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播中的当代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3)06-0152-05
文学传播是指文学作品创作完成之后，到文学读者阅读之前的流通过程，它包括文学作品的出版、宣传、发行乃至借阅等。应该说，文学传播问题在文学研究中通常并不受重视，人们言及文学活动时，往往只想到创作活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则对文学接受的意义大声疾呼，认为只从创作来看文学活动是片面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只要再联系文学接受，对文学活动就可以有全方位的了解了。笔者则认为，文学活动当然应当由创作和接受作为主体，然而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之间的文学传播也有不容低估的作用，它可能引导读者的评价、释义，以及读者对文学活动的参与等。以下试对此做出论析。
一、“评奖／通吃”现象与文学传播中的新状况
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中，上帝针对三个借贷人的业绩提出意见，“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就要连他已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一训示体现了一种精神：上帝是鼓励强者的。这一现象被称为“马太效应”。它在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体现。譬如，两个人同时做一样工作，其工作业绩在一段时期大体持平，碰巧这时进行考核，结果两个人中的一人占优，得奖者不止是得到了该项奖励，而且还得到了一种信任；反之，未获奖者在失去奖励机会的同时，也可能失去了下一步竞争的资格。
“马太效应”自古即有。对于文学而言，一个时期的文学有许多作者，但其中少数人更为突出，于是他们就成为该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他作者就被他们的光彩遮蔽了。如果说“马太效应”自古而然，那也是经过了长期的磨合的结果，而这里的“评奖／通吃”则是当代文化的现象。“通吃”(the-winner-take-a11)是指在一次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负者一无所有[1]，这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武术擂台较量，胜者除了获得此次比赛的荣誉，还会将败者原先的荣誉划归己有。《水浒》中武松血溅鸳鸯楼，杀人后蘸血题壁曰：“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将与此事毫无关系的打虎一事重提，就是借虎威张扬自己威风。文学领域在评奖机制拉动下，也有通吃的状况。如某一时段出版的几部文学著作，起初可以共享畅销书美誉或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但随后的文坛评奖必然要对之分出高低，于是获奖著作从此可以有该奖项作为自己价值的说明，落选者则乏人间津了。获奖之作除了这次的奖励外，还可以为作品的影视改编选题增加砝码，而作品改编为影视之后，可以有更大的社会影响，由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获奖者的一下部作品也就容易受到重视。我们还可以认为，人们对一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家的数量有一个心理承受限度，人们总是习惯于几位、十几位或最多几十位作家来作为该时期的重要作家，那么其他未获此奖项的作家的成名概率就有所减少。在这里，评奖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通吃。
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在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对已发表作品的再甄选问题。在古代它是以接近自然状态的读者兴趣来决定的。固然，读者兴趣可能受时尚左右，但它多少可以有多样化的空间，而近代以来通过设立文学奖项，读者兴趣已不是“自然”的了，它受奖项评委们的品位所左右。从静态角度看，评委们的确要比一般读者更能体现评价公允，但在去掉了读者感受的多样化后，就使得原来文学评价的复杂格局变成少数人之间的磋商，而它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学作品经由时间检验的进程大为缩短，人们的文学评价缺少了文化上的积淀。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大多呈现为封闭状态，各地文学是在自身文化基础上生长成型的，它们有各自不同的文学经典。当两种不同的文化与文学交遇时，它们各自都有一个由历史编织的强固的背景作为支撑，因此不会有评奖后出现的由一个胜者来统治局面的状况。就像日本文学曾受到中国文学很直接的影响，但日本文化有一个自我更新的缓冲时间，结果是他们有自己的文学经典作品。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诗人松尾芭蕉，创立了一种由17个音节构成的诗体——俳句，为五、七、五句式，从句式看是像词，但其中含有唐诗的韵味，也有一些禅意，可以说它至少是间接地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响，但并不能由此否认松尾芭蕉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他的诗确实有日本文化中诸如茶道的“静”的特色，也融会了他自己对自然、对人生的独特体悟。当今的信息化社会使世界成为地球村，一个地方的信息可以迅速传播全球，并且产生某种影响。文学也是同样道理，各种获奖作品迅速在媒体上报道，造成声势。而且权威奖项的作品可以很快在各地有译本问世。于是当地的、以本民族母语和本民族生活题材来写作的作家，由于没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使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使其作品以它的原生状态即缺乏文化保护层的状态来与获奖作品展开竞争，这就不能不在作品的价值评价上大大失分。它只能以描写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和体验来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而这一辩护只相似于当书面文学出现后，民间口头文学已失去了影响力，但还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作辩护的情形。
文学传播中的“评奖／通吃”使文坛充满了竞争气息，但也可能由此使文坛有了浮躁心理。因为通吃的局面一旦形成，那么在头一轮竞争中失利的作品已很难有机会重新争取有利地位。文学史上像陶渊明那种在创作上生不逢时，但能有后代读者来重新评定的事例，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已很难重觅。况且从价值层面上看，当今人们的价值定位有较多的现时成分，如果不能得到当下肯定而要靠后人重评，这基本上不能给作家们多少宽慰。
二、传媒关注与发行机制的“包装”对创作的影响
传媒关注对作家的创作有很大影响，这不仅在于作家所写作品要通过传媒进行推介，还在于作家作为人也有想出名的欲望。作家预期某种写作更能成为传媒关注焦点，那么他就这样来选题和写作；反之则否。
传媒作为传播信息的中介渠道，可以具有多种方式，除了我们现在普遍重视的大众传媒如书、报、刊（印刷传媒）和广播、电影、电视（电子传媒）之外，还有人际传播方式（主要通过口传身授）和团体传播方式（较正式的情形是用告示、公文、文件等）。一般而言，文学史上最初产生的文学是以人际传播作为基本途径，后来随着文字和书籍的出现，文学上有了书面文学的“专权”。它的权威性主要凭借两点。
其一，书面话语比口头表述更能持久。口述是一次性的，它也许会被听者记住，但在物理层次上是转瞬即逝，而书面话语可以留传若干世代。书面话语的持久性对个人有一种压力。从正面驱动力来说，它诱使人从事著书立说的工作，以便传之后世；从负面约束力来说，它也使人不能轻易悖逆书中的训示，否则可能遭到舆论与道义的谴责.其二，书籍的持久性代表了传统，它成为重要的有时是惟一的文化线索的见证者，由此书面话语成为了口语表达的母本，如教学工作中的教材是教师授课的依据，它使得人才培养工作处于书籍的规范之中，书面话语是人们思想的引导。
当书籍具有权威性后，书籍就有了一种超越“载体”的意义。它俨然是作者应该向之看齐，读者应该悉心聆听的存在。作者只有将自己写作的文字变成书籍后，才能跻身于作者行列；而作为读者，他的启蒙就是在教师和书本的教诲下实施的。书籍的权威性在具体存在中还有着特殊的意义。美国批评家帕特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短篇小说”词条中指出，19世纪美国短篇小说走向了成熟，当时的外部条件在于，美国一些出版商盗印英国作品，由于不支付稿费等而成本低廉，这使美国作家面临竞争的困难。为了维持生计，美国作家纷纷把注意力转向杂志，他们以在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作为目标。在这里，短篇小说的发展过程不是以文学自身而是靠传媒来起决定作用。同样道理，在诗歌领域有宜朗诵的节奏感强的诗，和适宜阅读的节奏感不强但文字考究、意味隽永的作品，在书籍的传播中，阅读诗似乎占了上风。可是现代出现的广播和录音技术，挽救了朗诵诗的颓势，“毋庸置疑的是，唱片倒挽救了从本质上说供口头吟诵的抒情诗，使它不再在供印刷的诗作中走下坡路。大众诗人，从韦龙到普雷韦尔，都借助于电唱机和自动电唱机，重新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用武之地”[2]。这些事例体现出作者受制于传播的状况。
传媒对作者的关注，在根本上与传媒操作者对公众阅读的预期相关，当文学建立了市场运作机制后更是如此。不过，传媒与普通公众在思想的立足点上有着差异。公众大多出于消遣动机来接触文学，而传媒则有多种可能动机。对于官方的传播需求来讲，它要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对于图书发行的商业利益的代理人来说，它要以提供图书服务来实现商业利润；而对文学批评家而言，它是以自己的评说作为一个讲坛，在承诺提升公众趣味的前提下，使自己的思想能够说服公众，自己成为公众的精神领路人。普通公众的阅读趋向就是在这几方面话语的作用下形成。我们应该承认这些言说必须在公众认可的情形下才真正有作用，是公众赋予了作者、作品以及传媒在言说中的权威性；然而也应看到，公众对于事件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媒引导而形成的。当传媒在揣测公众心理并试图引导公众时，也就同时在铸造公众心理，传媒在传播中并不是“透明”的。
这里有必要引介西方学者对于“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的认识。曾在中国做关于后现代主义演讲的杰姆逊曾说：“意识形态并不是诉诸或投资于符号生产的某种东西；确切地说，审美活动就是意识形态的行为。审美形式或叙述形式的生产是意识形态，它具有对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创造出想象的或形式地作为‘解决’的性质。”[3]这里回答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性质问题，即按常识的说法，纯文学本身只是审美的，只不过它在实际的创作者和读者那里，会将政治的因素带到文学中，使文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发生关联。而在杰姆逊的观点看来，文学作为审美的对象或领域，是将现实中的非审美的事件以审美的状态呈现，将之纳入到无直接功利关系的审美中去观照，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掩盖了生活的某些方面，同时又加入了作者所表达的某些方面，它在反映世界的同时也就做了虚构，这正符合意识形态作为“虚假的意识”的含义。英国学者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是先于本文(text)而存在的，可是，本文并不以意识形态预定的方式而确定，‘本文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是本文中生产出来的”[4]。“文学本文不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文学本文就直接生产出意识形态。”[5]在伊格尔顿的论述中，本文是在自己诞生之后或诞生的同时而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而不是先于本文的某一意识形态在本文中打下了烙印。文学本文在展示自己文学性一面的同时，也就在展示自己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面。文学本文是物性的存在，是表达作者意图的文字载体，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即文学的传播在传播文学信息的同时，也在传播自己的影响。传媒的信息报道体现了一种选择、一种倾向。
三、屏幕信息对“白纸黑字”的挑战
“白纸黑字”是书面话语的通常呈现方式，它可以是作者笔写的，也可以是印刷的文字。白纸黑字的存在并不只是话语的呈现方式，它也是一种权威。书面话语的言说如果仅是由手工抄写，其影响面也就有限。从书面话语的发展史来看，它的重大的历史性影响与印刷技术的推广相关，印刷可以使书面话语批量化地生产出来，并且也可以长久保留，使这种影响长期延续。由于印刷耗资巨大，它使多数个人在财力上无法支撑，写作者往往须与出资者意向一致才能出版作品，再加上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受到有关部门的监控，因此白纸黑字在对人产生影响时，还有一些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影响。
可是，在电脑屏幕上有着一个特殊的变化，这就是网上写作。在网上写作过程中，作品是显现在屏幕上的，它与异地的电脑屏幕有着信息沟通，作者此时击打在屏幕上的信息，可以由异地的一个不相识的人接受，按键打字的过程就是一种发表，这就等于是原始时代的口头文学，一边吟诵也就一边构思，是写作与发表同步。同时，它的接受者是坐在电脑前的另一操作者，他也完全可以自己来充当信息发布者。因此在电脑联网的文学传播中，作者和读者都是“网友”，它使得那种“人人都是诗人，人人都是批评家”的乌托邦式幻想，像一个马上就可以实现的工程。这种状况在文学理论教科书上没有提及，这说明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文学史中，很有可能将之列为写作的革命性转换的契机。
屏幕信息对于书面话语“白纸黑字”挑战的另一面来自影视传媒。影视传播是直观的，它的影响也许不如书面文学那样持久和深刻，但是至少更为直接和广泛。从纯粹艺术的眼光来看，我们不能说文学的“白纸黑字”与屏幕的图像表达之间孰优孰劣。《红楼梦》中林妹妹形象用文字来表达相当细腻，可是要在影视中用演员来摹拟就很难令人满意；而成龙、史泰龙们的动作表演可以使屏幕生辉，如用文字来描述就隔了一层。不过，从大众信息接受的角度来看，影视产生的社会影响就更胜一筹。
四、结语：文学，面对心灵还是面对社会
文学传播给文学带来了新的课题。有时一部作品在传播中十分火爆，大有“洛阳纸贵”的态势，但它并不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有时一部作品并不非常走红，但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而大为感动。两种情形也许互有高下，不过，后者更接近于文学的本性。可是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就得比较信息传播面的大小，显然是前者优于后者。在这一评价尺度中，它是以超越了任何个人的社会作为文学评价的基轴，而各个具体的读者个人都得置于这一抽象化的总体之中才有意义。
我们由文学传播问题引发了一个困惑，它像是哈姆雷特发出的千古之间：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的提问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对行动的方案做出抉择，而我们这里的提问是要对文学的价值取向做出适时评价。当今社会中，文学已被纳入到社会产业化经营的轨道之中，它也可以是由政府制定的文化工程的重要方面。当这样的机制运行起来后，文学面对心灵的根本点就有可能是在统计数字的关注范围之外，从而在体制上受到忽视。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可口可乐饮料公司根据人们口味的变化，推出了新品种可口可乐，它的口感显得柔和爽口一些，但这一变更遭遇到美国老用户的普遍批评。因为在这些消费者看来，可口可乐已成为美国式生活方式的一个标志，它的口味代表了美国的传统；而新配方的可口可乐只不过是一种新饮料，它不应以可口可乐的名义来招徕公众。这一抵制迫使可口可乐公司改变初衷，可口可乐饮料沿用已有几十年历史的传统配方。作为饮料，可口可乐应对消费者的口感负责；可是作为一种驰名商标，作为美国式生活方式的表征，可口可乐更是一种社会形象。文学在当今世界中是否也处于相似境地呢？从文学传播的状况来看，它已向我们提出了这一问题。
文学传播是整个文学运作过程的一环，夸大它的作用是不合适的；但如果完全忽视这一环节则也是偏狭的。就我们今天的情形来说，后一状况是主要的危险，
〔收稿日期〕2003－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