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的探索、创新历程——马克思主义百年回眸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历程论文,艰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已经迎来了21世纪的曙光。
对于刚刚逝去的百年，我们却不能不投以深思的目光。20世纪的百年，虽然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短暂的片刻，但是，因为与一个主义的实践的联系，注定了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将占据极其特殊和重要的历史地位。
这个主义就是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实践就是给20世纪的历史刻下深深的印迹，因此甚至可以用它给20世纪命名的社会主义实践。
百年已逝，我们已经可以回眸世纪百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光荣和辉煌，检视其间种种的过失和错误。而对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是无法亲身感知的了。他们不曾想到，由他们创立的理论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又一个世纪里被印下如此深刻的痕迹。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可以看作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其生命力的唯一源泉就注定了它只存在于实践之中。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一门学说而存在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根本失去了它存在的本质意义。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理解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迁竟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历程如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了。
历史是客观而无情的评判者。回眸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历史，思考和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变迁的得失成败，我们可以自然地获取历史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价。同时，我们也将由此获取面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前行的方向。而这一点才是最为重要的，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变迁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一、“一国胜利论”开启一个新时代
之所以将列宁的名字作为我们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始，不仅因为他所创立的“一国胜利论”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更是因为这一成果使社会主义第一次由理论变为实践。以之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她在20世纪的新长征。
“一国胜利论”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对时代问题的科学解答。
自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失败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和平”发展阶段，以电力广泛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开始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
马克思主义活的生命力所在，即是对时代问题的科学解答。20世纪初，列宁谈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特点时曾精辟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活的灵魂”，就在于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相联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科学分析的是他们所处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特征，他们不可能对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进行全面分析。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科学阐明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是时代赋予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列宁于1916年写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对时代条件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
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自由竞争为垄断所代替。他甚至认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
以之为基础，列宁阐明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这种特殊性包括三个方面：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认为，垄断使资本主义生产走向更高的社会化，而它又没有消除私有制，所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由此，列宁做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论断。
列宁在全面研究帝国主义时还发现，经济政治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早已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和工人运动上的差异，但是，由于不平衡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表现没有在帝国主义时期突出，因此没有将之概括成规律。列宁认为，这个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有密切的联系。根据这个规律，他指出，在帝国主义时期，一些不发达的帝国主义发展起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它们要重新分割殖民地，新老帝国主义国家矛盾激化，进而导致战争，这样就会削弱帝国主义阵线，并且会严重打击某些国家，从而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易于被无产阶级突破，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成为可能。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从而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新论断。
列宁进而指出，首先在一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不一定是那些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恰恰相反的是，列宁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和工业的发展比较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只要具备革命形势和革命的主观力量，也可以首先爆发革命并获得胜利。在他看来，革命形势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维持自己的统治；二是被压迫阶级的困苦超乎平常地加剧；三是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列宁认为，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是，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要有主观力量，“只有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页）。
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其所处的时代条件出发曾提出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和取得胜利。同时，他们还认为，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发展状况不一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先有后。
不容忽视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做出的。更应该认识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这一结论绝对化，也从没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根据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研究的理论视野，开始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就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做了最初的探讨。在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中出现了既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又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的两面性，使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时，不免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在既保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又避免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过程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如果说马克思在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回信中只是提出了俄国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那么恩格斯在19世纪末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等文章中则进一步肯定了这一可能性，并指出了具体条件：一是保留利用农村公社；二是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成果；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引发和推动。
显然，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认识基础上的一个新的突破。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想对未来社会提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是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视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前提的，但这决不意味着等到这一天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庸俗生产力论者，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包括俄国在内的一批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相继取得胜利，使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变为多国实践，以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雄辨地证明列宁“一国胜利论”的真理性。由之可以断言的是，成为活生生现实的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对之，列宁的一句话是再好不过的解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二、一个历史课题的百年求索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也就没有对这些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做出进一步的理论探讨。这些任务历史地落到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肩上。
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解决矛盾的历史。而“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能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用今天的视角来反观列宁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所言所行，我们仍然不由不对他的巨大的理论与实践勇气和科学务实的态度而感慨不已。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以战斗的精神向借口俄国生产力水平低而不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考茨基等人发出质问：“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同时，列宁也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方面异乎寻常地加快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飞跃；另一方面，它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头困难，继续比较容易”相反，是“开头容易，继续比较困难”。探索过程的艰辛而曲折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对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一同构成了这一历史课题的基本内容。20世纪百年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历史课题的探讨正是从这些方面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设想未来新社会的经济制度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他们提出这一论断是建立在两个假设前提条件基础之上的：一是他们设想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二是为了能够在“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经济规律，他们着力考察的是纯粹社会形态下的经济特征。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开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实践中，列宁大胆突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着眼于发达资本主义和在纯粹形态下考察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的限制。他明确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66页）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列宁依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也主张社会主义是排斥商品经济的，并把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作为他行动的方针，他说：“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90页）当这一方针在实践上遇到困难时，作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才启用“新经济政策”，从而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的地位。针对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的经验教训，列宁指出，在当时经济上相当落后、小农经济仍占优势的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他已经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利用货币关系对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商业货币关系既是巩固工农联盟，实现工农结合的经济纽带，又是社会主义大工业发展的经济基础。由之，列宁突破了不经过商品货币关系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转而提出了“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
与此同时，针对当时落后俄国的社会结构，列宁认识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由此提出了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这一重要论断。列宁指出：“既然我们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217页）并以新经济政策付诸实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主要是从“走向”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展开探讨的，因此，他的理论主张的实质只在于怎样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迂回地“走向”社会主义，怎样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文明成果“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提倡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去考虑的，而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并视之为一种退却。这一点是我们回顾和考察列宁的思想所不能忽略的。加上他的过早去世，列宁并没有就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做出系统的回答，许多理论构想也没有能够更多地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列宁这一思想和它的最初的实践，无疑给社会主义者，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主义者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以极大的启示。
列宁逝世后，苏联面临着极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苏联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如何建成社会主义，是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加以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形成的重要思想。斯大林将列宁的这一思想概括为“被资本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但能够用自身的力量解决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而且还能够、还必须建成社会主义，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以便帮助周围各国的无产者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9页）。以此出发，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论。他认为，苏联存在国内外两种矛盾。国内矛盾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苏联能否在经济上战胜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借以产生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导致阶级消灭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1页）。
在斯大林看来，苏联是完全有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经过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斯大林对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课题的探索的结晶。
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发展，最终奠定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高度集中”构成了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特殊性：在经济上，联共中央及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决定生产，分配产品，规划流通，实施指令性计划。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排斥和限制市场经济，消灭或抵制小生产。积极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党的一党制，以党代政，党组织直接插手管理国家事务，国家政权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相对独立的地位；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的执行机构，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党和国家民主生活机制不健全，执行机关的权力实际上大于权力机关。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关处于中央执行机关的领导之下；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和实际上的领导终身制。在文化上，舆论高度一律，思想观点的分歧和学术争论常常上升为政治斗争。
作为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它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关于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在一定意义上而言，直接关乎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评价。客观地评价斯大林的探索过程，可以发现，斯大林既留下一些有价值的理论遗产，也留下了一些不良的理论教条。
斯大林所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确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斯大林所创立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使社会主义苏联创造了人间奇迹：仅仅用十多年就走完了西方用了二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二十年超过了西欧紧追美国，从而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后发先进”的典型；为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不能否认的是，在历史上曾经取得了重要成就的斯大林模式确有严重的弊端。这些弊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统得过死”，缺乏活力，使地方和企业积极性受到扼制，职工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更主要的是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虽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但不可能长久持续，斯大林晚年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时虽然对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为时已晚；在政治上权力过分集中，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够健全；在思想文化领域管理模式的简单化和公式化，政治上过多干预学术的行为，影响了文化和学术的健康发展。
斯大林的错误还表现在对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上。他在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后，简单化地把苏联当时建立的社会主义直接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斯大林虽然完全同意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论断，但是他对列宁关于进一步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划分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论述重视不够。斯大林忽视了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而只是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对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促使他产生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而所有这些都对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正是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特别强调了“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构成了毛泽东回答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的基本方针。
寻找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不懈追求者和伟大探索者的毛泽东一生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要学习的是属于原理方面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对于苏联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一概照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提出了一系列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经济方面，针对苏联“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倾向，毛泽东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建设，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等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的问题上较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商品生产对发展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利用商品、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认为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然，并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在政治方面，他创造性地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在中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在文化方面，毛泽东提出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相矛盾。基于这一理论，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认为，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所有制相联系，他把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也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两者是社会主义本质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根本条件。毛泽东也从理论上提出了对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不发达社会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主张，它们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但同时应该认识到，毛泽东最终并没有冲破苏联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而且，由于国际国内因素、主观客观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其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而诸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的错误给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严重影响。综观之，毛泽东虽然并没有给予历史课题以圆满的解决，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成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造，以及失败的教训和失误的曲折，在客观上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依然严峻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依着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一根本方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求解这一历史课题的道路上继续探索。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为标志，经过百年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辛探索，关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个论断既揭示了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又强调了我国目前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从而构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完整概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认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基本国情的正确判断。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则具体指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
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在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四块理论基石的同时，也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历史性难题；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以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事实初步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一个历史课题的百年求解，也正是由之才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以江泽民为首的新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正在这条由邓小平开启的道路上进行着更加深入的探索。
三、苏东剧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
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两大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20世纪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一个是20世纪末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前者标志了社会主义从理论第一次转化为了现实，以之为开端，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而后者则成为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的标志。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客观上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社会主义的实力、共产党员的数量都大幅度削减。这是第二国际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这一发生在20世纪末的历史性事件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一个有着70多年历史、经受了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并对20世纪世界格局发生过重大影响且唯一能够同美国相抗衡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竟会在没有硝烟的和平环境里，在没有发生暴力革命和世界大战的情况下，顷刻土崩瓦解，分裂成为十几个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而战后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也在40多年后纷纷改旗易帜。世界各国持不同政治立场、学术观点的人们，无不在关注和思考着这场给世界造成强烈震撼，给历史带来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由于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受了大规模的非难和污蔑。全世界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势力为自己的“不战而胜”洋洋得意。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宣称马克思主义“破产”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理想已被“埋葬”。德国总理施罗德在1999年7月德意志银行举办的题为“21世纪与资本主义”的研讨会上宣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并将决定21世纪的发展趋势。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失误是在“思想领域”，是对历史发展做出了“根本错误的判断”，更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本世纪最大的空想”。
苏东剧变后，世界各国尤其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就是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显然，对之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深入剖析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倾覆的原因，认真总结历史教训，既是摆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困境，实现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需要，也是巩固和发展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同时，其反思的成果本身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在20世纪最后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关于苏东剧变的原因的研究已有大量的成果。除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外，人们的看法也众说不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都是“合力”的结果。恩格斯在解释历史事变时这样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坚持这一分析方法，才有可能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透过苏东剧变的现象的背后，我们认为，苏东剧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对苏东剧变起了促进和催化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彼此呼应，采用各种手段，对苏东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到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国家更是直接插手苏联东欧，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来打开苏东“和平演变”的缺口。二是苏东改革的停滞与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与诸种问题，为敌对势力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有乘之机。从20世纪50年代起，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了发展生产力，推动民主和法制建设，多次发起改革浪潮，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效。但是，这些国家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加上改革的战略和策略出现严重失误，造成物价上涨、债台高筑、政局不稳、思想混乱等严重危机，并且使新旧体制蕴涵的矛盾与问题叠加在一起，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三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及其代表人物占据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构成导致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苏联演变和解体是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紧密相连的。苏联剧变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纲领产生、泛滥和破产的过程。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苏东剧变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恰恰相反，这一悲剧的诞生正是背离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在对苏东剧变的原因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世界各国尤其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了。反思的过程虽然痛苦，但是却有可能赋予未来以更少的痛苦，人类社会的一次次进步和发展就是以关于历史实践一次次的科学反思为起点的。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679页）面对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者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领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真正内涵。
在对苏东剧变的原因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者也就相应地获得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必须注重发展生产力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人们从切身利益中感受到社会主义相较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标之所在。正如列宁所言：“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18页）由于社会主义首先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就使这些国家经济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和重要。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和相对的。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既要考虑与本国的具体国情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要能够充分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
关键是抓好共产党的建设，坚持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搞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决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而且还要不断改善党的领导。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监督机制，改革党的领导、组织和工作制度，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的民主集中制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
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阴谋。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造舆论，总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历史事实已经说明，意识形态的变异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对苏东剧变起了重要作用。不能忘记或忽视的是，只要这个世界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这场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就会持续下去，决不能等闲视之。
苏东剧变赋予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止上述所言。关于苏东剧变的原因、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并不能因为一个世纪的终结而结束。在新世纪的征途上，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仍然应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总结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20世纪国外社会主义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回顾
在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并非唯一的指导思想。其他各种各样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思潮，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也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
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但是，对20世纪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是必要的，也是富有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扬弃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并以批判性地改造其他社会主义流派而扩大自身社会影响、壮大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主张和观点虽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原则的区别，但都或多或少与马克思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以来，他们大都或多或少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他们在一些方面具有共同的目标和任务。在长期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中，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也积累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而这些积极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需要马克思主义在团结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力量的同时，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吸取其积极的理论成果。20世纪活跃的国外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繁多，这里我们择其要进行简短评述。
在诸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民主社会主义可谓是独领风骚了。我们可以认为，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可基本分为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大运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正是沿着这两条主线展开的。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出现是民主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如果说，二战以前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在事实上放弃了用革命摧毁资本主义的主张，而把在现存制度之内通过程序民主的手段改善工人的处境当作自己全部工作的核心，另一方面在思想上仍然力图把改良主义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的话，那么，二战以后的50年代起，随着西方各社会党纷纷执政，从而得以全面系统地实施改良主义政策，其思想上也终于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确立了自己的以理论多元化、伦理主义和自由主义化为特征的新的理论和价值体系，由此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和把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抽象的“人”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自由、公正、互助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能够担当实现此重任的非“民主”莫属，因为，在民主社会主义眼里，民主不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政治体制，而且应该是一种令人神往和无所不包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如此，勃兰特认为：“政治上得到保障的、从社会方面加以完美化的民主，现在是将来也仍是民主社会主义未来设想的核心。”（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改良主义政策达到社会主义。恰恰相反，它在客观上逐渐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塑造者，成为资本主义自我完善和维持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政党力量。它没有带来社会主义，却被资本主义所改造。这是历史的事实。
民主社会主义并非一无是处。民主社会主义可以供我们借鉴、参考的内容有很多。比如：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经验、职工参与决定的经验、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经验，以及治理失业、改革教育制度的经验等等，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借鉴意义更多地在于政策措施上的意义，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则主要在于帮助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认识了。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理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19世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和揭露的话，那么，对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则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根本之所在。
这一流派最初是作为共产国际中不同观点倾向而出现的，在20世纪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列宁主义，又不同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即左倾激进主义理论）。现实的批判是在两个方面展开的：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一个理论前提。他们将苏联社会现实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加以比较，将苏联社会与西方社会，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加以比较，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体制，揭露这种体制下的官僚主义、政治异化、没有人权等弊端，断言苏联的社会现实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苏联不是一个真正解放的社会。
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中心议题，也是其理论的精彩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他们的视角对二战以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趋势进行了理解和概括。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与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本质区别的新社会形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眼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及特征主要有：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及所有制关系已经改变，国家职能及政治——行政结构发生了变化等。如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并列，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两大趋势。“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的重点在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而这方面的批判也构成了这一流派永恒的理论主题。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现象。他们指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异化和危机的社会，是一个单面的、畸形的社会。
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重大的原则性不同，有着致命的弱点。在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中，他们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不同，彻底否定了苏联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缺乏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的正确评价。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也未能够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但是，他们的理论中毕竟含有大量的合理成分。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制度模式，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批判上，他们并非纯粹恶意的攻击；相反，他们的批判是有根据、并击中要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直接生活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是以其亲身的观察和体验作为立足点的，因而有着现实的基础。他们力求把握时代的脉搏，揭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特征，提出了一些可供借鉴或值得讨论的问题，而这些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全面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改革中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十分有益的。
由之，我们又不难发现，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也不乏其现实意义。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最初发轫于20世纪初西方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能否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争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探讨和实践，逐步发展了“计划模拟市场”，“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权”、“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等理论与模式，确定了“市场中性机制论”，并为社会主义与市场“联姻”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显然，这些理论与模式及其具体运行机制，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曾经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同时，市场社会主义历史“实验”的夭折，又从另一个方面告诫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国家：简单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是很难结出社会主义的果实的。
必须承认的是，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或思潮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他们能够给予马克思主义许多启迪。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加以鉴别吸收，无论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指导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极具价值的。对此，马克思主义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五、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
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马克思主义也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早在苏东剧变后不久的1992年底，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发表评论告诫西方资产阶级说：“与马克思主义的旷日持久的竞争还未结束”，这是因为，虽然“苏联共产党政权在欧洲的垮台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但是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随之结束”。“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
历史证实了他们的预言：
一方面，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世界范围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研讨社会主义的热潮正在悄然兴起。这一热潮的出现决非偶然，它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反映。资本主义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重新激发了人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回归马克思”、“重读马克思”正是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怀着无限向往的人们希冀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慰藉的热切心情。
另一方面，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苏东剧变所引发的世界社会主义“震荡期”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些积极而重要的变化。其中，包括中国在内世界范围内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根据自身国情所选择的“改革”、“革新”和“开放”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在显示着勃勃生机。
这一切无非说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从来未曾停止过。而在新世纪的开始，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伟大且艰巨。马克思主义任重道远。
我们的目光自然最先投向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尽管经过20世纪最后的20年努力，这一事业已经取得了足以引为自豪的伟大成就，但是，决不能忽视一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应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真理之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经过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虽然现已有了初步成果。但是，理论和实践的成果毕竟只是初步的，仍然有一系列诸如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正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予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分析和回答，以保证社会主义改革沿着健康的方向继续前进。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一个突出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世界进程。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在19世纪中叶已经对之进行了准确科学地揭示，但是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未曾预料到的新问题。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世纪必须科学把握并予以解决的问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当代时代条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她在给人类社会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和难题。新形势下国际资本对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前途的影响与控制也是一个值得马克思主义认真思考的问题。对时代条件的科学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责无旁贷的使命。
马克思主义在回答上述实践提出的问题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和责难。
瞩望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我们发现，新的时代所赋予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异常地艰巨。没有伟大的理论，就没有伟大的行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先导。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必然从客观上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一种特殊的使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其发展提供一种合理的模式，指明前行的方向。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命运将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对于时代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回答程度。立足于时代的新高度，结合新的实践经验，研究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突出问题。
马克思明确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会在迎接和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获得自身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历程中的普遍和必然。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已经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历艰苦卓绝的战斗。它从来都是在斗争中开拓前进的，它始终总是通过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战胜各种敌对的思潮而显示自己无敌的真理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的。
回眸20世纪的历史，展望21世纪的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过去的一个世纪属于马克思主义，21世纪仍将属于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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