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明清徽商的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徽商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晋室南渡以来，江南经济发展迅速，为文化的兴盛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而隋唐科举制度和两宋的尚文崇教方略，更化成了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导向。《神童诗》开篇即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真宗《劝学文》也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学而优则仕”便成了江南人根深蒂固的最高价值取向，它是推动和支撑江南教育、出版、藏书等文化事业的内在动力。
明清时期江南在城商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伴随而生的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始终处在尚文崇教的基本价值观的有力抑制之下，没有泛滥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士人仍受到普遍的尊崇。儒道文化对于身心修养的强调，也有助于对物欲的克制。不仅士人得以超越物质和金钱的奴役，致力于文化和精神的创造，而且利往利来的商人也能够超越物质的功利主义，有更高的文化和精神追求。但是，由于科举名额所限，真正能够如愿以偿进入仕途的读书人毕竟是少数，大量的年轻人还必须另谋生路。随着农业经济的繁荣，商业经济也随之兴盛，大量读书人弃学从商，商人阶层得以不断壮大。由于财富的巨额积累，商人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由此也吸引了更多的俊彦，商人开始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争相交往的对象，而同时拥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商人，也把士人的雅好作为自己的“别业”，成为明清文学创作队伍的生力军①。
一 家族诗人与“工诗”群体
明清时期，徽州人经商的和从事农耕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就有“新都业贾者什七八”②的说法。徽州人外出经商大都是群体性行为，“夫两邑(歙、休两县)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且其人亦皆终岁客居于外，而家居者亦无几焉”③。徽商身影几遍全国，俗语“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形象地道出其队伍之庞大。在这个逐渐壮大的队伍中，“商翁大半学诗翁”④，诗人群体亦与日俱增。这里面除了少数人是附庸风雅外，大多数人是真爱读书，致力于诗歌创作的。如歙商郑孔曼，“虽游于贾，然峨冠长剑，袖然儒服，所至挟诗囊，从宾客登临啸咏，悠然若忘世虑者。……诸作皆有古意，称诗人矣”⑤。随着从事诗歌创作人数的增多，徽商中逐渐出现了多个诗人群体，而尤以家族诗人群体为最。
徽商家族诗人群体主要有：(一)以方用彬(典当业)为代表的歙县方氏家族诗人，主要成员有方岩相、方尚本、方莹、方椿、方弘静等⑥；(二)以汪道昆(其人为官，而父祖及家族皆商人)为代表的歙县汪氏家族诗人，主要成员有汪道贯、汪道会等；(三)以马曰琯(业盐扬州)为代表的清代祁门马氏家族诗人，成员有马曰璐、马振伯、马振仲；(四)以程晋芳(业盐扬州)为代表的歙县程氏家族诗人，主要成员有程嗣立、程崟、程梦星、程增、程均、程坤、程銮、程钟、程鉴等；(五)以汪洪度(盐商后人)为代表的歙县汪氏家族诗人，主要成员有汪洋度、汪文治、汪福熙等；(六)以江春(业盐扬州)为代表的歙县江氏家族诗人，主要成员有江防、江昱、江恂等；(七)以胡佩芳(茶商)为代表的祁门胡氏家族诗人，主要成员有胡廷琼、胡廷珏、胡廷琛等。
徽商家族诗人群体成员构成十分多样。有父子诗人，如歙县人江防与江振鹭，江昉为江春从弟，江振鹭是江昉子。有兄弟诗人，如祁门人马曰琯与马曰璐，兄弟二人业盐扬州，居江都，有“扬州二马”之称。还有姐妹诗人，如清道光时两淮盐运使婺源人王凤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名王玉芬，小女儿名王瑶芬，姐妹俩自小受到家庭熏陶，酷爱诗词创作，其中王玉芬著有《江声帆影阁诗》，王瑶芬著有《写韵楼诗钞》。道光时两淮盐知事歙县人何秉棠的三个女儿也是有名的姐妹诗人：次女何佩芬著《绿筠阁诗钞》，三女何佩玉著《藕香馆诗钞》，四女何佩珠著《津云小草》、《梨花梦》、《环花阁诗钞》、《竹烟兰雪斋诗钞》等。姐妹三人各有佳句传世，其中佩芬的《送外侍翁兄赴粤》中有“惜别本无儿女态，联吟喜与父兄同”句，清人沈善宝给以“芳情逸韵可方刘家”⑦的评语。
明清徽商诗人群体众多，但却是散漫的，至今尚无资料作专门的统计。笔者通过《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勾稽“工诗”(包括“能诗”、“擅诗”、“称诗”、“长于诗”)的徽商多达72人，而事实上徽商中的“工诗”者绝非此数。由于身份制约，大量从事诗歌创作的徽商留给历史的仍是商人身份，虽然他们酷爱诗歌创作，但很难被看做真正的诗人。
徽商“工诗”诗人中，以歙县籍的江姓和程姓为最多。江姓中有江春、江振鸿、江敢、江振鹭、江立、江安、江兰、江较、江士相、江恂、江衡等，他们中以江春为代表。江春(1721—1789)，字颖长，歙县人，世代治盐，“初为仪征诸生，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江春)遂为秋玉后一人”⑧，可见江春在当时诗坛中颇有影响。而程姓中则有程邃、程梦星、程名世、程晋芳、程茂、程卫芳、程志乾、程沆、程洵、程赞和、程赞皇、程赞宁、程赞普、程恩泽等人。程氏诸“工诗”诗人成就较大，如程邃(1607—1692)，字穆倩，博学多才，擅诗文、书画，所著《探梅诗》笔力老辣枯劲，高古疏淡。而程梦星(1678—1747)，字午桥，著有《今有堂诗集》、《茗柯词》等，《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略近剑南一派，而间出入于玉溪生。词亦具南宋之体，但格力差减耳”⑨。
以经营为主业的徽商积极从事诗歌创作，达到“工诗”境界，却并没有因此影响到商业的开展，相反，有的徽商因为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反过来促进了商业活动。如婺源商人詹元甲，“性耽典籍，工诗。家贫，弃儒服贾。尝客皖省，设磁铺。时太守陈其崧才名藉甚，得元诗，大加叹赏，翌日造焉。见元质实渊雅，遂定交。会岁大耸，陈橐金二十余万，力请采办米粮”⑩。因为“工诗”之由，而受太守赏识，最后竞与官方做起了生意，诗之用可谓大矣。
二新型士商关系下的诗歌事业
在“士商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1)的明清时期，商人不再局限于生意场上的事业，而是“贾而好儒”，在商业以外，还有文化和精神的追求。许多商人把士人“游于艺”的人生超越，作为自己的宗尚，把诗歌创作作为商业以外的事业来认真经营，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体现。他们的身份地位再不是以前的“四民”之末，诚如明人何心隐所云：“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12)其时的商贾尽管依然排在士的后面，但是已经跃居农工之前了。身份上的认同，促进了商人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交往。对于徽商诗人来说，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因此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
(一)结交文人
商人与文人的交往是一种互补：一个有充裕的物质保障，一个有丰富的文化修养，两者相得益彰。对徽商而言，他们与文人交往“是为了得到文士们的肯定，以获得精神上心理上的满足；同时，他们广结文士名流，也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经商过程中获得更有力的支持”(13)。徽商与文人交往付出的是经济上的豪掷，换来的却是文化素养上的提高。如明代歙县商人黄长寿，“少业儒，以独子当户，父老，去之贾。……驻维扬理盐策，积贮益浩博。……翁虽游于贾人，实贾服而儒行，尝挟资流览未尝置。性喜吟咏，所交皆海内名公，如徐正卿、叶司徒等，相与往来赓和，积诗成帙，题曰《江湖览胜》并《壬辰集》，前太史景公赐为之引，梓成藏为家宝”(14)。黄长寿因为和海内名公徐正卿、叶司徒等的“相与往来赓和”，时间久了，创作越积越多，竟至编纂成集。
明清徽商与文人交往最密，且最终成为诗人者，当以“扬州二马”、程晋芳和江春为代表。“扬州二马”即原籍祁门的商人马曰琯(1688—1755)、马曰璐(1697—1761)兄弟，他们的祖父、父辈皆业盐于扬州，遂定居于此。马氏兄弟经营盐业，成为徽商巨富之一。商业之馀二人勤奋好学，酷爱图书典籍、诗词文赋，他们建有小玲珑山馆，作为与官僚士大夫，尤其是各类文人饮宴赋诗的场所，来此聚会的多为当时名满天下的名士，“一时名士如厉太鸿、陈授衣、汪玉枢、闵莲峰诸人，争为诗会，分咏一题，裒然成集”(15)。马曰琯去世后，袁枚以诗悼之曰：
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知名。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客散兰亭碑尚在，草荒金谷鸟空鸣。我来难忍风前泪，曾识当年顾阿英!(16)
许多文人几乎在马家寄食了一生，所以“供养文人过一生”确为实情。
程晋芳(1718—1784)，字鱼门，号蕺园，高祖程量人自歙县迁扬州业盐，祖父程文阶由扬州迁居淮安，累世巨富。乾隆三十六年(1771)程晋芳考中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吏部主事、员外郎、翰林院编修等。巨富且尊的程晋芳尤喜结交文人名士，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说：“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17)程晋芳凭借自己的地位名气，所交之人多当代文坛巨星，他“与袁大令枚、赵观察翼、蒋编修士铨，为诗歌，唱和无虚日。由此名日高，而家日替矣”(18)。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程晋芳与吴敬梓的交往。吴敬梓的生平资料不多，但是程晋芳却为后人留下了有关吴敬梓的重要诗作。程晋芳写于乾隆乙巳(1749年)秋的《怀人诗十八首》(19)之十六云：
寒花无冶姿，贫士无欢颜。嗟嗟吴敏轩，短褐不得完。家世盛华缨，落魄中南迁。偶游淮海间，设帐依空园。飕飕窗纸响，慽慽庭树喧。山鬼忽调笑，野狐来说禅。心惊不得寐，归去澄江边。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誓将乞食去，亦且赁舂焉。《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诗作对于吴敬梓的一生遭际充满了同情，为研究吴敬梓不可多得之史料。最后四句高度评价《儒林外史》的价值，预言它将传之后世，确有眼光。程晋芳客死陕西后，京师文人流传这样一句话：“自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20)可见当时程晋芳在文人心目中地位之高。
与二马兄弟和程晋芳一样，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的徽商江春也乐与文人交往，以此促进诗歌的创作。江春因“练达多能，熟悉盐法”(21)而被推为总商，成为清代八大盐商之一。经商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他保持儒雅风调，醉心诗歌事业，与文人广为交往，组织了许多文化活动，“给当时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也促进了乾隆年间扬州文坛的文学创作”(22)。可以说，“扬州二马”去世之后的扬州诗坛正是因为有了江春的妥善组织，方才持续兴隆。他先后修筑秋声馆和康山草堂，馆舍常留文士居住，还经常召集诗人宴饮赋诗，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二月十九日，江春于小山僧寒香馆悬挂苏轼像，邀集名流赋诗纪念，一时文人学士如钱陈群、曹仁虎，蒋士铨、金农、方贞观、陈章、陈撰、郑燮、黄裕、戴震、沈大成、江立、吴烺、金兆燕等都前来赴会。
(二)参加诗社
素有“东南邹鲁”之称的徽州地区，结社赋诗的风习由来亦久，“即使甘贫陋巷，一箪安所自供?于是抱志之伦，有岩居川观，草木为食，而突不再烟者；有朝不谋夕，结社赋诗，歌声若出金石者”(23)。徽商作为一个较为独特的诗人群体，在明清时期的诗社活动中积极参与进来，通过诗社活动与文人们一起宴饮、出游、观剧等，以吟咏酬唱为主，不自觉地会提高创作水平。徽商参加诗社约有如下之情形：
首先，徽商在经济上的支持是各诗社得以为继的主要原因。徽商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后，虽有的醉心于侈靡的物质享受，但向往高雅文化精神生活者也大有人在，而无论对于哪一种追求，他们都不惜巨额花费。徽商之所以倡议结诗社，与他们充足的经济投入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江春在家中专为文人修造馆舍，还经常举办诗社，对于四方来宾“或结缟纻，或致馆餐，卑节虚怀，人乐于游”(24)。其他徽商如二马兄弟、程氏诸人、方士庹(歙县人，业盐扬州)、鲍廷博(歙县人，祖辈始商于杭州)、吴骞(休宁人，祖辈商于杭州)、汪启淑(歙县人，祖上商于杭州)等皆有丰厚的家资，他们对于诗社资助的具体数目虽然不见载于史料，但是可以想见。
其次，徽商所结诗社形式十分自由随意。与其他社团尤其是政治性社团不同，徽商发起或参与的诗社多为娱乐需要，因而形式十分自由。有临时成立的，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潘之恒(歙县人，祖辈商于金陵等地)游楚期间，曾倡为诗社，“于是千人中特起者为王孙开美、文学张无疆、葛更生、张永卿。无何，方子公至自京口，袁小修至自五里。于时春也，日相倡和，积而成帙，署曰郢中社诗”(25)。这个郢中诗社只是徽商与文人不期而遇时，出于雅兴而成立的，人散则诗社亦散。有诗社名称无考的，如清乾隆时，慈谿郑竺所作《夕阳》诗序云：“予有悠忧之疾，老母命渡江养疴湖上。日与柳洲、渌饮倡酬为乐，入愁归思颇切。会社中有招此题者，即景言愁勉占一律，不自知其言之悲也。”(26)诗中叙述与魏之琇(柳洲)、鲍廷博(渌饮)等人在桐乡结社赋诗活动，惜社名无考。有的诗社有专职诗人，如厉鹗(号樊榭)曾为邗江吟社的专职诗人，全望祖为厉鹗所撰墓碣铭曰：“予交樊榭三十年，祁门马蠕谷兄弟延樊榭于馆。予每数年必过之，嶰谷诗社以樊榭为职，志(至)连床刻烛，未尝不相唱和，已而钱塘踵为诗社，予亦豫焉。”(27)
第三，徽商参与诗社活动时，诗歌创作与娱乐活动往往是同时进行的。如“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令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28)。这种集吟诗、听曲、品茶、饮酒诸乐趣于一体的诗文之会，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推动了生活上升到艺术享受的境界。
(三)刊刻诗集
徽州地区历来就有刻书的传统，据道光《徽州府志·艺文志》记载，从宋至清道光间，徽州学者著述多达四百馀种，如此众多的书籍有相当一部分是徽商出资刻印的，这对徽州刻书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其中，徽商对于各类诗集的刊刻也是他们诗歌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为明清诗集的流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今从两方面述说：
一方面，徽商刊刻诗集的主要目的是射名。坊刻对于诗集(主要指明清诗人的诗集)的刊刻数量较少，这与刻印诗集获利不高有很大的关系。如著名出版家吴勉学(字肖愚，歙县人)开设书坊师古斋，是规模很大、闻名遐迩的刻书、印书之肆，史载其“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及十万”(29)，但亦仅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明人郭造卿《海岳山房存稿诗》5卷。与刊刻经史、日用、戏曲小说等类图书以牟利的做法不同，徽商刊刻诗集客观上非为赢利，其意在于扩大家族和个人的声望，改变商人形象，提高社会地位。他们平时吟诗作文，或者与海内名流往来赓和，往往积诗成帙，作为一种射名的手段，大多刻录出版。如歙县盐商黄长寿著有《望云遗稿》，黟县商人胡际瑶著有《浪谈斋诗稿》，歙县木商黄筏著有《虚船诗集》2卷文1卷，婺源商人董邦直著有《停舸诗集》4卷、《小频伽词集》3卷，皆付梓，所刻诗集具有富而精的特点。
另一方面，徽商刊刻诗集方式十分灵活。明清徽商所刻诗集范围广，有本人的诗集，有祖上的诗集，还有当时诗界名家的诗集，甚至在帮助那些潦倒的诗人解决生活困难的时候，亦为他们刊刻诗集。有甫一结集就为之刊刻的，有重新为之编排付梓的。还有随着诗人创作陆续刊刻的，如《韩江雅集》是邗江吟社的一部唱和集，是在不同时期刻成的，其中卷一《金陵移梅歌》为乾隆八年(1743)刻，卷十二《霍家桥道中》为乾隆十三年(1748)作，前后6年之久。徽商因群体诗会、酒会的频繁，所刊刻诗集传播较快，如“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30)，传播速度何其神速。
同时，我们还看到，有的徽商诗人花巨资精心镌刻别人文集，自己的诗作却从未付梓，以至大多散佚。鲍廷博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一生致力于《知不足斋丛书》的刊刻，闲暇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时人给以“尤工咏物”(31)的褒扬，但其诗集《花韵轩咏物诗存》仅以钞本的形式存世(32)。
三 文学史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升华
徽商诗人是中国古代诗人中的特殊群体，虽然他们不是诗歌的创作主体，但以独特的身份和人生体验为明清诗歌增添了别具一格的风采，对于明清诗歌的繁荣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不仅如此，他们对于诗歌的崇尚还超出了文学的意义，作为商人能够超越物质、金钱的羁役，而有更高尚的文化和精神追求，这不仅令人刮目相看，而且也值得人们深入思考。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作一探讨。
(一)推动明清诗歌发展
在古代诗歌史上，明清徽商诗人群体算不上成就突出，影响深远的一族，但是“徽州等地区的儒商精神是公安派、竟陵派的性灵说崛起并演变的动因之一”(33)，更兼徽商诗人雅好诗歌创作，虚心与文士交往，不经意间助推明清诗歌向前发展。主要表现在：
其一，徽商参与各类诗社活动，推动了群体性诗歌活动。明清时期，诗人结社蔚然成风，各种社团名目繁多，诗歌活动十分活跃。张秋婵认为以徽商为主要成员的白榆社“联系着汪道昆、龙膺、丁应泰、郭第、汪道贯、汪道会、潘之恒、李维桢、屠隆、徐桂、胡应麟、佘翔等数十位诗人，社事持延长久，为后七子派成员保持密切联系提供坫坛”(34)。同样，清代马氏兄弟与扬州本地人士及客卿寓贤结邗江吟社，寄兴咏吟，联为常课，极大地推动了扬州地区诗文之会的兴盛。
其二，徽商诗人群体与明清诗派领袖在诗学思想上相互影响。一般而言，诗派领袖对徽商诗人的诗学影响占主流，如李梦阳记述了他对徽商佘育诗学思想的影响说：“山人(佘育)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35)再如徽商诗人王野与竟陵派的关系相当密切，“晚年诗颇为竟陵熏染，竟陵极称之，为评骘以行世”(36)。同时，我们也看到，明清诗人领袖与徽商诗人之间的经常性交流，反过来提高了自己诗学思想，还以李梦阳为例，他受徽商诗人影响非常明显，表现在“一是倡言格调上的复古，二是强调‘流动情思’、‘情以发之’的情感论”(37)。
其三，徽商诗人在诗学理论上有独到的创见。这样的创见虽鲜少，但吉光片羽，十分难得。如郑作、鲍桂星、江春、程鸣、程瑶田等皆有零星的诗论，但最可道者当属郑元勋(歙县人，祖父郑景濂业盐扬州)。郑氏集士、商于一身，将清代最为流行的诗学理论之一性灵说演变为“文以自娱”说。在小品文集《文娱自序》中说：“文以适情，未有情不至而文至者。……吾以为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俱可烧。六经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
耳目、悦人性情也。”(38)显然，“就诗文批评本身而言，文娱说产生的基础是性灵说。创作上独抒性灵的自适态度，与鉴赏上以美为宗的文娱说是相辅相成的”(39)。
(二)反映徽商文化内涵
徽商是在徽州特殊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起来的，其经营观念和价值观念无不带有浓厚的徽州文化特色，徽商诗人的诗歌也受到徽文化浸染，反映了以“徽骆驼精神”为要核的徽商文化精神。
明清时期的徽商足迹几遍全国，出于商业的需要，他们编写了大量的商业文献，主要包括水陆行程书、日用类书、商贾便览、士商类要，以及会馆录、会馆征信录等。这种实用的商业文献在诗歌中也有反映，如清憺漪子《天下路程图引》(40)卷一第二条“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附《水程捷要歌》：
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潼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这首徽州商人自己创作的《路程歌》，描绘的就是商人从渔梁出发，沿新安江顺流而下至杭州的路线图。在历史上，徽州商人一次次地从这里别离家乡，一次次地在这里弃舟登岸，衣锦还乡。这样的路程歌无论对经商，还是对旅行都是不可缺少的，诚如作者所云“行者箧之，以为针车之宝可耳”。
行旅是徽商外出经营最大的挑战，很多徽商诗作对此有所反映。如黄筏(字可堂，号虚船，歙人)“贩木湖南，星餐水宿，仍治旧业。有《虚船诗集》二卷”。其《自徽至武陵纪行》(41)云：
不受咿唔缚，思为云梦游。粮须三月裹，书悔十番投。波暖春消海，梅寒客上舟。临行缝母线，未敢故羁留。……向晚呼舟子，楚歌来耳边。离家将两月，买棹已三迁。水碧湘江雨，云迷衡岳烟。潭州风景好，芳草正芊芊。
在外经商的艰辛唯有徽商本人感受最深，四处飘蓬、思念亲人之情在诗中反映较多。如明郑作《除夕》云：“除夕愁难破，还家梦转频。十年江海客，孤馆别离人。残漏还听尽，寒灯坐愈亲。梅花满南国，谁寄第一春?”又《登高》云：“万里登高望，烽烟接汴州。愁生飞鸟外，心逐大江流。弟妹今何在?干戈卒未休。前行途路阻，踪迹且淹留。”(42)闻之皆可鼻酸。
“(歙县)邑俗重商。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久客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43)。面对迟迟不归且杳无音信的丈夫，妻子们则度日如年。汪洪度(歙县人，字于鼎，徽商后人)《纪岁珠》诗序记载了一则感人故事：“乡邻某，娶妇甫一月，即行贾。妇刺绣易食，以其馀积，岁置一珠，用彩丝系焉，曰纪岁珠。夫归，妇没已三载。启箧得珠，已积二十馀颗矣。”诗云：“鸳鸯溪束凫雁鹄，柔荑惯绣双双逐。几度抛针背人哭，一岁眼泪成一珠，莫爱珠多眼易枯。小时绣得合欢被，线断重缘结未解，珠累累，天涯归未归?”沈德潜给以“结意：不用说尽，婉约可悲”(44)的评语。而当徽商一旦回乡，其感人情形常被诗人写进诗作：“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发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45)经商别离之苦诚非常人所能想像。
(三)重塑徽商人生价值观
儒学价值观经历了两宋义理与功利的对立到明清经世实学的义利合一的流变，这种新型的儒学核心价值观，引发了明清商人价值观的转换，他们认为士商异术而同志、公私义利并重、贾儒相通。这种价值观在明清文集中多有表露，而徽商诗人更是通过诗歌实践来呈现。
第一，义利观。以人世为核心的传统儒家学说，十分关注义和利的问题，《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说，将“义”和“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为后世儒家所尊崇。但是到了明清，这一流行的义利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士于“诵习之际，利在其中”，而商于“货殖之际，义在其中”(46)。就徽商而言，作为称雄于商界的一支劲旅，他们对明清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逐渐由“利”向“义”提升，追求一种“义”与“利”相兼的生活形态。表现在：一是徽商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四库馆开，各地私人献书超过500种的有4家，其中3家为徽商；二是对公益事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心，通过兴建各种塾学的方式，培养后人，积淀文化，为子弟的科举事业谋划；三是从生活上和学术事业上资助文化名流，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徽商在由“利”向“义”提升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商人唯利是图的形象，他们是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儒商”，成为后世商人心目中的典范。
第二、儒道观。“士、农、工、商”组成的古代中国社会阶层，排在之首的是地位崇高、生活儒雅的士阶层，而拥有雄厚资产、为社会生产带来巨大变革的商人则一直以来被放在四民之末。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以及科举名额的限制与读书队伍不断壮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弃儒从贾的人数越来越多，社会上对于商人开始有了重新的认识(47)，清人沈垚指出了当时的现实：“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48)但是，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的商人，他们的职业的自卑感并没有在心底消除殆尽，而仍然以儒为崇。如明代休宁商人程封，经历了弃儒业贾的人生起伏，最终积聚了大量的财产，然他却这样告诫子嗣：“吾业中废，録録(碌碌)无所成名，生平慕王烈、陶潜为人，今已矣，尔问仁(长子)、问学(次子)业已受经，即问策(三子)幼冲，他日必使之就学。凡吾所汲汲者，第欲尔曹明经修行，庶几古人。”(49)再如上文提到的郑作，经商期间“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识者谓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50)，不仅如此，郑作在诗歌创作上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大学者钱谦益对他十分推崇，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也记载了他的身世和诗歌创作成就。
第三、文化观。徽商大多崇拜士人生活，追求风雅品位，以期充实内在的精神世界，明清徽商积极从事诗歌创作，以凸显他们对于士人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尤其是发起成立与参与诗社，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联系的纽带，这种组织打破了士宦商的界限，是提升商人文化品位的最好舞台。以邗江吟社来说，该诗社成员中全祖望、杭世骏是著名学者，厉鹗是著名诗人，金农、高翔是“扬州八怪”，陈章、陈皋精于诗，赵昱和赵信诗文俱佳，姚世钰为漂泊寒士中的“俊才”，唐建中是侨寓扬州的谪臣，程梦星是翰林院编修，而马曰琯、马曰璐是“贾而好儒”的徽商。沈德潜称该诗社“不于朝而于野，不私两人而公乎同人”(51)，这是徽商诗人与名士交往及文化价值观念最好的写照(52)。除雅好诗歌，徽商追求风雅品位的文化观在戏曲、教育、造园等文化活动中也有所体现。以戏曲为例，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徽州盐商的资助下，徽班进京，庆祝高宗八十寿辰，接着，春台班、和春班、四喜班亦相继进京，四大徽班进京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举，并从而产生中国的国剧——京剧。徽商不仅经商，而且还崇尚文化。
第四、生活观。徽商的商业活动带来的是富比王侯的财产，这也给他们的生活观念带来巨大的变化，清人汪沆把扬州比做“销金锅子”，就是直言以徽商为主的扬州盐商侈靡之风，而许多文学作品写到徽商，也对其一掷千金的靡费生活多持批评态度。诚然，徽商中“犹恐千金挥不去”(53)者大有人在，但是受传统儒商文化的影响，他们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很注重生活品位，努力摆脱铜臭气。在古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四民观念虽然有其偏颇，但辩证地来看，却也能促使徽商去追求儒雅的高品位的生活，试图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提高自身的地位，这一点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程晋芳身上最为明显，身为富商，但他“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资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六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54)，他曾经给好友袁枚书，自称生平所学，诗第一，古文第二，经解在外，袁枚赠其诗称扬曰：“束发愔愔便苦吟，白头才许入词林。平生绝学都探遍，第一诗功海样深。”(55)在古代中国，诗歌创作对于士人而言并非纯粹的文学行为，而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际、游览、应酬、宴饮、离别、怀人、思恋等等这些士人的现实生活内容也是诗歌的重要内容，与诗歌如影随形。不仅如此，儒家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作为士人立身行事的基本取向和方式，因而除诗歌创作外，书画琴棋等艺术活动也是士人生活的基本内容，可以说“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是中国士人的重要人生境界，也构成了中国士人的鲜明标识。人间社会需要有文化和精神的滋养，才能春暖花开，才能诗意地栖居。徽商在经商之馀，把读书交友、寄情山水、诗文酒会、聚古雅藏、品茗赏剧等士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高雅的生活加以追求，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大大促进了明清文化艺术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克制物欲，防止社会向物质的沉沦。
徽商作为明清商人中最为活跃的一族，他们在拥有巨额财富的同时，并没有沉溺于物质享受，而能够超越物质羁绊，具有高雅的人文情怀，在文化精神层面有所建树，这是难能可贵的。诗歌创作虽仅是其“贾儒”性的一种表现，而彰显的却是高尚的精神追求。中国古典文化之所以如此绚丽璀璨，其中不仅有儒商的财富贡献，而且也凝聚了儒商艺术创造和精神追求的结晶。而特别值得当今社会思考的是：我们能否、并且又如何才能传承和弘扬徽商的这种人文精神。
注释：
①(13)参见朱万曙：《明清徽商的壮大与文学的变化》，《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
②(49)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阜成篇》、卷六十一《明处士休宁程长主墓表》，黄山书社2004年版。
③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四《与歙令君书》，光绪十七年刊本。
④林苏门：《扬州竹枝词》卷首《序》，《邗江三百吟》《扬州竹枝词》《扬州西山小志》合刊本，广陵书社2005年版。
⑤歙县《双桥郑氏墓地图志》之《明故徕松郑处士墓志铭》，载《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42—443页。
⑥方氏家族诗人群体资料参见朴元鎬《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其馀诸家诗人群体的资料来源于《扬州画舫录》、《歙事闲谭》、《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等。
⑦沈善宝的评语原载《名媛诗话》卷十，此处转引自傅瑛等编撰《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卷八，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4，41页。
⑧(28)(30)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第261页、172页。
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71页。
⑩吴鹗、汪正元等：《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义行》，光绪九年(1883)刊本。
(11)(47)余英时：《现代儒学论》第50页、《士商互动与儒学倾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2)何心隐：《何心隐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54页。
(13)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雍正九年校补木刻活字印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14)袁枚：《随园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15)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七《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87页。
(17)袁枚：《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十六《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714页。
(18)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七《程晋芳》，与《宋学渊源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111页。
(19)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0)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十二《袁枚、程晋芳、王友亮》，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85页。
(21)(41)(45)(55)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江鹤亭江橙里》、卷三《黄可堂诗》、卷七《方士度〈新安介枝词〉》、卷三《程鱼门〈刘姬行〉》，黄山书社2001年版。
(22)朱雯：《商人江春的文学活动》，《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
(23)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记》，载《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87页。
(24)阮元：《淮海英灵集》戊集卷四《江春传》，《丛书集成初编》本。
(25)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五《郢中社诗序》，崇祯元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26)载鲍廷博：《花韵轩咏物诗存》，嘉庆十年陈氏慎初堂黑格抄本，安徽图书馆藏。
(27)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厉樊榭墓碣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册。
(29)马步蟾：《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一之四《人物志·事苑》，《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9)，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30)丁申：《武林藏书录》卷下，《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32)参见周生杰：《何处见君常觅句，小阑干外夕阳疏——略论藏书家鲍廷博的咏物诗》，《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33)(37)陈书录：《儒商及文化与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5页、137页。
(34)张秋婵：《潘之恒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37页。
(35)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八《潜虬山人记》，《四库全书》本。
(3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王山人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06页。
(38)郑元勋：《媚幽阁文娱》二集卷首，《四库禁毁丛刊》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39)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页。
(40)儋漪子：《天下路程图引》(杨正泰校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1)郑作这两首诗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二十二《郑宜述》。
(43)许承尧等：《民国歙县志》卷一、卷十七，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出版。
(44)沈德潜：《清诗别裁》卷十五《汪洪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08页。
(45)韩邦奇：《苑洛集》卷七《国子监生西河赵子墓表》，《四库全书》本。
(48)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民国《吴兴丛书》本。
(50)歙县《郑氏宗谱·明故诗人郑方山先生墓图志》，转引自《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第450页。
(51)沈德潜：《韩江雅集序》，《韩江雅集》(全祖望编)卷首，乾隆八年至十三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52)此问题的详细情况参见吴伯娅：《“扬州二马”对雍乾间文化事业的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
(53)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乾隆五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54)徐珂：《清稗类钞》第6册《义侠类》，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6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