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本论文,中国论文,民主论文,意识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提高全民民主意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有些学者主张批判地改造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创立新民本主义，用以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的基础。由于这种观点颇有一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意味，很得一些刊物的肯定和宣扬。笔者疑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已有了一套完整的民主理论之后，有无必要再另外创造一套新民本主义？民本思想能否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民主理论？新民本主义能否取代或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为了解惑释疑，笔者从内容、起源、实质、作用几个方面对民本思想和民主意识进行了比较研究，感到不宜苟同新民本主义理论。
一、民本思想与民主意识的内涵截然不同
民本思想是春秋时代文人谋士献给封建君主的统治策略，后经历代封建专制制度的卫道士阐述发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它的基本内容是贵民、爱民、养民，是建议统治者不要无视民众，官逼民反。这是春秋时代孔子、孟子、荀子等人总结夏商周三朝统治者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献给有雄心的统治者的一副清醒剂，是君王用来统治民众、对付民众的手段，是为了专制王朝的长治久安。在他们看来，本者，要也，统治者的根应在民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盘庚》）围绕这个中心，他们要求君王从几方面控制自己的言行：
1.贵民。孟子建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建议君王不要锋芒毕露，持上凌下，要做出贵民的姿态。因为“国以民为安危”，“以民为存亡”，“以民为兴衰”，“以民为力”，“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篇》）
2.得民心。孟子把是否得民心看成能否得天下的根本原因，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者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也。”（《孟子·离娄上》）《国语·郑语》中也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托天以证顺民心之重要。
3.听民言。要想得民心，就要听民言，顺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国将兴，听于民”。（《左传》）“恭承民命，顾畏民
”。（《尚书·盘庚》）
4.养民。他们劝说君王不要“杀鸡取卵”、竭泽而鱼，要予民休养生息。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慎到还提出：“百姓之于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己也”。（《慎子·威德》）荀子也说：“轻田野之税，轻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奈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富国》）
这些民本思想，虽比“轻民”、“残民”、“暴民”、“瘠民”要进步得多，但它们主要不是从维持民众利益角度提出的，而是从安定君王天下角度提出的，正如荀子在《王制》中所说的：“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总观民本的全部内涵，无非是君王的统治策略和技巧，与民主的内涵截然不同。
民主意识是中国人清末从西方引进的观念，民主一辞，源于希腊文，是由人民和权力组合而成，意为人民主权，强调国家、政府权力，应该掌握在人民手中。如果说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是原始社会民主管理在新条件下形式上的再现，那么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意识则经过理论论证、国家体制和制度设计，直至物化为现实政治的过程，其内涵要比民本思想丰富得多。
在观念上，它强调公民人人平等、自由。早期资产阶级学者以天赋人权作为理论根据，虽然不科学，但其反对封建等级制的用意是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了天赋人权的虚妄性，但从劳动生产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的角度，也肯定了人民群众应是平等的。正因为人人是平等的，在法律（公民共同通过的）范围内是自由的，所以国家作为社会权力必须是民主的。
在对国家的看法上，民主意识认为，国家作为社会公共权力，主权在民，是人民自己权利的体现。国家如果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就应该被推翻，代之以真正体现民意的国家。虽然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对统治阶级来说，它不能异化为自己的对立物。
对于国家官员的产生，民主意识要求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必须由人民选定，或全民直选，或人民代表选举。官员任期是有限定的，到期就要由人民另选他人取而代之。从原则上说，每个公民都有作官的资格，可以在轮换中掌握一定时期的国家某一级政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强调：“国家，人民之公产也。”
民主意识强调社会生活秩序的法律化、制度化。公民共同制定法律，用以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同时每个人又必须遵守法律，不侵犯和剥夺他人的权利。每个人的行动只有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才能自由，离开法律就没有自由。法律是社会的最高权威，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平民，都必须依法办事。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主意识既包含思想观念，又包含国家体制和制度，其内涵比民本思想丰富得多。它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复杂化，并对此作出了概括和说明。
二、民本思想与民主意识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
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中国就没有产生过类似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直到清朝末年，也没有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出民主意识。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民本思想产生的土壤与民主意识产生条件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形成的社会历史过程不同。
据史学家研究成果，从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制，曾经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奴隶劳动形式，一种是集体劳动奴隶制，另一种是家庭劳动奴隶制。雅典采取的是集体劳动奴隶制，中国采取的是家庭劳动奴隶制。集体劳动奴隶制有两个特点：（1）分工、协作比较发达。 奴隶主利用奴隶进行专业化劳动，奴隶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奴隶劳动范围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采矿业、航海业、冶金业等经济部门。（2 ）这种奴隶制劳动的最大特点是劳动生产率高，效益明显，社会财富空前增加，使奴隶主有空暇时间去从事政治活动，担任国家公职。这种劳动奴隶制为民主制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中国的家庭奴隶制也有两个特点：（1）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各家庭从奴隶主贵族手中领取自种的“私田”和定时为奴隶主无偿耕种的公田，把家庭的长幼管教之序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等级统治融合起来，在奴隶主与奴隶的对立关系中罩上了血缘和家庭的温情面纱，使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中增加了许多韧性较强的软件，加上当时的一些连坐办法，使奴隶逃亡更加困难，没有机会形成雅典式民主制城邦。（2）家庭奴隶制经济的特征是自给自足， 无偿劳动，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力发展缓慢，剩余产品也相对较少，奴隶主陷在繁琐的家庭式管理之中，无暇参与国家政治，从而形成了一切政令教义全出自君王一人的政治局面。
2.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同，工商业者的力量和地位不同。
深入研究一下雅典劳动奴隶制， 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三个特点：（1）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在雅典，由于手工业和贸易的兴盛，商品经济在奴隶制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商品经济甚至波及到农业生产。雅典奴隶主农庄和小农生产的葡萄、油橄榄等，不少是为了在市场上出售。雅典梭伦改革时期，政策鼓励富裕阶级把财富投入到工商业，从而使无地的人获得就业于农业以外职业的机会；政策还限制谷物输出，鼓励橄榄油出口，鼓励小农发展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园圃农业。因此，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已成为希腊的一个典型的工商业城邦。（2 ）独立的工商业阶层的存在和发展。雅典不仅商品经济发达，而且形成了一个独立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奴隶主阶层。他们以工商业为主体职业和主体收入，他们进行的工商业生产、商品交换活动是相对独立的活动，不依赖于城邦政府。经济上独立的工商业阶层是雅典奴隶制民主得以存在的载体。雅典历史中曾几次进行过打击氏族贵族的改革，其推动力量主要是工商奴隶主。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有些人对此作了简单理解，似乎有商品经济就一定有民主制。其实，有商品经济，不一定就必然产生出民主政治。与雅典同时代的科林斯，自古就是商业中心，在雅典民主制兴盛时期，它的商业水平明显高于雅典，它的造车、造船、制陶、纺织品、毛毡、地毯当时在世界闻名。但是它的商业活动主体是城邦政权，无论是国内交换，还是国际贸易，产品流通主要控制在城邦政权手里，没有形成独立的工商业阶层。因而，他的国家政体一直交替着两种形式，贵族寡头和僭主政体。可见，独立的工商业阶层的形成是民主制产生和存在的必不可少的人的条件。（3 ）奴隶的雇佣和买卖。在雅典，奴隶是国家的，不是哪一个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奴隶主从国家购买奴隶的劳动力，组织他们进行生产。在雇佣奴隶时，奴隶主的权力是平等的。
雅典民主制的这些经济条件，在中国古代从未形成过。中国的经济特点恰恰相反：（1）重农抑商。发展经济的政策就是奖耕织， 耕者有其田，把商贾排在社会的下九流底层，倍受压抑。（2 ）打击独立的商品经济，一切工商业都归官营。官家购买工商业者的产品时，也不实行等价交换。中国曾有过较发达的商业，形成过名垂青史的“丝绸之路”，但这些都是由皇家、官府经营的，其中的不等价交换比比皆是。等价交换才是平等、民主的真实经济基础，不等价交换就不可能形成以平等为前提的民主政治。（3）从未形成过独立的工商业阶层。 中国的工商业，占主导地位的是官工、官商，只有少量的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商贾。官工、官商主要是为皇族、官僚们立威、奢侈、征战服务，不是作为民众的一种生存方式发展。而个体手工业者和商贾，一方面为官府拾遗补缺，一方面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拾遗补缺，是一种依附性经济，没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如果民商、民间工业发展起来，就会被官府吸纳或摧毁。汉朝曾发生过盐铁经营方式的争论，结果以官营派胜利而告终。中国古代官史中很少有关于工商业发展历史的记载，只在小说评话中有些工商业发展艰难的描述。《红楼梦》中的薛家可谓富商，“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家之富靠的是皇商身份。假借皇威，薛幡可以抢男霸女，杀人当儿戏，而一旦皇威震怒，他就身陷囹圄，家财尽抄。《金瓶梅》中西门庆也可算是个富贾，欺男霸女，奢侈无度，但为保住性命家产，也不得不去巴结官僚，花钱买个官名。可见在中国的大一统的官制之下手工业者和商贾不能自立、仰官鼻息之艰难。由此我们可以想到，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专制时，一定要在宪法上写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定要强调个人处理自己财产的天赋权利，因为这是他们争取政治权利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国经济的这些特点就决定了中国工商业者不可能形成民主意识，中国也不可能出现民主制。
3.社会意识条件不同
民本思想和民主意识，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既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对以往传统思想的批判继承，受先前思想意识的影响和制约。
人类意识的最初表现形式是图画、音乐、神话和原始宗教。在神话和宗教形式中，中国人的意识就与西方人表现出很大的区别。中国人表现为各民族单一祖先——英雄崇拜倾向，祖先即英雄。如果有多神，也是一善一恶，善者经过战斗消灭恶者，从而天下一统。而在西方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是平等的，互助交游嬉戏。后来才出现最高神宙斯，但也是无等级式统治的大一统关系。平等的多种观念为后来西方人平等思想提供了意识的背景材料，所以他们对帝王的崇拜从来没有中国人这样强烈。中国人的意识经夏、商、周的完善，帝王崇拜、大一统的观念已相当稳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即使注意民的作用，也只能产生劝谏、乞求君王的重民、爱民、养民的民本思想，而不能产生民主意识。
三、民本思想与民主意识的社会作用不同
民本思想是春秋时代的一些君主专制的卫道士总结历史经验后提出的一种统治策略。阶级压迫关系是利益上根本对立的关系，剥削者以加重剥削为自己奢侈的保障，这是剥削制度使然，要统治者不剥削不压迫，无异于与虎谋皮。制度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减少剥削压迫程度，但不能改变剥削压迫制度的本质。作为剥削压迫制度的代表——君王是不愿听从孔孟等人说教的，因此孔孟等人在当时都未得到重视和礼遇。春秋战国时的各国君王都忙于征战杀伐，除个别人为休养生息以图霸业，在一时一事上搞点“施恩”、“仁政”，他们的常态都是横征暴敛，恣行无忌。连灭掉六国、一统天下的赢政都是以暴君著称。可以说，至秦亡之前，民本思想基本上没有起到教育约束君王的作用。
秦王朝的迅速土崩瓦解，才引起后来某些帝王对民本思想的重视，开始采取两面派的统治手法：口头上讲贵民、爱民、养民，实际上仍然搞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安定时搞横征暴敛，危机时搞点宽容政策；立朝时搞点让利于民，守业时又姿行无忌。民本思想只是王朝统治的缓冲器、安全阀。当然，贵民、爱民、养民总比“贱民”、“暴民”好些，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民众的境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甚至创造过几个“盛世”，但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相反，民本思想对民众的精神腐蚀作用则是巨大的。民本思想与对圣王明君的崇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圣君“以民为本”，“贵民”、“爱民”、“养民”，所以人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圣君身上。尽管宣扬民本思想的思想家并不认为一切帝王都是圣君，而是主张由“圣君”、“贤君”、“明君”统治，但在客观上却增强了民众对“圣君”的崇拜心理。这种个人崇拜造成如下后果：第一，民众对君王的人身依附。既然帝王宽厚仁德，爱民如子，其权力又无所不及，因此，民众必须也愿意服从君王。在君王面前，民众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没有个人的价值，民众的生死祸福全仰赖于帝王的开明和恩惠。尽管有些民本主义的思想家也让人们推翻昏君、暴君，但不是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是另立明君，由新君王来改变自己的际遇。第二，使民众弃绝了权利意识。既然明君绝对英明，为民作主，所以百姓只要作个忠顺臣民就够了。遇到矛盾，圣裁和“明镜高悬”的官吏可以为你作主，因此个人不必采取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加上以忠君为核心的道德约束，民众不可能再产生出权利意识。民本思想对民众精神的负作用还可列举许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态结构不能说与民本思想的负作用无关。
与民本思想相反，民主意识则常常是被压迫者或进步阶级反抗压迫的旗帜，在历史发展中发挥促进作用。在奴隶社会，工商奴隶主以不完整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反对贵族专制，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雅典的兴盛时代。当然，当时的民主也有许多弊端，由于民主只是公民的民主，不包括奴隶和外邦，造成大多数奴隶与公民的对抗、外邦人与雅典公民的矛盾。在雅典公民内部，由于大多数农民和手工业者为生活所迫无暇过问政治，导致民主制的萎缩。由于工商业发展，出现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现象，而贫困公民又把手工业和奴隶劳动看成是可耻的，不愿与奴隶进行劳动竞争，大量的贫困而又不愿劳动的自由公民把雅典引向了灭亡。但是，“使雅典灭亡的不是民主制，——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也就是说，当时民主制的弊端导致了雅典的灭亡。在黑暗的中世纪，也出现过星星点点般撒在欧洲大地上的民主之火——城市民主制，诸如佛罗伦萨的“正义民主制”、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和国会的产生以及法国的三级会议，都在历史上起了促进作用。封建社会末期，资产阶级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为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而斗争，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把人类社会推进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正是为实现自己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使人类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民主意识不仅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也逐步推进着个人的解放。第一，民主意识强调了人格独立，一扫过去的人身依附观点。个人的美好生活不再依靠救世主，而是依靠人们自己去创造。人们可以崇尚圣贤精神，赞赏某个政治人物，但不因此丧失个人的人格和尊严，不把命运托附给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或伟人。他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主体。第二，民主意识使人们有了权利感和义务感，努力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生活权利，捍卫自己应有的利益和尊严。同时也明了自己应尽的义务，从而心甘情愿地干好自己应干的事。这就极大地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使个人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第三，民主意识可以使人明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不奴颜卑膝，又不盛气凌人，敢于参政议政，又不独往独来，从而与他人结成社会需要的分工协作关系。
通过民本思想与民主意识社会作用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民本思想不能说没有一点进步作用，民主意识也不能说没有消极作用，但对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解放来说，民本思想的进步作用远不能与民主意识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四、当前民本思想与民主意识的价值判断
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人们应该解放思想，敢闯敢创。但把民本主义改造成新民本主义，并以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不是理论创新呢？新民本主义能否取代社会主义的民主呢？
民本思想有一个先在前提，那就是君王高高在上，不能与百姓混同，不能与臣民平起平坐；君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民众只能俯首称奴。民本思想所要求的只是君王身在高位要念及百姓，施惠于臣民，绝不是给人民大众以主权。既然是念及百姓，惠及百姓，那就只能先王而后民，王的一切要求必须满足然后将残汤剩汁洒给民众。历代君王不正是这样干的吗？当然，民本思想家也曾劝谏君王要“克己”、“节俭”，以便洒给民众的剩余更多些。然而这种量的增加根本改变不了君王鱼肉百姓的质。君王要的就是高高在上的特权，生杀予夺，全凭朕意。民本思想承认的也是这种高高在上的特权，只是要求君王略加节制而已。而民众特别是无产阶级要求的民主恰恰是反对封建特权和消除特权的。这是与民本思想根本不同的。
当然，共产党掌权后，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有一个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人民群众也有一个自觉服从党领导的问题。但是这种领导与服从根本不同于君王与臣民之间的那种统治与服从关系，后者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而前者则是一种工作上的分工。共产党的领导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主导自己，而不是一个特权集团对人民的统治。如果用新民本主义作为共产党政治哲学的基础，那么如何处理民本主义的先在前提，即君王高高在上问题？
新民本主义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民本主义，赋予它以新的思想，使之变成共产党的政治哲学。既然新民本主义的一切新思想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赋予的，历史唯物主义又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功夫下在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更好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分析解决现实问题上，而要花那么大气力去改造民本主义呢？
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提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提示了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得民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民主作了全面、深刻的科学分析，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实质和虚伪性，提出要实现真正的彻底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通过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我们党也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要避开民主而代之以新民本主义呢？
创造新民本主义在理论上说不是一种前进，就其理论的内容看，容易给特权化留下空隙，容易使个人自觉不自觉地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自己的党性修养，自觉不自觉地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要做人民的主人，他们以权谋私，为所欲为，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这是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提倡新民本主义，其社会效果会不会好呢？当然平时我们也用“国以民为本”来告诫党员干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凌驾于群众之上，要重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这是一种退一万步说共产党人也必须意识到群众的重要性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是最低要求。中国人民摆脱民本主义束缚，树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这是思想领域的一大进步，我们应该循此前进，而不应该后退。
总之，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人们思想容易出现混乱的时刻，我们应该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完善民主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不能局限于“重民”、“爱民”、“养民”、“惠民”的新民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