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全国性市场与乡村秩序
贺雪峰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陆续形成的全国性农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极为深刻地改变了乡村秩序的维系机制。三大市场都是从农村抽取资源进入城市，从而导致人财物流出农村。一个系统要能保持稳定，就必须有资源输入与输出的相对平衡。在当前城市化背景下，农村资源通过三大全国性市场流出，但农村仍然维持了秩序，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持续向农村输入资源、农村中坚农民的崛起、村庄熟人社会制度和村社集体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仍在发挥作用。
关键词： 农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婚姻市场；乡村秩序
一、引论
要理解当前中国乡村秩序，就必须要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在全国市场中的定位，因为中国农村早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而是同时被卷入到全国性市场体系中了。只有理解了三大全国性市场体系，才能理解当下和未来中国农村的秩序机制。
自由主义向每个人承诺分得更大的蛋糕，从而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有信仰者与无神论者、土著与移民、欧洲人与亚洲人和解。如果存在一个不断增长的蛋糕，上述的和解是可能达到的。而且这个蛋糕很可能还会继续增长。然而，经济增长可能无法解决目前因颠覆性技术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因为这种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更具颠覆性的技术的发明。
依据全国性市场体系形成的先后，这三大市场分别是全国性农产品市场、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婚姻市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城乡分割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民缺少流动，农产品受到国家较为严格的计划管制，农村通婚圈大都是延续数百年的传统通婚圈，绝大多数的通婚半径最远不过几十公里。分田到户以后，农户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全国性农产品市场逐步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农户种大宗粮食作物与种经济作物的选择。农民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后，生产积极性大幅度增长，之前隐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除了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寻找各种务工经商机会。到2000年中国加入WTO时，全国劳动力市场基本形成。农村劳动力全国流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破了之前的传统婚姻圈，女性资源在全国流动，越来越多老少边穷地区女性嫁入富裕地区，越来越多农村女性嫁入城市，以及越来越普遍的跨省婚姻发生，逐步形成了一个遍及全国的婚姻市场。在当前中国农村本来就存在性别不平衡的现实下，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加剧了性别资源的单向流动，造成特定地区更加严重的性别失衡，从而导致严酷的婚姻竞争。这种竞争改变了农村传统的代际关系、改变了农民家庭的策略模式，最典型的是农民家庭为了娶媳妇，而不得不到县城买房。当在县城买房成为农村婚姻的刚需时，在三大全国性市场压力之下，传统农村秩序也就解体了。
传统农村秩序解体了，农业仍然是刚需，农村仍然是大量无法体面进城农民尤其是中老年农民的刚需，未来很多年仍将有数以亿计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如何建立新型农村秩序是当前需要特别讨论的问题。
二、全国性农产品市场
传统中国农村具有很强的自给自足性质，农产品主要是作为租税上缴，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主要供自己家庭消费。除生产粮食以外，农户家庭普遍开展多种经营，多种经营的目的一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农闲时间获利，二是为了获得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进行交换。
4.1 阴茎外板皮肤“充足”时的策略 手术之前进行外板皮肤的初步评估，指压阴茎根部使阴茎体显露出来，观察测量外板皮肤是否足够覆盖阴茎体，在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切除狭窄环以及包皮内板，包皮内板尽量少留，成人保留在5 mm以内，儿童在3 mm以内，这样术后外观平整无臃肿。对于这种状态的隐匿阴茎，我们采取“脱套松解、固定，外板皮肤覆盖”手术步骤，即常规的Devine术式[6]。临床分型中，轻度、中度的隐匿阴茎，其外板皮肤多为“充足”状态。因此，对于轻度、中度隐匿阴茎我们采用Devine术式可以达到较满意的手术效果(图8)。
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19]在此,习近平强调了青年教育过程中的德育为先原则,教育工作“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0]。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立德树人任务的目标指向就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1]此语深刻地揭示出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与立德树人的质的规定性。
分田到户以后，农户重新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种什么怎么种，农户自己说了算。国家为了保障农产品的供给，采取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对粮食等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保护价收购，引导农户调整产业结构等等办法。分田到户以后的短短数年，中国市场农产品供给充足，无论是粮食还是经济作物，以及肉禽蛋奶产品供给，都大幅度增加。农产品供给大幅度增加，供给大于需求，农产品市场出现了过剩，农村出现卖粮难，以及与此相一致的谷贱伤农，粮食丰收了，农民收入反而下降。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强制要求农户调整种植结构，“逼民致富”在一些省市频频上演。在中国八九亿农民为三、四亿城市人搞饭吃的背景下面，必然出现农民种什么产品，什么产品就会过剩的问题。过去农户进行农业生产主要是自给自足，农业剩余主要作为租税上缴，现在全国八亿农民都为市场而生产农产品，就几乎必然会出现普遍的农业产品供给过剩的问题。八亿农民靠农业是不可能致富的，即使有全国农产品市场以及有全国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仅就大宗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来讲，大宗农产品具有相对稳定的市场价格，尤其是国家为了保障粮食供给而对粮食进行保护价收购，因此，农户种植粮食作物收入比较有保障但十分有限。在人均较少耕地面积情况下，靠种粮致富是完全不可能的。相对来讲，种经济作物更有可能赚钱，因为经济作物可能有超额利润，不过，凡是有超额利润就一定会有更多农户进入，从而消除农业领域中的超额利润。经济作物投入比较大，劳动更加密集，市场价格波动更加剧烈，因此，相对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利润是以其更高的市场风险和更大经济投入为前提的。
对于一般农业型地区来讲，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并没有改变村庄内农户收入去分化机制。不过，因为外出务工收入明显比留村种自家承包地收入要高，一般农户家庭如果仅仅种自己承包地而不外出务工，家庭收入就不能支撑他们在村庄中的体面生活，因此一般农户家庭都会想方设法增加收入机会，或者外出务工经商，或者扩大农村获利机会，比如增加种植面积、经营小农机服务、当农村经纪人、种养加结合、开商店卖农资等等。也只有可以在村庄增加获利机会的情况下，农户才可以和可能不外出务工经商。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是村干部。在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之前，农户收入主要靠当地收入，主要是农业收入，村干部不脱产情况下可以兼顾农业生产和村干部工作，因此，村干部收入普遍不低于一般农户。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后，所有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可以获得市场平均工资，而村干部无法离开村庄进城务工经商，他们当村干部的补贴往往又远低于进城务工经商收入。如果村干部不能在农业收入以外增加收入来源，就会成为村庄说不起话的贫困人口。村干部增加收入的几乎唯一办法是“中农”化。村干部中农化，或中农当村干部，是当前一般农业型地区的不二选择。
当前数以亿计的小农户农业不仅为中国提供了供给充分、品种丰富、物美价廉的农产品，而且为其提供了保底的农业收入。中国农业无法保证数以亿计农户的致富，却可以为数以亿计农户提供农业收入的保底，以及14亿中国人民物美价廉的农产品供给。
在中国农村人口众多，至今仍有2亿多农户，而土地又基本上按人均分的国情下，全国农产品市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农民可以通过自主生产经营进入农产品全国市场而致富。反过来倒是因为存在数以亿计同构的小农户，而致中国农业具有强大的农产品供给能力，农业中的几乎任何超额利润空间都迟早会被蜂拥而来的农户填平。因此，尽管中国屡屡有各种社会资本下乡务农，但以全军覆没的情况居多。
既然农业无法致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就大量转向二、三产业，转移进入城市，农村因此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户家庭中，中老年父母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因为城市可以提供越来越多高收入就业机会。越来越多青壮年农民乃至农户家庭进城后，将承包土地流转给仍然留村务农的亲朋邻里。有一些或因为父母太老、子女太小无法进城或者就是不愿进城的青壮年农民通过流入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从而在不离村的情况下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家庭收入，这些不离村而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可以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又年富力强，成为当前农村的“中坚农民”。
以老人农业和中坚农民为主体的小农户构成了当前中国农产品市场绝对的生产主体，提供了中国绝大多数农产品。老人农业和中坚农民家庭的共同特点都是家庭经营，尤其是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因而具有极为强大的竞争优势，这正是中国资本农业发展不起来的重要原因。
三、全国性劳动力市场
分田到户以后，农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之前隐性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大量释放出来，推动了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就业渠道的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增加非农收入的同时并未离开农村，而仍然在本地就业。也正是因此，乡镇企业越发达，所提供的本地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越多，当地农民就越是可能从二、三产业获取非农收入，农户家庭就越富裕。乡镇企业不够发达的地区，农民主要收入仍然依靠有限农业收入，农户家庭收入就相对有限。
进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方面乡镇企业发展普遍不景气，一方面城市为农民提供了越来越多务工经商机会。尤其是2000年中国加入WTO，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制造业就业机会，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开始了进城的过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中国绝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增加了农户家庭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从全国一般情况来看，一般农户家庭中，由中老年父母从事农业生产，青壮年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农户家庭收入由“中老年父母务农收入+青壮年子女务工收入”构成，因为全国劳动力市场对工资的削平作用，农户家庭收入中，往往中老年父母农业收入相差不多(人均承包地差不多，种植结构差不多，农产品利润差不多)，外出务工收入也差不多。所以，在全国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户家庭收入有去分化特征，要是说有差异，也往往只与外出务工经商青壮年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有关，越多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家庭收入就越高[1]。
根据认知心理学解释，语篇记忆输出体现在对字句，意义以及事件的再现，语篇记忆输出是英语学习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睡眠不足对词汇，词法，句法及语篇复述产生消极影响造成学习成绩不理想；语篇理解与记忆密切相关，语篇连贯是有赖于与睡眠相关的大脑高质量记忆，在高质量睡眠状态下，易于提取语篇记忆内容促进语篇理解，巩固语篇知识促进英语学习。语言学习依赖与睡眠高度相关的语篇记忆，语篇记忆输出体现英语学习五个层面的水平，高效睡眠下语篇记忆达到最佳状态为语言学习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反之导致语言学习不佳。因此得出，睡得好的状态能促进学习。
从贫困情况来看，因为距离劳动力市场远近不同，以及农村资源禀赋差异(主要是人地关系)，会对全国劳动力市场产生相当不同的响应。先来看资源禀赋情况。人少地多的农村比如黑龙江农村，因为土地较多，农户家庭仅靠土地收入就可以获得相对体面生活，农户家庭外出务工经商的青壮年比例相对较低，村庄社会结构也因此更加完整。反过来看，那些人地资源关系紧张的地区，比如四川、贵州、河南、湖南、浙江农村，农民最早外出务工经商，寻找各种可能获利机会。
全国劳动力市场本身是有载体的。目前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中心地区无疑是城市和沿海经济带，因此存在着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以及大中城市无疑是劳动力流入地，也无疑是市场中心地带，广大中西部农村则是劳动力流出地带。在市场中心地带，村庄中不仅青壮年劳动力有机会从市场上获利，而且中老年农民也有较多从市场获利的机会。中西部市场边缘地带，中老年农民要从市场上获利就要远离家乡，这样的机会成本就比较高。长三角地区农民不离乡甚至不离家就可以轻松获得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中西部农村农民必须远离家乡才能获得二、三产业就业机会，那些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中老年农民因此缺少从二、三产业获利机会。农业本身的季节性和就业不充分就造成中西部农户家庭收入低于处于市场中心地带农户家庭的收入。
除中心与边缘以外，还有若干半中心也是半边缘地带的农村，因为距市场中心比较近，就有了更多就近鲜活农产品的市场机会，以及就近就业的便利，也会有相对较多的以来料加工为代表的本地就业机会，这些机会为那些缺少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农村来劳动力提供了获利条件。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即因为文化原因造成不同地区农民对全国劳动力市场不同响应。总体来讲，在中华文明核心区的鲁豫皖，农民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普通农户家庭经过若干年积累可能也会有数十万元的积蓄，而云贵川等中华文明边缘地区(相对而言)，农民家庭可能不是家庭收入最大化而是家庭闲暇最大化，结果，越多市场机会就可能产生越多闲暇享受，本来有很多获利机会，因为更加追求享受而非积累，农户家庭也就越可能少有积蓄。
四、全国性婚姻市场
随着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农民家庭进城务工经商的逻辑开始发生改变：之前农民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原因是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过剩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以增加农民家庭收入。农村劳动力进城是服务和服从于农村生活与生产的。再后来，农户家庭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由缺少进城机会的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青壮年农民进城，他们在城市获得机会就留城，而留守农村务农的中老年父母则成为子女进城的支持力量，至少不是拖累。
人民公社时期，农产品纳入到国家计划体系，种什么、怎么种、种多少，大多由自上而下的计划来确定，农户和生产队都缺少自主权，统购统销政策保证了中国工业化中城市农产品的供给，也为工业化提供了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获得的原始资本积累。农民和生产队经营自主权受到抑制，全国农产品市场即使存在，也受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大抑制。
农村年轻人怀着梦想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进城务工经商，期望成为“体面”的城市人。年轻人在工厂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很容易产生跨省恋爱和跨省婚姻。因为年轻人工作范围大大超过了传统通婚圈范围，在全国流动，条件比较优越地区就具备对性别资源的强大吸引力。
OLI 理论视角下珠三角港台资企业空间特征演变及影响机制研究 马 星 黎智枫 张 泽 等2018/04 117
在总体性别失衡的大背景之下，农村年轻人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在全国范围流动，产生大量跨省婚姻，这个跨省婚姻却是有方向的，方向就是遵循性别资源向优势地区流动的规律。具体地，在性别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女性资源流向大体遵循农村流向城市、中西部地区流向沿海地区、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山区流向平湖丘陵地区、边远地区流向中心地区的规律。性别资源的跨省区定向流动会对农民家庭和村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在已经形成普遍跨省婚姻的情况下，全国农村仍然普遍存在着对本地婚姻的偏好，原因也是与合两家之好有关。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娶外地媳妇是比较没有面子的事情，只有娶不到本地媳妇的年轻人才会娶外地媳妇。在比较贫困地区农村，娶外地媳妇也不是首选，因为外地媳妇不能做到合两家之好，且外地媳妇很可能就会跑掉。
从传统时期来看，在绝大多数时期，农村都有相对稳定的传统通婚圈，农民婚嫁不过是周边十几公里范围内。传统通婚圈范围比较小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婚姻是合两家之好，在本地通婚形成姻亲关系，就将两个家庭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生产生活的合力，两个家庭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嫁出的女儿也方便看望父母，父母也可以很方便为子女提供支持。亲戚走动也方便。
在传统时期，因为很少跨省婚姻，性别资源流失比较少，即使存在性别比例的失衡，真正娶不上媳妇的当地男青年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个人身体有残疾，二是家庭条件太差。只要有一定家庭条件身体又健康的男青年，总可以在当地找到媳妇，而不用特别地担心会打光棍的可能。
在跨省婚姻普遍形成而传统通婚圈被打破时，某些地区农村性别资源流失就可能会比较严重，有一些即使家庭条件不错且身体健康的男青年也可能找不到媳妇而要打光棍了。这种情况很容易引发恐慌，农户家庭想方设法为儿子娶媳妇准备条件，并不断将婚期提前，越早结婚越安心。在传统通婚圈被打破性别资源流失的情况下，年轻女姓的稀缺引发竞争，只有那些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家庭条件好的男青年才能顺利娶到媳妇。结果，几乎绝大多数女性刚到结婚年龄就成家了。有的男青年因为家庭条件稍差或错失几次机会，年龄就比较大了，比如25岁仍然未婚，他就会发现当地竟然已经没有适合他的女青年了，因为在同等条件下，十七、八岁女青年谈朋友，显然不愿意找25岁及以上的“大龄”青年。25岁及以上的青年避免“打光棍”的几乎唯一办法，就是找离异妇女或丧偶妇女成家。
正是因为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在全国城市寻找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而发生了普遍的因为工厂恋爱等等造成的跨省婚姻，以及性别资源的不平衡流动。传统通婚圈被打破，全国性婚姻市场形成。全国性婚姻市场形成以后，性别资源流出的农村，因为女性稀缺造成农村婚姻成本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婚育年龄的大幅度提前。年轻子女不可能承担高额婚姻成本，父母不得不为子女婚育提前积蓄，并利用人生剩余劳动力作为抵押借贷，以支付娶儿媳妇成本，比如彩礼、县城买房和小车。仅仅靠农业收入是不可能承担子女婚姻成本的，农户家庭必须利用相对年轻的时间进城务工经商形成积蓄，并且在年龄较大缺少进城务工机会时，仍然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以减轻子女赡养负担。而依靠父母在县城买房的年轻夫妻很难在县城生活下来，因为县城缺少就业机会，他们因此将县城的住房空置起来，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寻找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进入到全国劳动力市场。
也就是说，在性别资源流出的农村地区，激烈的婚姻竞争造成了严重的代际剥削，且产生了一个为结婚而在县城买房的刚需，而这些在县城买的房子实际上无人居住，因为儿子媳妇结婚以后也到沿海大城市务工去了。
在性别资源流失最为严重的深山地区，即使父母十分努力进行积蓄，以为儿子成家准备条件，仍然可能很难娶媳妇。有些地区的光棍率因此可能高得惊人。更重要的是，深山地区往往比较贫困，且缺少积蓄的机会，父母因此对子女成家的条件无能为力。这会进一步加剧女性资源流失。
将表3和5进行比较发现,各要素标注出的缺省指代数与各要素的缺省量不一致,那是因为缺省要素的标注只能根据篇章中已经存在的要素进行缺省要素补全,而一些事件的缺省要素在文中是没有描述的,这时是不能进行补全的,也就是说缺省指代只能根据已存在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补全缺省要素.
有性别资源流出地区，就有性别资源流入地区。中国市场中心地带、半中心地带就是性别资源流入地区。因此，在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因为不存在找不到媳妇打光棍的问题，农户家庭对于娶媳妇的事情就不是高度敏感。能娶到本地媳妇当然最好，娶不到本地媳妇，娶一个外地媳妇还是不难的。因此，高额的苛刻的婚姻要价就没有存在可能，男青年也不急着娶媳妇，而是要经过一段可能比较漫长的爱情之后再结婚，婚龄也因此比较大。这些性别资源流入地区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当地女青年不愿找外地男青年，本地条件较好的男青年又找了外地女性，从而出现了“本地剩女”的现象[5][6]。
五、三大全国性市场的联系
传统中国农村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社会，全国性农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宏观背景，影响了中国农村基本秩序。我们先讨论三大市场之间的联系，再讨论三大市场对乡村秩序的影响。
三大全国性市场中，最早出现也最为基本的是农产品市场。农产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必须品的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一种是非刚需的经济作物。粮食作物涉及国计民生，保障供给十分关键，国家对粮食作物实行保护价收购。因为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种大田粮食作物是不可能致富的。经济作物以及各种鲜活农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价格波动大。在一些特定地区，比如蔬菜集中生产交易的地区(如山东寿光)和城市郊区，具有区位优势，这些地区农民就可能通过在有限土地上进行集约化投入(比如建蔬菜大棚)获得较高利润。不过，这肯定不是中国农业主流。经济作物较高收益与其更高投入和更高市场风险相匹配。
也就是说，相对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尤其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仍将有数以亿计农户，农户又以中老年农民和少量(10%左右)适度规模经营(30～50亩)中农为主的农情和国情，中国农产品生产将长期以小农户家庭为主，而这些小农户家庭劳动力缺少进城务工经商机会，其机会成本几乎为零，这使得中国农村可以通过有限农地提供价廉物美农产品，资本农业在种植业几乎没有进入的空间。反过来，中国有限的农地和占GDP比例越来越低的农业产值却仍然滋养了数以亿计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为数亿农民提供农业就业。正是与土地结合起来了，中国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民就可以仍然有农业就业机会，而不会勉强漂泊在城市。
“用曲的话来说，这难道不是老公的义务吗？但这打死也不能说。Y反复强调，S跟她说过的，跟曲的婚姻没有爱情，也几乎没有性生活，曲对S没有热情，而S也不渴念她的身体——就是因为这句话，Y才决定跟他好的，否则，她还搞什么呢，绝不会让S碰她。”
农业不能致富但能够保底，中国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市场。正是因为农业不可能致富，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经商，他们勤奋努力，如果他们运气又好，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较高收入，就体面在城市安居，反之，如果他们运气不好，仍然可以回到农村通过与土地的结合，获得农村生活的保底。
有农业和农村的保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高一些也不是太大问题。较高程度的劳动力市场为中国赶超型经济提供了强大动力源。全国劳动力市场为农民提供了广泛的在二、三产业获利的机会，也造成了农户家庭的分离。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这样的两难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丰田精益管理驰名中外，与恩泽相遇，成就首家精益实践医院。从试点到深度践行，15年间，精益持续改进。在今天高质量发展时代，它必将光芒四射。
在性别资源流出地区，年轻人成家越来越早，成家条件显然不是年轻人自己有能力准备的。为了让儿子结婚，这些地区的父母就必须提前准备。在性别资源绝对稀缺的情况下，父母为儿子娶上媳妇进行的准备就是竞争性的，表现出来就是彩礼越来越高，结婚条件越来越苛刻[2]，经济贫困型光棍越来越多[3]。比如，在鲁豫皖农村，父母要为儿子娶媳妇准备：彩礼(10～30万)，县城住房一套，小车一辆，仅这三大件就要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如果积蓄不够，就由父母以自己剩余劳动时间去借贷，儿子媳妇不负责还贷，而由父母还贷，因为为子女娶媳妇是父母的责任[4]。
全国婚姻市场中性别资源流入地区，因为较少性别资源的激烈竞争，以支付高额彩礼为典型的高额婚姻成本就较少，刻意提前婚龄的情况比较少见。基于个人相对成熟基础上的晚婚比较普遍。虽然传统通婚圈被打破，跨省婚姻越来越普遍，不过主导的婚姻模式仍然是以同乡为基础的，且这些婚姻往往要在家乡的县城落地，即在县城买房结婚。在家乡县城买房，可以充分利用家乡的人脉资源，更重要的是可以与仍然在农村种地的父母建立相互支持、相互照应的联系。
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农产品市场都仍然是一个不完全市场，仍然会有大量农民和农户家庭要依托农业来完成家庭再生产。农业不能致富却可以为数以亿计农户提供保底。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是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获得市场平均工资收入，机会比较好的农户家庭成功融入城市。农村性别资源的失衡以及性别资源流动所形成的全国婚姻市场，使年轻女性可能借婚嫁来完成城市化，或至少可以让男方父母在县城买房。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造成性别资源流出地区激烈的婚姻竞争，这种婚姻竞争的压力通过代际传递转嫁到父母身上，从而在农民家庭中产生了分化。年轻子女依靠对中老年父母的剥削进城，中老年父母则更加需要依靠土地来养老与保底。相对稳定的农村和以小农户为主的农业又为中国采取相对彻底的劳动力市场化提供了托底，或者说不够完整的农产品市场为相对彻底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前提。
六、市场化条件下的乡村秩序
快速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发展的重要表现，三大市场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内容。正是借助三大市场体系，之前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程度很高的农村开始融入到全国的体系中，之前建立在相对封闭基础上的乡村秩序面临挑战。
总体来讲，三大市场都是从农村抽取资源进入城市，即农村人财物流出。一个系统要能保持稳定，就必须有资源输入与输出的相对平衡。在当前城市化背景下，农村资源通过三大全国性市场流出，农村仍然维持了秩序，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其次，是将家国兴亡之感与个人失偶之痛叠加融合。商景兰不仅承受了丈夫的殉节，其父商周祚亦为明末之殉国烈士，她的二子后来“以国事被祸”[15]。因此，她的诗中充满了家国黍离之感，这种情感与对丈夫的追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商景兰诗的独特意境。《春日寓山观梅》云：
第一，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持续向农村输入资源，目前每年惠农资金高达2万亿元。
第二，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坚农民”的崛起。越来越多农民进城，也就意味着他们正在让渡出越来越多农村获利机会，这些获利机会滋养出来一个占农户家庭总数10%左右的数量不大却十分重要的“中农”群体，这个群体成为农村秩序中的“中坚”力量。
羊水过少在分娩阶段造成的危害同样不可忽视。胎儿头骨尚未发育成型，难以对脑组织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分娩时子宫收缩可能对脑部造成损害[8]；而羊水协助母体扩张宫口，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子宫颈，还可缓冲其对胎儿的压迫，缓解阴道顺产对胎儿造成的机械性损伤。羊水过少时，临床多建议采用引产或剖宫产终止妊娠，以改善母婴结局。本研究发现，羊水过少组孕妇剖宫产及催产素引产率均明显高于正常组，与既往研究结果接近[9-10]。
第三，中国农村制度仍然在起着强有力的作用，最重要的制度有两个：一是传统的村庄熟人社会制度，这个由自己人构成的熟人社会为农民提供了交往空间、精神寄托。另外一个是集体村社体制，尤其是集体土地制度，为所有农户提供了可以保底的承包地以及宅基地和住房。
明月的关系更好，而且说起来还有些复杂，边峰是自己妻子妹妹的同学。秦明月当年破获几起大案，后来都是警方的宣传人员通过边峰推向媒体的，边峰还专门写过他的专题报道，为其获评省十佳警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知道边峰喊他是想干什么，干脆装着没听见，皱眉返回大厅，命令对寄存处的东西进行一次清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深入分析三大市场对农村秩序影响的机制，尤其重要的是，三大市场本身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力的作用下面，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乡村秩序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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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村庄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差异研究”(18ASH002)。
作者简介： 贺雪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11-038-043
[责任编辑：李 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