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化观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文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文化观是指邓小平对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这一文化观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期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邓小平的文化观对于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邓小平文化观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对其中的文化概念、文化的社会结构定位与历史定位、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等几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就教于大家。
一、文化概念的含义
文化是一个多义概念，其多义性已经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注意（注：有人说，据大英百科全书统计，全世界正式出版物中对文化的解释就有160种之多。也有人说，世界各国学者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给文化下的定义多达260种。有感于此， 向翔先生指出：“在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中，没有哪一个概念和范畴像文化这样宽泛，这样复杂，又这样没有确定的含义了。”（向翔：《哲学文化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这样，我们要研究邓小平的文化观，首先就要搞清楚邓小平著作中文化概念的含义，从确定的意义上进行研究。
邓小平著作中的文化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
1.与经济、政治相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
邓小平1941年5 月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这篇报告中指出，当时的中国，“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1950年7月21 日他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又谈到：“所有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现在都要开始去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8页。）1982年9月1日，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1987年10月13日，他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这篇谈话中又讲，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页。）所有这些地方，都是在与经济、政治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其含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应指“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663页。）。
2.与理想、道德、纪律相对的知识形态的文化
在新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培育“四有”新人思想，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四有”中的“有文化”，与他曾经讲过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80页。）中的“有文化”，其含义一致，都指要有文化知识。这里的文化概念，泛指一般的知识，是知识形态的文化。可以作为佐证的，是他1978年4月22 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学校应该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时，直接引用了列宁“工人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的著名谈话，强调“这个真理在今天更加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4页。）
3.与教育、科学等相对的文学艺术等文化部门的具体文化
邓小平在阐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这里讲的文化，涵括在精神文明范畴之中，与教育、科学相对，是我们平常讲的文学艺术等文化部门的具体文化。此外，他在其他场合还讲过：“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等等，这些地方讲的文化，都是指文学艺术等文化部门的具体文化。
4.与科学并提的侧重人文意义的文化
邓小平在一些场合还有将科学文化并提的情况，由于语境不同，其意义也有所区别。例如在谈到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时，他指出：“只普及不提高，科学文化不能很快进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80页。）这里科学文化并提，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泛指文化事业；如果细分，这里文化与科学相对，应侧重指人文领域的文化事业。后面他又指出：“教育普及了，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发明创造就会多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80页。）这里科学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泛指文化知识；如果细分，这里的文化则侧重指人文知识。这种侧重人文意义的文化概念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典籍《周易·贲·彖》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提法。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即从这里的“人文化成”演变而来，其对人文意义的侧重十分明显。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与经济、政治相对的文化概念与此不同，它包括科学与人文两方面的内容。邓小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时也从来是包括科学在内的。1941年他在讲部队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时就包括了要“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页。）的内容。后来，他无论是讲文化工作，还是讲精神文明建设，都将科学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在一些场合将科学文化并提，虽然在狭义的人文意义上使用了文化概念，实质却是突出科学在“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中的地位。这是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
在以上四种情况中，与经济、政治相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概念，涵括了其他意义上的文化。我们研究邓小平的文化观，就是要研究他对“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
当我们从这一确定的意义上研究邓小平的文化观时，需要注意：
1.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邓小平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这段话实际也是讲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在交代历史条件之后，前面一句话讲经济与政治，后面一句话内容是讲经济与文化，但在用语上是用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概念。在这里，精神文明与文化的含义是基本一致的。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为了说明要把两个文明都搞好，特别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经济与文化关系的一句话。他说：“毛泽东同志早在开国的时候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214页。）后来，邓小平在讲到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时，曾多次用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对概念。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我们探讨邓小平的文化观，就不能忽视他关于精神文明的一系列论述。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邓小平的精神文明观也就是他的文化观。
2.文化与精神生产的关系。马克思曾讲过：“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96页。）很清楚，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但在用语上，与经济、文化对应，用的是物质生产的精神生产这对概念。由此，应该说经济与物质生产，文化与精神生产在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正如经济概念不仅包含物质生产的成果，而且包含物质生产过程的诸方面一样，文化概念也应不仅包含精神生产的成果，而且包含精神生产过程的诸方面。这正是“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与知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化的区别所在，后者在内容上只包含精神生产和成果。也正由此，我们在研究邓小平的文化观时，就不能不涉及精神生产过程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同时，既然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指精神生产的过程和成果，那么我们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文化问题时，就要注意把它与那种将文化指称为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全部内容的最广义的文化概念区分开来。
总之，准确把握文化概念的含义，可以使我们在确定的意义上研究邓小平的文化观，避免失之过狭，或失之过宽。
二、文化的社会结构定位与历史定位
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的有机体。文化在这种结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就是文化的社会结构定位问题。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用非常精炼的语言，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作了高度的概括，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663—664页。）邓小平始终坚持运用这个基本观点来解决文化的社会结构定位问题。
1941年5月， 他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这篇报告中强调“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指出“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页。）。后来， 他曾多次直接强调了文化与政治的这种关系。1979年3月30日， 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谈到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时，再一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
邓小平这样直接强调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忽视经济，而是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经济对于政治和文化的基础作用。1950年7月21日， 他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谈到了西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工作，指出粮食、市场、贸易、金融等经济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7页。）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强调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围绕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950年5月16日，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48页。）1950年12月21日，他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讲到了城市各个方面、包括文化方面的工作，强调所有这些方面都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75页。）
在新历史时期，邓小平一方面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任务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又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1980年1月16日，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讲话中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他指出，各个方面要综合平衡，要纠正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的状况，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为了进一步说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他在这里突出了经济与政治的直接同一性，把经济工作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把经济问题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为我们抵制各种干扰，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的历史定位也是邓小平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所谓历史定位，就是在研究文化问题时，不是把文化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确定是什么历史阶段上的什么性质的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曾讲过：“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96页。）这正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方法。他讲过：“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9页。）他在讲文化问题时，总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研究。革命时期，他强调我们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指出我们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他则强调我们建设的文化（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文化工作要服务、服从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对于我们具体地把握不同历史阶段文化的特征以及文化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运用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在文化问题上，报告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报告全面地解决了新时期文化的社会结构定位和历史定位问题，是文化工作不可偏离的指针。
三、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
文化工作涉及科学、教育、思想理论、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各个方面，其任务也是多方面的。那么，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根据邓小平的文化观，这个根本任务就是，适应时代和形势的需要，培养具有一定素质的人。邓小平把这个任务视为文化为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根本途径和方式。
1941年5月， 他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这篇报告中深刻地揭示出当时中国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三种不同势力在文化领域的斗争，从根本上来说表现为在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上的尖锐对立。“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培养奴化人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在政治上具有抗日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在文化上鼓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使人民任其宰割。”（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23页。）而我们作为抗战民主派，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则要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随时给敌人的奴化政策以有效的打击；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解释抗战法令，推行民主政治，宣传根据地的一切善政和进步设施；要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尤其需要加强部队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使科学为指战员所掌握，创造现代化的正规兵团。通过这样的工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注：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4—25页。）
在新历史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而“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
邓小平将适应时代和形势的需要，培养具有一定素质的人作为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体现了他对文化的教化意义的高度重视和对人的素质要求的时代性的深刻把握。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们对文化的教化意义的认识源远流长。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与《周易》中的“人文化成”思想有深刻的渊源关系。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侧重于人文内容，另一方面，其“以文教化”的意义也十分明显。张岱年先生等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强调指出：“从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成果的意义上，文化是文，还不是文化。只有考虑到这些成果同时还意味着对人自身的改造，才是文化。”（注：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在西方， 据说文化一词原指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使之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的过程中对土地的耕作，对农作物的栽培，后来则转而包含改造、完善人的内心世界，使人具有理想公民素质的含义（注：参见向翔《哲学文化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当代西方学者也很重视文化的教化意义，英国A.J.M.米尔恩说过：“一个人不可能在社会上和文化上是中立的，他总是某种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产物。不同的文化文明传统是人的成长的不同途径。”（注：[英]A.J.M.米尔恩：《人权哲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尽管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有着种种的区别，但在对文化的教化意义的认识上却如此趋于一致。邓小平将培养具有一定素质的人作为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说明他深谙其中的真谛，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将其提升到了时代的高度。
既然文化工作应该把培养具有一定素质的人作为根本任务，那么究竟应该是怎样的素质呢？邓小平曾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大不相同。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8页。）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不同的时代会对人提出不同的素质要求。我们对人的素质的培养，必须适应时代和形势的需要。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我们的干部和人民提出的“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就体现着时代的要求，形势的需要。我们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条件下，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面对严峻的挑战。要把我们的事业胜利推向前进，要求我们的干部和人民必须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良好的道德风貌，高度的科学文化水平，自觉的法制纪律观念。同时，培育“四有”新人也是清除十年“文革”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的一项根本性措施。“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在“左”的口号下推行反革命政治，其倒行逆施不仅在经济上使我国濒临崩溃的边缘，在精神上也使民族遭受巨大的创伤，在群众中造成了信仰危机，也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破坏了文化教育事业，败坏了纪律。“‘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5页。）
邓小平的培育“四有”新人思想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版，上，第419页。）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阐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时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更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版，下，第441页。）我们应该为实现这个任务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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