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善而从、视野宏通 ——朱彬《经传考证》诠释特点初探
程 希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 《经传考证》《礼记训纂》并为清代扬州学派朱彬之代表作，援据之确，考证之精，为学者所称道。《经传考证》一书呈现出汉宋兼采、不别门户，博观约取、不拘品类，择善而从、不论亲疏，唯实唯是、不畏权威，以及由考据而义理的诠释特点，是扬州学派内部由理学向朴学转变的重要见证，显示了扬州学派“求古学之是”的学术宗旨，对宝应乃至扬州学术起到引领风气的作用，其包容开放、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亦值得当下学习和继承。
[关键词] 朱彬；《经传考证》；宏通；求是
朱彬(1753—1834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举人。扬州学派著名学者。幼颖异，生平自少至老，好学不厌。承其乡王懋竑经法，与外兄刘台拱相切磋，同治小学。又与李惇、汪中、高邮二王父子相结交，讨论经史每有所得，则以书札往来，必求其是而后已。于训诂、声音、文字之学，用力尤深。曾客居京师，足不踏贵人门，唯与王念孙、邵晋涵等以文章相爱重。汪中称其“有远见之识，有淳笃之性，有力学之志，有父兄朋友之益，是天以儒者之业责武曹也”[1](p.442)。《清史列传》卷69有传。《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其载入《皖派经学家列传》。平生著述甚伙，据笔者统计至少有21种，现存者也有18种之多。朱彬之代表作为《礼记训纂》49卷及《经传考证》8卷。前者被中华书局列入“十三经清人注疏”24种之一，代表了清人十三经新疏的最高水平，版本亦达13种之多，为世人所熟知。后者被阮元编入《皇清经解》，版本多达11种，对当时及后世影响亦颇为深远。此外，朱彬还著有《尚书异义》4卷、《尚书故训别录》1卷、《朱氏支谱》《邑乘志余》《游道堂集》4卷、《白田风雅》24卷、《游道堂诗话》《刘端临先生行状》1卷，编辑整理《刘端临先生遗书》《玉山草堂课艺》。另外，朱彬还批校了《大戴礼记》《易传集解》《周易音义》《博雅》《释名》《毛诗注疏》《吕氏家塾读诗记》《温病条辨》6卷首1卷等。可谓一生自少至老，好学不倦，著述等身，成就卓著。
张舜徽先生《清代扬州学记》称其治学“和刘台拱一样，实事求是，讲求朴学”[2](p.44)。赵航先生《扬州学派新论》和《扬州学派概论》二书均辟专章阐扬朱彬治学功绩，称其著述“揆之文义而安”“求之古训而合”“师之朱子而通”[3](pp.150-164)。刘建臻先生《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则将朱彬列为扬州学派前期学者，重点对其《礼记训纂》一书的成书、校订、特点等给予探讨，称其“文字训诂精确”“汇纂前说，要言不烦”“不别户而分门”[4](pp.106-110)。目前，对朱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礼记训纂》一书上，而对《经传考证》则关注较少，研究不够。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对《经传考证》一书之诠释特点进行一番考索，请各位专家学者多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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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传考证》成书及版本
据《经传考证》道光二年(1822年)游道堂刻本朱彬《述首》所云：“幼秉庭训，长无师资，困滞于帖括、耽溺于词章者二十余年”，40岁方“翻然自悔，思欲钻研六艺”，“朝考夕稽，不能则学，日增月益，有触斯鸣。”[5](p.454)可见是书非成于一时，盖日增月益、铢积寸累，多年辛苦，总理汇集而成。虽然朱彬并未交代是书始作于何时，成书于何年，但根据其“四十无闻，翻然自悔，思欲钻研六艺”一语可知，是书或作于其40岁之时，该年当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朱庆裴《朱彬先生年谱》称是书始撰于嘉庆二年(1797年)朱彬44岁之时[6](p.28)，未知何据，聊备一说。至于是书成书，至迟当在道光二年(1822年)，是年79岁高龄的王念孙批阅此书后为之作《序》，而朱彬也已是70岁的老人了。此后该书仍有订补，道光三年(1823年)朱彬致信王念孙云：“《经传考证》续得若干条，谨缮写成帙，乞先生诲正。”王念孙仔细批阅后回信说：“读大著诸条，辨章旧闻，实事求是，凡有所见，皆由三复经文而得，诚非墨守者所可同日语也，敬佩之至。间有鄙见不同之处，窃附签若干条以质所疑，未知是否，仍希教正。”[7](p.576)可见《经传考证》一书倾注了朱彬30年以上的心血，可谓其毕生所学之集中体现，也最能代表朱彬治经的广度和深度。
是书共分8卷，前有王念孙所撰《序》，称朱彬“其识与端临相伯仲”，并评价该书“揆之文义而安，求之古训而合。采汉唐宋诸儒之所长而化其凿空之病与牵拘之习，盖非置前人之说而不之用，乃师前人之说而善用之者也。至其援据之确，搜讨之精，非用力之深且久者不能有是。是可谓传注之功臣矣”[8](p.453)。评价不可谓不高，且王念孙年届八十高龄，年高学邃、德隆望尊，为学林所推崇，此段评价必非虚语。
《经传考证》征引清人著述、论说亦不容忽视，前者占所属部类的5%以上，后者则比例更高，达到20.8%。这与前辈学者同类著作如惠栋《九经古义》唯古是求，绝不引清人著述的诠释倾向有所不同。尤可称道者乃其对吴、皖二派代表人物惠栋、江永、戴震等前辈论说多有征引，但并不迷信权威，反而对其有所驳正。
是书考证经书涵盖面极广，共涉及九种经书，其中，《周易考证》15条、《尚书考证》111条(附《释“大”》1篇)、《毛诗考证》114条、《礼记考证》75条(附《考工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1条)、《左传考证》89条、《公羊传考证》4条、《谷梁传考证》4条、《论语考证》24条、《孝经考证》4条、《孟子考证》18条，总计458条(附2条)[注] 赵航、朱庆裴均统计为396条，分别见《扬州学派概论》第151页、《朱彬先生年谱》第29页，不确。 。其中以考证《毛诗》《尚书》《左传》《礼记》用力较多。该书考证成果亦曾被作者的其他著作如《尚书考异》《尚书故训别录》《礼记训纂》等书采用，故可数书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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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版本众多，据笔者考证，至少有如下11种：“(1)稿本，王念孙批校，浙江图书馆藏；(2)原刊本，南京图书馆藏；(3)道光二年(1822年)宝应宜禄堂刻本,南京图书馆藏；(4)道光二年(1822年)游道堂精刻本,南京图书馆藏；(5)道光十六年(1836年)宜禄堂精刻本，南京图书馆藏；(6)同治间刻本，南京图书馆藏；(7)《皇清经解》本；(8)学海堂本；(9)光绪二年(1876年)宜禄堂刻本，南京图书馆藏；(10)《四库未收书辑刊》本，第4辑，册9，据道光二年(1822年)游道堂刻本影印，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11)《扬州文库》本，据道光二年(1822年)游道堂刻本影印。”
综上，是书版本虽多，但以道光二年(1822年)游道堂刻本为母本者为多，该版本刊刻较早，且经朱彬本人及王念孙等学者审定，讹误较少，允称善本。因此，本文所引《经传考证》一书均采用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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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传考证》的诠释特点
另如卷7《春秋公羊传考证》第4条“《僖二十二年传》‘吾虽丧国之余’”：
表 1《经传考证》引人说朝代分布表
表 2《经传考证》引书类别及朝代分布表
此条出自《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朱彬先引王逸《楚辞章句》训“沓”为“合”，则小人之交当面一团和气、背后互相诋毁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而引用杜诗“当面输心背面笑”句则更加直观。高明的经传训释不一定非要长篇大论、故作高深，能够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说明问题，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汉宋兼采，不别门户
《经传考证》并非卷帙浩繁，仅8卷458条，与朱彬另一部代表作《礼记训纂》相比，算得上是言简意赅，体约义丰。《礼记训纂》一书49卷，引书124种、引人说涉及101人[9](pp.50-61)，因为是书仅训释《礼记》一经，对于一部书而言，征引足称广博。然而，据表1表2可知，《经传考证》一书较之《礼记训纂》虽卷数较少，但涵盖九经，在旁征博引上亦不遑多让，其引书多达111种681次，引人说也关涉56人106次之多。其征引网罗经、史、子、集四部，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金石学、地理学、文学、西学等门类，上至先秦典籍，下至时贤著述，凡其说有助于阐释经文内蕴者，皆左采右掇，为我所用。既大量征引汉儒郑玄、马融、毛亨、毛苌、司马迁、班固、许慎、赵岐、高诱、刘熙等人著述及论说，又不回避宋儒程颐、苏辙、朱熹、吕祖谦、吕本中、胡三省、金履祥等人的见解。据表1表2可知，《经传考证》引唐前人论说及著述均在70%以上，这与其一贯的汉学立场保持一致。《经传考证》虽以汉儒经说为主，但亦不鄙薄宋儒，其所征引宋元著述论说约占各自所属部类的10%。这与同时期的扬州学派诸家似有不同。例如，王念孙在为李惇《群经识小》所作《序》中有云：“余自壮年有志于许郑之学，考文字，辨音声，非唐以前书不敢读也。”[10](卷首)李惇与之声气相求，引为同道，皆保持离宋返汉的立场。而反观是书，其引用汉儒著述虽多，但并不一味盲从，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处朱彬采用以经释经的方法阐释“畴昔”，先引《尔雅》，后引朱熹《诗集传》，“畴昔”与“谁昔”互训，确凿无疑。
再如，卷5《毛诗考证》“《闵予小子》：‘陟降庭止’”条，“《传》：庭，直也。《笺》申之曰‘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无私枉”。朱彬认为：“以直道美文王，义甚迂回。”继而解释说“‘陟降庭止’犹言陟降在庭耳，止，辞也。《大雅》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访落》之‘陟降厥家’、《敬之》之‘陟降厥止’文势并相类”[5](p.489)。此处朱彬认为“止”字乃虚词，并无实际意义，继而采用以《诗经》证《诗经》的本证法来解释文义，无疑较之郑玄“以直道美文王”的说法更有说服力。
宝应一地素有理学传统，朱彬族叔朱泽沄及乡贤王懋竑均为清初理学大家，一生笃信朱子，朱彬本人不能不受之影响。而事实上，朱彬及其表兄刘台拱正是宝应学术由理学向朴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对于朱、刘二氏汉宋兼采的治学特点，章太炎曾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首论及之：“若夫汉宋兼采者，亦不止浙粤为然，宝应刘台拱、朱彬二家皆宋学意味，而朱之《礼记》为甚。”[11](p.340)其引用宋儒程朱一派的说法自不足为奇。如卷5《毛诗考证》“帝迁明德，串夷载路”条：
彬谓串夷即昆夷，《笺》说得之。“作之屏之”以下谓岐周地多险隘……固然而木尽也。“作之”以下八语，言辟除道路，翦伐榛芜以兴起。德之既修，凡蛮夷异类之不率化者莫不望风远遁。“帝迁明德”犹《孟子》所谓“帝将胥天下而迁之也”。昆夷之人相与挟持而去。载，行也。载路，程氏曰：“犹满路也。”[5](p.485)
此条出自《诗经·大雅·皇矣》，此处程颐训“载路”为“满路”，言其人多之状，较之“行路”，不但畅然可通，而且更显示出圣君以德治天下所收到的众夷宾服的效果。
《经传考证》引用朱熹论说有两处，分别见卷6《礼记考证》条16和卷7《春秋谷梁传考证》条4，试以前者“畴昔之夜”条为例加以说明：
彬谓《尔雅·释诂》：“畴，孰谁也。”《释训》：“谁昔，昔也。”《诗·墓门》朱子《诗集传》：“谁昔，犹言畴昔也。”[5](p.493)
仅以其引用次数最多(53次)的《毛诗郑笺》为例，即对汉代大儒郑玄多有驳正，如卷4《毛诗考证》“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条，朱彬认为：“郑氏《笺》：‘欲使昊天出图书，有所授命。’固谬。”继而认为王肃言政不由王出，“亦得之而未尽”，朱彬解释说，此句乃“承上文‘谁秉国政’而言，皆责师尹。与上弗躬、弗亲、弗问、弗仕一气贯注，盖幽王之暴虐由于委任大师，而尹氏之罪又以委政于群小，凡国之疵、民之病，悉无关于当轴者之心，而崇信奸回、屏黜正士，遂至罔君子而近小人。事无巨细，听于琐琐之姻亚。卒至残民以逞而辛苦垫隘，天下阽于危亡而莫之省忧也”[5](p.479)。可谓一针见血、不曲意回护，不仅阐释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还饱含朱彬本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总体而言，朱彬治经虽有“宋学意味”，但还是以汉学为主要根基。其征引宋元人注疏侧重于对基本句意的解释，基本不涉及义理层面。然而，在“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乾嘉时期，相较于视宋学为洪水猛兽，严守汉学家法大多数朴学家而言，朱彬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跳出汉宋之争的藩篱，平心静气，实事求是，算得上是难能可贵。王念孙在写给朱彬的一封信里这样评价该书：“承惠手书并赐读《经义考正》(按：应为《经传考证》)，斟酌古训，左宜右有，平心审择，惟期有当于经，迥非求古而不求是者所可同日语也，佩服之至。”[7](p.577)视之为“求古学之是”的典范，并非过誉。
(二)博观约取，不拘品类
朱彬《经传考证》一书引书广博，显示出作者宏通的视野。为了充分说明问题，增强论证的说服力，朱彬引书及引人说甚至涉及一向不大为经学家重视的纬书、佛经、诗歌乃至西方学说。
刀手、剑士闯入大门兵分两路从两侧散去，当兵器碰撞声，喊杀声立刻响起时，萧飞羽带黑白双煞、武成龙、只手拿云长驱直入。偶尔出来阻止的人立刻被毫不留情地放倒。当他们到达中央一个巨大的庭院，从一个门楣上挂着聚义堂横匾的大门鱼贯走出十人。他们分别是：
其引用纬书如《春秋合诚图》([魏]宋均注，[清]黄奭辑)，见于卷2《尚书考证》条33“《史记·周本纪》引逸《泰誓》‘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
马《注》：“动逆天地人也。”孔氏《正义》：“三正，三统也。周以建子为天统，殷以建丑为地统，夏以建寅为人统也。”《后汉书·郎顗传》：“臣闻天道不远，三五复反。”章怀太子注《春秋合诚图》曰：“至道不远，三五而反。”宋均《注》曰：“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世之际会也。能于此际自新如初，则通无穷也。”[5](p.464)
此条引用《春秋合诚图》宋均《注》解释“三正”，将其与五行并举，认为其为“王者改世之际会”，如果能够把握住此机会，改过自新，就可以“通无穷”。较之马融“天地人”和孔颖达“三统”的含混说法更为明晰，包含作者劝善改过的美好理想，也更有温情和感染力。
《经传考证》引用佛经解释儒家经典亦颇可称道，如卷7《春秋左传考证》条78“《二十五年传》：‘臧氏窃其宝龟偻句’”：
杜《注》：“偻句，龟所出地名。”彬谓古书中未见地名偻句者，凡物之中央隆高而旁屈者谓之偻。《荀子·儒效篇》：“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偻指犹屈指，指屈则中必高。《庄子·达生篇》“句偻丈人承蜩孔父鼎铭曰：‘一命而伛，再命而偻。’”龟背中高而两旁下，故谓之偻句。句与伛同声，犹伛偻也。扬雄《方言》：“车枸篓”，秦晋之间自关而西谓之枸篓，南楚之外谓之篷，或谓之隆屈，盖弓亦中高而旁下也。《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曰：“曲脊谓之伛偻。”人之背曲者谓之偻。(今人呼驼背者为龟背，亦曰偻背。)下文“偻句不吾欺也”犹云龟不吾欺，若曰某地不吾欺，不辞甚矣。[5](p.508)
此条驳斥杜预训“偻句”为地名之非，继而陆续引用《荀子》《庄子》《方言》《一切经音义》证明“偻句”实乃“伛偻”之意，用以形容龟背中高而旁低之形。为了说明杜《注》之荒谬，朱彬还联系下文“偻句不吾欺也”句，言“若曰某地不吾欺”，则杜预之望文生义、荒诞不经显而易见。
此外，《经传考证》还引用杜甫诗句作为旁证，如卷4《毛诗考证》条38“十月之交，噂沓背憎”：
彬谓屈原《天问》：“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也，言小人之情聚则相合，背则相憎。”杜子美诗所谓“当面输心背面笑”是也。[5](p.481)
综观全书，结合表1和表2可知，《经传考证》一书之诠释特色主要有以下四点：
最能体现《经传考证》一书视野之宏通开阔的，当属朱彬对西方观点的大胆引用。如卷2《尚书考证》第5条“在璿玑玉衡”：
彬谓王蕃《浑天说》曰：“天之行状似鸟卵，天包地外犹卵之裹黄。”马融曰：“浑天仪可旋转，故曰玑。”许叔重《说文解字》曰：“玑，珠不圆者。”蔡邕曰：“玉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下端望之以视星宿；玑，径八寸，安得圆周二尺五寸而强。古无密率，径一围三三圆周八寸。安得圆周二尺五寸而强。所谓圆如弹丸者，第举其可旋转而言，固不必其中规也。”盖天体椭圆，近世欧罗巴入中国，其说始显，而古昔所传已萌芽于此。然则玑之制，其诸羡而不圆者与？[5](p.460)
此条出自《尚书·舜典》，朱彬先后引用王蕃、许慎、蔡邕等诸人观点解释玑、玉衡等名物之形制，继而引出西方“天体椭圆说”，阐明中国早在先秦时期此说就已经有了萌芽。表明朱彬对西方科学技术并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是兼收并蓄、与时俱进，大胆征引、为我所用。这在闭关锁国、自诩“天朝上国”的乾嘉时期，尤为难得，但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并不一味迷信西方，而是鲜明地指出中国人对天体的探索和认识并不比西方晚，显示出作者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尽管《经传考证》一书中旁及西学者并不多见，但毕竟显示出朱彬为学中外兼顾的迹象，这在《礼记训纂》一书中得到继承，如引用日本山井鼎撰、物观补遗《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及足利本著述等。曾军认为，其“参考国外文献进行比勘，这可谓嘉庆、道光年间‘新学’的萌芽了”[12](p.235)。
(三)择善而从，不论亲疏
朱彬《经传考证》一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举贤不避亲”。“举贤不避亲仇”出自《吕氏春秋·去私》：“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13](p.10)其原意本为举荐人才不避亲疏，唯才是论。而朱彬则将这一原则灵活运用于《经传考证》一书中，诚可谓活学活用，令人击节称叹。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促进和发展下，文化创意产业的共享和社交属性被进一步的放大。但是，在实际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过程中，场域内的社交功能往往被区域建造所忽略。根据雅各布斯的研究，只有“地点靠近社会和功能的多元化和活跃性都突出的地区，才能自然地、随意的受到人们的享用”[6]。因此，在未来的城市空间重构中，要对空间的“社交”属性进一步思考。
朱彬与王念孙、汪中交谊甚笃，此外，宝应朱氏还与两家有姻亲之好。朱彬堂弟朱联奎(字聚玉、号艺圃，增贡生，举孝廉方正不就，著有《庆余堂集》)为王念孙女婿，而汪中继室朱氏则为朱彬族叔朱光弼(字左衡，以外孙汪喜孙贵貤封奉直大夫、户部山东司员外郎)之女。而朱彬引用二人论说非为通家之好、乡曲之私，而是确确实实服膺二人学问。《经传考证》一书曾经王念孙批校，且成书后朱彬即向王念孙求《序》，所以客观地讲，《经传考证》既凝结着王念孙的心血，也见证二人数十年的友谊。是书引王念孙之说多达7次，在其所引人说56人中排名第三(前两名为郑玄和马融，分别为10次及8次)，在其所称引之清代学者中排名第一，且均为肯定其说，足见朱彬对王念孙之推崇。如卷3《尚书考证》第14条“ ‘明乃服命’(《康诰》)、‘则有固命，厥乱明我新造邦’‘汝明勗’‘明我俊民’ (《君奭》)‘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多士》”：
王怀祖先生曰：“明读如芒，亦勉也。”彬即先生之言而推之，明乃大服命，勉我服命也。“厥乱明我新造邦”，言当永念天之固命以治，勉我新造邦也。“汝明勗”，明勗皆勉也，古人不避重复，言勉以辅王，犹《诗》言勉“勉我王也，明我俊民”。“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义并同。[5](p.468)
泸州，号称“中国酒城”，地处四川省东南部，位于川滇黔渝四省市交界处，这里长江奔腾，沱江蜿蜒，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叠合部。
1.生产流通环节的财税优惠政策。针对长期以来对化肥生产企业实行的减免税政策，开始恢复到正常状态，即从减免税恢复到征收13%的低税率。从2017年7月1日起，化肥生产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税率从13%进一步下调至11%；2018年3月，我国规定对销售或进口化肥适用的税率进一步降低为10%。
为方便研究，笔者特编制《经传考证》引人说统计表和引书统计表，如表1和表2所示。
此条开篇即引王念孙之说，训“明”为“勉”，继而朱彬举一反三，推而广之，则《康诰》《君奭》《多士》诸篇中所涉明、勗等字皆迎刃而解，真可谓触类旁通，一通百通。
何《注》：“我虽前几为楚之所丧，所以得其余民以为国，喻褊弱。”彬谓丧即亡也，王怀祖先生曰：“‘丧国之余’指商而言之。”是也。《左氏传》：“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杜《注》：“宋商纣之后，丧，亡也。”《檀弓》：“舅犯曰丧人无宝。”《大学》引作“亡人无以为宝”。是丧与亡同。[5](p.510)
此条先引何休《注》，但何《注》并不明晰，朱彬训“丧”为“亡”，又引王念孙之说以为佐证，肯定“丧国之余”即指亡国之君商纣而言，然后又引用杜预《春秋左传注》及《大学》转引《檀弓》语，证明“丧与亡同”。
朱彬还在卷7《春秋左传考证》第9条“《闵二年传》：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引用了汪中的见解，兹录之如下：
汪氏容甫曰：“鹤无乐乎乘轩，谓以卿之禄秩处之，故曰鹤实有禄位。”彬谓汪说是也。《记》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与庶人对，亦以位言。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诗毛传》：“大夫以上赤芾乘轩。”《僖二十八年传》：“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哀十五年传》：“卫侯谓浑良夫曰：‘服冕乘轩，三死无与。’”杜《注》：“轩，大夫车。”[5](p.502)
汪中解释鹤乘轩这件怪事，认为鹤本来不喜欢乘轩，仅仅因为卫懿公偏爱鹤，就给它以卿的待遇，故而连鹤都有了禄位。不难看出，汪中的解说颇含讽刺意味。朱彬对汪中所言充分肯定，虽不明确亮出自己的态度，其实态度已然明了。
其实，《经传考证》一书引人说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朱彬对其子朱士彦说法的称引。语见卷8《孟子考证》第11条“尧之于舜也”：
儿子士彦曰：“此节当是‘敢问友’章文脱烂在此，当在‘舜尚见帝’之前。上文位秩禄晋平公不与亥唐共之，此言养舜畎亩是天禄也，加诸上位是天位，即天职也。上言非为百乘之家为然，非惟小国之君为然，复变文言晋平公之于亥唐也。此言尧之于舜也，上言非王公之尊贤者也，文势无一不紧相贯注。下节‘舜尚见帝’，以天子而友匹夫，结万章问友之旨。末节‘用下敬上’，又以‘贵贵’、‘尊贤’对举，结王公尊贤之指。《孟子》义法精密，于此可见。若‘士之不托诸侯’逐问条答辨驳尽致，至‘非养君子之道也’，义蕴已罄，再增‘尧之于舜也’则为附赘悬疣矣。”[5](p.518)
此条出自《孟子·万章下》，全用朱士彦之见解，可见朱彬对其子之说充分肯定，否则不会贸然将其写入《经传考证》一书。一般而言，子扬父善者往往皆是，如王引之对其父王念孙的崇敬，《经义述闻》一书中动辄“家大人曰”；汪喜孙对其父汪中的维护，甚至在整理乃父遗著时不惜改动某些措辞激烈的字眼。而父扬子善者则不多见，朱彬此举可谓一反常理。而事实证明，朱士彦并非等闲之辈，完全配得上乃父对他的称许。按朱士彦(1771—1838年)，字休承，号咏斋，朱彬长子。嘉庆七年(1802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官至吏部尚书，颇有政声，允称循吏。尽职尽责，积劳成疾。卒谥文定。《清史稿》有传。朱士彦虽并不以学术名世，但亦有不少著述传世，据笔者考察其著有《国史》、《顾南雅行述》1卷、《传》1卷、《河渠志》、《朱文定公诗集》10卷、《解左》1卷、《赋颂说》2卷、《读书稽疑》、《朱文定公文集》等多种。仅以此条而言，朱士彦的见解亦不可谓不独到。历来注疏家讲究“疏不破注”，此处朱士彦则远远突破此原则，大胆怀疑《孟子》原文“尧之于舜也”乃“敢问友”章之文脱烂于此，真石破天惊，一鸣惊人之语。然朱士彦并非无知小儿，信口雌黄。观其所论，有理有据，勾连上下文，从“文势”出发，观照其整体脉络气韵，不能不令人叹服。这种据理推断的校书方法属于理校法，是校勘中要求最高，难度最大而又最危险的做法，使用不当或学识不济，很容易陷于主观武断。朱士彦对此方法的使用应该是成功的，王念孙《经传考证·序》中即对之加以称扬，无怪乎朱彬能超越世人成见，对其大加称赏。
(四)唯实唯是，不畏权威
电气是电能的生产、传输、分配、使用和电工装备制造等学科或工程领域的统称。电气工程专业是电能，电气设施与电气技术为门径来建造，保持和完善有限制性范围与情景的一门课程，包含了电能的转变，利用与探究三个内容，包含基本理论、运用技能、设施设备等；电气工程是当今科技区域里的中心科学的一部分，也是如今高新技术区域里不能漏掉的关联学科。也是电子技术的重大进展才拉动了以计算机网络为背景的信息时代的来临，并且转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电气工程的发展前景同样很有潜力，使得当今的学生就业比率一直很高。
他用一种痛苦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无奈地说：“你认为他们会来看我们吗？我听别人说，转派者的家人在探亲日从没来过。”
如其驳正惠栋观点见于卷1《周易考证》“初六《象传》：履霜坚冰，阴始凝也”条：
元和惠氏于郭京《易举正》之谬悉辞而辟之，独信“履霜”无“坚冰”二字，以《三国志·魏文帝纪》为证。彬谓亦不足信。《淮南子?齐俗训》：“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春秋繁露·基义篇》：“《易》言‘履霜坚冰’盖言逊也，逊即顺之谓。”张平子《东京赋》曰：“坚冰作于履霜。”《后汉书·鲁恭传》曰：“《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未得用事，虽煦嘘万物养其根荄而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时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恭以明经与白虎观议，是汉人所传有“坚冰”二字明矣。[5](p.455)
此处，朱彬对惠栋观点既有充分肯定之处又有勇于驳正之处。其肯定惠栋对郭京《易举正》纰缪之处“悉辞而辟之”的合理性，但对于惠栋认为“履霜”后无“坚冰”二字朱彬则不予轻信。为了纠正惠栋的说法，朱彬遍举《淮南子》《春秋繁露》《东京赋》《后汉书》等著中所载“履霜”“坚冰”并存的证据，确证汉人所传有“坚冰”二字。
生活总要有所期待，芸芸众生，你我都是平凡而卑微的一员，但我们都没有停止对生活的期待。“定个小目标，先赚一个亿”，这样的话对普通人只是用来当笑话说的，但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期许。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很多当初看似遥远的梦想，真的能变成现实。
其对皖派大儒戴震亦有所批评，如卷4《毛诗考证》“左右芼之”条：
《传》：“芼，择也。”《正义》引《释言》曰：“芼，搴也。”某氏曰：“搴犹拔也。”《吕氏家塾读诗记》引董氏曰：“芼，熟而荐之也。”《传》曰：“芼以姜桂。”自是始为异义。《毛郑诗考证》申之曰：“芼从艸，毛声。菜之亨于肉湇者也。芼之言用为铏，芼昬义牲用鱼，芼之一苹藻。《内则》‘雉兔皆有芼’是也。”彬谓“芼之”之“芼”仍当从《尔雅》、《毛传》为义。盖“流之”、“采之”、“芼之”皆一时事，不得分先后也。如戴君说则“左右”二字不辞甚矣。[5](p.476)
《关雎》一诗中“芼”之训“择”本来无可异议，至《吕氏家塾读诗记》开始有歧解，而戴震《毛郑诗考正》则对吕祖谦的说法进一步发挥，引申为“菜之亨于肉湇者”，如此一来，词性则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动词变成了名词。如果不放在《关雎》一诗中，戴震此解似乎尚通，但联系具体语境和上下文，朱彬则认为戴震所言“不辞甚矣”，批评之语，言辞还是比较激烈的。正是如此，方见出朱彬敢于挑战权威、追求真知的学者品格。
朱彬不仅敢于纠正戴震所论之非，甚至连戴震的老师江永也一样不留情面。如卷6《礼记考证》“《少仪》：‘不贰问’”条：
公司经理和业务部门经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突出决定对选择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缺乏关键信息的情况下，或者在信息失真的情况下，决定启发式的公司管理者在制定分配决策时可能会产生和强调偏差，从而导致更低效的结果。
彬谓“贰”，疑也，读如《诗》“无贰尔心”之“贰”。此与下文“问卜筮”为发端，《记》文偶倒尔。江氏慎修疑脱“卜筮”二字，非也。[5](p.497)
江永为皖派先驱，礼学大家，著有《礼书纲目》88卷、《周礼疑义举要》7卷等礼学名著，然朱彬作为后学，在礼学上的修为亦不可小视。此处朱彬训“贰”为“疑”，并将其与《诗经·大雅·大明》“无贰尔心”句之“贰”并举，认为该句与下文“问卜筮”前后连贯，只不过是《礼记》偶尔倒文而已，并非如江永所言有脱文。孰是孰非，颇难论断，但朱彬能够大胆争鸣，力陈己见，其唯实唯是、不畏权威的学术追求值得肯定。
人生如长河漫漫，会流过平原，亦会途经险道；流过春光，也会流经寒霜。毕淑敏曾在演讲中说：“人生没有意义，但你要为之确立一个意义。”生而为我，观大千世界，赏芸芸万物，在不断询问、不断上路中叩问自己生命之意义。
此外，该书虽名为《经传考证》，顾名思义，以“考证”为主，但其实并不局限于为考据而考据，而往往能够“由考据而义理”，总结出普遍性的规律，如《释“大”》一篇，朱彬认为，《尚书》中的“大”字常常并非“大小”之“大”的实词，而是“可有可无”的虚词。在此基础上，朱彬总结出同样可以解释为“大”的“丕”“诞”“洪”“宏”“纯”“淫”等词，在很多情况下都和“大”一样，是并无实际意义的虚词。由此又联想到“毋”“无”“罔”“弗”“勿”等字，既可以训为“无”，又可以训为“有”，要视具体语境而论。最后朱彬总结出“治经者不知为词助，泥于一字之义，辄如治丝而棼；知其为辞则经之可通十六七矣。”这与王氏父子“因声以求义”治经一样，对当时和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到学者广泛好评。王念孙在《经传考证·序》中重点褒扬，曾国藩在咸丰己未年(1859年)五月所写日记中也大加称赞：“其训诂考证亦与王伯申先生相仿，其言《书经》‘大’字多语助辞，则前人所未发也。”[14]卷下张舜徽先生也极为称赏《释“大”》篇的学术成就，认为它“畅通经训，揭示大例，实发前人所未发”[15](p.252)。朱彬本人对《释“大”》一篇也颇为看重，不仅将其写入《经传考证》，还将其载入《游道堂集》首卷首篇，以广其传播，扩其影响。
王念孙本人亦曾作《释“大”》一文，但与朱彬此篇治学方法有所不同，其文洋洋洒洒有8篇之多，长达上万言，将古书中可训为“大”的175个字一一列出，不惮其烦，主要运用的是总结法[16]；而朱彬则独辟蹊径，不从“大”的实词意义出发，反而从不大为人所注意的虚词属性入手，归纳出治经的普遍法则。二人可谓各有所长，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三、结语
张舜徽先生在总结清代乾嘉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流派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各自的学术特点时，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断：“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2](p.2)诚哉斯言！一般而言，吴派唯汉是从，凡古皆好，失之拘泥；皖派虽讲求实事求是，但偏于名物制度的考证，眼界不够开阔，失之狭窄。“继吴、皖两派而起，扬州学派融合了吴派‘求古’与皖派‘求是’之长，提炼为求‘古学’之‘是’的学术宗旨。即在学术资源方面尊崇以儒家经传为主的古学，在学术方法方面强调求本义、本旨”[17]。扬州学派能够扬长避短，后来居上，与吴派、皖派等一起将清代朴学推向顶峰，与朱彬等人的倡导和实践密不可分，而《经传考证》正是这些可贵实践中的重要一种，其不别门户、不拘品类、不避亲疏、不畏权威，唯实唯是、求善求真、能创能通的学术追求和学者品格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参 考 文 献]
[1]汪中著，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M]. 扬州:广陵书社, 2005.
[2]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M]. 扬州:广陵书社, 2004.
[3]赵航.扬州学派新论[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1.
[4]刘建臻.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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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念孙.王石臞文集补编[C]//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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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曾军.义理与考据——清中期《礼记》诠释的两种策略[M]. 长沙:岳麓书社, 2009.
[13]张双棣，等译注.吕氏春秋[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14]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M]. 传忠书局, 1876.
[15]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6]王念孙.释“大”[C]// 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东京：东方学会排印本,1925.
[17]田汉云.探寻扬州学派的学术宗旨[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8-11(6).
The Choice of Good, the Broad Field of Vision —— A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Zhubin ’ s Jingzhuan Kaozheng
CHENG Xi
(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Abstract: Zhubin , a famous scholar of the Yangzhou School in the Qing Dynasty, his main lucubration includes Jingzhuan Kaozheng , Liji Xunzuan . The source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research is praised by scholars. The book of Jingzhuan Kaozheng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bination of Han and Song Dynasties, not distinguish personal origin, a broad field of vision, not rigidly adhere to the category, the choice of the good, regardless of kinship, the reality, an unafraid of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from textual research, It is an important testimon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eo-Confucianism to Pak-School in the Yangzhou School , it shows the academic purpose of the Yangzhou School ’ s“ seeking the truth of ancient learning”, and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Baoying and Yangzhou academics. Its academic character of being open and inclusiv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also worth learning and inheriting.
Key words: Zhubin ; Jingzhuan Kaozheng ; broad; seek truth from facts
[中图分类号] I20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19) 03-0066-07
[收稿日期] 2019-03-13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清代扬州学派文献整理与研究”(14JZD035)；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KYCX17_1863)
(作者系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连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