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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883(2002)03-0010-12
上海中西女塾是清末开办的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在其存在的整整60年时间里不仅在上海地区声名显赫,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关于该校历史,学界迄今为止尚无专门研究,本文力图在较为全面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此作初步的探索,希望能对拓宽近代教会女子教育的研究视野有所裨益。
一
上海中西女塾是1892年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和海淑德(Miss Laura A Haygood)共同创办的,促成中西女塾开办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教会教育专业化和世俗化之趋势。近代教会教育始于1818年伦敦会在马六甲创办的荣华书院。1844年英国圣公会的艾德茜小姐(Miss Aldersey)在宁波开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学校的经费开支来自于艾德茜本人收入。1877年上海传教士大会召开时基督教会在华学校总数347所,学生人数5917名,其中女子学校120所,学生2184名。(注:"Statistic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IX(1878).P115.(纯粹宗教性质的主日学校及其学生不在上述教学之内))从统计数字看可以说教会教育已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但是这些教会学校就其属性而论,它们首先不是作为教育机构而存在的,乃是作为福音机构而存在的。传教士们开办这些学校不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不是为了实施普通意义上的教育,而是为了传播福音,这些学校实施的是典型的传教教育。不平等条约的护符和一手举着《圣经》一手举着面包的传教策略,使得传教士们可以轻易地网罗到一批流浪失学儿童,进而实施其教育。这些学校和学生自然是传教士们工作的成绩,也是其向母会争取进一步经济资助的资本。但是,这样的教会学校很难为中国主流社会所接纳,不仅保守的官绅士大夫对其嗤之以鼻,就是一般良善的百姓也避之唯恐不及。传教士如果想在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首先必须把学校办成真正的学校,以其优良的学制与水准来吸引中国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女入学,博得官绅士大夫的好感,这样基督教在华传播才会减少障碍。正是基于传教成效的现实考虑,到19世纪80年代部分差会开始调整其传教策略和教育政策,教育领域的专业化和世俗化过程开始了。在办学方针上,这些差会改变了过去只招收信徒子女的做法,将招生范围面向全社会,其中主要是上层人家的子女,学校的培养目标由培养信徒和教牧人员,改为以培养具有基督教信仰和在基督教影响之下的世俗人才为主,学校向学生收取学费,学生离校后大多并不在教会内工作。在教育形式上,一般采用双语制教育,学校多取名“英华”、“中西”。美以美会率先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它于1881年1月19日在福州开办了鹤龄英华书院,(注:Eddy Lucius Ford."The History of the Educatural Work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in China (Christian Hearld Press,Foochow,1938)P146.)并在北京等地开设了几所同类性质的校。在天津美国公理学教士山嘉利(Charles A.Stauley)也提出要创办一所英华书院制的学校。(注:Roberto Paetrno:"Devell Z.Sheffield";"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edited by Kuang-Ching Liu.(Haward University,1970)P54-59.)美国圣公会也在80年代,在圣约翰书院引入英语教育,尽管它还带有较浓厚的寄宿制学校的特征。(注:Fifty Years of St.John's,1879-1928(上海市图书馆藏,以下简称上图藏)P2.参见《万航渡圣约翰书院见启》,1883年2月5日《申报》.)总的看来,教会方面在开办这些学校时的功利主义取向,使教会教育的专业化和世俗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强烈的贵族教育和精英教育的烙印。
监理会方面也不甘落后。监理会,属循道宗,本与美以美会属同一教派,1844年因在黑奴问题上持见不同而分裂。监理会最早向中国派遣传教士是1848年。1881年监理会任命在华工作20余年的传教士林乐知(Young I.Allen)为教长,总理该会中华教务。这时监理会共有男女寄宿学校3所,学生45名,走读校16所,学生200名。(注:A.P.Parker,"Short account of the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Since 1877",The Chinese Recorder,Vol.Ⅻ(1881),P294.)但是林乐知对此并不满意,他说这些学校是“分散的,学生来自最低下、最无希望的阶层”。他希望开办一种新式学校,吸引那些“最优秀和最有希望的阶层”的子女入学。(注:A.A.Bennett:"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Yang J.Allen and his Magazines".(The University of Geogia Press,1983)P85.)在他的亲自主持下,一所双语制学校——上海中西书院在1882年正式成立。中西书院的开办取得了始料不及的成功,开学不久,学生在校人数即达400余名,因额满不能入学的尚有数百人。(注:赘翁(沈毓桂):《中西书院议》,1882年5月30日《申报》.)这同那些供应饭食铺陈相招徕、尚且招不到学生的教会学校形成鲜明的对比。本来在中西书院最初的章程中是有“女师教授女生”、课程与男生同的条例的(注:林乐知《中西书院课程规条》,《万国公报》第14年666卷(1881年11月26日))可能是格于中国传统的男女之防的成例,中西书院开办后并没有招收女生。现在中西书院的成功大大鼓舞了林乐知,促成他加紧开办同一类型的女子学校。
其二,中国社会尤其是沿海开埠城市关于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只有教会单方面的政策调整是不够的,没有中国社会观念结构的改变,真正面向中国社会的教会女校仍然难以建立起来。中国一向的传统是漠视女子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在整个社会根深蒂固,虽然个别世家大户可以延师入家教育女子,或由父母双亲传授一些女子伦理训则,但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和社会对女子的严密苛酷的防范使得系统的女子学校制度根本无法建立起来。五口通商以后欧美各国女子教育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社会,而传教士所办之女子学校也赫然立于国人之前,尽管这些学校的招生主要是局限在教会之内,但对国人的震动是巨大的,人们始而愕然,继而愤然,终而释然,传统的观念开始逐步发生变化。1876年《申报》发表《论女学》,文章以钦羡之语气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女子教育的情况,并说“盖今之西国女学适与昔之中国暗合,夫亦犹行古之道也。”(注:《论女学》,1876年3月30日《申报》.)实际上是希望中国也创办女学。后来该报又发表了三篇提倡女学的文章,在当时中国可谓开风气之先。(注:《女学堂议》1888年1月5日《申报》;《育闺人议》1889年2月18日《申报》;《女学堂余议》1889年2月22日《申报》.)林乐知开办中西书院时有人就询问他有无女校可送女子入学。(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1890(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P264.)从轻视女学到主动为其子女寻求受教育的机会,这在当时可以说是观念上的巨大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是缓慢而渐进的,正是这个转变为那些真正面向中国社会的教会女子学校提供了生源。
二
1885年林乐知与监理会女传教士海淑德合作,由海淑德拟订募捐25000美金在中国建立一所女子中学的计划,募捐的方式是发行10元一股的股票,共2500股。当年6月,监理会女布道会开会,海淑德的计划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反响,售出820股,占总额近三分之一。会督墨梯(Bishop Mc-Tyeire)说,“我不得不衷心赞成海淑德小姐的计划,我认为它是种好股票,并恳求为我的五个孙子去分担它。”(注: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 Ⅱ(1886),P498.)1887年林乐知在英租界汉口路跑马场之东购地8亩有余,(注:沈毓桂:《中西女书院记》,1887年7月24日《申报》.)1890年学校正式兴工起建,建设时间长达两年。(注:《中西女塾说》,1890年2月23日《申报》.)
1892年3月15日中西女塾正式举行开塾大典,本日专邀男宾,当时沪上中外名人应邀出席,苏松太道台聂缉椝也出席了大会。先由美国驻沪副总领事易孟士(W.S.Emens)致欢迎词,接着由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发表正式演讲,回顾建校经过,阐述学校目标。次日又举行女宾典礼,6名女生与来宾见面,校长海淑德发表讲话。(注: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 Ⅱ(1886),P195-196.(关于开学日期与学生人数有数种不同说法,本文以《教务东志》报道为准).)《教务杂志》和《字林西报》等英文报刊对此作了报道,学校的英文名称为“墨梯”(McTyeire School),以纪念在学校筹建中曾给予大力支持、此时已去世的墨梯会督。
作为一所相对世俗化的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并不要求学生必须是信徒或必须成为信徒,学校明确向学生收取学费,学生与学校不存在普通教会学校那种契约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实行收费制度事实上也将那些把学校当慈善堂的穷人子女关在了门外,使学校专门面向有钱人家和上层人士。这样中西女塾的招生状况就直接反映出上海的上流社会对女子教育的态度。尽管中西女塾在开塾前在《申请》上刊登了招生广告,(注:《中西女塾》1892年12月17、19日《申报》广告栏.)但到开学时学生人数只有区区数名。这反映出大多数人仍在持观望态度,毕竟在当时将女孩子送入学校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不得已校方又在当年四月和八月两次刊登广告。(注:《中西女塾》1892年4月14-15日《申报》;《中西女塾告白》,1892年8月31日《申报》.)后来学生人数有所增加,1895年为21人,(注:John Fryer edited:"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5)P61.)1899年为51人(注:Records of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899,P23.(中国基督教协会图书馆藏.以下凡所引之M.E.S.之中华年议会记录,出处均同此,不再另处.)),尽管人数不是很多,但学校的学制是有规范的,所以到1900年就有首期三人毕业。进入20世纪后对中西女塾的发展构成挑战的已不再是学生生源问题,而是学生频繁的流动离校。学生在校时间长的四、五年,短的一、二年,甚至有仅数月就离校而去者。1901年学生注册人数为84名,(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1.P73.)1903年为99名,(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3,P68.)1904年为100名,(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4,P63.)1906年为136名,(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7,P51.)1907年为162名,(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6,P51.)1908年为147名,(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8,P63.)1909年为154名,(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9,P70.)1910年和1911年注册人数均为162名。(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10,P59.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11,P74.)应当说这个招生规模在当时已不小,但是这11年毕业的总人数不过16人。(注:中西女塾:《中西女塾章程》,民国2年版,第17页.)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晚清女学热潮的兴起,社会对于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的需求急剧增加,而对于其学历尚没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当时新式女子学堂林立,由于男女之防的传统,女校教师必须尽量为女性,而受过正规新式教育的女子是如此之少,于是这些学校便竞相出高薪到教会学校去挖掘师资,中西女塾的学生自然亦是其网罗的对象。(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5,P46.)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当时受新观念影响的上流社会的青年男子在订婚条件上开始要求女方必须受过教育,这就迫使那些接近婚龄又想籍婚姻以高攀大户人家的女子不得不多方寻找受教育的机会,如果能进入像中西女塾这样声名显赫的教会学校,哪怕只呆上数月,身份的砝码无形中又重了许多,显然这样的女孩进校后是很难完成学业的。(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2.P62-6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当时一些思想家将女子教育提升到实现“男女平等”,强国强种的高度,(注:梁启超:《创设女学堂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戊戍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186页.)但社会的需要却是实实在在的。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需要,推动和制约着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受过新式女子教育的人数逐步增加,社会开始重视学历和文凭,中西女塾的毕业生于是逐渐多了起来,进入正常的发展时期。
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加,校舍不敷使用。1911年中西女塾成立专门的以赞助人为主体的扩建校舍委员会。伍廷芳任主席,委员会答应募集8万两白银作扩建校舍之用。(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12.P81-82.)1914年中西女塾在其校舍北面九江路和西藏路之拐角租到三幢房子作校舍,(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14.P93.)中西女塾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让校舍连成一片,便于集中管理。但是到1916年5月业主突然通知校方要提高房租,校方认为业主的要求是不公正的,于是放弃租房,并在亿定盘路购到洋房一幢并地产九英亩,全部费用银八万两,由汇丰银行先行垫支,年息百分之五。这笔费用由中国赞助人予以解决。新校舍的25个房间保证了全部高中和初中三、四年的学生的教学,而汉口路校舍则留给初中二年级以下以及特别班使用。(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16.P110-111.)为了在新校园的空地上起建校舍,1919年中西女塾又举行募捐大会,并发表启示,称建新校舍的费用约需20万两。(注:1919年11月4日《申报》.)新校舍建立起来后,全部学生迁入。
在校政管理上,1900年4月海淑德病逝世后,由连吉生(Helen Lee Richardson)接任校长,1917年连吉生去世,华德治(Alice G.Waters)继任,华德治之后,贝厚德(Martha E.Pyle)、葛路德(Lncie Clark)和麦玲雪(Sallie Lai Mackiunon)等女传教士先后任校长。1924年起中国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收归教育权运动,1925年北洋政府颁布《外国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教会学校纷纷向中国政府申请注册,同时改聘中国人为校长。在这种形势下,中西女塾于1929年聘杨锡珍为第一任中国人校长,1931年12月中西女塾正式向国民政府注册。(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32,P114.)学校改名为“中西女子中学”。注册一事,从法理上说这是中西女塾性质的重大改变,即由一所外国教会学校变成了中国的私立学校。应该指出的是,注册之后外籍顾问在校政上仍具很大的影响力,差会与学校仍保持着关系,宗教教育也一直在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女中仍是一所教会学校。1936年薛正接任校长,1943年夏,日本侵略军占中西女中校舍,学校迁往海格路籍英国女子中学校舍继续开办,抗战胜利后迁回。1952年上海市教育局接管中西女中,将之与圣玛利亚女中合并,组建市三女中。中西女塾历史遂告结束。
三
近代教会学校从其学制源流论,基本上是采用其母国或在西方有重要影响的学制,同时参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变通,形成亦中亦西、土洋结合的特色。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论,这是外来文化所必然要经过的一个本土化过程。中西女塾的学制直接承继中西书院而有所损益,而林乐知拟定的中西书院课程“悉照泰西书院”,(注:林乐知:《中西书院课规》,《万国公报》第14年676卷(1882年2月4日).)实际上就是美国学制。由于中西书院是一所戴帽子的学院,因此程度要略高于中西女塾。中西女塾刚开始的学制是十年制,实际上包括从小学到中学的全部课程,但中间没作明确的区分。(注:中西女塾:《上海中西女塾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大1993年版,第301-302页.)1908年学校决定在初中部和小学部(当时称备级和小学级)划分一条明确的界线。(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9.P69.)1913年已实行十二年学制,即小学、初中、高中各四年。(注:中西女塾:《中西女塾章程》,民国二年版(1913),第5-6页,第18页.)20年代以后实行“六三三”学制,即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中西女塾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与管理特色。
(一)强调通识教育,注重全面培养。通识教育,亦有译为“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作为一种教育主张它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19世纪成为西方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教育思想。通识教育主张通过一般的文化修养课程来促进学生的道德、智力和身体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为其未来的生活作准备。中西女塾的校训“爱、生活、成长”(Love live Grow)就集中体现了其通识教育之主张。(注:中西女塾:《中西女塾章程》,民国二年版,第5-6页,第18页.)在具体的课程上,中西女塾并不提倡某种专门的谋生技能的培养,而是强调“中西并重”,希望学生中西两学兼学并通,成为通才,而非专才。鉴于教会学校普遍的只重视英语,轻视国文的通病,中西女塾要求学生重视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要求愈来愈严格。1905年校方规定“中西并重,不宜偏枯”,但还留有余地,如果学生想专修英文,须在入校前声明。(注:中西女塾:《中西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大1993年版,第300页.)1913年则规定:“凡入本塾者皆宜留意于国文科,其专修英文者不取。”(注:中西女塾:《中西女塾章程》民国2年版,第3页.)1920年重申了这一规定。(注:中西女塾:《中西女塾章程》民国9年(1920)版,第4页.)1922年校方更明确指出:“国文为国粹中之一,而亦立国之根基,故本校之于国文,视为学生根本之学。”(注:中西女塾:《中西女塾章程》,民国11年(1922)版,第27页.)从校方此次的声明来看,显然是受到了20年代的国语教育运动的影响,表现出某种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应当指出的是,国语教育仅仅靠校方的规定是难以收到成效的,由于英语愈来愈具有商业价值,学生自然愈来愈重视,而国语教育由于教师缺乏科学训练,授课方式仍然采取传统的方法,也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这种状况直到立案后才有所好转。
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中西女塾特别重视对学生的音乐教育,校方认识到“音乐是心灵的语言”,(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oin Conference,M.E.S.1907,P64.)所以在音乐课程上安排专人负责,成立专门的部门。全部学生必须学习声乐,器乐则属选修,需另付学费。(注:《中西女塾增修新章》,1899年2月21-23日《申报》.)器乐主要是钢琴和风琴,后来又增设小提琴。(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11,P77.)学生练习的作品多为西方著名作家如拉夫(Raff)、门德尔松(Mendelssdm)和海顿(Haydn)的作品,除练习外尚要学习基本乐理、音乐史和视唱法等内容。琴科举行专门考试,学制八年,分为四级,全部合格后授予专门的毕业证书。(注:Records of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3,P71-72.)后来又规定“琴学一科,五年一级,凡十年毕业”,校方规定有非常详尽的课程及分级标准。(注:中西女塾:《中西女塾章程》,民国2年版,第2页.)在近代教会女子学校里开设琴课、教授西洋音乐是较为普遍的,但是像中西女塾这样规定详细的学习内容,实施正规而严格的考试,并授予琴科毕业文凭,在当时是颇为少见的。中西女塾自专设琴科到1947年,总共有51人拿到琴学文凭。(注:《墨梯,1947》,1947年版,原书无页码(上图藏.原书无责任者,当为中西女塾之学生刊物。下同).)这些人大多在公私立学校任教。中西女塾为近代中国造就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音乐教育人才。
针对中国女学生缺乏公共场合社交能力的缺陷,中西女塾1892年在教员伦乃治(Sallie B.Reynolds)的领导下成立了“广学会”(Wightman Literary Society).伦乃治认为,“中国女孩应当像美国女孩一样快乐和善于交际,因为全世界女孩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注:《墨梯,1917年》,英文栏,P10.)当时许多人认为女孩应当娴静典雅,而社交生活会产生罪恶,所以该会刚开始工作时受到冷遇。随着伦乃治回国,该会工作一度中断,到1899年才重新组织起来。该会每月聚集两次,聚会时学生辩论、演讲、弹琴、唱歌,每年公开表演四、五次,请学生之母及其同伴来观看她们“活泼之才能与态度。”(注:中西女塾:《中西女塾章程》,民国2年版,第16页.)由于学校有意识地培养,中西女塾学生的社交能力和表演才能得到了充分发展,她们甚至到博物院路大英戏院举行公开演出,引起轰动。(注:《中西女塾演剧之第一日》,1919年7月2日《申报》.)
(二)贵族化与平民主义的结合。中西女塾既已标榜“专为中华有力之家而设”,(注:《中西女塾增修新章》,1899年2月21-23日《申报》.)自然带有鲜明的贵族教育色彩。尽管中西女塾并非都来自最上层,但毫无疑问都来自有钱人家,她们希望通过教育为其跻身最上层提供台阶,这就要求学校注意培养学生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培养她们治家理财、相夫教子的能力。刚开办时,学校只能开设一般的针黹刺绣,连烹饪课也无法开设。直到1914年,连吉生校长将其嫂理查逊夫人(Mrs.Richardson)请来,家政学才得以开设,当时有25名学生选修课程。(注:Records of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ce,M.E.S.1914.P94.)后来家政学成为高中学生的必修课。家政学的主要内容有:服饰打扮、美化家庭、交接男友、组织家庭、宴请宾客、茶会舞会、烹制西点等。为了培养学生的高贵气质和大家风范,学校注意传授西方上流社会淑女的生活方式,甚至一度采用美国的《礼仪》(Etiquette)一书作为课本。(注: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解放前的上海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怎样看待中西女塾的家政学课程,从平民主义立场来看自然是要予以否定的,但是既然社会现实是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各个阶层都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在社会分化根本消除之前,在教育上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上层社会的女子采用贵族化的教育方式也就未可厚非,更何况中西女塾对学生的教育并不只是单纯培养其贤淑、高贵的一面,但注意培养学生对下层社会的责任感和道德义务。
事实上,中西女塾的教育是将贵族化与平民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单纯强调哪一方面都是片面的。1919年7月,中西女塾的学生为了平民教育而义演。1922年学校在邻村建立一所“平民学校”,到1936年,共有学生59名,这些学生毫无疑问是贫苦的农家子弟,学校雇有两名教师,她们的薪水由中西女塾的学生募集,18名中西女塾的学生每人一周轮流教授课程,学生以这种方式与她们以前不可能相遇的社会底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注:The Chinese Recorder,Vol.LXVⅡ,(1916),P635-636.)1945年秋,中西学生又在校内创办一所义务学校,由学生担任教师,(注:《关于义务学校》,《墨梯,1942-1946》,原书无页码(上图藏).)到1948年时该校已发展为四个年级。(注:《关于义务小学》,《墨梯,1948》,原书无页码(上图藏).)通过平民学校和义务学校,学生增进了对底层社会的了解与认识,同时也锻炼了她们的教学与管理能力。
(三)严格的管理与强制性的宗教教育。中西女塾的管理一向非常严格,这一方面是受美国教会学校传统的管理方式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处理问题时坚持原则,绝不姑息;另一方面也是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因为中国一向重男女之大防,时至20世纪两性关系仍是国人既神秘又兴致昂然的话题,教会女校一旦出现绯闻,则对学校的声誉与生源有莫大影响,传教士自然是深知其中之味的。为了维持学校的权威与声誉,中西女塾对不守塾规的学生一般予以开除。1907年校方一次开除6名学生,原因是她们与青年男子秘密通信,参加了不该参加的娱乐与社会活动。(注:Records of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7,P60.)1908年开除3名,(注:Records of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8,P63.)1909年开除1名,中业学业5名,(注:Records of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9.P70.)考虑到这个时期的注册人数每年只有100多人,这个比例还是很大的。中西女塾这种严厉的做法,终于在1914年引起一场大风波。这年12月,在一节自修课上有几名学生自由讲话,被连吉生校长发现,校长要求各人自书名字,听候处理,遭到拒绝,其中两名学生公开顶撞校长,校长当即宣布开除这两名学生。高中部和初中部80名学生联合起来,要求校方收回成命,没获成功,于是82名学生走出了校门。大多数学生的家长显然不支持其子女的行动,当晚57名学生又由家长送回,在满足校方的返校条件后“重新入学”。连吉生在总结这件事时说,“全部经历是一次震动,一次极大的震动!没有哪一所学校会希望它重演。”(注:Records of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15,P96.)但是校方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学生的要求。
中西女塾在宗教教育上实行的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政策,一方面标榜“信教自由,概不加以勉强”,一方面又硬性规定,“凡入本塾者必读圣道之书”。(注:中西女塾:《中西女塾章程》,民国2年版,第3页.)从文化背景上看,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已牢牢占据欧洲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基督教成为批判和驳诘的对象,其间虽有浪漫主义的反动,但政教分立、信仰自由已成为人民的共识和政府宗教政策的基石。就基督教自身来说,随着神学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漫延,不少神学家和神职人员开始承认作为启示性宗教的基督教可能没有独占真理,其它自然宗教也可能包含着真理或真理的颗粒,因而以一种宽容的姿态对待其它宗教信仰。这两种因素都会对传教士产生影响,因此他们提出“信教自由”并不完全是虚饰之词,而是出于一定的政治和宗教信念。但是,传教士们毕竟是来传播基督教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异教社会,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学校可以不开设宗教课程,因为学生在家庭和社会一直受着基督教信仰的薰陶与教育,礼拜天他们还可以跟父母一道去教堂,而中国学生则一直处于异教的影响之下,因此在中国不能实行与西方完全一样的宗教教育方式。在中国,教会学校不仅应当开设基督教课程,而且应在全部课程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由于妇女被认为在天性上更富于宗教情怀,更容易皈依基督教,在家庭更能够对子女产生影响,因此,在教会女子学校里对宗教教育的重视程度要更甚于男校。尽管强制性的宗教教育与信仰自由原则是完全相悖的,但对传教士而言,只要教会学校不强迫其所有的学生都信教,信教与否决定由学生自己作出就是信仰自由了。
对中西女塾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抵制主要来自于学生家长。一般家长都不太赞成子女信教,从中西女塾的英文年度报告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学生信了教但因家长坚决反对而退出的,也有的学生希望进教,但慑于家庭的压力始终不敢授受洗礼,传教士对此亦无可奈何。还有的学生家长公开向校方表示反对其宗教教育的做法。1904年,一位家长因不满校方要求学生一律参加主日崇拜的规定,向当时学校的负责人林格荪(June Nicholson)递交了一封抗议信,信上说他和许多家长都反对这种规定,校方在没有得到家长同意之前无权作出这样的规定。在林格荪进行解释之后,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另一位学生家长因其女儿信教态度比较坚决,就让她离开了中西女塾,应这位女孩的要求林格荪询问这位家长时,他回答道,法国有法国的宗教,美国有美国的宗教,中国有中国的宗教,他的女儿必须接受中国宗教。(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04,P64-65.)客观地说,学生家长也有干涉其子女信仰自由的一面,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对基督徒普遍的冷漠与敌意,家长主要是为学生的将来着想,其举动固然有些过分,却也在情理之中。
中西女塾的宗教课程,小学一至四年级分别开设《耶稣纪略问答》、《耶稣言行传》、《圣经史记》和《马可福音》,主要关于耶稣的生平事迹和《圣经》的基本知识,初中开设《新约福音》、《新约行传书信》、《旧约五经》,高中开设《旧约史记》、《旧约诗歌》和《旧约预言》,从初、高中开设的内容来看已将《圣经》全部学完。(注:中西女塾:《中西女塾章程》,民国2年版,第5-6页,第18页.)与宗教课程相配合,学校每天有两种礼祷,一为初高中各级,一为小学各级,皆由教职员领祷,星期天礼拜亦分年级进行。宗教组织有女青年会,由高中生组成,青年布道会,由年幼学生组成,学生自愿入会,(注:中西女塾:《中西女塾章程》,民国14年版,第15页.)后来均统一于海涵堂,由一牧师负责,下设灵修部、经济部、美术部、服务部和青年团契部。(注:《墨梯,1948》原书无页码(上图藏).)其中青年团契部的契友多为品学兼优之学生,在学生中颇具影响力。中西女塾立案注册后,宗教改为选修课,但学生毕业前须修完全部《圣经》。
近代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就其政治属性论是属于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这是无庸置疑的。但客观地说,这些教育对于陶铸学生的基督化人格、培养其社会服务精神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四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评价中西女塾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影响。
(一)女子教育之典范。中西女塾在教会女校中开办的时间不能算早,比它早的学校还有许多,但却是世俗化最早的一所教会女校。它冲破了传统的福音教育的樊篱,从狭小的信徒圈子里走出来,直接面向中国社会,面向上层人士和有钱人家的子女,以双语教育的方式来吸引人们入学。考虑到中西女塾建校时,也正是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教育家猛烈批评双语制教育的时候,(注:Records of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Held at Shanghai 1890.(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P461-464.)不能不说林乐知和海淑德之举是富有远见和勇气的。由于中西女塾学制规范,管理严格,设备一流,非同于一般教会女校之仓促举办,所以成立不久便声誉鹊起,赢得教会内外人士的一致称赞。1898年维新派人土经元善集资创办中国自己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时,首先就想得到林乐知的帮助,(注:Margeret E.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11)P105.)创办者在一品香会议时,林乐知亦得名列其中,(注:《一品香会议》,《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戍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据曾在该校任教的李提摩太夫人说,该校学生宿舍的陈设布置完全仿照中西女塾,她还向经正女学的女董事们建议,让她们去参加和考察中西女塾学生的结业典礼,她特别提到了中西女塾学生对英文的熟练掌握。(注:Mrs.Timothy Richard,"History and Working of the Frist Girls School opened by the Chinese";Record of the Third Triennial Meeting of E.A.C.1899,(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l Mission Press)P155-159.)这充分反映出该校在中外人士心目中地位之重要。
中西女塾的教学质量尤其外语教学质量之高,不仅在沪上各女校中首屈一指,便是在全国也屈指可数。 1914年夏全国招考留美学生10名,中西女塾便占其中6名。截止1941年,在568名毕业生中91名出国深造,另外至少有200名学生上过国内大学和学院。(注:Records of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41,P51-5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西女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之高,这在当时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中西女塾不仅教学质量有口皆碑,而且肄业人数众多。到1947年共毕业952人,其中琴科51人,游艺科6人。(注:《墨梯,1947》,原书无页码(上图藏).)1948年又毕业47人。(注:《墨梯,1948》原书无页码(上图藏).)如果以后每年的毕业人数均与1948年接近的话,那么到1952年,全部毕业人数当在1200名左右。如果把曾在中西女塾之小学和初中部学习过的学生也计算在内的话,那么中西女塾历年肄业总人数当在4000人以上,因为仅仅1941年中西女塾小学、初中和高中注册人数就达1576名。(注:Records of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41,P51-52.)一大批杰出的女性从中西女塾的校园走出,她们大多在各级学校里任教,为中国近代的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二)妇女解放之先声。以中西女塾的创办为契机,林乐知等人较早地在中国开始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对推进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林乐知一向的观点是,“欲观一国国民之程度,观于其国妇女之地位。”(注:《墨梯,1917》,第1页.)这样深刻的思想只有出入于东西两种文明之间的人才能说出来。从一开始,林乐知就把妇女解放与女子教育联系起来,他认为,“女学者,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而后其志气高尚,其识见远大,其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注:林乐知:《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万国公报》(月刊)第200册(1905年9月).)中西女塾开学之前,林乐知的助手沈毓桂发表文章,批评“女子无才便是德”,强调“欲一国之大治,必一国女子尽受教而后可,”(注:沈毓桂:《中西女塾说》,1890年2月23日《申报》.)将女子教育与国家政治的成功与否联系起来。首任校长海淑德则希望将其学生培养成人民的导师,通过教授中、西学使她们获得越来越宽广的视野和越来越强有力的提高中国妇女地位的手段。(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1890,P231.)由于创办人思想明确,以提高中国妇女地位为己任,因此中西女塾的学生很早就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成为在思想上较早挣脱传统宗法伦理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学生。中西女塾的学生陆秀贞1905年发表《论自由平等同胞为生人之原理》,认为没有自由思想、平等观念和同胞仁爱的人不配叫做人,她说,“天下之人皆同胞,故天下之人皆平等;天下之人皆平等,故天下之人皆自由也。”(注:陆秀贞:《论自由平等同胞为生人之原理》,《华美教保》卷二十一,页十七.)显然,陈秀贞的政治思想和价值理念已非传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而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在欧洲广为传播的天赋人权思想。学生周德芳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列强致强之由,盖男女平等也。”(注:《墨梯,1917》,第10页.)中西女塾的学生也明白,男女平等不是喊几句口号、写几篇文章就能做到的,也不是法律上规定平等就能在实际中真正平等的。学生刘煦芬认为,“我国女子被压于男权之下,已数千年之久,一旦男女同享平等权利而无平等学识经验,亦属徒然”,“夫有权利者,必有义务,既有义务,方享权利。”(注:《墨梯,1928》,第4页(上图藏).)妇女要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首先必须获得独立之地位,要取得独立之地位必然“革除依赖的性质”,战胜环境的压迫,而尤为重要的是必须享受专门的教育,学习专门的技艺。(注:《墨梯,1927》,第7页(上图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经济独立地位。只有经济独立了,才能谈得上政治平等,因此近代妇女解放的首要课题是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西女塾为近代妇女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然,正如前已述及的,中西女塾一直将培养贤妻良母和淑女生活方式作为学校的一个目标,这样其所谓妇女解放自然是有局限性的。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与当时中国社会对妇女解放的认识水准有关外,也与基督教本身对家庭观念的重视有关,基督教一向不赞成妇女极端的解放,并将妇女放弃传统家庭义务而对世俗事务尤其是政治事务的过分热衷视为堕落。基督教在家庭观念上的相对的保守主义态度对纠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偏激不无作用,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妇女长期地位低下、除了家庭几乎没有任何别的社会角色可以承担的国家则显然有不合时宜之处。中西女塾就有学生认为,女子不宜参政,应注重家务,以其新知识在家里教育好子女,以造就新国民。(注:《墨梯,1928》,第8-11页.)这样,在造就新国民的幌子下,妇女有可能回到从前的地位,成为男人的附庸。
(三)爱国主义精神之高扬。由于教会学校是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来华之教士不论其个人主观动机如何,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均带有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色彩,因此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呼啸激荡、寻求诉求对象时,作为外国在华势力象征的教会学校总是受到冲击和批判,人们以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定性而全盘否定了教会学校,也因此忽略了教会学校本身也有培养学生民族意识、陶铸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面。
其实,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十分复杂的。人们通常认为,近代教会学校的爱国主义主要是受近代中国社会风潮的影响,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教会学校本身的教育无关。实际上,近代爱国主义的理论内蕴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从本质上说是从西方输入进来的,教会学校作为西方思想输入的最直接的渠道与窗口,最早也最直接将西方的国家政治观念输入进来,促进了学生民族意识的觉醒。中西女塾的创办人林乐知一直重视培养学生的民族性。(注:A.A.Bennett:"Missiona Journalist in China,Young J.Allen and his Magazines"P285.)前述陆秀贞之文实际已具备近代国家政治观念,而该文章实际上是她在学校的作文,并在毕业典礼上公开宣读,这就直接反映了校方的立场。(注:《华美教保》卷十九,页五.)辛亥革命爆发,中西女塾就有三名学生出于爱国热情离开学校,参加了红十字队伍。(注:Records of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M.E.S.1912,P83.)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中西女塾的学生刊物《墨梯》刊登了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数是从学生作文中挑选出来的优秀之作。从学校出的这些作文题以及校方允许《墨梯》刊登这样的文章来看,中西女塾是希望唤起学生之爱国热情的。学生张韵斐在《表龙江马将军》一文中赞扬了马占山英勇抗敌的业绩,同时严厉谴责国民党部队“背城四逸,不战而退”的可耻行为。(注:《墨梯,1932》第5页(上图藏).)学生王还的态度更为激烈,认为“义勇军者昔蟊贼而今干城,国家将士者,名干城而实盗贼。”(注:《墨梯,1933》第7、4页(上图藏).)郑沪生在《讨倭寇檄文》中说“当此国势存亡危急之秋”政府与人民应当“卧薪尝胆”,“共赴国难”。(注:《墨梯,1933》第7、4页(上图藏).)林淑芳发表《通告全国同胞毋忘国耻启》。(注:《墨梯,1935》(上图藏).)类似的文章、言论不胜枚举,充分反映出中西女塾师生高涨的爱国热情。
对于传教士而言,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只要不触及其母国,他们一般不会加以阻挠,有时甚至会给予积极支持。五四运动时期,中西女塾的学生不仅热情参予,还在校内组织“爱国团”,爱国团以“爱国为宗旨,以互助为目的”,开始只有10余名学生,后来发展到200余人,每一年级均设分团。(注:中西女塾:《中西女塾章程,1925年》,第116页.)很明显,这样的组织没有校方的允准和支持是难以建立和发展的。当然,如果学生反帝爱国行动直接针对传教士的母国,他们一般是不会给予支持的。朝鲜战争爆发后,中西女塾有学生让美国教师唱抗美援朝歌曲,即为其所拒。(注: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解放前的上海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如果不苛求于人的话,美国教师的这种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结语:自1892年开校到1952年结束,中西女塾在其存在的整整六十年里一直坚持通识教育之主旨,凭藉优良的学制和严格的管理,在沪上乃至全国都赢得了赫赫之声誉,堪称女子中等教育的典范。它开启了教会女子教育世俗化的历程,为近代中国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才,对促进近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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