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俄罗斯论文,新进展论文,中国革命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3年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开始同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出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档案文件集，计划出五卷，迄今已出版三卷，发表1920年6月至1931年9月期间文件886份，第四卷即将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购买了出版发行该卷中译本的版权，已收到发排稿的副本），收录1931年1月至1937年7月期间文件411份。此外，这个时期俄罗斯学者个人也在发表的论著中披露许多与中国有关的档案文件。这些档案资料的发表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很大兴趣，促进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1997年在北京、1998年在柏林、1999年在台湾、2003年在海南先后举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学术研讨会就说明了这一点。俄罗斯学者曾指出，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对于他们以前的学术成果是个挑战，有的资料推翻了他们的结论，有的资料改变了他们的一些传统观念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这说明他们在选编文件过程中，对一些历史问题已有所研究和思考。他们在为几卷文件集编写的绪言和前言中以及在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下面作个介绍。
一、关于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是个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是开展世界革命。过去苏联史学界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界，都把共产国际看做是领导劳动人民争取美好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国际性组织。多数学者都不否认共产国际的活动受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的指导，但通常都认为，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集体的共产党最高组织，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共产国际档案开放以后，有的俄罗斯学者从档案材料中看出：实际上共产国际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而是为维护苏联利益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在20年代初，它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巩固和加强俄国苏维埃政权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到30年代，斯大林已不把实现世界革命思想看做是共产国际的主要的“终极目标”，共产国际的重要任务是宣传“苏维埃发展模式”（注：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莫斯科，2002年，第4～7页。）。
1994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文件集出版后，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学者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文件，更加明确地说明了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他们认为，表面上看，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组织，而实际上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是实施苏联总的外交战略和策略的两个渠道。（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绪论部分。）
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专门成立一个中国委员会，一开始是作为“对国民党和同情它的团体的日常援助措施的总监督机构”，而后不久就成了继中央政治局之后就俄共（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的制定和作出决议的第二中心。而且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5年10月15日决定，中国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是最后决议，也就是说，不需要政治局的再批准（注：А．М．格里戈里耶夫、К．В．舍维廖夫：《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新材料》，载《党史研究资料》杂志1995年第3期。）。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特别是30年代以后，不是党与支部的关系，而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所以我们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必须考虑到共产国际与联共（布）这种特殊的关系，必须考虑到联共（布）思想理论、内外政策及其党内斗争对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出符合实际的阐述和评价。
二、关于“孙越宣言”的思想背景和评价问题
1923年1月发表的“孙越宣言”，是国民党同苏俄缔结军事政治联盟的直接序幕。近年来，有些俄罗斯学者对“孙越宣言”的思想背景和评价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前苏联学者认为，孙逸仙是苏联人民的伟大朋友，他深切地同情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因此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同列宁进行了热情的通信。苏俄同孙逸仙的结盟是“天然盟友”相互吸引的结果。苏俄把实现中国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和惟一的目标；而孙逸仙把新俄国视为惟一的盟友。（注：А．М．格里戈里耶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1920-1937)》，载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第298页。）但台湾史学工作者却持与此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孙逸仙始终对苏俄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是中国人民潜在的敌人，酝酿着对中国的长远侵略计划。因此孙逸仙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接触，绝不是他的原则性战略方针的体现，而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手段。中国大陆学者则认为，共产国际在初期对孙逸仙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情愿同善于伪装的陈炯明或吴佩孚之类的反革命封建军阀打交道。1921年马林会见孙逸仙并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之后，莫斯科才对孙逸仙思想的真正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不久孙逸仙作出面向苏联的决定。中国学者认为，苏维埃国家对华政策从总体上看是沙皇政府对华政策的继续，沙皇政府早在1911年就认真地分析了支持华南在野力量的前景，目的是向中国中央政府施加压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按着同样的模式行事，希望同孙逸仙的接触可以促使北京政府变得更愿意作出让步。
俄罗斯学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没有得到历史事实的证实。莫斯科与广州是在走过很长一段坎坷之路之后才缔结同盟的。双方希望建立相互关系的动因根本不同：布尔什维克寻求同孙逸仙接触，是把他看做在燃起世界革命烈火的伟大事业中的潜在战友；而孙逸仙为实现推翻北京政府的任务，需要外国军事援助，但双方的考虑并非一成不变，苏联领导人曾对自己选择的正确性有过怀疑，一度倾斜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些人物。在确定自己对华政策的优先次序方面也有过摇摆，有时同北京接触处于第一位，有时同广州接触处于第一位。孙逸仙也在两种前途之间作过权衡：在南方站住脚后，曾寄希望于大国正式承认他的政府；遭到失败和被迫逃离广州后，才开始急切地寻求取得外国支持的可能性，以达到用武力统一国家之目的。而且孙逸仙争取外国军事援助也不是始终面向一国，他轮流向俄国、德国以及美国作出试探。苏俄和孙逸仙作出接近的努力并非同时：当苏俄领导人想接近的时候，孙逸仙却表现得很谨慎，或者相反。
总之，俄罗斯学者不能同意广泛流行的一种看法，似乎莫斯科和广州的结盟是他们思想志向具有共性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他们认为，这种联盟只不过是由于偶然情况的巧合才得以实现的。（注：М．克留科夫：《苏俄与孙逸仙走向结盟的坎坷之路(1918-1923)》，载《远东问题》杂志1999年第2、3期；А．М．格里戈里耶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1920-1937)》，载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
至于“孙越宣言”的内容，俄罗斯学者重点对其中这样一段话作出评析：“孙逸仙博士认为，现在共产主义制度以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因为那里不存在顺利确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主义所需要的条件。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完全赞同这样的看法……”俄罗斯学者认为，孙逸仙坚持要把关于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这一条件放在文件第一点开头，这绝非偶然。它首先对于国民党来说具有原则性意义。孙逸仙用这个附加条件维护了国民党的纲领性原则，安抚了自己党内的人士，并使自己免遭党内外对手谴责他倾向于布尔什维主义，同时他划出了国民党同共产党人合作不能越过的思想政治界限。至于越飞，摆在他面前的任务，除具体的外交问题（中东铁路问题、苏军驻扎蒙古问题等）外，是排除孙逸仙及其同僚对苏俄对华政策的怀疑和莫斯科对孙逸仙的怀疑。总之，俄罗斯学者认为，孙越宣言是带有妥协性质的外交文件，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在宣传方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注：В．И．格卢宁：《论1923年1月23日签署的孙越宣言》，载第八次“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现实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提纲汇编《中国、俄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合作前景》，莫斯科，1997年，第171～174页。）
从新发表的档案文件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学者的上述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双方都有一个对对方的了解认识过程，也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处境作出的抉择。
三、关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原因
以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中共领导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利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是造成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否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负有什么责任。近年来俄罗斯学者从联共（布）、共产国际在1925至1927年间的对华政策演变的角度对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失败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曾于1925年秋把赌注下在“北方方案”上，即依靠冯玉祥国民军推翻北京政府，但到1925年底1926年初，国民军遭到一系列失败，莫斯科改变了主意，决定依靠“南方根据地”。
而在广东，由于共产党人的积极工作和苏联顾问对国民党领导影响的增大，又由于中共代表1926年1月在国民党中执委及其机关中占据一些重要职位，莫斯科产生了把国民党变成“人民革命党、工人党”的思想。鲍罗廷遂在国民党中实行逐步清除不同意这种思想的人士，引起蒋介石等人的不满，发生了中山舰事件。
1926年11到12月，鉴于国民革命军北伐顺利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占领区人民群众运动蓬勃高涨，又由于对国民党内部向右转的倾向估计不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急剧“左”倾化，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采取了由国民革命向工农革命过渡的方针，目标是使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按当时的理解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导致国共之间冲突的日趋尖锐化。
1927年3月，当国民革命军逼近上海，武汉国民党政府及其主要顾问鲍罗廷同蒋介石的冲突几乎达到破裂的地步时，莫斯科采取了更加“左”倾的政策，要求采取“坚决方针”，在国民党内“实行排挤右派方针”，“逐步自下而上撤消他们的领导职务”，以至有鲍罗廷参加的武汉政府会议下达逮捕蒋介石的密令，最后导致发生了四一二事件。
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莫斯科并没有对以前的对华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却在1927年4月底5月初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加快改组武汉国民党为工农党，而武汉国民党政府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机关的方针。同时建议中共开始激进地解决土地问题，不仅通过国民党政权机关自上而下地实行土地革命，而且自下而上地擅自实行土地革命。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给中共中央的五月指示，要求靠土地革命中涌现的领导人更新和充实国民党上层，建议组建由革命农民组成的由共产党人指挥的8、9个师，而为镇压反革命军官要成立“以非共产党的著名国民党人士为首”的法庭。指示最后针对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人说：“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成为革命的雅各宾派，那末他们就要为人民、为革命去献身”。武汉国民党政府首脑汪精卫看到了传达五月指示的电报，认为“更新”、“充实”党的领导和建议成立法庭，是对他们的直接威胁，因而加快了武汉国民党同中共的决裂。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7月8日作出的决议，含有对中国局势的新的更加“左”倾的评价。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13日作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革命形势的决议》，阐述了给中共中央的新的指示。两个决议取消了与改组和利用武汉国民党及其政府有关的所有策略方案，认为武汉在成为反革命力量，国民党上层在“掩盖反革命”。总的来看，这些决议意味着自1923年以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国民党合作形式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彻底瓦解，转入同原来的盟友的公开对抗。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同中共断绝关系的决定，统一战线不复存在。
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了大量档案材料之后认为，共产国际建议实行的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两党之间和国民党内部不断发生紧张关系和冲突的根源，其原因不仅在于最终证明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机体根本就是不相容的，而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一直想借助共产党人使民族改良主义政党国民党变成近似共产党的激进革命的、“人民的”、 “工农的”、“雅各宾式的”党。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制止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一切企图。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斯大林对中国局势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评价，认为蒋介石的政变，第一，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第二，意味着中国由全民族统一战线革命开始转入土地革命。对武汉政府寄予了不现实的期望，认为武汉革命的国民党将真正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构。基于这种评价和期望，莫斯科确定了1927年4至6月间对华的基本方针：开展土地革命和城市群众运动，在此基础上建立“由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可靠的武装力量”，促使武汉国民党变成劳动者的组织，变成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联盟。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是机械地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在中国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注：А．М．格里戈里耶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1920～1937)》，载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
诚然，随着革命的深入国共合作迟早要破裂，但之所以发生在1927年中期，这完全是莫斯科推行“左”倾对华政策所致。造成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以及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显然应由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来承担。
四、关于中共产生“左”倾盲动错误的根源
谈到1927年秋至1928年春中国发生的“左”倾盲动主义行动，前苏联学者一般都归因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米纳兹的所谓“不间断革命”的错误观点以及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如今俄罗斯学者根据新发表的档案文件认为，发生“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原因还有以下两方面：一是1927年中期，莫斯科试图把武汉国民党变成“雅克宾式党”的政策受挫之后，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积极利用这一点开展新一轮反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中多数派首领的斗争，虽然双方都认为谈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路线”，但实际上两个方针都是“左”倾的，有许多共性的东西，表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作用的否定评价上和认为中国民族解放革命（按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这个提法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成了纲领性的东西，并决定了直至共产国际七大的东方共产党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南昌起义失败后，莫斯科指示中共向建立苏维埃过渡，为避免被指责过渡到托洛茨基立场上，共产国际领导解释说，中国的苏维埃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托洛茨基是这个观点），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对苏维埃性质的这种新的解释，与他们以前的定义背道而驰，因而是造成中共内部思想混乱和1927年秋至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人“左”倾盲动主义行动浪潮的根源，这些行动都是在工农社会主义革命口号下进行的，其典型例子是12月11至13日发动的广州起义。以前苏联学者对这次起义大加称赞，称之为广州公社，因为它体现了俄国城市革命的传统模式。但现在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次起义也是盲动。二是中共六大文件中提出的苏维埃运动的行动纲领，其基本原则是出于对中国资产阶级所有基本阶层和执政阵营军政集团反帝潜力的否定，对它们解决统一国家和发展经济的任务的能力的否定，把中国革命性质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变革，同时认为，其动力“只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根据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其目标是在国内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苏维埃。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情况下，这种政策显然是脱离实际的，最后导致中共的“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行动。（注：见А．М．格里戈里耶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1920～1937)》，载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第308～311页。）
可见，造成中共“左”倾盲动主义行动，既有罗米纳兹和中共领导的直接责任，更有莫斯科革命理论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行动上的盲动。
五、关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中国1935至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俄罗斯学者根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第四卷中新发表的档案资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新的探讨，他们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早在共产国际七大结束之前，就采取措施让中共中央了解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新策略。如派张浩（即林育英）化装成商人回国，带去“四点方针”，并告诉中共中央，统一战线策略要求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斗争，继续开展苏维埃运动，把国民革命斗争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这个通报于1935年12月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中共中央直至1936年8月的基本方针。
1935年9月，共产国际书记处批准《八一宣言》，接着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宣传这个文件和它的基本原则，在1935年11月起草和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宣言书》、《工农红军宣言书》和1935年10月11日的《致东北抗日联军首领电》。这个电报和第二宣言书发出对象第一次包括蒋介石。这些举动是试探蒋介石能否同意停止进攻红军，使他和南京的将领和政治家们加入统一战线。
1935年10至12月，南京和苏联就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和签署相应协议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中南京政府代表第一次提出了调解国民党和中共之间关系的愿望和条件问题，1935年12月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指示驻华全权代表波戈莫洛夫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的意见是，南京力量和红军不建立统一战线，要武装抗日是不可能的，还说苏联政府不会充当调解南京与中共关系的中间人。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促使蒋介石去同中共代表进行直接接触。于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1936年1月下旬同王明进行了会谈。这是朝着建立统一战线方向发展的进一步步骤。
1936年3月5日由米夫、王明和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其他成员起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第一次取代以前把争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斗争同扩大苏维埃的任务结合起来的提法，提出中共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全民抗日，争取独立和人民群众的民族和社会解放“应该是出发点，构成中国人民反帝战线的主要内容”。建议中共开始就组织共同行动和集中领导抗日斗争同所有政党、群众组织进行谈判。这在中国统一战线政策制定中迈出了新的一步。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去指示，指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为了真正抗日，也需要“蒋介石军队或其大部分部队”参加。因此必须采取红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停战和同后者签订协议的方针。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是中共、国民党和其他团体在共同的抗日立场上签署协议，同时它们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
在这个指示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36年8月25日通过了中共给国民党的信，1936年9月1日通过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共产国际还于1936年12月16日、1937年1月19日、20日、2月5日、3月5日给中共中央发去一系列指示电，提出一些主张和具体建议，进一步修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注：见А．М．格里戈里耶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1920～1937)》，载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
俄罗斯学者试图从上述政策演变的角度说明，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共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逐步同蒋介石结束对抗，实行共同抗日的。应该说，这是符合实际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中共正确地总结了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运用了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六、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演变的分期
俄罗斯学者根据对新发表的档案文件的研究，把1920至1937年间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演变划分为六个时期：1920至1922年为第一个时期。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和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奠定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东方（包括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政策的理论基础。二大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为共产国际确定了对待殖民地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四大通过了《东方问题提纲》，提出实现民族统一和争取国家独立是一切民族革命力量共同的基本任务，东方各国共产党必须提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口号。这期间在中国，经过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驻华代表机构工作人员的努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于1921年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同时苏俄代表在中国寻找了其他较有影响的能够支持苏俄争取北京政府在外交上的承认的政治组织，先后与吴佩孚、陈炯明和孙中山进行接触，以使他们同中共合作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突击力量，实现世界革命的“东方路线”思想。
1923至1924年为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是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对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初，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决定与孙中山积极合作，向他提供财政支持，向广州派政治军事顾问，改组国民党；并建议中共通过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保持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在鲍罗廷的影响下，孙中山同意在一大宣言中对他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补充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5至1927年夏为第三个时期，即中国国民革命时期。1925年中国发生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曾认为，中国大城市发生的事件会按传统的西欧模式发展，即总政治罢工、起义到夺权，但上海罢工运动很快低落，又使莫斯科回到依靠南方广州武装力量和北方冯玉祥国民军的计划。1925年秋，莫斯科把赌注下在“北方方案”上，依靠冯玉祥国民军推翻北京政府，但到1925年底1926年初，国民军遭到一系列失败，依靠“南方根据地”思想又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中占据中心位置。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莫斯科对华政策逐步“左”倾化。1926年1月产生了把国民党变成“人民革命党、工人党”的思想；1926年底采取了由国民革命向工农革命过渡的方针；1927年3月在国民党“实行排挤右派”的方针；1927年4月底5月初，提出了加快改组武汉国民党为工农党、而武汉国民党政府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机关的方针。最后导致了国共合作的破裂。
1927年7月至1931年秋为第四个时期。国共合作破裂后，莫斯科实行了双重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建议中共成立党的地下机关实行退让策略；另一方面再次建议开展土地革命，“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城市贫民同盟的革命进攻”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时期从组织中共第一批武装发动和提出建立苏维埃口号到建立比较大的和稳固的苏维埃根据地及华中华南红军队伍。1927年9月莫斯科指示中共向建立苏维埃政策过渡，开展苏维埃运动，其主要目标是推翻国民党政权，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中共自己武装的过程中成立苏维埃政权。后来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又发生了变化，从计划夺取政权和一开始在个别地区建立苏维埃，到认识到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掌握和进一步扩大根据地基础上建设和加强红军。这意味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农村。事态发展表明，苏维埃阶段在中共的工作中不是战略阶段而是策略阶段。
1931年底至共产国际七大（1935年7、8月）为第五个时期。在约有一年时间的扩大苏维埃根据地的行动之后，自1932年底苏维埃运动开始遭到失败，先是丧失华中主要苏区，后是丧失华南苏区，红军实行大转移，损失惨重。城市中党的组织几乎全部遭破坏。俄罗斯学者认为，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超越了历史上必要的民族解放斗争阶段，特别是在日本军阀直接侵略威胁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忽视了民族爱国主义思想和口号对广大居民阶层（包括工农）的吸引力和国民党民族主义宣传对他们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在30年代初把在西方不奏效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搬到中国，要求共产党领导所有群众组织和行动，致使中共及其赤色工会组织陷于自我孤立状态，脱离了可能的盟友。
俄罗斯学者还认为，1933年1月10日以朱毛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建议中国所有军队联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战争，保卫中国主权，反对南京政府。这是摆脱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第一次尝试。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满洲局势和我党任务致满洲党组织和所有党员的信》，提出了吸收各抗日社会阶层代表（包括地主、军阀、军官和地方政权代表）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这是修订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第二个重要指示性文件。此外，还有两个这种性质的文件，这就是王明、康生1933年10月27日和1934年9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封信。
共产国际七大至1937年8月为第六个时期。这个时期是探索由建立苏维埃政策向统一战线政策的过渡。俄罗斯学者认为，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是制定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出发点。这种策略的实施分两个基本阶段：前一个阶段从共产国际七大到1936年7、8月；后一个阶段从1936年7、8月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
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途径问题，最初是要求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战斗力同开展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1936年3月5日由米夫、王明和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其他成员起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任务的指示文件，第一次取代以前把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同扩大苏维埃的任务结合起来的提法，提出中共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全民抗日，争取独立和人民群众的民族和社会解放。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又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去指示，指出“将蒋介石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为了认真抗日，也需要“蒋介石军队或其多数部队”参加。因此必须采取红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停战和同后者签订协议的方针。在这个指示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36年8月25日通过了中共给国民党的信，1936年9月1日通过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共产国际还发给中共一系列指示，进一步修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后促使蒋介石同中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注：А．М．格里戈里耶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1920～1937)》，载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
从上面划分的六个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出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走向，从这个角度对照中共的历史发展过程，更能看出中共各个历史时期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与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关系，便于对中共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成败原因和中共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作出正确的评价，对中共党史作出全面的和符合实际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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