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_政治论文

论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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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江泽民同志在今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结合我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领会江泽民同志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坚持不懈地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涵盖着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政治建设。因此,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国人民思想政治素质,是新时期贯彻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环节。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对如何理解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到位的重要环节。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的经验教训表明,经济发展是与思想、政治、文化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一个相辅相成的社会历史过程。然而,在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一些部门由于市场的压力,集中人、财、物,以及各方面的资源,抓经济效益,但对思想政治工作克服市场经济局限性的重要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措施,其结果,使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转轨,使经济问题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对新的形势,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一时难以应对激烈变化的市场和权、责、利、险相互制衡的经营管理方式,不易找到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契合点。还有些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么固守传统的思维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变成了“开会”工作;要么放弃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职能,把自己埋在事务堆里。这两种现象,对经营部门而言,不仅无助于解决企业实际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而且还额外地增加了企业的管理成本,使经营管理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处于两难的境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应该说,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这两种情况,是经济转轨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它可以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能创新和管理制度来寻求解决的办法。但在相当一些部门中存在的思想政治工作淡化的现象,则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趋势不和谐的“音符”。这就是相当一些部门的领导者,要么以党代政,结果“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要么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软指标”、“清水衙门”、“无权能管理”,不愿意做思想政治工作。究其原因,在思想认识上,没有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系统工程能否顺利实施的“硬指标”;在利益关系上,思想“不过硬”,总感觉思想政治工作者管钱、管物太少,没有实惠;在工作权能上,缺乏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和水平,把思想政治工作看成是“万金油”,不会或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或者理论水平不高,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怎么去说服别人?总之,这些同志缺乏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条件。它表明,教育者首先应该是受教育者。

对于解决思想政治工作不适应改革开放新局面的问题,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思想上,把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到位的高度上来认识。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职能是否到位,是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否进一步深化的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是涉及到千家万户、方方面面的事。所谓“无情改革”,“有情操作”,前者是指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减员增效,以改革促发展;后者是指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开创再就业工程,维护社会稳定。这两个方面,一靠制度,二靠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固然重要,但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因为它涉及到人们对制度的接受度的问题。如何让人们理解制度的意义,接受制度的安排,并提高适应制度的能力,要靠思想政治工作者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书面语言转化成群众的日常语言,形成人民群众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价值判断尺度。在此条件下,制度才对人有意义。在这方面,应该澄清一种糊涂认识,以为靠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制度不仅是人定的,更重要的是制度要靠理解制度的人来执行。如果人们对制度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就会形成“打擦边球”的行为。实际上,只有理解制度的人及其不折不扣的执行制度的行为,才能体现出制度的效率。否则,制度如同虚设。如果一旦这种情况带有普遍性,可以想象,经济体制改革很难进一步深化。同样,思想政治工作也离不开制度建设。在这一问题上,要破除“思想政治工作万能论”。以为思想政治工作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优胜劣汰是必然规律。行业结构调整、企业转产、人员结构优化、人员的流动是必然现象。如果不以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一系列的相关制度的改革为基础,由思想政治工作承担只有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的责任,是没有道理的。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当前突出的主要矛盾是,思想政治工作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主要问题集中在“有情操作”上面。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如何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如何监督各级党政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关心群众的方针政策,总之,如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神圣职能。

其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权能管理,与国有企业改革目标能否实现密切相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把国有企业塑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思想政治工作者在现代企业制度运作机制下,如何在党政分开、合理定位的前提下,加强党的领导,用好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管理权能,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那么,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权能应定位在哪里呢?那就是做好人的工作。江泽民曾强调,“加强党的领导,首先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精神文明的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指出,‘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的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极为重要——现在有些同志整天埋头具体事务,见物不见人,忽视做人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责任。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扭转。”(注:江泽民:“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卷,第2085-2086页。)如果作进一步理解:其一,邓小平和江泽民这里强调做人的工作,实际上与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的理念是一致的。现代企业管理强调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企业员工的思想政治状况本身就是企业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在总结其成功经验时就反复强调“企业要盘活资产首先要盘活人,或是以文化盘活人。”创新精神和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制胜之道。其二,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管理权能是不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在企业转制的过程中,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大有可为。比如说,如何把国家意识形态中关于企业改革的方针政策转化为企业的经营理念,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其效果之一就是减少企业自发的改革成本,增加企业的管理效率。就中国的企业改革而言,决不能忽略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否则,企业自发的改革不仅成本过高,而且风险过大,以致制度创新的动力不足。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问题。其三,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职能必须制度化。在制度建设的约束中,明确思想政治工作者权、责、利、险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当前的问题是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权能激励机制不健全,更重要的是责任机制往往不到位。思想政治工作似乎是一件无风险的工作,其实不然。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者如何“盘活人”,与企业如何“盘活人”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的单向管理指标要纳入到企业综合管理的系统指标中加以考核。因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济效益来进行。”(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第18页。)

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实效性标准

长期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及时地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思维惯性中解放出来,很难适应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反思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维方式,是以“一体化”为基本特征,即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再生产出来的是人的计划行为模式:财产统一归国家,生产统一管理,消费按照统一的票证制度,思想统一于“正统”意识形态;再加上“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斗争。思想政治工作者只要把住“进”与“出”两个口子就可以体现出其工作效率,即管住思想的“进口”和行为的“出口”。思想政治工作的其他行为都可以化解为日常事务的管理工作。这是因为,日常事务的管理工作也必须突出政治,实际上,具体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已经变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它要求在“政治统帅(甚至取代)业务”的前提下,日常事务的管理者必须首先是思想政治工作者。这是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在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的基础上形成的统一社会行为的社会管理体制是一致的。从而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从特定思想政治的要求出发——参与日常事务或业务管理——以特定的思想政治标准考察结果。从起点和终点来看,都是特定的思想政治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无论从思维方式、工作方法、考察指标还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都与部门工作行为一体化。这种思想政治工作在性质上还是比较单纯的,只要思想政治工作者主观上努力,基本上会得到肯定的评价。

然而,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管理以效益为中心;政治管理以法治为手段;文化建设以国民素质为基础;社会管理以社区为细胞;价值观念以阶层定位等等,都为思想政治工作增加了难度。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盲目乐观;不及时转变思维和工作方式,就是消极保守;不处理好思想政治工作理念上的“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就会事倍功半。

例如,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是在这一框架内,有些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做法,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应该不应该、合法不合法、是试点还是违规等等,都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滞后过程中才得到共识。那么思想政治工作者前瞻性的工作如何才能到位,特别是对一个基层工作者而言,如何能达到这种前瞻性工作素质的要求,以减少不必要的代价,这绝不是简单的保持传统或简单的破旧所能解决的。

例如,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关、停、并、转是某些产业结构调整所面临的必然后果。企业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就有一个竞岗、转岗、下岗、再就业的问题。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者是职业工作者,并有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市场或国家思想政治工作者管理中心等机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成为终生的事业,那么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才能、业绩都会有相应的管理考核指标。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管理措施,或者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那么上级、下级或思想政治工作者本人,如何应对这一时代的变化?与此相关的是如果一个企业经营效益好,按照目前的体制,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总是可以总结出来的(不一定很准确)。但如果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善,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这里应承担多少责任?按照现代管理学的法则,权、责、利、险是对称平衡的。有权管理,必须有义务承担责任。如果不受此约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权能职责又如何界定?而实际情况是,思想政治工作可能做得很好,但企业可能破产。如果面对破产,如何理解国家乃至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做好破产后的工作,仍然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职责。但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在岗,或由其他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来做,这就要求国家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队伍。

又如,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必然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结果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后富。在这一问题上要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够说清楚“公平”二字,没有相当的理论素养是很难奏效的;再加上接收者本人的处境,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工作实效如果能达到“没有不满意”,就相当不错了。

再如,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按规章制度办事,在此基础上,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工作弹性是多少,思想政治工作实效的考察也是一个难题。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无疑是整个社会的一项基础工程,但国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与接受者投入产出的收入效应联系在一起的,如何把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个人的收入等福利结合起来,从切身利益上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有赖于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来支撑。思想政治工作者如何把“现在”和“将来”结合起来,并变成接受者的自身体认,还涉及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期效应问题。

总之,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第2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转换思想政治工作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建构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模式。这一新模式的指导思想就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从部门的实际问题出发——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部门综合考核的指标中体现实效。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是与改革开放的现实要求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分不开的。这是因为:其一,思想政治工作者与经营管理者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这一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必然。现代管理模式基本上是科层管理,管理权限必须明确,因此,要求部门业务管理者也全身心地承担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职责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全身心地参与部门的业务管理也是不现实的。只有二者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职能互补,工作相互渗透,其工作的实效才能在总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中体现出来。其二,从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复杂性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少,具体的问题多;表面的思想问题少,深层的思想问题多;具有直接答案的问题少,综合解决的问题多;单纯的思想问题少,与物质利益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多。思想政治工作的这些新特点,使思想政治工作带有具体性、随机性、变化性、复合性以及反复性的特点。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很难一次到位。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理念与经营管理者的价值理念、行为标准、对工作实效态度有高度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基础就是“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具体化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指标就是,是否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三、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同党的建设和社会管理相结合

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实效性来自具体地解决具体问题,但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实效性的基础必须以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为前提。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又与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的成效密切相关。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必要条件,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所在。没有这一条,思想政治工作就只能流于形式。但只此还不够,思想政治工作还必须与社会管理相结合,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权限定位所决定的。由于思想政治工作管理权限,使之不能代替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功能,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时期所必须应对的一个时代特点。

就一般的意义上说,党员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无论是思想素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以及人品结构,从总体上讲,都优于普通群众。但这不是说每一个党员都是“全能型选手”,也不排除个别党员比较差的现象存在。这是一个基本的估计。所谓重贡献,即从总体上讲,党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必须有所贡献,而且其贡献率一定要大于其回报率,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员“带头作用”的基本要求。所谓讲奉献,是说党员在做贡献的前提下(没有贡献的奉献是不可想象的),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中,特别是党员和群众利益分配的关系中,必须具有奉献精神。所谓“团结一致向前看”,是说党员在重贡献、讲奉献的过程中,其自身利益可能不会得到全方位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党员要有“全局意识”,在改革发展中解决问题。这是对党员“模范作用”的基本要求。在此意义上,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教育群众,首先要教育党员,要教育他人,首先要教育自己,这是一条基本规律。但是在社会转型期,“多样化”已经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在这一条件下,党员行为的规范性要靠党强有力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约束机制来保证。要“认真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第23页。)这也是江泽民所强调的“我们党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拥有六千万党员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开创新的境界,很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我们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在带领群众进行伟大实践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注: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7月1日。)在此意义上,党的建设的成效是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根本保障。

党的自身建设是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基础,但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是针对党员的工作,而且是面向社会的工作。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与社会管理的法制、法规相结合。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若干意见》指出的:“必须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高尚的思想道德的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既要靠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又要靠科学规范的严格管理。要抓紧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管理,把我们倡导的思想道德原则融于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之中,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良好社会环境。”(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第6页。)

思想政治工作所以要与社会管理相结合,不仅是由于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管理工作具有不同的职能,即思想政治工作以人内在动机的引导为对象,社会管理工作以人外部行为的约束为对象。更重要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已经增加了社会法律、法规、制度、规范教育的内容。而且,思想政治工作的行为本身要受到社会法律法规的制约。它表明:其一,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性的条件。如果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规章制度不完善,人们外在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单靠思想政治工作,其力量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如果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想靠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人的外在行为的约束问题,是难以奏效的。其结果,一方面是思想政治工作难以落到实处,降低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威望;另一方面,法律监管、制度约束又难以形成有效的管理职能,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就会随处可见。在此意义上,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管理的制度建设应是双管齐下、不可偏废的两种手段。其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以及方法,还有一个按照法律、法规进行的问题。这不仅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知法、守法,同时还要求他们向工作对象宣传法律法规,使之与社会管理的要求在行为上保持一致。只有如此,思想政治工作才会具有长期的、稳定的、切合实际的社会效果。

总之,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日益重要。改革开放越是不断深化,思想政治工作越是需要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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