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语言学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情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bstract]This paper tries to comment therelationshipbetween modem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The formernot only supplies literary translation withfundamentalconcepts,but also requires us to understandcomprehensionwith re-creation based on comprehension.Sense,the key to themodem linguistic philosophy,also plays animportant role inthe the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毫无疑问，翻译理论在其得到系统讨论之初是被包容进语言学的范畴的：因为它是，并且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后来出现了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争，甚至有点水火不融的味道。这也并不奇怪，几乎在所有的人文科学领域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争端，争端的双方占据了领域内方向完全相反的视点，然而自它们相对而立时，它们已经注定无法互相排斥，无法失去对方而独立存在。
翻译理论当然不可能成为语言学的分支（或者被我们叫做所谓的“应用语言学”），它仿佛与生俱来是跨学科的。实践也确实证明，将翻译理论纳入为语言学的一章只维持了相当短的一段时间。或许正因为此，语言学派面对文艺学派的指责似乎越来越无能为力，尽管它为翻译理论做出过建设性的贡献——翻译理论在“科学”化的过程中不得不向语言学借一点基本的术语和方法——它也在自问：翻译理论的语言学途径真的走入绝境了吗？
我们也许并不急于给予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关键在于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语言学曾经给翻译理论带来过些什么，以及——也更为重要——还能为我们带来些什么。
一、事物-思维-语言模式：翻译的可行性基础
从语言的生成角度来看，事情仿佛非常简单。所以翻译不计名分地存在了几千年也没有问过诸如存在的可能性这一类的问题。语言是应交流需要而产生的，它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根本特征。“事物-思维-语言”模式由是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对于语言，进而对于翻译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脑中或多或少总存在着这样的想法，认为“思想或者观念反映事物，而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外在表达符号或工具，语言的优缺点就在于它们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思想或观念。”[1]
这种与现代把语言当做思想或存在本身大异其趣的语言观却是翻译存在的最好佐证。既而索绪尔又指出了所指和能指之间的任意性原理，翻译的可行性于是被更加完满地证实了，许钧教授在其《翻译层次论》一文中借助高名凯的语言学观点这样写道：
具有全人类性的思维是翻译活动的基础。由于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思维的职能在于反映客观的规律，在共同的客观世界的决定之下，在人脑的共同的物质结构之下，思维进行的能力及思维进行的规律是全人类性的，而充当思维材料的语言是以声音为前提的物质现象，它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决定了它的多种形式。但是，当各民族的语言源起时，虽然处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活动则是一致的。正因为这同一性，各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千差万别的情况下，才可互译。由此看来，思维的活动便构成了翻译活动的基础层次。[1]
很显然，如果各民族的语言只是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所差别，哪怕是“千差万别”，那么事情远远没有这么复杂。因为索绪尔告诉我们所指与能指之间原本就是任意的。对于两种“任意符号”之间的转换，我们也许不必如此心惊肉跳。这正是在翻译理论上名噪一时的信息论的认识根源。因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奈达会说“一切在一种语言中得到表达的东西都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表达，除非在该表达中，形式是信息的主要构成因素。”[2]
由是早在1898年，或许还根本未料翻译理论为何物的严复就提出了译事的“信、达、雅”。所谓“达”，不过是达意，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信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的。
由是以口译的角度来看，“达意”仍然不失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准。我们完全可以在另一种语言里，用另一种形式将某种信息表达出来，从而达到传递、沟通、交流的目的。
我们无意在此讨论该模式的是非，问题只是这种模式在翻译理论得到系统讨论之初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它不仅使翻译成为可能，而且使翻译理论成为可能。法国当代哲学家、语言学家阿热吉论及翻译问题时竟然也与许钧教授的思维基础层次论有着异曲同工的说法，他问“翻译的障碍何在呢”？“无非是两类差别所致，而这两类差别，在散文和诗歌里都同样存在。第一类与文本之外的具体实在的、文化的条件有关。正是在此决定下人类及其生活方式的某种不变基础上的这些条件组成了种种人文的，或者是其它方面的大相径庭的真实。但是，我们在翻译时，正是通过这类被指证出的事实。而另一类差别关系到语音、语法及词汇。”[3]
我们发现，在所谓的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间，如果都用这个模式来打基础，并不存在着本质的对立。事实亦复如此，当文艺学派向语言学派发难时，它自己也很难跳出“千差万别”的“语音、词汇、语法”的转换技巧及正误的圈子。它使所有的翻译理论研究者及实践者在其工作伊始都不得不定向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语音、词汇、语法”能否尽可能地贴近而内容不损？
失望是难以言喻的。也正是这种失望构筑了两个学派的分水岭，使双方往两个极端滑去。
或许更为致命的是在于，当语言学内部对这个模式发生质疑时，以此为基础的翻译理论（决不仅仅是语言学派）陷入了措手不及的境地。
二、语言：存在的本身——翻译不可行性的由来
乔治·穆南在他的《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接受现代语言学关于词汇、语法及句法的流行观念，我们几乎可以明白地说，翻译是不可能的。”[4]
除了交流，人们发现语言有着工具之外更为本质的特征。语言越来越成为一个谜一般的“存在”（？）。
当然，我们倘若真的溯源而上，纵观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这种质疑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只是，出于种种原因，在今天显得尤为突出。
语言的可传达性在古希腊的高尔吉亚处就遭到了怀疑。他说，“语言是随着外界刺激我们的事物而产生的，亦即随着感性事物而产生的，由于事物与体质的接触，才产生了转达这种性质的语言；由于颜色从外而来，才产生了转达这种颜色的语言。如果是这样的，那么，便不是语言转达我们之外的东西，而是我们之外的东西表达语言了。”[1]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到近代的莱布尼茨、维柯，乃至康德、洪堡，一直到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所有的语言哲学家一再思考着世界、人、语言的关系，它的确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线性关系。语言的无可依托最终是会导致翻译的无可依托的：无可信，无可达，无所谓雅。一方面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交流的骤增要求翻译活动尽快合理合法化；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怀疑语言是交流的媒介（至少不仅是），从而越来越怀疑交流的可能性。
现代语言学发展到解释学，更为翻译的存在浇了一瓢冷水：海德格尔得出了前有(Vorhaben)、前见(Vorsicht)和前设(Vorgriff)的概念，伽达默尔更是发展了成见(Vorurteil)的理论，告诉我们成见是不可避免的。翻译理论关于翻译能够在另一种语言体系中还原原作的梦想终于完全破灭了。
翻译只能作为一种成见存在。伽达默尔为我们留下的唯一一点余地便是这种成见与完全的误解仍有区别，它有可能——在自我克制的前提下——是合理的，姚斯接下去发展了接受美学的理论，使得接受者的合法地位得到了承认。
而解构主义的存在则使语言彻彻底底地从描述思维的工具发展成为人类最本质的游戏。翻译不得不参与这场游戏，但是它胆战心惊。不见了意义单元(unités de sens)，文字成了“播撒出去的种子”，不朝着固定的方向，自由生长着。这就是所谓“书写与阅读之间的零度”，任何一种欲将文字模糊性圈囿在某一固定意义上的企图都有悖于文字本身，阅读如此，翻译更是如此。形而上学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翻译是不可能的，哪怕只是作为成见存在。有趣的是，翻译实践没有消亡。其实翻译理论的系统发展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与语言学的今日状况几乎是同步的。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自其伊始就会出现这样的悖论，法国的翻译理论家拉德米拉尔问道：“我们难道还能想象到有另外一种实践活动，与翻译同等重要，所涉范围同等广泛，持续时间同样长久，却如同翻译一般，无法确证其合法的存在，甚至让我们无视其业已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吗？”[2]
在不可行与可行已存在的张力作用下，也许我们倒能发现，不可能的只是某一种翻译，某一种我们预设过、追求过，但从来没有实际存在过的翻译？
我们的理想主义呵。
语言不是一种无往不胜的描述，它是和思维一样受到主体限制的存在。翻译也不是一张万能的透明薄膜，可以覆在任何一个文本上而不显象。我们在关注现代语言学发展轨迹的同时，或许有一个问题要问：如是说来，现代语言学是窒息了翻译的存在呢，还是要将它从记忆补偿工具的牢笼中释放出来？
萨特说，我们被判处了自由……
三、语言学与哲学的纠缠：一扇被忽略的洞开之门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纪，语言学几乎席卷了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
这决非一个撞击性的偶发事件。正如张汝伦教授在其《历史与实践》一书中指出的，“语言作为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特征与手段与人同在，它既是思维的工具，也是实践的媒介，又是历史的表达。同时，它又是存在的视界与人文视界的基础和界限所在。语言的这种本体论上的先在性与生存论上的基础性，决定了它必然会成为人们反思与探究的焦点。”[1]
当我们仰望本世纪的哲人，惊叹他们对于语言问题的探索和挖掘时，我们触到了真实的原因。显然，从整个西方的哲学史来看，它天生就与语言学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
语言与哲学一向在纠缠不清之中，因为哪怕是被罗兰·巴特、被德里达消解为碎片，语言至少还是有“痕迹”的，可以为我们感受。哲学如果不借助语言，它永远也无法统领人类的精神领域。甚至在基督教的圣经教诲中，语言和世界的开端是合二为一的。
因为尽管源远流长，流派纷呈，语言学所致力解决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语言究竟以何种方式连接了世界与人、主观与客观？语言究竟是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洪堡所说的“从主观性到客观性的过渡点”[2]？并且，这个过渡点又是怎样反过来——除却它的连接意义外——作用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之上的？
因为如果说翻译理论注定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如果说翻译决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语言现象，它还牵连有更多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的文化意义上的因素，那么我们似乎早应该看到，“单纯的语言现象”决不是那么单纯，语言学的本身也注定是跨学科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学”，都逃脱不了对一种对立关系的研究。翻译的语言学情结在这里：它研究的正是建立在语言关系之上的关系；翻译不能被语言学包容在内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它的关系比语言关系还要来得复杂。
也许在表达技巧的转换之外，语言学所提供给翻译的，应该是一种更为本质的东西。我们不妨借助其中一点，借助现代哲学与现代语言学共同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意义，来看看它有可能为我们的翻译理论带来怎样的暗示。
意义是什么？结论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围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语言不可避免地从“单纯”的物质性的描摹中走了出来，语言的使用、接受及其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变迁中的遭遇都被语言学伸出手一把揽过。结构主义固然还怀揣着客观到底的痴想，较之近几十年才开始成形的翻译理论，语言学到底还是率先走向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借助《语言与哲学》一书为我们所做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梳理，我们看到，意义一项下至少有以下五个子问题。
（一）意义和心理内容：意义是主观的心理体验还是公共性质的有效使用及共识？
（二）意义和对象：如果说意义和主观的心理经验无涉，那么它是否需要凭籍指称对象来界定？
（三）意义和意向：能否用作者的意向或意图来说明本文的意义？
（四）语言的意义和讲话者的意义：是不是同时存在两个意义？如果不是，究竟哪一个意义是我们要追寻的？
（五）意义的整体论：语言的意义有没有基本的单位，如果有，应该定位在哪里？[3]
翻译理论几乎无法不成为这场空前开阔的意义讨论的受益者。事实亦是如此。翻译理论步语言学之后，也最终开始寻找它林林总总的途径，融合在文化的大背景里。我们也可以相应地思考这样的五点：
（一）翻译所赖的真实可不可以到作者的主观心理体验中去找？“人在屋檐下”的译者永远都不可能对原作者的存在毫无顾忌，不能对米兰·昆德拉的绝对权威有所置辩，如是才胆战心惊地不知该把自己的手脚往哪里放——不是所有的译者都能那么幸运地聆听到他们的米兰·昆德拉的指手划脚！但是现代语言学的反心理主义立场毫不犹豫地否定了权威的存在，而心理学或精神分析方面的有限知识也还不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手段去还原原作者的心理体验，我们该用一种怎样的态度来划定原作者在译文当中的位置？
（二）文本倘若或多或少为我们留下真实的“痕迹”，我们能否通过对这些“痕迹”的客观分析重新建构——当然，是在另一个语言体系里——“重新表达话语的意义”？我们能否通过还原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方法还原一个客观存在？或者，象丹纳说的那样，通过重现“种族、环境、时代”的三大因素去考证原文本的真实？
（三）如果说译者不得不开口言说，那么这种言说合不合理？它有没有应该的限度？译者的立场与视角在怎样的程度上改变了文本的原意？
（四）语言(langue)本身作为一个社会的约定俗成有没有固有的意义？言语(parole)相较于语言的本身是否已经是一种背叛的存在？维特根斯坦否认了私人语言的存在，在他看来，“是人们说的东西对和错，人们在语言上一致，这不是观点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1]然而自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之后，现代话语论一直孜孜不倦地强调翻译的不是语言而是话语。套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当生活状况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时，人们如何言说？翻译作为再一次的言说，它究竟是背叛了原文本的言语呢，还是背叛了作为原文本存在依据的语言？
（五）翻译单元究竟存不存在？是词语、子，段落亦或整个文本乃至由文本扩展出去的社会、文化、历史的环境？还是根本就是解构主义为我们论证的，这个单元并不存在？很显然，我们无法否认翻译实践有着最基本的操作单位：句或者段。然而在理论上，我们仿佛无法满足于这个单位，这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矛盾呢？
我们对于意义的思考于是不再重弹翻译理论上“忠实与背叛”的老调。它牵涉到一个更为彻底的直面，那就是：如果我们不得不谈忠实，我们将忠实于谁？为了真理，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但是真理在谁的手里？
现代语言学要求我们重新理解。重新理解基础上的再创作，这个意义是空前的。
问题看来不仅仅是在于两种语言体系中是否存在着同构异形的表达方式，回到我们在前文中业已涉及的观点，翻译的可能，或不可能，根本在理解中已经被决定下来了。
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懂得，并且因为懂得才爱。但是我们从来未曾想过，好象韩少功在译米兰·昆德拉时说的，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爱有时太过盲目，被我们放大成了虚设的真理所在，我们看来的确有必要向语言学借一点哲学的、冷静的、理智的头脑，走一条思辩的道路。
翻译理论在西方，包括在中国几十年的系统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位，在人文诸学科内确立下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一席，从我们上面的分析来看，语言学当然功不可没。谈到总结和展望，我们偏重于这样几个事实：
首先，（恰恰也是它难逃文艺学派攻讦的地方）正是语言学最初所包含的对于词汇、语音、句法的传统研究为翻译实践的操作、检验直至后来的无法自足提供了基础。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传统研究不免有其局限，甚至使翻译理论长期地停留在对“词汇、语音、句法”的比较之上，它却是翻译实践在几千年没有所谓“学”的状态下自我摸索着完成历史使命的根基所在。就象人类一直无法摆脱狮身人面的可怕纠结，在这个到处浸淫着人的主体精神的客观世界里，从语言到翻译理论，都决不会有彻底脱离物质一面的一天。
其次，语言学为翻译理论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或许的确是语言学为翻译理论划分了种种悖论存在的二元对立。可能与不可能，形式与内容，忠实与背叛等等，等等。语言的居中地位（不是时间上的居中）很容易地把客体与主体截然区分开来，而对物自身一再提出疑问。翻译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似乎也理所当然地袭承了语言的这种居中地位，或者是“过渡点”。然而二元对立，却是学科构建必不可少的阶段，它使理论的发展在不断的摇摆中更接近一个统一。而事实也真的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语言学自身对于二元对立的削减则必然会反射到翻译理论上。我们在这里仍然要举伽达默尔的观点，他对于语言思辩结构的贡献。他认为“主体、意志和客体、物自身之间存在着先天的统一”，“我们所能认识的事物就是在语言中表达的事物，事物就是如其在语言中所表达的”，但是“在语言中发生的关于事物的一致本身既不是说明事物的优点，也不说明使用相互理解的语言工具的人优先，倒不如说在语言的世界经验中具体化的这种符合一致本身是绝对优先的”，所谓的“词之光”使一切凸现出来，自身也是昭明而可理解的。[1]语言学这条从二元对立通向对立统一的历程也为翻译理论包容种种矛盾指出了道路。误解的不可避免性是一方面，主体的自我克制使“词之光”自我昭明又是另一方面。翻译的再创作如是可以被理解成语言的一种双重游戏。它消解规则而来，又遵循规则而去。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语言学的发展方向永远都不会与翻译理论的发展方向相悖。翻译理论的发展前途就在于，它能够接受语言学对于世界与人的关系的思考，否则它永远只能是一门技术。如果说语言学不能够包容翻译理论，那么崇尚用文艺理论来包含翻译理论的文艺学派在坚持之下只有走进更为狭窄的胡同里。文学固然是在向外探视和接纳过程中最最敏感的触角，但它永远无法取代哲学而成为人文科学的精神领袖。文学的片面性就在于它可以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削弱到最低的限度，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不能维持一种平衡。由此它无法成为任何其他理论体系的基础。何况历史上它也曾经遭到过语言学的侵占。相反，就语言学的发展倾向来看，它倒并不是要把文艺理论置于对立的一面。
其实，如果说语言学有所沉默，它面对的不是别的——文艺学派的质疑更在其次——而是自己的诘难。从自己的诘难中挣脱出来是一个长久而痛苦的过程。诘难过后，便是语言学在今天流派纷呈的现状。也正是这种多流派不分主次的共存的状况，才有可能为翻译理论提供更多的视角与切入点。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语言的魅力。
无论如何，正如拉德米拉尔所说的，“语言学已经不再是它原来的模样了，那么纯粹，那么生硬。”而无论如何，习惯了大一统和分久必合的中国的理论界也应该认识到，翻译理论，凭借它天然的、对于几重关系的思考，也决不会停留在一个面目上。
更何况我们在这里所阐述的一切的理论基础，也还仅仅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的语言学。
Claude Hagège:l'homme de parole Contribution linguistiqueaux sciences humaines,Editions Fayard,1986.
Georges Mounin: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Editions Gallimard,1976.
Jean René Ladmiral:Traduire:théorèmes pour la traduction,Editions Gallimard,1994.
Henri Meschonnic:Pour la poétique II,Editions Gallimard,1982.
注释：
[1]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6,P.2。
[1]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译林出版社，1992,P.2。
[2]引自Henri Meschonnic,《Pour la poétique II》,Gallimard,1982,P.331.
[3]Claude hagège,《L'homme des paroles-contributionlinguis tique aux sciences hu maines》Fayard.1986,P.61.
[4]Georges Mounin,《Les problèmes thèoriques de latraduction》,1963,P.8.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P.142-143,。
[2]Jean Rene-Ladmiral,《Traduire:Les théorèmes pourlatraduction》,Gallimard,1994,p.85,.
[1]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P.352。
[2]引自《历史与实践》，P.387。
[3]见《语言与哲学》，P.250-266。
[1]参见《语言与哲学》，P.415。
[1]参见《语言与哲学》，P.444。 CK
1 徐友渔等著，《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6年。
2 许钧著，《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译林出版社，1992年。《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商务印书馆，1982年。
3 张汝伦著，《历史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