78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11％，对农村的转移支付也不断增加。但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11％的社会保障支出中，绝大部分又给了城镇职工和居民⑩，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补贴力度则明显不足。当前各地城镇养老保险替代率约为50％，但按“新农保”规定，以缴费中值年缴纳300元计算，农村养老保险替代率不足30％。这一切，都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及消费增长的体制性障碍，不利于以内需增长为主导的新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
所以，无论是从扩大内需的角度，还是从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看，政府转移支付方式都应有所改变。应大量减少基于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比例，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政府转移支付应向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努力恢复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当前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缴费还存在着提升空间，而农村居民由于收入较低，大幅度地提升其缴费率难以实施。必须依赖政府财政支持，才能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推行速度。因此，应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支持力度。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依托，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增加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障、基础教育、最低生活保障、救灾救助的财政支持力度，以切实解除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加其消费意愿。
注释：
①宋士云、李成玲：《1992-2006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3期。
②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国际比较》，《财政研究》2007年第10期。
③朱玲：《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5期。
④肖金萍：《农村养老保险的制度“缺失”与“补位”》，《改革》2010年第4期。
⑤孙光德、董克用：《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⑥高利平：《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及其适度选择》，《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5期。
⑦黄祖辉、王敏、万广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第3期。
⑧张继海：《社会保障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本图中覆盖率为以所有城镇、农村人口为分母计算而得。
⑩宋士云、李成玲：《1992-2006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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