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特性及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中国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性及论文,群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08—0038—03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与1894年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非常歧义、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容易引起价值争论的语词。因为，“只要一提到它，往往就会引起涉及含义的评价的争论。”[1]
一
依照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我们把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区分为描述性的与规范性的。“知识分子”作为描述性的概念着眼于知识分子事实上在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李普塞特曾这样定义知识分子：“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为知识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2] 萨义德则将其定义为：“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the art of representing）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3] 而哈耶克认为：知识分子是“以解释观念为职业的那类人”，[4] 或者说知识分子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4] “知识分子”作为规范性的概念，则着眼于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何种特质、应该干什么、应该追求什么。在规范性的知识分子概念下，知识分子的形象不仅被理想化，有时甚至被浪漫化，比如知识分子是“人类良心的体现”、[3]“道德理想的捍卫者”、[1]“社会的批判者”、[5]“无私无畏的英雄”、[3]“精神的超越者”[1] 等。在规范性的知识分子概念里负载了对知识分子太多的价值期待与规范要求，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达到这些要求的知识分子屈指可数。[5]
对于所谓“知识分子”的本质、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等问题，历来也有不同理解，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是以下两种：一种是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即首先着重于这类人的社会地位（出身、学历、职业等）的划分，而最终旨在判明其政治归属。中国近几十年来流行的理解方式即属此类。但这种界定方式，在内涵规定方面还缺少对于知识分子个性和本质特征的深层把握，在外延划分上又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所以难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产生某些自相矛盾、模糊不清、甚至随意性较大的后果。另一种是文化社会学的界定。它是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理解方式。“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种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6] 这种界定方式其实质在于确立了一种较高的标准，提倡和鼓励有学识之士去担当起引导社会发展的责任。而它的明显缺陷则在于，这是一种过于主观化的界定方式。评价总会因评价标准的变化而变化。对于社会来说，这样就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更进一步增加了其主观相对性，而减少了客观确定性。
因此，在界定“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时，笔者认为有必要强调以下三点：首先，我们反对将“知识分子”机械地附着于某一阶级或创造为某一阶级；其次，我们认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在于其精神生产功能而非其批判功能；再次，我们同时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仍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借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
在讨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性及其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影响”这一命题时，笔者强调以下两点：其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当代”乃指“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建国后至今，大体上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文革时期、后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以及改革转型期。改革转型期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程度不大，其观念与行为方式上均呈现出较强的“同质性”与“板块性”，邓小平南行后，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渐清晰，研究分化后的知识分子群体特性以及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不同影响更具现实意义。其二，业已成为“统者”或“治者”的直接参政群体以及所谓的“清流文人”群体不是我们讨论的对象，这是因为：前者的身份与其说“统治者兼知识分子”不如说“首先是统治者”；而后者对现实中的政治与社会没有多大兴趣，可以说是与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最为疏离的群体，失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本质特性。
根据这些知识分子在精神生产和社会分工上的自我定位、其介入政治的程度以及其在政治与学术两极之间的多元化的选择，我们不妨将改革转型期的总体性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划分为体制内中间派、体制内异己派、体制外中间派、体制外异己派等四类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
作为体制内中间派知识分子群体，其形式特征为“间接参政、影响决策”，其群体特性为强烈追求自我学术价值与政治价值的实现，具有“保守性”或者说“守护性”。这一群体一般均受过严格、系统和规范的学术训练，他们能更自觉地从中国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某种抽象的既定目标出发，来提出自己的学术或政策主张。他们也更具有学术上的独立性，力求运用自己的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知识，对中国当前改革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并力求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一群体有较主动的与决策层协作的倾向。政府首先是通过这一群体，认识到非幕僚式的、独立的学术研究对于现代化所需要的理性认识和正确决策的必要性。随着改革的深入，转型时期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决策层将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群体的作用与价值。该群体无疑将成为今后政府决策层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建立更为广泛的沟通的重要桥梁。在政治理念上，体制内中间派一般均具有这样的共识，即通过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以实现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同时，我们必须正视，被“核心化”之后的这一群体已经注定无法保持原来的批判性，他们必须以本集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身份的转变导致了他们思维模式的变化，他们常常成为现行体制的辩护者与守护者，常常要担当现行体制和政策的缺失与弊端，担当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政治权力的排斥。
体制内异己派知识分子群体，其形式特征为“理想唯美、舆论干预”，其群体特性为偏重对于现行体制的“批判性”，具有潜在的“体制内的颠覆性”。这一群体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抱有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们为“社会公平”、“民众的权益”而制造舆论，干预和影响决策层的价值导向与侧重点。他们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因为那样将会成为“世界市场”的牺牲品，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实现必然会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作为代价和成本，他们不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有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才能实现”。他们主张，中国应该做的是“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走“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更多地从价值追求上认同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从实际社会生活和具体国情出发，他们过于“唯美主义”的理想以及对理想主义的执著，使他们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背负着人们对毛泽东时代体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指责与不信任。
体制外中间派知识分子群体，其形式特征为“学术本位、超然治学”，其群体特性为注重历史纪录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具有“历史承载性”。这一群体有意识地与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关心政治，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胡适语），但却并不想直接影响政治，他们基本认同决策层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渐进的现代化改革。他们有着相当强烈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并力求从中国现代化产生的“问题”与困惑中寻找学术关注点，他们关注的是一些更深层次、也更为抽象的理论问题，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中国的市民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等等。他们致力于国际视野之下的“本土化”学术研究和“基础科学”研究，认为学术是生命。在中国精神生活领域出现过度世俗化的条件下，他们承载着中国文化精神，他们“基本中立而客观”的学术研究承载着历史的命运与未来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们在介绍与传播世界思想文化成果等方面，也具有其他知识分子群体不可取代的作用。
体制外异己派知识分子群体，其形式特征为“西化建构、思想启蒙”，其群体特性表现为“创造性”与“体制外的颠覆性”。这一群体的人数相当有限，是那些对现行体制和主流趋势抱颠覆性批判态度的具有“浪漫主义”政治与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全面推进西方式的多元化民主、全面认同西方价值与政治理念。这一群体的主张在中国始终只是一种理想，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因此，这一群体没有现实包袱，历史负担最轻，最容易占据思想界风口浪尖的位置。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政治改革应从“必要性”出发而非从“可能性”出发，政治改革应当更多“建构”而非“演进”，更多“创造”而非“改良”。他们认为市场经济进程不可能内生出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主张政治改革是当前急需，而且主张用全新的体制取代现行体制。虽然他们的理想失之于偏颇与急躁，但他们某些富有“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却极具“创造性借鉴”的意义，他们担当着思想启蒙者的重任。
二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改革而言，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有着不同的影响。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缺乏“市民社会的自主性”的社会，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目前经济改革快政治改革慢，二者之间的摩擦成本高昂，并且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最大阻碍，因此应在经济改革深入进行之际同步进行系统的政治改革。笔者则认为，在当代中国，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进行系统的政治改革的“前提性要素”——社会改革。西方较发达国家在经济改革深入进行之际或经济改革之后同步或基本同步进行政治改革，它们大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西方，市民社会十分发达，市民社会已发展成一种十分复杂的结构，能够直接承受经济萧条和政治危机的打击。而在中国，邓小平南行后，虽然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中国社会仍属于一种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控制的力度；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差，中介组织不发达；社会生活政治化、行政化倾向严重。笔者认为，社会改革是经济改革深入推进与政治改革系统渐行推进的基本前提和最重要保障。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含义，是有效配置稀缺的经济资源；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含义，是有效而合理地配置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而社会改革的意义即在于有效度地分离政治资源与社会公共资源并公正地配置社会公共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社会的良心”，“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对于中国社会改革的不同影响”与“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不同影响”之间具有同一性。笔者认为，体制外中间派知识分子群体关注中国市民社会等深层次理论问题，他们以客观或基本中立的态度传播先进文化，研究如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他们对于社会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体制内中间派知识分子群体普遍认为“市场经济进程有可能内生出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他们通过自身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政治决策，通过推动经济改革的方式促进社会改革和渐进的政治改革，他们对于社会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影响是主导性的；体制外异己派知识分子群体的某些富有“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具有积极的“创造性借鉴”的意义，他们担当着思想启蒙者的重任，他们对于社会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影响是补充性的；体制内异己派知识分子群体关注社会公正与下层民众利益，通过舆论干预的方式影响社会分配与政治决策的价值导向，他们对于社会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影响是修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