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以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文学论文,为例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1-0101-006
相对于唐代文学研究的繁盛局面，宋代文学研究多年来显得落寞得多，无论是学术研究的规模和水平，还是学术梯队的造就，都无法与唐代文学研究相媲美。虽然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渐次出现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专著，研究范围也得到相当程度地扩展，但与唐代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相比，依然显得逊色。新时期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宋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王国维、陈寅恪、胡适乃至钱穆诸大师关于宋代的一些重要观念和命题，其含而未发或发而未尽的丰富内涵正激起当代学人的探讨热情。尤其是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论断更得到了广大学者的普遍认同，推为不刊之论。1998年11月在苏州大学召开的“沪宁杭苏地区古代文学博士占研讨会”期间，一些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博士生导师，共同提议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持召开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以推动宋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经过认真筹备，此次盛会遂得以在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于复旦大学顺利召开，并取得圆满成果。本次大会出席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其中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及台港澳地区的知名学者。收到论文一百余篇，涉及宋代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从多角度对宋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绝大多数论文显示了厚重的学术份量，体现了宋代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从这些论文中也能感受到宋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试图走出困境的努力。本文从此着眼，拟对宋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宋代文学研究格局的失衡与调整
宋代文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时段上重北宋轻南宋，文体上重词轻诗文，课题上重大作家轻小作家的现象。近年来除了宋诗研究引起重视并取得长足进步之外，这种总体格局仍未发生大变。
受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支配，宋词长期以来被视作宋代文学的“正宗”，因而近百年来，宋词研究实际上占据了宋代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标志，开始了词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嗣后，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诸大师又为词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是近百年来的宋代文学研究就以宋词的研究成绩最为可观，不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而且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尤其是《全宋词》的纂辑为词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专家词集也得到较为系统地整理，某些名家词集甚至有了不同的整理本，这就为宋词研究减少了文献障碍。其次宋词研究中的作家、作品研究也相当充分，尤其是苏轼、辛弃疾、周邦彦、姜夔这些名家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而关于李清照的研究基本上已不再留有空间。所以本次大会中关于宋词的论文最多，计有三十五篇，占到大会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显示了宋词研究的强大阵容。其中也不乏力作，如关于周邦彦生平事迹的考辨，由于发现了新的材料而纠正了不少错误。有的学者对苏轼词的编年问题进行了细密的考定，对前人的成说提出质疑，都是相当深入的考证工作。有的学者则根据宋词喜化用唐诗这一不争的事实，指出可以依据唐诗来校勘宋词，并举出了有力的例证，这无疑为今后的宋词校勘工作开辟了一条途径。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研究焦点始终盯在周邦彦、妆夔、苏轼这些大家身上，让人怀疑这些大家到底还有多少被研究的余地。如关于周邦彦、妆夔的研究论文都达到了三篇，占到词学论文的六分之一。如果没有新的视角，恐怕在积累已经相当丰富的大家研究上难有突破。二是课题重复，如张炎词学理论中的“清空”说、《诗经》、《楚辞》中“比兴”传统与宋词“寄托说”的关系等都一再被讨论，其可阐发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值得怀疑。而象苏轼“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这一类老问题早已被许多学者讨论过，很难有创获。这种陷于重复的研究，应该是宋词研究走入困境的危险信号。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的学者正试图摆脱这一困境，转而关注词人群体的研究。如有的学者指出词人群体在转移词风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依此对宋词史做出分期，大抵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有的学者则对宋元之际的词人群体作出整体考察，将宋元之际遗民词人的研究推向深入。这些努力对推动宋词的纵深发展必将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大师，他们的出现意味着这个时代文学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集中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趣味，所以对他们给以特别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应该的，宋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而且宋代文学中有许多大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如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刘克庄等都没有被好好地研究，而有些大家虽然被注意到，但对他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亟待提高，如王安石、黄庭坚、吴文英诸人。但是如果把目光仅仅放在一两个人身上，恐怕有失偏颇。以本次大会所收论文为例，关于苏轼研究的论文最多，有十一篇，占大会论文总数的十分之一。欧阳修的论文也有四篇，显示出对大家的研究依然受到垂青。但同时也让人有些担忧，虽然苏轼确实包蕴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但将如此众多的力量集中在苏轼一人身上，势必会影响整个学术研究的全面发展，让人有一叶障目之感，毕竟对苏轼一个人的研究不能涵盖宋代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但对大家的关注，能够使此一领域的研究越发深入倒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如有的学者就对苏词的研究史作了一番回顾，追本溯源，分门别类，总结历代苏词的研究成果，便于后来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有的学者则对清代查慎行的《苏诗补注》作了详细研究，考察了此书的成书过程与编撰体例，指出它的内容和特点，尤其细致地分析了《苏诗补注》相对于前人著作所取得的新成就，肯定了此书在苏诗研究史上的特殊意义。关于欧阳修研究，有的学者专门对其碑志文进行考察，肯定其独特的风格和价值，有的学者则对南宋《欧阳文忠公集》的成书过程及其特征做了细致的考定，这些都是欧阳修研究很少被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研究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宋代文学中大家的认识。
散文研究依然受到冷落。本次大会关于散文的论文仅有4篇，涉及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以及宋代散文的繁荣及其底蕴，尽管都是些有力度的文章，但论文数量还是与散文在宋代文学中所占的份量不相称，宋代散文的数量远远超过唐代，而且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出现在宋代，但宋代散文研究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这恐怕与散文这种文体在现代社会缺少吸引力有关。这大概也是从事古文学研究者的无奈吧。
可喜的是，宋诗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并取得较好的成绩。不但出现了许多高水平的论著，而且对宋诗名家、宋诗体派、宋代诗学理论，以及宋代诗歌发展与党争、禅学关系的交叉研究都有日益深入的趋势。本次大会关于宋诗的论文有三十余篇，仅次于宋词，显示出宋诗研究的强劲势头和这一领域所孕育的活力。论文涉及面广，且多前人未发之义，比如对杨万里诗风转变过程的考辨，就以杨万里的创作实践为主要依据，并结合杨万里本人的自述，互相比照、勘验，纠正了杨氏本人的说法，澄清了长期以来一些模糊影响的问题。对北宋末期的江西诗派的研究则填补了江西诗派研究中的空白，有助于我们理清江西诗派的发展线索。有的学者就“永嘉四灵”的兴起与南宋诗风的嬗变做出考察，试图澄清南宋诗歌发展史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有的学者尝试着研究宋遗民诗歌与江湖诗风的关系，论文以宋末遗民连文凤、方凤为个案，对其诗歌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连文凤的诗歌近于江湖诗派而方凤的诗风则近于江西诗派，由此指出宋末遗民诗歌虽然有其整体趋向，但因人而异，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一论断是富有启发性的。有的学者对严羽所说的“元祐体”做出阐释，联系北宋的诗歌发展史来解释元祐诗风的趋同性及其文化意义，兼对前人的说法提出辨驳，材料丰富，论证有力，是一篇极有份量的论文。有的学者对北宋党争与梅尧臣的诗歌创作进行深入探讨，对这一老问题有了新的创获，从一个侧面深化了北宋党争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这些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对于宋代诗歌史的构建极有帮助。随着宋诗研究的全面拓展，宋代文学研究中偏重宋词的局面发生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宋代文学研究的格局进行自身调整，以求对整个宋代文学获得更深入透彻的理解。但是宋代文学研究的失衡格局依然存在，这种失衡也说明我们自身研究中的狭隘和局促，仅仅胶着于几个有限的课题，必然意味着对其他潜在的问题缺少发掘。在今后的宋代文学研究中，我们应当加强对南宋的研究，对中小作家要做一些细密的考订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从史的层面上来从事研究，进一步扫清宋代文学研究中的盲点，也许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现象背后正包蕴着深广的研究课题。
二、“问题意识”与新课题的提出
宋代文学研究给人的印象大体上是视野不够开阔，课题比较单一，缺少跨学科研究的宏大气魄，这大概也是导致宋代文学研究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学术的进步就在于能够不断提出新颖的问题以引起后来者的注意，而学术的积累也就在这种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的过程中获得实现。所以有人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虽然提出的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但问题的提出能够促进人们的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提不出问题，只能意味着研究的僵化，其最终结果是导致学术研究的停滞不前。近年来提出的“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的问题就是一个很有思考价值的研究领域，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对宋代文学的定位有了明确的认识，这也是宋代文学研究自身日益深化的结果。从宋型文化自身的特异性质去追寻宋代诗、词、文的文体功能和文体特征，并结合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诸方面来对作为文学承担者的宋代士大夫群体的生存状态进行诠释，不失为把握宋代文学整体特征的宏观视角，同时也可以作为具体研究中的参照。所以本次大会的论文有不少是依循这一思路来思考问题的。有的学者以宋代的文学主体即士大夫群体作为着眼点，就宋代文学主体的双重性格及其成因、知识结构及其特征、活动形态及其价值取向等方面做了颇为深入的探讨，揭示了有别于唐代的宋代文学主体的独特存在形态。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自中唐以来，由于社会文化的转型，宋代的士人往往是官僚、文人、学者的复合体，因而导致宋代知识分子阶层作为“士”的角色身份的自觉。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宋型文化与宋代诗学的关系展开讨论。他指出北宋庆历以后，由于党争的缘故，士风有从“外王”向“内圣”的转变，与之相应，诗学观念也由推崇“美刺”传统向“言志”倾向转变，最终导致追求一种“平淡”的诗风。这就对宋代诗学的发展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做出解释。有的学者则探讨了宋词与宋型文化的关系，论者首先概括了传统词学所包含的各个层面，继而指出当代词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要从“宋型文化”视角来研究宋词，并指出“宋型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即文官政治、儒释道合流的思想状况以及平民文化的兴起，接着从宋词作者、宋词题材、女词人的兴起等方面指证宋词的平民文化特征，为宋词研究提出了宏大的新构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新问题的提出对于学术研究的深化具有多么大的意义。
虽然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如宋代诗学与禅学的问题，北宋文人与党争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问题意识”不够强烈，或者说很难提出新问题，所以宋代文学研究中依旧以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为主，而缺少打通文体界线、学科界线的横通研究。尤其是宋词的传统研究项目基本做尽，已有“山穷水复疑无路”之感，这就迫切需要开辟新思路，寻找新的视角，或者运用新的研究手段来提出新的课题。近年来强调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观照宋词研究，并出现了较好的研究成果，说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思路。本次大会的论文中也提出了一些比较新颖的问题。如有的学者谈到了北宋科举与南宋文学走向的问题。论者首先考察了宋代科举改制中诗赋废立的问题，指出诗赋废立本质上是北宋党争的一部分，而对“元祐学术”的禁废导致的严重后果是文学人才的缺乏，尤其是作为官方文体的四六文的写作人才出现短缺，为弥补这一缺陷遂设置了“词科”，而“词科”的设置反过来为南宋培养了许多四六文的高手。另一方面，对于诗歌的禁止也造就了一大批执着于诗歌写作的“边缘人物”，如韩驹、吕本中、曾几、朱敦儒等人，而这批人恰恰成为南宋中兴时期诗坛上的中坚人物。在指出上述事实的同时，作者也清醒地指出理学勃兴对南宋文学的“异化作用”。这就对文学史发展的曲折性给予了极好的说明。从科举改制角度来考察文学走向，实际上是从深层次上来对宋代文学进行剖析，对于我们把握宋代文学发展的制约因素提供了新视角。但这样的研究论文在宋代文学研究是不多见的。有的学者从北宋中期发达的印刷术着眼，首先考察了印刷媒体在唐宋的流传情况，接着考察了宋代印刷媒体对信息的传递功能，并得出结论，认为“最晚在北宋中期的仁宗时代，同时代的情报已经开始用印刷媒体作为手段传向四方”，然后转入正题，探讨印刷媒介在苏轼“乌台诗案”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此后苏轼对印刷媒体所持的谨慎态度，最后指出印刷业发达在苏轼作品中所留有的痕迹。对于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的探讨，这是个向来未被人注意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却为我们重新审视“乌台诗案”提供了新思路。一个新问题的提出往往会丰富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这篇论文证实了这一点。有的学者考察了宋元之际广泛留传的吕洞宾传说故事，以大量的文献资料提示了一个极其有趣的文化现象。作者首先调查了吕洞宾传说的早期记载并描绘了吕洞宾传说的早期形态，接着作者考察了宋元历史环境中文人因素在吕洞宾传说中的拓展，指出宋元之间，吕洞宾开始以诗人和词人的形象出现，并且“黄粱一梦”的意象被添加到吕洞宾传说故事之中。继而考察了吕洞宾传说在宋元世俗社会生活方面的表现，并归纳为四个方面，即：混迹于各种买卖行业，助其生意兴隆；浪迹妓馆及戏白牡丹的传说；显迹道会斋会，惩戒邪恶；宣扬传统美德，讽刺不仁小人。最后作者考察了全真教对吕洞宾的祖述及影响。此论文涉及文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诸领域，是一篇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论文，而且课题新颖有趣，揭示的问题又有深刻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给宋代文学研究注入活力。以上这三篇论文较为典型地展示了“问题意识”在宋代文学研究所起的良好作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提出问题很重要，但如何提出问题却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我想有两个方面不容忽视，一是接受新的思想、新的理论以促进我们的思考。近年来，西方的新思潮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学者们也努力地尝试着运用这些新的理论去从事研究，固然有失败，但也有成功的例证。如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米歇尔·福柯关于知识考古学的理论都引起国内学者的响应。宋代文学研究中也有人尝试着把语言学、阐释学运用到宋代诗学研究中去，也取得较为理想的成果。而且与以往机械地搬用西方理论、炫耀新名词相比，现在的学术研究中运用西方理论显得相对灵活与圆熟，这也显示了研究者自身理论素养的提高和对新思想的欢迎态度。本次大会论文中有的学者就有意识地运用了西方理论来思考问题，虽然并未显明加以征引。如有的学者对唐传奇的衰落与宋词兴起的分析即是一例。论者首先提醒大家注意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非连续性”和“断裂”，接着从文体自身的特征和功能的分析来论证传奇衰落的原因和宋词兴起的机遇。作者指出传奇脱胎于史传因而具有纪实性的文体特征，这一特征导致了传奇在题材上的局限性，即大抵以文人的婚、宦经历为取材对象。尤其是男女情爱成为传奇的永恒主题。而传奇这一体裁得以存在的外部条件则是唐代进士阶层的婚外恋作为男性特权并不与道德礼制发生冲突，但是到了宋代，由于新儒学的兴起，理与欲的矛盾形成，传奇的文体功能因不能满足文人阶层的需要归于销歇，而宋词则以曲折含蓄地诉说欲望的文体功能在理与欲的夹缝中成长起来，成为文士阶层青睐的文体，由此作者又讨论了词的女性化视角及“比兴”传统在词中的体现。这一思考问题的角度是新颖的，而将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相结合，这对我们今后的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启示。另一方面，我认为加强与域外学者的交流，吸收欧美、日本等国的汉学研究成果将会对宋代文学研究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笃实作风，良好的汉学研究传统使他们的研究成果有时丝毫不逊色于中国学者的同类著作。所以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如果对日本的学术动态不加了解，将会是很大的遗憾。就本次大会日本学者的研究论文来看，他们的选题一般从小处着眼，但思考缜密，很多结论都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这是很可钦佩的学术态度。欧美学者的汉学研究则以善于提出问题见长，将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一些问题联系起来研究，虽然结论不一定正确，但常常富于启发性，如有的学者从宋代诗话的口语化特征来探讨其蔓延的原因。近年来港台学者与大陆学者的交流日益广泛，由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学术传统，交流起来也没什么障碍，但往往是港台学者了解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全面，论著中也常常征引，而大陆学者则对港台学者的研究情况比较隔膜，这是一种不平衡的现象。总之，今后宋代文学研究一定要密切留意海外同行的研究动态，以便及时吸收和利用，以加快学术前进的步伐。
三、研究队伍的培养与研究组织的建立
学术研究的延续与拓展要依靠一代代学者薪火相传。研究队伍的培养和壮大对学术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学术研究带头人的作用不可忽视。就拿宋代文学研究来说，如果没有王国维、胡适、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诸大师为现代词学所做出的贡献，宋词研究绝不会取得今天如此辉煌的成就。如果没有钱钟书先生在宋诗研究方面的先导作用，我们今天的宋诗研究也不会有如此快的进展，这些大师的功绩在于他们指明了方向让后来者循此前进。现今宋代文学研究中的权威也大都是这些大师的亲炙弟子，或受到这些大师的沾溉，他们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至关重要。就本次大会的学者组成来看，四川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显然集中了较多的专门从事宋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使这三所大学隐约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重镇，而一些大型的研究项目确实由这几所大学承担完成，如四川大学承担了《全宋文》的编辑出版工作，近期又出版了《中华大典》的宋辽金文学卷，对于宋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工作做出相当大的贡献。南京大学由程千帆教授主持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则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如莫砺锋的《江西诗派研究》、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对于宋代诗史的建构是不可忽视的成果。浙江大学吴熊和教授则培养了不少专门从事宋词研究的博士生。当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需要建立相应的学术组织以结束“单兵作战”的研究局面，转而向研究的系统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加之宋代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文献资料庞杂，基础相对薄弱，学术队伍不够壮大等原因，这就更需要一个适当的学术组织来承担协调工作。本次大会成立了宋代文学学会，这意味着宋代文学研究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向着有序化的方向发展，今后宋代文学研究中一些大型的课题将可在此学会的协调下分工合作，而研究课题互相“撞车”的情况将尽可能避免。宋代文学学会出版的《宋代文学研究年鉴》将通报每年宋代文学研究的进展情况。而《新宋学》作为该学会的会刊将成为以发表研究宋代文学的高水平论文为主，兼及宋代哲学、历史、语言研究的阵地。
宋代文学研究近几年有逐渐升温的趋势，在研究课题的深度与广度上都有极大的拓展，但一些旧有的弊病依然存在，如视野狭窄，缺少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文献整理工作欠缺等等。这既说明宋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比较薄弱，也意味着宋代文学研究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本次大会的意义就在于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宋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体现着宋代文学研究中克服自身缺点，求新、求变，以求丰富学术成果的良好势头，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正成为宋代文学研究队伍中的生力军。这一切都预示着宋代文学研究必将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收稿日期]20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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