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政府价值观与当代中国政府价值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政府论文,价值观论文,当代论文,价值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来自社会结构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全球竞争愈益激烈等各种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的方向与目标是什么，政府的价值选择如何，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大课题。俗话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照亮了通向未来的道路。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对政府价值作了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对于当代中国政府的价值选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内容考察
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本质就是政府价值主体的人民性。在人民性这个大前提下，其政府价值观又涵盖着人民的政府、参与的政府、廉洁的政府与公正的政府等多重内容。
1.政府必须服务于人民利益——人民的政府
毛泽东所致力的政府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政府。政府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政府必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体力量，革命所建立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必须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认为，人民利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利益，也包括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利益，还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政府的目标与任务就是做到人民的各方面利益得到共同促进、协调发展。
毛泽东所致力的政府又是在实际行动中落实人民利益的政府。毛泽东始终强调，政府服务于人民利益不能停留在口头，一定要体现在实际的行动上，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中。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就如何关心群众生活，如何具体维护群众利益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他要求政府机关了解群众的具体困难，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维护好他们的利益。
2.政府必须重视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参与的政府
毛泽东十分注重人民参与政府公共事务，将它看作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以及检验政府是否民主的试金石。早在苏区行政管理时期，他就提出“没有代表大会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也就是说，没有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政府，就不会代表人民的利益，就会违背政府的宗旨。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参与对保持政府性质与实现政府宗旨的重要性，毛泽东不止一次强调，“对人民，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2]。在他看来，政府是否民主，一条重要的标准在于人民群众是否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政府就难以获得有关民众具体需要的信息，就会变成政府替人民群众作决定，从而可能违背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毛泽东看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民概念不一样，因此政府参与主体的范围也不相同。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政府的参与主体范围扩大到包括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抗日的阶级。解放战争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被排除出革命政府的民主参与范围。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都属于政府民主参与的范围。而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大多数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切社会主义拥护者都可以参与政府公共事务。因此，毛泽东的政府参与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以无产阶级为主体，又具有范围的广泛性，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3.政府必须接受监督，防止腐化——廉洁的政府
作为熟读历史典籍，精通历史兴亡规律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非常强调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才能使政府成为一个廉洁的政府，而对政府权力最重要的监督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早在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回答他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时就认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初期，毛泽东发动的“三反”运动，其目的也在于通过人民群众的监督来遏制、消除包括政府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的贪污、浪费现象，保持政府的廉洁性。
毛泽东的廉洁政府观也包含了民主党派与舆论的监督因素。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党派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认为政府办好公共事务离不开民主党派的监督，他强调指出：“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3] 关于新闻舆论对政府的监督作用，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4]，以便发挥“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5]。毛泽东认为，新闻舆论的监督对党的干部与政府干部都是有效的，实现党的宗旨与政府的价值目标都需要新闻舆论的监督。
毛泽东认为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必须要求政府公务员做到自我约束，廉洁自律。在他看来，个人作风是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腐化的重要原因，“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6]。为了加强自律，形成良好的作风，避免权力腐化，毛泽东强调“整风”的重要性，要求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艰苦奋斗，谦虚谨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道德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4.政府必须追求公平，实现正义——公正的政府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相信政府权力不是天赋的，而是人民授予的，这是两者一致的地方。然而，由于对人民概念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他们认为政府所应实现的公正的内涵不同。政府是公共权力的凝结体，对于政府的公共权力，毛泽东认为来自劳动人民的授予，他曾经精辟地指出，“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7]。因此，政府首先就要服务于劳动人民的利益，在劳动人民之间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此外，尽管政府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然而政府的权力覆盖整个社会，对整个社会进行着管理，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它也需要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服务。
这样，政府所追求的公正就包括两个方面：阶级公正与社会公正。在两个方面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阶级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和基础。不改变人民群众受剥削压迫的地位，不实现阶级公正，就不可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正。而社会公正是阶级公正的产物，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政府的目标。毛泽东所倡导的政府公正，首先注重的是阶级公正。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劳苦大众在旧中国经受着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建立新中国，成立新政府就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为他们提供公正的待遇，维护他们的利益，这就是最大的公正。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也强调社会公正，认为所有的社会成员，在政府制定的法律面前都应该一视同仁。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黄克功杀人案”。杀人犯黄克功是一个在革命中立下大功的革命者。1937年9月，黄克功因恋爱不成而持枪杀人。毛泽东就这件事严肃地指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一定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谁，不管他有多大权力，有多高职务、地位和功劳，只要他触犯了法律，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为他开脱，必须依法惩处。”[8]
毛泽东始终认为，政府价值不会自动实现，而是一个政府及其公务员不断自觉努力的追求过程，需要通过政府改革、公务员勤政廉政以及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等途径来解决政府价值实现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从而在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中不断实践政府的价值选择。
二、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一位杰出人物，也是生活在具体时代环境下的一个历史人物，其政府价值观绝大部分内容是科学的，也有某些内容是不科学的，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1.毛泽东政府价值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政府价值观也承继了马克思主义政府思想的核心观点。
首先，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在政府的人民性方面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观念。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9] 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不是官与民的关系，更不是牧者与牧群的关系，而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而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他都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政府的权力来源。
其次，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在政府的廉洁性方面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观念。马克思在总结评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巴黎公社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她“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10]。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不同时期都反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倡导政府的廉洁性。马克思的廉价政府观与毛泽东的廉洁政府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个廉价政府必然要求政府公务员廉洁，而一个廉洁的政府也将做到低成本运作，成为一个廉价政府。
此外，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在政府的参与性与公正性方面也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极为重视普选制，认为普选制是民主的核心，马克思也十分欣赏巴黎公社社员对公共事务的管理。马克思还注意到政府公正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不仅指出资产阶级政府的普选措施对劳动人民是不公正的，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也是对一切人的公正对待。这些思想后来都被毛泽东吸收进其政府价值观中。
毛泽东的政府价值观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政府理论的本质内核，而且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政府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对于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政府相区别的新型政府，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政府，恩格斯称之为“非政治国家”的政府，列宁称之为“半国家”的政府，毛泽东则明确于1948年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将人民民主与专政作为一个术语使用，是毛泽东的首创，它表明了新的中国政府是以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内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府。
2.毛泽东政府价值观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政府思想的超越式发展
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提出了各自的政府思想，清末康有为等人提出了“君主立宪”政府思想，后来，孙中山又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府思想。历史地看，这些政府思想有着其进步的意义，对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然而，康有为等人的思想本身有较大的局限性，其“立宪政府”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开明向保守转变的过程。从早先所持的“凡有政事，早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11] 转变到后来的“今斗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12]，明显地反映了他在政府改革思想上的倒退；而且，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3]，也就是说，康有为等人的政府思想，与当时的中国是不相适应的，是无法实现的。孙中山提出了人民选举并监督政府官员的思想，比康有为等人的政府思想更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他曾明确指出：“何为民权？即近来瑞土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14] 然而，孙中山的政府思想也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只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种理论探索，无法在中国实践。
毛泽东的政府价值观接受了近代以来我国政府思想包括康有为与孙中山政府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又实现了超越性的发展。
3.毛泽东政府价值观为社会主义政府改革提供了依据
毛泽东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而改革则是解决矛盾的一种必要手段。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特别强调指出：“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15] 毛泽东始终认为，政府的根本目标是服务于人民利益，政府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必须以能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来决定是否改革政府。
从抗日根据地政权到民主主义政权再到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多次提出了精兵简政、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以及改革政府机构的思想。毛泽东在1958年和1970年进行了两次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的调整，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的权力很大。然而，由于没有把握好权力调整的度，权力下放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央政府集权变为地方政府集权，并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分散主义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否认毛泽东改革政府的主观意图以及对后来政府改革所带来的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改革一直没有中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职能处于持续的调整过程中，政府的职能与机构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进行了改革。政府改革始终得到了政府领导人的重视，也得到了人民群众与政府公务员的理解和支持。可以说，这种重视、理解与支持也与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影响分不开。
4.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
由于毛泽东政府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府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具有探索、开拓的性质，而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反复多次才能完成，中间错误与挫折是难免的。这样，毛泽东政府价值观也难免存在一些失误和局限性。
首先，对阶级斗争认识的误区影响了政府价值的实现。人民性是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根本内核，人民的对立面自然也成为毛泽东抨击与批判的对象。可以说，在毛泽东那里，对普通劳动群众的偏爱与对剥削阶级(其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化)的反对与批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阶级斗争则成为实现毛泽东双重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建国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一方面在于他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程度，扩大了阶级斗争的范围，以至将人民的外延紧缩到了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初衷；另一方面，毛泽东在60年代中后期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的组织形式，即“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替代形式，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混乱，也严重影响了政府价值的实现。
其次，制度的缺失与大民主的泛化影响了政府价值的实现。毛泽东重视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但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他对国际形势与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越来越严峻的判断，毛泽东日益强调一种非制度化的大民主方法，主要是带有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忽略了制度化参与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主要还是一种手段，正如他所指出的，“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16]。这种看法对他采取大民主方式越过政府实施其意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对党和政府机关发生蜕化变质有着深深的担忧，认为不少部门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已不能依靠其来组织阶级斗争。这样，他就将非制度化的群众运动作为一种民主参与的方式，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发动阶级斗争，反对官僚主义、防止政府权力腐败。然而，这种非制度化的群众运动的不适当的普遍推广，使政府机构陷入了瘫痪的境地，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失序，也影响了政府价值的实现。
第三，浪漫主义民主理想与政府实践层面的冲突。新中国建立后，担心政府机关腐化变质，毛泽东除了发动人民群众对政府进行监督之外，也在思考保持政府革命性质的更好办法。在重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防止政府蜕化变质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的各种事务。然而，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由劳动群众直接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显然是不现实的。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毛泽东提出实现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为群众对更广泛公共事务的直接管理提供基础。其实践就是“乡社合一的，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合一的，既是社会基层组织，也是政权基层组织”[17] 的人民公社的建立。二是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来越过政府执行某些政策，后来甚至直接用群众运动的领导组织来代替政府。毛泽东的这种观念与现代社会对政府的复杂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正如许全兴所指出的，“1958年，毛泽东提出将‘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带有空想的性质，应予否定”[18]。而以群众运动或类似组织形式来替代政府实施其职能在多数情况下只会起到反面的作用，加重社会的失序化，妨碍政府价值目标的实现。
三、当代中国政府的价值选择有赖于对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和行政效率的低下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降再降，于是，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服务”运动。9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政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政府再造的实践。其主要的内容是对政府治理的价值、原则与行为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也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另一方面，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些情况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的价值选择十分重要。
毛泽东毕生都在无私地为民族的命运而孜孜以求，贡献了其全部才智、胆识以及卓越的思想。毛泽东政府价值观是毛泽东对政府价值的系统性思考，其科学性与局限性的两方面内容在历史上都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当代中国政府价值的正确选择有赖于对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实现对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创造性的转化。
首先，根据政府性质的要求坚持毛泽东的政府价值观。我国政府的性质始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府，政府的这种性质从未改变。改革只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使其更好地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综合国力。政府价值选择是政府性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当代中国政府价值的选择必须与我国政府性质保持一致。毛泽东政府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政府的价值目标作了深刻的、科学的阐述，为社会主义政府的价值选择设定了一些基本点。这些基本点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必须遵循的。这些基本点说到底就是社会主义政府的人民性。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作为一种价值规范和行为规则在我国政府建设中具有稳定性和连贯性，从1944年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到今天的“服务型政府”，都体现了人民处于主体地位的价值选择，也是对毛泽东政府价值人民性的一贯坚持。
其次，根据经济基础的发展对毛泽东政府价值观进行继承与创新。政府价值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这是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根本点。我国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政府价值取向也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是服务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二是市场经济，这是我国经济基础的一个外在表征。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市场只是一种手段，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然而，尽管是一种表征和手段，但毕竟是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因而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一些要求也会在政府层面体现出来，并形成政府的价值追求。例如，法制，这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邓小平就曾经指出，“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19]。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契约经济，隐含着对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追求，法治则是实现这种追求的必然选择。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制，而且需要依法行政。因此，我们在继承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同时，还应当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毛泽东的政府价值观进行发展与创新。
第三，将对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同时代潮流联系起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相互影响度越来越高，这是一种时代潮流。这在一国政府价值的选择中表现为，一些普适性的、得到世界各国认同的价值，应当受到各国政府的尊重与选择。一些价值，例如民主、法治等等，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人的普遍需要，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具有超越国界与种族界限的普适性意义。当今各国不是存在于孤立之中的，而是相互交往密切联系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与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正在前所未有地加强，我国正在以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发展之中。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的经济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这种时代潮流要求当代中国政府的价值选择在坚持自身社会性质的同时，尊重并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些普适性价值。
总之，当代中国政府的价值选择，需要在立足于政府性质与经济基础的同时，尊重时代潮流的要求，继承与发展毛泽东的政府价值观，将其创造性地转化到当代中国政府的价值选择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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