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奥利弗#183;威廉姆森遇到马克#183;格兰诺维特——论经济学和社会学在企业组织理论上的对视和沟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上论文,马克论文,社会学论文,格兰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9.9 C910.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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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初，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更遑论相对立了，无论在经济学者还是在社会学者的著作中都能看到一些积极的沟通。然而，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嬗变和发展，两个研究领域的学科化和范式化使它们越来越相背离。经济学研究的重心集中于经济利益的相关议题而忽视对社会系统等其他重要方面的应有关切，具体而言，经济学的研究视域严重地跳脱出了社会结构。社会学则更多扮演“剩余学科”的角色，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经济学领域之外的一些议题。正如费孝通(2007[1948])所认为的那样，留在社会学领域的只剩了那些不太受人问津的、并非不重要的社会制度，包括家庭、婚姻、教育以及宗教制度等。经济学和社会学两者之间越来越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熊彼特曾戏谑地表述这一状况是，经济学家在构建自己粗浅的社会学，同时社会学家也在构建他们自己粗浅的经济学。“事实是自从18世纪以来，两部分人(指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不同的道路上都在稳定发展，直到现在，典型的经济学家与典型的社会学家对于对方在做些什么都知道的很少，而且关心的更少，每一方都喜欢用他们各自粗浅的社会学与粗浅的经济学知识去接受对方专业上的成果”(熊彼特，1991[1954]：49)。
新制度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罗纳德·科斯对企业性质的探寻，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和差别，马修斯曾作了精练的概括，“第一，制度是重要的；第二，制度的决定问题可以用经济理论的工具进行分析”(Matthews，1986：903)，前者对两个学派来说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后者则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差别。20世纪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再度兴起，奥利弗·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是对科斯企业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范式化。科斯(Coase，1937)指出，市场中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即便在产权完全界定的前提下，资源的配置也往往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引导，当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比较高时，就应该由企业内交易来替代市场，企业中的权威决定资源配置。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在其组织研究中发展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强调交易成本决定了组织内交易还是市场交易。而交易的性质可由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资产的专用性以及经济环境参数不确定性与行为风险三个方面来加以界定，不同性质的交易会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因此，应该用不同的契约形式加以规制，进而确立具体的组织形态。
在新经济社会学诞生的代表性论文“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中，马克·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将其批评的视角集中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嵌入性分析和社会网络理论作为其竞争性替代理论。他认为，交易成本理论的构建中严重忽视了与经济行动相关的信任等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因素。在嵌入性理论中，格兰诺维特主张任何交易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而由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有助于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根据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威廉姆森过度地强调了市场中法律的规制与科层的威权控制，因此，一方面在市场分析中存在社会化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科层分析中又是过度社会化的，这些都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不管市场还是科层制体系，行动者在具体的、持续的关系网络中的互动可能是抑制机会主义的重要机制。互动中产生的信任降低了缔约、监督和信息搜寻等交易成本。
二、经济学和社会学在企业组织理论上的对视
如果认为格兰诺维特1985年对“嵌入性”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是新经济社会学的发端，那么，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无疑是与一些经济社会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威廉姆森的关于企业组织的交易成本分析的不满联系在一起的。格兰诺维特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在制度分析中加入社会学、历史学和法学等角度的讨论，它把经济制度(如企业组织)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案。这种认识以及它所暗含的功能主义限制了它对社会结构作更为深入细致的剖析，而受到限制的这一方面对理解现存制度和组织的存续又是极为重要的(Granovetter，1985)。针对企业组织理论，下面本文将从基本方法论、理论分析方法和核心逻辑立足点三个方面对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分析和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分析进行对比研究。
(一)嵌入性和个人主义方法论
嵌入性这一概念早期的阐述出现在波兰尼的论著中，他借此来批评主流经济学中原子化(atomization)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他认为，无论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哪个阶段，经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系统，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是嵌入于社会、宗教以及政治体系之中的。这说明，如交换、货币和市场等经济现象不仅仅由经济利益所驱使，它们的产生、发展及变迁都是与具体的社会背景结合在一起的。工业革命前社会中的经济生活主要以互惠或再分配的方式进行，市场交换只是零星发生并不成规模。不过，工业革命使得这一状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市场和价格机制成为决定经济过程的主要力量，人们经济行为决策目标集中于最大化自身的经济利益。波兰尼的嵌入性观点核心在于认为经济系统已经从大社会系统中离析出来，视为自主的系统，经济交易不再通过亲缘性或社会性的互惠义务来界定，而是通过个体的理性计算。格兰诺维特借用并创新地发展了嵌入性概念，认为无论在前工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甚至即便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社会，经济行动对社会结构的嵌入性始终存在，只不过在不同发展阶段嵌入的程度和具体模式有所不同。嵌入性分析和社会网络理论的要点在于，无论从哪种角度出发来研究经济现象，都必须考察经济行动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个体及群体之间的具体互动过程及后果。可见，虽然，同样以“嵌入性”为中心分析概念，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要旨却与波兰尼的初衷大相径庭。
格兰诺维特在其理论构建之初重点剖析了社会科学在对经济和社会关系问题的认识上的两种传统倾向：一种倾向是无嵌入性，即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影响微乎其微；另一种倾向认为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完全受制于社会关系和结构，没有独立性，即完全嵌入性。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在研究原始社会或非市场经济社会时往往考察其较强的嵌入性，而对市场经济社会的研究则倾向于设定为无嵌入性，这些研究倾向的基本共识是：随着经济逐步发展，经济行为也逐渐脱离了社会关系的影响。格兰诺维特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有失偏颇、过于极端的，他(Granovetter，1985：482-483)论述道：“我自己的观点与这两个思想流派都是背道而驰的。我断定经济行为的嵌入水平，在非市场社会中要比实体主义者和发展理论家所宣称的更低一些，而且随‘现代化’而发生的变迁也比他们相信的更小一些，但是，我也主张：这一水平比起形式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所考虑的，又总是并将仍然是更为重要和更有价值的。”他(Granovetter，1985)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时认为，尽管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者虽然有显而易见的不同，但是，更应该注意到一个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反讽：两者同样都是通过原子化行动者而实现行动和决策。在低度社会化的描述中，原子化起源于对自我利益的狭隘功利性追求；在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中，原子化产生于业已内化的行为模式，因而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对行为只有微小的影响。格兰诺维特指出，为了避免经济学(主要是社会化不足)和社会学(主要是过度社会化)中关于经济行为的原子化倾向，必须引入社会关系网络分析，考虑其对社会行动(包括经济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个体的经济决策总是在与他人的联系所交织的网络之中做出的，其具体行动也总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展开。
因此，通过对新经济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认识，可以知道在基本研究方法论层面，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新古典主义的基本态度是不一样的。新制度经济学延续新古典经济学对行动者原子化的假定，可以说，个人主义方法论、自由主义传统和功利主义价值观是新制度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继承。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工具化的群体主义导向的(既不同于个人主义也不同于整体主义)，可以从格兰诺维特对“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的论述中得到对这种渗透于社会网络和嵌入性视角的方法论的一个基本认识。基本方法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差异遍及对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之中。在格兰诺维特看来“成功的经济模式来自于公司、职业群体、社会网络之间复杂的相互交叉，来自于个人自尊心、社会地位、经济得益等混合目标的动员，并考虑彼此的目标达成，仅仅单目标是不能维系的”(Granovetter，2002：50)。
从研究工具的角度来看，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除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主要方法——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之外的一个新的工具性研究方法。相对于整体主义的文化决定论方法而言，社会网络为行动者的自主行动构造了一定空间；而相对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而言，社会网络又强调了社会结构和关系嵌入的限制下个体间的互动。这无疑提供了一种异于原有社会学分析方法的研究工具和分析视角。这在弗利格斯坦(Fligstein，2002)看来，由新经济社会学提出的这种“多元主义”的研究路向还没有成为主流。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偏好于追求理论的一致性和普适性，例如在经济学中，交易成本分析就被当成一种关于市场互动甚至被当成了社会科学中关于人际互动的一般性理论。体现韦伯研究传统的经济社会学理论路向应该关注各种组织形态如何被社会建构的一系列可能机制。研究行动者、公司、社会关系、规则和政府等一系列对象以及相互之间联系，将有利于厘清作为“自我再生产角色结构”的市场和企业等其他经济组织是如何建立和运行的，这种理论路向还应该关注到历史与文化因素是如何引起不同的经济结果的。因此，弗利格斯坦认为，严整的新经济社会学范式构建还需要一段时间。
(二)社会网络视角与市场/科层制二分法
格兰诺维特提出以社会网络分析为基础工具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并在经济现象的分析中引入了“嵌入性”概念。新古典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用理性“经济人”的理论预设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的经济制度，认为经济是一个随着现代化进程日益与社会其他领域趋向分离的系统，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对经济这个子系统独有的运作规律进行抽象和阐述。在经济学的分析中，除理性偏好之外的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往往被抽象掉了。而格兰诺维特认为事实正好相反，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影响经济活动的社会因素不是少了而是更多、更复杂了。他指出，当下所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嵌入在现行的社会关系之中。嵌入性分析为研究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家提供了一把大伞，研究者可以从嵌入性这个概念推导出一系列的嵌入方式。经济生活既可以嵌入在社会网络里，也可以嵌入在制度里。正如格兰诺维特所述的那样：“市场与等级制的分析，尽管可能很重要，但在这里主要是用来作为证明我的观点的例子。我相信嵌入性主张具有非常普遍的适用性，而且不仅证明了在对经济生活的研究中有社会学家的一席之地，还证明了社会学家的视角是这类研究所迫切需要的。为了避免作为标准经济理论核心的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方式，社会学家没有必要割断其与欧陆传统的联系……在该传统中，经济活动尽管重要，但也仅仅被视为社会行动的一个特定范围”(Granovetter，1985：507)。由此可见，嵌入性和社会网络概念在本质上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市场和科层制两分法展开了直接的挑战，同时也为经济社会学制度分析的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90)进一步批评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观点，并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两个社会命题：(1)经济行动总是社会性定位的，它不可能仅仅用个人动机来解释，而是由混合性动机所驱动；(2)社会制度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而只能通过“社会建构”方式形成。之后他又与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 and Swedberg，1992)一起把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归结为更为简明的三个命题：(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殊类型；(2)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3)经济制度是社会建构的。
按照威廉姆森等交易成本经济学派学者的观点，科层制(如企业)与市场是提供交易秩序的两种可相互替代的方案。不过，格兰诺维特认为市场和科层制的二分法忽视了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例如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而形成的各种经济组织方式，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忽视了其他的研究视角。这是因为：第一，新古典经济学中基本的市场模型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并不符合经济生活的现实状况，实际的经济交易过程始终充斥着各种类型社会关系。第二，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交易都受到各种关系网络影响。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即使在处理同样繁复的交易时，企业之间(市场上)仍可见到高度的秩序，企业内也可能看到相当程度的混乱，因此，实际上维持着经济生活中秩序的是企业之间和内部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市场的法律规制或科层制企业内部的权威与命令。无论是秩序或失序、诚实或欺诈、履约或违约，都更多地与社会关系和结构有关，而与市场、科层制等组织形式关系不大。
将这一理论逻辑应用于企业组织纵向一体化问题时，格兰诺维特指出，假如其他条件不变，当交易的企业间缺少社会网络或关系网络带来的是冲突、失序、机会主义或欺诈时，交易就有压力要纵向一体化。相反，若存在一个稳定的网络来处理复杂的交易并由此能固化为企业间的行为模式，纵向一体化的压力就能消除了。
对于格兰诺维特的早期研究——“弱连带”(weak ties)的力量问题，他也关注到了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内在功能，这些经济组织实质上是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的已被定义明确的弱连带而彼此连接的具有内在聚合力的群体。在这种理论看来，与其他群体具有很多这种弱连带的个人能把各种分散的、有价值的信息转化为自己的优势(Granovetter，1973)。与格兰诺维特强调弱连带的研究相比，伯特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关注这些优势是怎样从行为人对网络结构特征的控制中产生的，而不仅仅是某人聚集的为己所用的资源(如信息)方面。因此，伯特(Burt，1992)阐述了耦合(coupling)和脱耦(decoupling)的概念，旨在表明资源、信息和影响在已经建构的自我再生产的社会结构的各个节点之间是否能被动员。他指出，可将类似于公司这样的各种组织看成是彼此联系的单元，其中特别要关注由于缺少联系而在网络中形成的“结构洞”，个人行动者或者公司可以利用这些结构洞，连接那些与其他行动者没有类似联系的行动者而产生优势。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2002)在综合了伯特的研究思路后，界定出了三种网络结构以及与之对应的潜在含义。一是高度脱耦结构，没有横剖连带(cross-cutting ties)，在利益抵触时易发生冲突，几乎不太可能把小群体或个体聚合成一个更大规模的社会实体。二是弱耦合结构，在出现冲突时可能导致更具共识性的结果，而如果在其中出现一个能起作用的、活跃的“企业家”，这种结构才可能在更大的社会实体中集聚权力和影响。三是高度耦合结构，缺少内在的结构。其中格兰诺维特重点对第二种结构进行了表述，这种结构以离散网络或制度之间某种程度的结合为特征，通过战略行动者利用网络片段之间的弱联系及横剖连带为资源聚合成一个更大的社会实体提供了各种渠道。如果这个更大的社会实体是一种经济组织，如企业、商业群体或战略联盟等，那么论述弱耦合的结构及其蕴涵的意义就是在探讨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变动(如并购、重组、分拆和纵向一体化等)。
(三)信任与机会主义倾向
因为社会联结能够产生信任从而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对于格兰诺维特来说，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是存在于所有的经济交易互动之中的，这些互动确定了行动者的社会经济身份及其社会关系的性质。网络表征了社会关系中的互惠性，促成了行动者之间的信任。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机会主义与有限理性是交易成本存在的行为假设。然而格兰诺维特却指出，人们的善意(goodwill)可以有效地遏制机会主义。在经济交易中，双方对善意的认同会减少争端，增加满足感，因此，会使交易中许多不能用制度与契约规制的行为仍能有效实施，甚至造成损失意外时都可能由交易双方共同承担(Dore，1992)。如果对善意的期待获得满足，就会激发出后继的交易；如果在随后的交易中善意持续得到满足，便产生信任并期望长期维系这种交易关系。诚如格兰诺维特所观察到的：“一个纵向整合公司内的科层结构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强调承包商与转包者间的长期关系……比起纯粹的权威关系，它更能满足防止欺诈的需要……就像在其他的经济生活中一样，社会关系与纯经济交易相互重叠扮演着关键的角色”(Granovetter，1985：498)。
实际上，威廉姆森也早已意识到了社会关系在公司商业交往中的重要性，“诚实行为的规范有时也延展到市场之中，并被团体压力强制执行……公司间重复的人际接触会让交易各方保持最起码的善意与关系……另外，对更多商业交往的预期也会降低短视的行为。不管是在社会上或交易时，个人的野心会因预期到他人的排斥而终止。一个公司公平的声誉是不容许被损害的商业资产”(Williamson，1975：106-108)，另外，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5)在单边、双边治理结构中，讨论了抵押品的作用，即掌握抵押品的关系来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因此，他认为有了这层关系的保障，交易价格会比无此保障的交易来得低。这样以担保建立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权力关系，因为一方控制了另一方的利益，可以用收回这项利益作为惩罚手段，迫使对方表现出良好行为。换而言之，威廉姆森也注意到了权力关系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原本可以做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启另外一个研究路向的起点——重点关注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市场行为，但是威廉姆森却把它视为例外，也不认为他所关注的双边关系其实是嵌入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而与之相对，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经济中“信任”的作用、“信息流动”的过程以及经济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现实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三、企业组织理论中交易成本和嵌入性分析研究范式的沟通
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在企业组织理论上的运用存在着沟通的可能性，一部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在致力于寻求对话的空间。这类沟通和对话在不断地培育、拓展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和共同的兴趣点。交易成本理论和嵌入性分析分别是两者的核心理论，在这里，总结和梳理交易成本理论和嵌入性分析之间进行沟通的理论基础是必要的：
(一)两者都是对新古典主义理想模型某种程度的修正
哈里森·怀特(White，1992)认为，伴随着萨缪尔森对新古典主义研究传统的数理化构建，经济学和社会学愈加分离，而主流经济学也因完全摒弃了制度主义而使其理论变得贫乏。这说明，怀特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先行者对制度主义的极度重视，而从这一角度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倾向的批评无疑与新制度经济学是高度一致。
发轫于斯密的现代经济学崇尚自由主义的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次范式化革命，数理化倾向使得经济模型越来越精巧，也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经济世界，对市场价格机制的偏好，并将企业等组织形式视为“黑箱”，忽视其内在结构和互动功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诞生的新经济社会学和再度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共同地认识到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应向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角度转变，从而更好地理解诸如市场、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资源配置、货币、价格等主流经济学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
格兰诺维特在1992年对1985年研究最为重要的发展是将“嵌入性分析”或网络分析与制度理论相结合。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92)在借鉴博格和卢克曼(Berger and Luckman，1967)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是“凝固化的网络(congealed networks)”，认为人与人之间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交往后，便会形成一种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客观属性(objective quality)。经济制度具有“为集体行动调动资源”的特性。格兰诺维特明确指出，“网络分析的力量在于，它与制度分析的中心关注相结合，与视经济行动为社会行动的一个特定类型的分析的中心关注相结合”(Granovetter，2002：54)。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和经济制度是社会网络的固化形式，也是制度分析关注的核心问题，它受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所影响，企业中工人和雇主的关系、工人和工人的关系嵌入持续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内，并嵌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之中，因而，工人和雇主的决策行为是有相互依赖性的社会行动。
(二)“交易成本”和“嵌入性”在各自范式中都有很强的概念延展性和包容性
交易成本和嵌入性在概念上的延展性和伸缩性为两者概念外延上存在交集提供了可能。威廉姆森坚定地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所针对的问题中很大一部分能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实际上，让那些非经济学人士恼怒而又不知所措的事情是，经济学竟有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伸缩性。只要理解了一个概念的经济学背景，经济学就找到了一个利用和包容它的方法。所以我预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网络分析或许能被纳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扩充内容之中”(斯威德伯格，2005：166)，同时，威廉姆森也充分肯定了社会网络分析和嵌入性观点的价值，并认为与交易成本分析一样，在可操作性方面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提升，“格兰诺维特提出的这些关于网络嵌入的一般性观点是很有用的，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小心对待的问题。我同意历史选择很重要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必须赋予更为精确的内容和含义”(斯威德伯格，2005：166)。
在格兰诺维特那里嵌入性的概念涉及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在一些新经济社会学者那里嵌入性包含一系列理论概念，如“文化嵌入性”、“政治嵌入性”、“认知嵌入性”等(Zukin and Dimaggio，1990)，以表明经济行为总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政治情境、认知心理背景等中运行并被这些因素广泛深刻地影响。
(三)嵌入性分析和交易成本分析是社会分析的不同层次
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在其新近的研究中对交易成本分析和嵌入分析进行了比较阐述，也可以认为是对新经济社会学批评的重要回应。威廉姆森指出社会分析的四个层次，其中嵌入性分析位于第一层次，包括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赋范和宗教等，而交易成本分析则位于第三层次，包括博弈的实施和契约的安排等。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产生的疑问——非正式约束如何广泛地影响经济的长期表现？威廉姆森认为无论是社会层面的还是持续网络关系背景下的嵌入性研究都有助于解答该类问题。
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持续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Granovetter，1985：487)，社会网络对于经济行动的嵌入性具有核心意义。根据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将行动者之间紧密的联系和疏远的联系区分开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92)将这两种关系称为“关系嵌入性”(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嵌入性”(structural embeddedness)。
威廉姆森在“组织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促进对话”一文中认为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一个有益的但是对经济组织问题思考有失狭窄的分析框架，这一方法需要置入更为宽广的框架之中，特别提及了交易成本理论的自我批评(self-critique)(Williamson，1988)，并阐述了五个方面的扩展，其中第三个方面就是当分析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时，交易成本嵌入的社会背景——风俗、道德观念、习惯等都是有意义的，并且必须予以考虑。这说明交易成本分析的拓展与嵌入性分析存在叠合关系。
在具体的分析理论方面，对企业组织的交易成本分析中所涉及的“机会主义倾向”、“套牢”、“关系专用性投资”、“纵向一体化”等核心分析概念体现了网络和嵌入性的某些观念(Williamson，2000a，2000b)。社会身份、社会和经济关系决定了影响机会主义倾向的关系网络，而信任、善意和社会因素的规制同样与经济力量一样影响着机会主义行为现实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关系专用性投资则比较好地说明了社会关系的建立和强化如何在维系经济关系、确定交易组织形式和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四、两者研究趋势的融合是否可能？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分支，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标志着社会学对经济生活和经济组织分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古典经济社会学广泛地覆盖经济学与社会学两个领域，而新经济社会学则更多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观察和诠释经济社会现象，它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反动，使人们对经济生活有了另一个视角的理解。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2005)指出，如果将经济生活中非经济因素方面与经济因素的互动置于一个黑箱，经济模型固然能够更为简化，决策的依据是从众多社会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影响经济行动的收益和成本等，但是，如果目标是为了预测，那么无视这些社会现象的具体性、特殊性是有风险的。当深入这一黑箱进行分析时，可以认识到，行动者的决策往往和内生于经济社会过程的网络、赋范、制度、历史和文化相联系。经济学与其相邻的学科进行合作才能提供很好的研究工具和思路，也才能对社会经济现象提出更有效的解释。
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是综合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特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研究进展的结果。这种学科综合和交流突破了经济学与其他相邻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和壁垒，使模型化日趋严重的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现实生活。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整洁的模型”(clean models)和“肮脏的手”(dirty hands)之间的冲突也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缓和。就社会学而言，用社会学方法分析经济现象不仅仅改变了其相对于经济学这一显学而言的“剩余学科”的尴尬地位，帮助其拓展了研究领域，并强化社会学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的敏感性，重返古典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所强调的“经济与社会”的研究传统。正如斯威德伯格(Swedberg，2003)所评论，新经济社会学的贡献在于使经济学和社会学能够在一个更为微观的层面上进行对话，新经济社会学能够在一些具体而微的经济社会现象上将社会网络导入分析之中，然后对经济学家的解释给以补充，至少是提供了社会关系结合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的可能性。而卡勒博格(Kalleberg，1995)的认识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他认为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沟通只是一种合作，并非取而代之。就经济制度和经济过程对社会生活日渐增长的重要性而言，经济学和社会学应当突破边界一起发展，以促进我们对经济和社会的理解。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本身就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的结果，并且也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但这并不意味这些内容的交流和沟通不再继续下去，作为一种持续的学科交流模式，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对话和沟通引导的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更为深入、更为广泛的交流，从而更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周边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水平。
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导向及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传统，无疑是值得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借鉴的，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应沿着古典经济社会学、古典经济学以及旧制度经济学所确立的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方向进行。我国转型时期带来了特定研究对象和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契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经历着从农业社会、计划经济、封闭经济向工业社会、市场经济、开放经济的转型。这三个方面的转型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现象纷繁复杂，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独特的经验素材。同时，也需要对原有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进行发展创新，这些都将丰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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