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持续发展的态势、问题及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流域论文,态势论文,持续发展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长江流域（本文指上游的四川、重庆，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下游的江苏、浙江、上海，共7省2市）土地面积148.45km[2]，占全国的15.5%；1997年人口4.71亿，占全国的38.1%；GDP30195亿元，占全国的40.4%。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长江沿江地区对国家经济的中枢作用日趋明显。
1 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9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不断上升。1991年长江流域GDP占全国的33.8%，1997年上升至40.4%， 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1）， 经济活力与竞争力呈现出沿江向内地扩散的趋势。综观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之演变，如果说，八、九十年代形成了沿海地区先行发展的基本格局；那么，在世纪之交至下世纪前20a，将形成以长江流域崛起为标志的新的区域经济格局。
随着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不断上升，而人口比重却有所下降，长江流域人均GDP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亦有所变化。 1991 年人均GDP 全国1879元，长江流域1636元，长江流域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3元；1997年人均GDP全国6079元，长江流域6407元，长江流域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28元。
长江流域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应引起重视：①长江流域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经济效益并不高。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主要工业经济效益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总体上看，下降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外向型经济发展与本区所处地位不相称，经济外向度，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③目前沿江地区产业结构的层次仍不高，资源消耗型产业占很大比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大量增加资源消耗，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④下游地区经过近20a的高速增长后，结构性矛盾逐渐显露出来， 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投资和市场双向疲软，加上受东南亚和日本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减弱，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许多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面临较大困难。下游经济增长的规模和质量对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调整下游经济结构和体制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⑤长江流域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地域空间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上中下游各部门、各地区的经济开发应协调发展，各种资源要统一利用，即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但目前对资源开发、工程建设和区域分工尚缺乏统一部署，不仅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会带来各种生态环境问题。
表1 1992～1997年沿江省市GDP年均增长率（%）
Table 1 Growth rate of GDP of provinces in the ChangjiangRiver valley(1992－1997)
全国流域沪苏浙皖赣鄂湘川
11.5
13.4
13.3 14.4 14.5 14.0 12.4 13.3 12.5 11.9
综上所述，长江流域的发展应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贯彻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方针。从长江流域的发展势头和国家经济形势及实际需要看，今后一段时间内，长江流域应按高于全国约2 个百分点的速度进行宏观调控，即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不断改善发展的质量，加大开发开放力度，建立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以取得最大的整体开发效益。
2 上中下游的协调发展
近年，长江流域经济实力东倾的趋势有所减缓。长江下游GDP 比重由1991年的45.4%扩大至1994年的49.7%，又缩小至1997年的48.6%；长江中游地区发展较快，地位有所回升；上游地区发展仍较缓慢（表 2）。目前，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发展差距仍然客观存在，1997年上中下游GDP之比为1∶2.31∶3.13，人均GDP之比为1∶1.17∶2.75。苏浙沪3省人均GDP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上游各省市则均较全国平均水平为低，其中上海人均GDP分别为四川、江西、安徽的6.39 倍、6.35 倍和5.87倍，浙江和江苏也分别为四川的2.62倍和2.32倍。 产业结构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差距也较明显。
表2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差异比较（单位：亿元）
Table 2 Gap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hangjiangRiver valley
流域 下游
中游
上游
GDP 7301.33312.3 2707.9 1281.1
1991年比重(%) 10045.37 37.09 17.55
GDP 17483.88696.2 6009.7 2777.9
1994年比重(%) 10049.74 34.37 15.89
GDP 30194.9
14678.510828.4 4688.0
1997年比重(%) 10048.61 35.86 15.53
区位条件、历史因素、地形与交通条件、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及相应的投资政策和优惠政策等是造成长江上中下游差距的重要原因[1]。差异的形成是这些因素长期综合演化的结果。世界发展过程表明，在以重化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扩大是普遍规律。在目前所处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在速度、效益与均衡、公平的决策选择中，前者是首选目标。但必须正视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缩小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发展差距可分三步实施：2010年前，逐步缩小相对差距，并力控绝对差距的扩大；2010～2030年逐步缩小绝对差距；2040～2050年达到较均衡发展。
长江流域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必须遵循“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以加快中上游的发展和上中下游的互补、互利、互促求均衡。具体包括以下途径和对策：①用足用好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在财政、金融、计划和投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加快中上游地区乡镇企业和其它非国有经济的发展；②制定有利于中上游地区发展的产业政策、人才政策和投资政策，加大中上游对外开放力度，鼓励下游和沿海到中上游地区投资开发能源（特别是水能）和其它资源；③重点扶持一批经济核心区，作为带动中上游发展的增长极；④加强中上游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中上游地区的投资环境。重视建设沿江铁路、沿江高等级公路和干流航道治理，并为加强上中下游的联系提供良好条件；⑤强化现有经济协作区功能，建设共同市场，促进区域经济的联合与合作；⑥上游地区应集中力量在局部领域实行反梯度推进，开发名优特产品、产业占领中下游、沿海以至国际市场。
同时还应看到，长江作为国家生产力布局的一级轴线，沿江产业带已有较好基础，众多南北支流和交通干道使东西南北经济形成一体，其发展对于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促进内陆开发和对外开放意义重大。缩小长江上中下游的发展差距不仅可以促进长江流域的持续发展，而且对于促进我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主通道作用。因此，国家不仅要将长江沿江地区作为继沿海之后第二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应重视其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方面的重要作用。
3 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
1990～1994年是长江流域农业生产滑坡和农业基础地位受到严重影响的时期，1995年以来，这种趋势有所减缓，粮食产量在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农产品产量不同程度地有所增加。农业内部结构得到一定调整，种植业和林业比重不断下降，牧业和渔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产值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经济及其它作物播种面积与产值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且产值结构的变动幅度高于播种面积的变动幅度，说明这种结构调整收到一定成效。但农业在全国的地位继续有所下降，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粮食产地的地位已受到威胁，除棉花与油料外，粮食、茶叶、水果、水产、肉类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有所降低。虽如此，长江流域仍是我国重要的商品农产品基地，粮食、棉花、油料、茶叶、肉类占全国的40%以上，水产品占全国的35.8%，而且农业资源仍有较大潜力，必须重视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
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初见成效。上海市汽车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电站成套设备及大型机电设备制造业、家用电器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工业和钢铁工业等6 大支柱产业在工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以集成电路与计算机、现代生物与医药、新材料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不断增加，基本实现支柱产业的战略转型；江苏、浙江强调基础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发展，缓解了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短缺状况，同时加大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湖北、安徽则培育出一批轻工优势企业和名牌产品，对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总起来看，这种“下游偏重、中上游偏轻”的产业发展政策与90年代以前“下游偏轻、中上游偏重”的发展特点有很大不同，弥补了以前产业政策的不足[2]。 同时长江流域工业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主导功能不强，缺乏带动整体经济外向化的实力；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占很大比重，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业比重较低；企业运行的整体效益不高，市场占有率、市场优势指数均略有下降；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明显，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现象较严重。
第一、二产业的发展要求包括运输、商业、信息、金融等在内的第三产业与之相适应，以加速产品流通、资金周转、 信息传播等过程。 1997年长江流域GDP中三次产业构成比为16.8∶49.8∶33.4，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特别是交通运输、金融等为生产直接服务的社会化部门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尚未形成高效、便捷、健全的社会服务系统。
长江流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应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依托区位和水资源优势，重点发展机电、钢铁、化工、汽车、建材等工业。下游应充分利用靠海可就近取得国外原材料和产品返销国外的优势，发展外向型基础原材料工业，中上游应立足本区资源的综合和深度开发。下游及中上游有条件的城市宜率先培育机电为主的新兴产业，并运用高技术调整改造纺织、轻工等现有支柱产业，建设以外向型的加工工业为主导、原材料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化工业走廊。长江流域具有水土资源匹配较好的组合优势，必须稳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在三角洲地区稳定耕地面积的同时，发展城郊型和创汇型农业；在中游努力提高单产，建成国家农业商品粮生产基地；上游地区应注重涵养水源和农业综合开发，增加土特农产品生产。第三产业，以交通运输、金融贸易和旅游为先导，以长江商贸走廊建设为媒介，以大中城市和专业市场为依托，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全方位、优质、高效的系列化、现代化的第三产业体系。
4 外向型经济发展
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的沿江开放是国家对外开放极其重要的一环，也是将中国经济进一步推向国际化的重要动力。9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外向型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外商投资项目规模扩大，投资产业多元化。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不断上升（表3 ）。
表3 长江流域外向型经济发展 （单位：亿美元）
Table 4 Development of export- oriented economy of theChangjiang River valley (USD 100 million)
年份实际利用外资 进出口总值
出口总值 外向度
总量 比重(%)
总量
比重(%)
总量
比重(%)
(%)
1992
31.98
24.49
307.16
18.56
188.78
22.22
10.73
1993
93.45
30.91
385.78
19.71
203.67
22.209.04
1994
98.72
27.68
490.80
20.74
286.70
23.69
14.13
1995 122.22
30.77
630.66
22.45
380.90
25.60
14.13
1996 151.67
31.44
711.70
24.55
392.99
26.01
12.22
1997 153.11
32.12
799.49
24.95
473.10
25.90
13.00
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的深入，长江流域的开发区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1996年15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数、从业人员、总收入、上交税金、出口创汇分别占全国的16.7%、27.2%、32.0%、33.7%和31.6%，经济效益和出口创汇能力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地区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1996年苏州高新区工业总产值占苏州市区工业总产值的33.3%；绵阳高新区工业总产值占市区工业总产值的44%；而无锡高新区连续3a被英国权威杂志《企业测位》评为亚太地区科技工业园投资环境综合第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形成了一大批以电子信息和通讯、生物工程、新材料、机电一体化、新能源为支柱的新产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周围中心城市中的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同构成了长江流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长江流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与其经济发展的地位不相称，几项主要指标占全国的比重均低于GDP 占全国的比重。长江流域外向度（出口值／GDP）1997年为13.0%，比1992 年提高了1.3 个百分点，但与全国相比，1992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5 %）2.8个百分点，1997年（20.3%）扩大至7.3个百分点。除上海外， 其余各省市外向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下游地区的江苏省（17.5%）和浙江省（18.0%）外向度水平不但远低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广东（84.5%）和福建（28.4%），而且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出口货物档次看，长江流域仍以纺织服装和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即使是出口比重正在逐渐上升的机电产品，也大多属于加工程度低、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性工业制成品。应用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外资企业投资额、外资企业出口值等指标，定量评价流域各省市1992年至1996年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并据此求算各年份省际差异变异系数。变异系数由1992年的0.6766扩大至1996年的0.7277，区域差异有所扩大。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长江流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外向型经济带动的，但沿江地区这种带动作用并不明显，或者说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从形成原因上看，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区享有对外开放的先发优势和国家相应的优惠政策，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的内、外环境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国家逐步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加强对利用外资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下游地区除上海渐显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及长江流域的带动作用外，苏浙二省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品具有一定的国内市场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水平不高，在带动长江流域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
内外环境的变化要求长江流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二次创业”。长江流域是我国智力密集区和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集中分布区，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技术、人才优势，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也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基础。目前这种优势发展远远不够。必须切实实施科教兴“带”战略，充分开发人才和人力资源，增强科技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经济发展的支撑力。目前，长江流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和旅游度假区分布密集，各种开发区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依托，也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阵地，应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长江三角洲应进一步提高消化国外资源和技术的能力，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和市场，同时不断扩大对毗邻地区的辐射能力和中上游地区的带动作用；中上游地区应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沿江城市的开放力度和覆盖范围；在工业基础较好、资源富集的区段，集中力量建成投资开发区，促进对外开放。
5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合理布局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及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国家将继续加强能源、原材料和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沿江地区的水资源、水能、水运、岸线、矿产以及经济基础、区位等优势，十分有利于发展钢铁、石化、能源、建材等重化工业[3]。 而基础产业的发展又为机电、汽车等支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并相互促进。
沿江地区钢铁工业净产值占全国的43%，钢和钢材产量占全国的44%，在上中下游均已形成相对集中的钢铁工业区。今后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应着重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市场短缺的钢材品种；加快企业改造，使重点企业和部分地方骨干企业的生产装备和工艺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此外，根据沿江工业发展需要以及利用外资和国外铁矿石等有利条件，还可考虑在下游沿海地区（如宁波港）新建大型钢铁基地，建设强大的沿江钢铁走廊。
沿江地区石化工业产值占全国的40%，化纤、硫酸、磷肥等产量占50%左右，是工业支柱产业，且经济效益好、比较优势明显。今后应加快中上游天然气、硫、磷、盐开发，扩大中下游原油进口，重点发展盐化工、磷化工、天然气化工和精细化工。应集中建设滨海沿江地带，上海—杭州—宁波，南京—仪征—扬州，铜陵—安庆—九江，武汉—岳阳—宜昌，重庆—泸州—宜宾5 大化工集中地区具有一定规模和经济技术优势，将继续作为重点发展。同时，逐步实现向杭州湾北岸、宁波沿海地区推移的战略。三峡库区也有条件发展盐化工。
发达国家为了利用航运资源，十分注重在水运岸线近旁建设铁路和公路体系，形成强大的沿江运输通道[4]，建设工业密集带。 长江航运资源长期未能充分开发，缺少沿江铁路的支持是重要原因之一。各种运输方式包括铁路和水运之间存在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的关系，铁路开通后，可通过发达的陆上交通网，将更大的范围连接起来，成为大河港口的腹地，而且铁路建设带来了大河沿岸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交流的增加，也显然会增加客货运量。研究表明，长江上货运密度最大的铜陵经南京至镇江段，恰有宁铜铁路和京沪铁路沿江平行，沿江城市和工业较密集；它的上游和下游都因为没有沿江铁路，沿江地段难以吸引大运量的工业，水运密度反而显著下降[4]。 长江沿江地区的开发需要有强大的交通运输体系作为基础条件，包括加强长江口和干流航道治理、建设沿江铁路和沿江高等级公路等。需要指出的是，沿江铁路作为机动性强的综合运输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必须加快建设，包括铜九线、汉荆线、宁芜复线以及川汉线、渝宜线、沪宁客运专用线等，形成自重庆至上海1915km的铁路。
建设与铁路、公路相配套的跨江桥梁是建设交通运输综合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长江干流在建和拟建的跨江桥梁有十几座。过江通道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同时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应做好大桥建设的经济可行性论证。江阴公路大桥建成后，对北岸靖江市的经济发展将有巨大促进作用，大大加快靖江市与上海、苏南等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但对南岸的江阴市而言，如果没有临港工业为依托，有可能仅仅是一个过江通道，从而不能对区域发展产生较大的带动作用。同一城市公路铁路桥应尽可能合二为一，以减少桥梁数量和因桥墩建设所形成的碍航浅滩，应尽量避免类似江阴公路桥和铁路桥这种各行其是的做法。
随着长江流域的日益发展，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以及与之相关的深水港建设，已提上议事日程。目前提出的关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方案有多个。考虑到沟通长江流域与国际贸易以及避免错过进入国际集装箱航运市场的需要，长江口整治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应及早动手，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深水港方案的决策事关重大，必须开展多方案的前期研究，在可比条件下深入论证，审慎决策和实施。宁波港具有深水优势，风浪掩蔽条件好，航道稳定，可接纳第5代超大型集装箱船和15 万t 以上巨轮，在长江口拦门沙疏浚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成前，应抓住时机发挥其在国际航运市场上的作用。
6 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与城乡一体化
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着沿江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沿江地区发展的空间形态呈点－轴分布，城市作为二、三产业集聚和扩散的实体，是经济发展的生长极和支撑点，城市发展和城镇体系的完善是经济带建设的基础。目前长江流域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应进一步加速城市化进程。
大城市是区域的经济社会中心。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与上海、香港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密切相关，没有几个特大城市的带动是很难形成绵延2000多km的沿江产业密集带的。上海作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逐步形成，具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性中心城市的条件，应按照“一个龙头（浦东）、三个中心（经济、金融、贸易）”的要求继续发展；重庆作为上游地区的中心城市，应充分利用升格为直辖市和三峡工程建设的有利契机，加强其增长极的核心作用，南京、武汉等特大城市的适度发展对产业带的建设与完善也有积极作用。三角洲地区的无锡、苏州、宁波等城市，2000年左右也将发展成为1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加上众多中小城市，长江三角洲有可能首先形成大都市连绵区。因此，沿江地区大城市的发展不是控制的问题，而是适度发展的问题，关键看条件，要因地制宜，择优发展。至于有些地方不切实际地把城市的正常发展搞成大规划、大都市作为“政绩”，造成土地浪费和空间布局的混乱，则是应该摒弃的。
中上游地区除汉、渝两个特大城市外，缺少能够支持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次中心城市，城镇体系不完善。中游区段应依托重要交通干线和资源开发，积极发展芜湖、安庆、九江、黄石、鄂州、岳阳、荆沙、宜昌等大中城市发展，培育2～3个次中心城市，带动小城镇发展；上游地区受交通和地形条件的影响，以条件较好的小城市建设为主。沿江地区小城镇的发展应区别对待，三角洲地区城镇密集，其发展不能停留在数量和面的扩张上，而应侧重质的提高和发展，对一些规模小、布局分散的小城镇、集镇等要适当合并，提高集聚程度，条件好的城镇应向小城市、中等城市发展。同时，分散的乡镇企业应以引进外资和更新改造或兼并为契机，根据城镇规划向工业小区集中。中上游地区经济实力较弱，小城镇在一定时间内还将有较大发展，但也要汲取布局过于分散的教训，依托资源开发开辟工业区（点）要尽量利用原有城镇或有利区位。
我国的城市发展，既要增加城市数量、扩大城市规模，又要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既要提高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又要限制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人多地少的矛盾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城市化必须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密集，乡镇企业和城镇发达，是最有条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地区。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是由乡村工业化引起的，这种以区域为基础的工业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分散性特征，分散的工业化必然导致城市化的滞后，并进一步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和隐性城市化，造成农村工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较低，影响工业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并造成土地等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面积的扩大，最终影响现代化的进程。为此，应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可首先放宽县城和县辖镇的户籍管理政策，只要在城镇有合适的工作和固定的居住场所，乡村劳动力就可向城镇转移，且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条件成熟时再向小城市和大中城市推广；要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取消分等级的劳动就业制度，使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城乡居民点、工业布局、基础设施网络、环境整治和保护要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做好城乡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
7 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长江流域人均水资源量2760m[3]，相当于沿海地区的近2倍， 全国有200多个城市缺水，北方地区尤为突出， 水资源丰富是长江流域最主要的优势之一。长江年径流量9616亿m3，占全国的37%，目前利用率仅10%，其有效开发利用不仅可以为产业带建设提供稳定可靠的水源，而且是解决北方地区、特别是北方沿海缺水的重要途径；长江水能蕴藏量和可利用量分别为2.68亿kW和1.97亿kW，分别占全国的40%和52%，目前开发利用仅占可利用量的12%。长江水能资源集中分布于长江上游地区，其开发利用对于沿江、沿海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除在建的三峡、二滩电站外，还应加快其它水电站的建设步伐。长江水资源虽然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导致中下游地区洪涝灾害频繁和部分地区缺水；长江水量大，纳污自净能力强，但随着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城市江段已形成了污染带；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太湖，具有调节洪水、向城市和工农业供水、发展渔业和旅游功能，是经济带下游段的重要水体，但目前太湖流域内大多数城市的现用水源地都受到污染，原有取水口纷纷上移或另选新址，嘉兴、常熟等城市比较合适的饮用水源地都难以找到，导致水质型缺水。因此，在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应注意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水环境的保护和水污染的治理。
长江沿江岸线资源丰富，南北岸线长度合计近6000km，超过大陆海岸线长度（5500km）。岸线资源是重要的国土资源，对建设港口、码头、大型工业企业、过江通道及发展航运意义重大。目前岸线利用和港口建设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岸线资源开发利用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政出多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深水浅用、多占少用等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部分地区取水口、排污口、港口码头交叉建设，使取水口水质受到污染。二是港口码头建设布点过多、功能雷同。三是某些岸线开发与整治工程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对长江河势及整治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建设的项目无法发挥设计功效，有的影响上下游和左右岸已建项目的正常运转，有的对长江防洪造成影响，加剧了岸线崩塌、淤积。今后应在摸清长江岸线资源的基础上，研究和掌握长江岸线冲淤变化规律，制定岸线总体布局规划和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确保长江防洪安全，建立岸线的有偿使用制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合理利用长江洲滩，发展生态农业，对邻近大中城市的长江洲岛，视条件和需要开发旅游，发展第三产业。
土地是产业带建设必不可少的资源条件，上游地区受山地地形的影响，土地资源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交通和城市建设的重要因素；中下游地区以平原为主，但人口稠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迅速，建设用地面积不断扩大，同时后备资源不足；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对整个经济系统具有支撑作用，但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使这一支撑能力受到削弱。沿江地区经济发展、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必将占用一定数量的土地、甚至是耕地，今后人地矛盾将更加突出。为此，应做好沿江地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各项用地；加强沿江地区的用地管理，在沿江开发开放过程中，避免出现沿海地区1990～1994年“开发区热”、“房地产热”那种土地失控现象；改造中低产田，最大限度地挖掘土地生产潜力，适当增加耕地复种指数；重大工业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可考虑尽量利用山坡地。
8 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沿江地区经济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引起的环境污染及自然灾害的双重影响，致使生态环境日渐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地质灾害和水土流失问题突出。严重地质灾害区主要在宜昌以上的上游地区，包括宜昌、万县、涪陵、重庆、黔江和宜宾等，地震、崩塌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给经济建设尤其是布局大型企业和基础设施工程带来一定影响，所造成的堵江断流或壅水碍航制约着黄金水道功能的发挥。长江上游林区历来是三峡库区和长江中下游的生态屏障，同时也是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地区。森林的不断破坏不仅使其涵养水源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破坏，也加速了荒漠化、滑坡、泥石流等灾难的发生。与此同时，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山区遭到肆意毁林开荒，坡耕地随处可见，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据估计，目前长江流域上游年均侵蚀量15.68亿t（约11.6亿m[3]），宜昌站输沙量5.3亿t[5]， 并进一步造成湖泊淤积，水库调蓄库容损失，河道水位抬高，泄洪能力降低。
二是，洪涝灾害威胁较大。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洪涝灾害威胁较大的地区，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发生。随着世界范围内气候变化，加上水利建设赶不上环境演变和经济发展，洪灾的直接经济损失日趋严重。国家每年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疲于防洪除涝，洪水威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对防洪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防洪能力明显不足，将直接影响长江流域的持续发展。
三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沿江七省一市面积仅占全国的15%，而1997年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量分别占46.3%、30.9%和29.7%， 环境负载远高于我国平均水平。据《中国地表水资源质量年报》对长江水质评价，长江干流总体水质良好，但近岸特别是城市江段污染严重。对干流21座城市江段近岸水的监测结果表明：Ⅰ类水占1.1%， Ⅱ类水占11.2%，Ⅲ类水占16.8%，而Ⅳ、Ⅴ类水分别占24.6%和46.3 %； 797.2km长的城市干流江段，污染带长565km，占71%。长江干流是沿江城镇重要的水源地，共有各类取水口近500个， 目前均已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岸边污染带的影响。流域内支流大多污染严重，湖泊（如太湖等）富营养化普遍严重。大气环境也不断恶化，我国南方30个SO[,2]浓度最高的城市中有1／3集中在长江沿江地区，长江上游是我国酸雨严重地区之一，三角洲基础工业分布密集，大气环境容量亦相对不足。由于长江经济带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较快，钢铁、石化、火电、建材等“三废”排放量大的基础工业将有更大发展，沿江地区将面临环境污染的更大威胁。
对于沿江地区随着经济发展而引起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整治与保护相结合的对策：①多方筹措资金、增加环境治理与保护费用。目前长江流域环境保护投资约占GDP的0.5%，不仅低于世界著名江河产业带2%的比重，而且低于全国0.7%的平均水平。②加强长江中上游水土保持工作，特别要结合三峡工程移民，加快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建设。③强化流域内特别是沿岸城镇和太湖水污染治理，以及乡镇企业的污染治理工作。这是保护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基础。④调整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抓住三峡工程建设将提供巨大电能的有利时机，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在干流沿岸建设一批耗电大、耗水多、无污染或轻污染的工业项目。在布局大型企业和基础设施工程时，应尽量避开和预防可能发生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和水土流失等地质灾害影响，并采取必要工程措施，特别是三峡工程建设使得大量移民、城市和企业搬迁，城市和工厂应尽量避免建在大滑坡等不稳定岩体上。⑤加强洪涝灾害防治工程建设。测算结果表明：长江流域40a 防洪工程发挥的效益相当于总投入的11倍，今后应继续加大投入，加固长江干堤、退田还湖和加快蓄洪区建设、整治和疏浚河道、治理水土流失，加强防洪管理和非工程防洪措施。⑥加强流域管理和生态规划。莱茵河沿岸各国通过创建莱茵河保护国际委员会、制定莱茵河行动计划和莱茵河21世纪议程，加强了流域管理和生态规划，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环境的良性循环。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洪涝灾害、水土流失，都必须通过加强流域综合管理解决。
收稿日期：1998—10—01；修订日期：199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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