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
东亚国际体系转型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刘 军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 借鉴秦亚青国际体系的相关理论研究，对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进行梳理。同时，还探讨了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对新时代中国外交产生的诸多影响，通过对东亚国际体系的反思，思考东亚将何去何从，中国应如何应对等问题。随着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遭遇的挑战及其治理困境被不断放大，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尤其是东亚局势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东亚国际体系；中国新时代外交；转型
国际体系转型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东亚国际体系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次区域体系，当下面临着新的转型，作为中国外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次区域对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与中国外交之间存在诸多互动。本文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东亚国际体系本体及内部要素发生了哪些变化？二是东亚国际体系的变化对新时代中国外交有何影响？
一、20世纪90年代之前东亚国际体系演化
国际体系变迁相关理论的探讨是研究以上两个问题研究的逻辑前提。国际体系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整体背景或环境。国际体系转型包括国际体系本体和国际体系要素两个方面，而国际体系要素由体系结构、体系制度和体系观念构成。秦亚青提出国际体系本体，即国际体系行为体，其转型最为主要的标志是行为体性质的变化，从民族国家建立至今，国际体系本身并未出现本质f的变化，故而国际行为体内部结构的变化成为研究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内容[1]。笔者根据以上关于国际体系转型的理论框架，结合新的时代背景，探讨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
本文中的东亚概念是指“大东亚”，即东北亚①和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大致相当（中国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是指东北亚五国加东盟十国）。王逸舟在其文章《东亚共同体概念辨识》中还提到了“文化东亚”，文化东亚涵盖的基本上是“蒙古人种（系）”所繁衍和活动的范围，也即当今词汇学意义上的“黄种人”所主要居住的国家集[2]。尽管绝大部分东亚人为蒙古人种的后裔，且文化之间相互影响，行为体之间互动频繁，但东亚地区仍然是当今世界的热点地区，边界争端问题、政治制度的不同、价值观的疑惑、民族主义的再次高涨、宗教极端势力的破坏、明确计划的缺失、民众基础的脆弱，都在这一地区集中表现了出来，当然，这些问题并非只在东亚凸显，但就当前的形势综合来看，东亚仍然是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我们有必要依据相关的国际体系理论，对该地区国际体系演化进行系统的梳理。
匹多莫德作为免疫调节剂在过敏性紫癜患儿中使用频率较高，王晋妮等[11]在小儿过敏性紫癜60例患儿治疗中提到，匹多莫德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的有效率达82.34%，患儿免疫功能明显改善，本文研究结果中，应用匹多莫德联合葛根素联合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其有效率为87.50%结果一致，相互印证。
大多数学者将19世纪之前的东亚国际体系称为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影响下的东亚国际体系行为本体是族群国家，而非现代民族国家，其中是否有明确的疆界以及是否存在明确的公共文化是二者的主要区别[3]。杨军将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先秦时期、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隋唐至元时期、明清时期，且四个时期分别与方国体系、郡县体系、羁縻体系、宗藩体系等四种东亚国际体系类型相对应。华夏先民早期将区域关系看作是国内地区关系的进一步延伸，故而将统治国内的方国、郡县、羁縻等政策延伸至东亚国际体系，一直到明清时期，依赖于国家实力和贸易的宗藩体制，成了东亚国家认可的国际体系[4]。尽管对朝贡体系学界争论颇多，但朝贡体系对我们解读东亚国际体系意义重大。就朝贡体系的权力结构而言，在东南亚和朝鲜半岛均没有出现足以动摇中国中心地位的政权，呈现出单极化的特征。儒家文化对于东亚国际体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地区交流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圈也不断发展。葡萄牙殖民者在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西班牙、荷兰人也先后来到了东南亚，但整体而言，早期殖民者占领的是一些重要的贸易据点，对东亚国际体系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开始崩塌，东南亚地区、琉球群岛、朝鲜半岛地区等中国传统藩属国成了西方殖民者统治的对象，随着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实力的不断增强，东亚国际内部的权力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但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仍然是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
基于以上对权力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发生战争的前提下，体系制度的建构以及各主体国家的政策选择是影响地区秩序发展的核心要素。冷战以后，东亚制度结构开始从美苏主导下的双边军事结构向多边合作转化[8]。后冷战时期，美国的部分双边关系仍然得以保存，如美日、美韩双边军事关系等。同时，东亚地区已经建立了东盟“10+1”、东盟“10+3”、“六方会谈”、东亚领导人峰会等合作机制。日本为了实现世界政治大国的梦想，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多边机制，尤其是希望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如在“10+3”框架下宣传日本力主的“印太战略”，通过对东亚峰会的积极参与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等。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格局的重组给韩国推进行中等强国外交提供了机遇。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才具备了中等强国的所有要素，而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主要实践场所便是东亚。其外交上偏好多边主义，经济上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安全上追随美国，政治上寻求平衡，要求和中日平起平坐[9]。东南亚国家在东亚地区制度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东盟方式”为指导，东盟认同和一体化进程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也影响了东盟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动。对于中国的崛起，东盟各成员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如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相对谨慎，新加坡和菲律宾采取了防范和接触并行的两面政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对华政策比较模糊[10]。东盟各国与中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受“协商一致原则”的影响，东盟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关系是一种低水平的合作，利用多边平台来约束大国行为。
灰色模型在建模时虽然会存在多种问题，但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对模型进行处理，比如残差修正、背景值修正、线性内插法等，从而提高预测的精度。
首先，东亚体系权力结构转型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影响。亚洲国家推动的“东亚合作模式”和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合作模式”是东亚最主要的地区合作模式，前者以东亚地区的发展为导向，而后者以美国制定的规则为导向。不管是奥巴马提倡的美国和太平洋盟友一起参与东亚多边合作，还是特朗普重新强调“美国优先”的双边原则，最终目的均是试图瓦解东亚合作，代之以美国主导的“亚太合作”[14]。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以及东亚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国际格局呈现出了“东升西降”的特点，2017年底以来，“中国威胁论”等涉华的负面舆论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中美博弈显著升温。面对美国在经贸和安全等领域的挑衅，中方坚决反击，以斗促和，同时也为中美关系回归对话做出了积极努力[15]。维护了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
冷战结束以后，地区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频繁，东亚的次区域轮廓再次清晰。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体系内的权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民族主义发展的滋养之下被无限放大，体系观念内部矛盾重重，同时体系制度建构也是成绩有限。我们所要面对的是现实问题，不想从回溯历史当中揭示多少普遍性，而是通过反思东亚曾经做了什么，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认识历史，反思在剧烈变动的全球化的今天，东亚地区体系将何去何从，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二、后冷战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东亚国际体系发生了变化。现代民族国家产生至今，国际体系本体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所以，新时代国际体系的转型主要指的是体系要素的转型，即东亚体系结构、体系制度和体系观念三个方面的转型。
最后，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动强化了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有学者认为中国最大的挑战均在周边，尤其是东亚，在处理领海争端等问题的过程中，中国都采取了和平磋商的方法。“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提法可以看作是对和平外交理念的践行，十三大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十八大、十九大依然强调这一时代主题，新时代对“和平”赋予了新的内涵[3]。如莫兰所言，和平主义代表了生物性生存需要，但要自由就有自卫和保护的需要。机遇与风险同在，绝对的和平主义取消一切可能的战略决策，在消除死亡风险的同时也丢掉了自由的可能。西方的二元思维模式决定了美国必将正在崛起的中国作为假想敌，中国在维护领土、领海主权和国家的安全等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践行和平外交理念。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50年代，东亚地区国家经历了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族群国家发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东亚国际体系也开始由“中国为中心”向“日本为中心”模式的转变。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完全被纳入了西方主导下的现代国际体系，而日本成了该地区新的霸主[5]。所以，东亚国际体系开始了第一次转型，体系本体和内部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地区现代民族国家先后建立，日本、中国、东南亚和朝鲜等东亚国家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即东亚国家本体完成了由族群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其次，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东亚国际体系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日本的崛起，体系权力由中国转移到日本，同时东亚原有的尊卑地区观念以及制度结构（如“册封”等）也逐渐解体。虽然日本具备了主导地区秩序的实力，也试图建立一种可以被当时东亚国家所接受的地区制度，如“大东亚共荣圈”方案的实施等，但最后没有成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朝贡体系崩溃以后，日本认为西方平等的国际法权体系并不适用于该地区，而文化优势的缺失使得日本无法对原有制度的合理成分进行吸收[6]，因此无法提供一套被东亚国家普遍接受的地区制度；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带有明显旧制度痕迹的“大东亚共荣圈”自然不能够被地区内其它国家所认可。最终，武力成了日本与周边国家互动的主要方式，致使东亚经历了较长的动荡时期，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尤为深重。
再次，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东亚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行为主体之间的政策互动使得中国与东亚国家发展态势基本良好。虽然很多学者认为，中日之间的矛盾在短期无法缓和，且为区域内最主要的矛盾，中日关系的发展成为地区内最不确定的因素，但中日还是有一些推动双边关系的努力。如2018年中日双方适时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李克强总理访日、安倍首相访华均促进了双方的政治互信和经济往来。积极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巩固中朝双方政治互信。朝鲜、韩国、美国在中国提出的“双暂停”思路的影响下，于2018年先后宣布暂停核试验和军事演习，推动了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进程。大力推进南海和平稳定，一方面坚决反制美国等国家在南海侵害中国领海主权，另一方面切实推进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磋商和合作。如2018年8月“南海行为准则”形成了中国与东盟单一磋商的文本草案，10月进行了中马泰联合军事演习，也积极利用中国与菲律宾双边磋商机制管控海上意外事件等[15]。以上外交均是在大外交背景之下展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双赢[19]。当然，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之间相互作用，很难完全分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而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构和东亚一体化进程是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当下东亚国际体系转型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其次，东亚国际体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支点，东亚国际形势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调整。2008年以来，“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成了中国外交界的共识[16]。周边地区是中国外交和安全发展最为重要的依托，2013年中央周边外交座谈会表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周边外交的重视，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17]。这一外交理念既有对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继承，也有结合时代背景的创新，“亲”和“诚”是态度，而“惠”和“容”是行动[18]。周边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与当时东亚国际局势的发展密切相关，自2010年以来，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领海矛盾集中爆发，域内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地区经济发展和合作也遇到了瓶颈。十八大召开以后，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面对东亚地区形势发生的变化和调整，中国的周边政策也进行了适时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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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地区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革，地区内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现代民族国家，地区体系也被纳入了美苏主导下的国际体系，而两极对抗深刻地影响了地区历史发展进程。这一时期地区权力结构由“日本主导”转化为“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共同主导”的结构，观念结构表现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对抗的结构，而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制度结构因为受到冷战影响并未出现。尽管整个冷战时期东亚国际体系呈现的是美苏对抗态势，但有学者认为美国主导了战后东亚国际体系，二战以后至冷战结束，美国主导下的东亚国际体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1950年）为确立阶段，1950年《旧金山和约》确立了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第二阶段（1950-1971年）为发展阶段，从美国积极干涉东亚到1971年“里根主义”提出撤出亚洲，美国东亚政策随着全球战略的转移也发生了变化；第三阶段（1971-1990年）表现为美国的影响在这一地区逐渐下降，转而联合中国与苏联对抗。冷战时期中国与东亚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美苏对抗的极大影响，事实上中国与美苏之间的关系就是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关系的最主要内容，也就是说，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与该地区冷战发展轨迹基本吻合[3]。
当今世界是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世界，科技的进步也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好处，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甚至称为“地球村”。人类力求建立国际秩序的有序性，但无序性、偶然性同样无法回避，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11]，在把握规则性的同时，无序性同样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的稳步发展与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密切相关，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十八大之前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已经比较完善。2012年11月十八大的召开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的新起点[12]。2014年，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2017年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日趋完善[13]，十九大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中国外交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诚如前文所述，东亚各主体国家的政策选择是影响地区秩序发展的核心要素，同时，地区体系的变迁也对新时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行为体的政策互动深刻地影响了当今东亚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而互动的实质是由谁来主导多边机制的建构。尽管尚且存在诸多分歧，但整体而言，行为体对多边机制的建构持积极态度。地区制度结构也在缓慢变化，随着行为体之间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多边机制构建的成熟，相互理解也将不断深化，但东亚体系观念的转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随着中国经济和全球影响力的增强，东亚国际体系权力机构确实发生了变化，而美国的衰落只是相对的，世界中心要从美国完全向中国转移尚需时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东亚学者已经提出了世界中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观点。虽然日本当时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具备影响全球政治的能力，而学者提到的“亚太”这一概念过于笼统，美国本来就是一个亚太国家，二战后一直是世界权力的中心，那么何来转移之说？其实，当时学者想表达的就是世界中心开始向“东亚”转移，但因为实力所限，才提出了世界中心向亚太转移这一模糊的提法。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未来较长时间作为世界中心是一个常量，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权力中心的转移主要是欧洲和中国实力的消长。世界中心转移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该地区要有一个或数个世界级影响力（物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大国；第二个条件是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7]。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如何限制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东亚国际体系的变化成了美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成了能够影响世界的大国，该地区也成了各大国利益争夺的中心。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和欧洲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但美国的衰落只是相对的，仍然是世界中心的绝对组成部分，欧洲的衰落使其全球影响力下降，东亚取代欧洲成了世界体系的另一个中心。2012年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得美国开始践行奥巴马在此前提出的“转向亚洲战略”，美国的战略中心由中东向东亚转移，也进一步说明了东亚确已成为世界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宣布放弃“再平衡”战略，有学者认为目前中美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且刚刚开始。全面遏制中国崛起成了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影响权力结构转移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尽管中国经济的总量较大，但人均生产值较低，而经济力量真正转化为军事力量也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美国仍然在东亚权力体系的分配结构中占据主动地位。
东亚安全秩序正在从地区体系向地区社会缓慢转变[20]，当前东亚国际体系正在面临新的转型，各国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均受到霸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等确定和不确定因素的威胁，均面临文化认同导致的诸多危险，所以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一般而言，一个民族从自身成长的经历、痛苦、光荣中汲取养料，靠集体记忆、准则和规范维系，但东亚与欧洲一样面临一个难解的悖论，即某些国际体系行为体历史共同记忆凸显的是战争和仇恨。欧洲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所以就东亚地区而言，在认识历史的同时，也需要着眼现在和未来。
教师在课堂中要保障每个学生的权利，对每个学生要公平对待，尊重每一个学生，不能因为成绩的高低而差别对待，师生之间的相处最基本的就是平等。所以，教师要保持着和学生的沟通，成为学生真正的“良师”，教师的亲和力可以降低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压力。教师在课堂中多注意学生的举动，对于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学生，教师要及时沟通，解决学生的困难，让教师和学生共同进步。
四、结论
从朝贡体系到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东亚国际体系也经历了以“中国为中心”向“日本为中心”模式的转变。冷战时期地区体系被纳入了美苏对抗的国际体系，后冷战时期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代替欧洲成为世界的另一个中心，而美国的中心地位在二战以后一直未曾改变。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对中美关系、中国与周边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平外交理念的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阶段讨论东亚的文化认同显然不切合实际，但在理性和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思想的探索不应停止。经济技术的发展促进世界一体化的同时导致了诸多不可调和的对立和冲突，但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之一，不可能回避，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道德体系的约束，东亚亦然。东亚的区域合作是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发展和生存的必要选择，民族国家到地区组织再到人类社会的联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可行道路。就中国自身而言，继续发展经济，深化改革，提高文化创造力是重中之重。中国是东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推动者，中国的前景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发展。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美国的干涉、日本及越南的挑衅，都不应成为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羁绊，要不断提高国家的创造力，稳步向前。
[注释]
① 文中东北亚包括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五国，具体探讨内容没有涉及蒙古。
早在20世纪末就有研究明确指出排球运动员的弹跳高度取决于助跑方式及进攻类型[23]。众所周知，排球进攻与拦网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运动员技术水平的影响，身体形态(身高、臂长)和弹跳能力是主要因素[24]。然而，还没有任何能够直接测量排球运动员在运动对抗和比赛动态变化状态下相关数值的特别装置。根据所记录图像进行分析的光电测试法，既可以获得运动员的弹跳高度又可以跟踪其在比赛过程中运动负荷及技能状态，这在实践中是唯一可以采用的非侵入式的手段。在本研究中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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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on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LIU J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eference of Qin Yaqing's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 evolution of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studied.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 has had many influences on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Through the reflection o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the ques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such as where East Asia will go and how China should respond.With the challenges of western liberal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with its constantly magnified governance dilemma,the stability of China'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in East Asia hasan important impacto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nation.
Key Words: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stem；China's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transformation
中图分类号： K33；D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115(2019)05-0079-06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9.05.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CGJ020)
收稿日期： 2019-04-22 修回日期：2019-06-27
作者简介： 刘军（1987-），男，甘肃通渭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史及国际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校对： 刘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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