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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高官背叛祖国
1978年4月9日傍晚，我们到联合国秘书处大会事务部中国职员周梅宝家吃饭。应邀出席的中国同事基本到齐了，惟独不见负责维持和平行动的司长刘虎，大家只得等着。我们几个人正坐在一角的沙发上闲聊，突然刘虎驾到。他转了一圈，很快参加到我们中来，并且严肃地说；“舍甫琴柯前天叛逃了！”我们当然都很吃惊。怎么，苏联在联合国总部的最高职员、政治和安理会事务部部长、副秘书长竟然叛逃！这真是奇闻。刘虎在38楼（秘书长所在地）办公，自然消息灵通。4月11日，《纽约时报》才用醒目标题报道：“苏联公民、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助手在联合国叛逃。”
在联合国建立至今的历史上，这桩关于苏联的奇闻可说是“空前绝后”，在当时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我自然很关心，因为在舍甫琴柯手下当安理会司副司长已近一年，既觉得他可鄙，更觉得苏联可悲。其时，我们是把苏联作为“社会帝国主义”看待的，在联合国发言总是“一个超级大国如何如何，另一个超级大国如何如何”，两霸一起反。安理会开会时，尽管我经常坐在他的身后作为随员，同他讲话却只有一次，就是1977年上任后对他的例行“拜会”。总共没讲十句话，所得印象是：“一个背有点儿驼、戴厚眼镜、比我年轻的“一介书生”。听说，他是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亲信，当然是强硬派，没想到转眼间成了叛徒。
1984年，我出使丹麦，友人给我一本舍甫琴柯叛逃后写的《与莫斯科决裂》。原来，他于1973年到联合国，1975年就投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时，舍氏要美国帮他脱离苏联，美国则乘机要他先为美国搞情报，于是陷入“人不人、鬼不鬼”的境地。美国人对他说；“你同葛罗米柯等人工作关系密切，知道他们怎么想，知道莫斯科和苏联在纽约代表团的幕后情况，可以帮我们了解苏联采取什么政策、政策是如何和由谁制定的。”舍明知美国要考验他，要其付代价，但既然已在美国掌握之中，不干也不行了。舍在书中说，他曾表白自己不是克格勃人员，不懂情报技术，没受过专业训练，做起来很危险，也许一动手就给抓住了。美国人自然不听他的。他提心吊胆地为美国窃取情报直到1978年3月，终于被发觉。莫斯科来电要他回去，他惊惶万状，同美方商量后决定叛逃。
秘书长手下留情
作为国际公务员，舍甫琴柯同美国的交易增加了复杂性。美国不能接受他政治避难，要避免造成他被美国裹胁的印象，而舍自己也要利用联合国高级公务员的身份同秘书长和苏联代表团周旋，主要是他需要联合国的优厚薪金，因其同联合国的合同尚未到期。美国安排他通过律师与联合国秘书处和苏联代表团交涉，好像完全是他自己的行动，与美国无关，以免涉及外交问题。因此，在叛逃前，他要联合国保卫人员把他在35楼的办公室封锁，似乎他因公出差，暂时离开纽约。刘虎告诉我们这桩奇闻时，38楼正为此作难：苏联代表团要人，舍的办公室不能打开，而秘书长又在欧洲，总部无人做主。
舍甫琴柯的打算是保持联合国副秘书长头衔，迫使苏联政府不伤害他的家人，不没收他在莫斯科的住房，并且要联合国给他一笔钱。联合国发言人于4月10日宣布说：“舍甫琴柯通知秘书长他已离开办公室，并就此提到他同其政府的分歧；我们现正努力弄清情况，因此眼前他算是告假。”换言之，他暂时保持副秘书长的身份不变。显然，这是还在欧洲的瓦尔德海姆的主意。舍最担心的是瓦在苏联政府压力下把他正式解职，也就是开除。他的美国律师曾援引条文告诉他，在特殊情况下，秘书长有权这么做。舍特别向秘书长的秘书表示，他无意将事情闹大，希望静静地解决问题。他指望，在美国疏通下瓦尔德海姆会对他手下留情。事实也确实如此，联合国负责行政和人事事务的副秘书长正在寻求两方面都过得去的妥协方案。
瓦尔德海姆回纽约后约舍甫琴柯于4月25日见面，会见地点就在38楼秘书长办公室，以显示舍仍然具有联合国副秘收身份。这其实是最后的交易拍板。舍首先表示，他不想给秘书长增加麻烦，希望友好地分手。他终于签了一纸退职协议，联合国秘书处则付给他7.6万美元，包括累积的养老金、未使用的年假补贴、最后的薪金等。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舍还想要瓦帮助保护他的家人，瓦则用外交辞令搪塞说：“我会尽力，但你比谁都清楚，我能做的是不会有效的。”
一个“扭曲了的灵魂”
舍甫琴柯叛逃时只有47岁，在苏联外交界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他是乌克兰人，其父是医生，二战结束前曾奉命参加雅尔塔会议，为病重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病。舍甫琴柯的童年是幸福的。1949年，他考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留院续读研究生。葛罗米柯的儿子和他是同学，由于两人合写《争取和平裁军斗争中国会的作用》一文，得以见到葛，受到葛的赞赏，于是进入外交部。他于1958年第一次作为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到纽约开会，1960年随赫鲁晓夫到联合国，1962年参加日内瓦裁军委员会。1963年-1970年，他被派往联合国代表团负责安理会事务，从一秘升到公使。接着，他成了葛罗米柯的顾问。葛曾几次派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国访问，至1972年底让他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即升为苏联几个最重要的驻外大使之一。
舍甫琴柯步入外交界一直春风得意，在莫斯科有住宅和别墅，钱也不成问题，家庭又美满，何苦叛逃呢？他自己表白说，苏联背叛了十月革命的理想，克格勃横行霸道，迫使他采取这一行动。他要在国外同苏联政权斗争。可是，他能取信于人吗？出走时，他留给妻子一封信，而她一发现就将它交给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自己立即被送回国内，不过一个月就死去了。一子一女无法见面，他竟写信求葛罗米柯让他女儿出来，当然没有下文。总而言之，妻离子散，他难道不受良心的谴责吗？20余年已经过去，苏联已不复存在，舍甫琴柯也已无声无息。回顾联合国的这一奇闻轶事，不能不令人浩叹。对于舍甫琴柯这个人，只能说是特殊体制下产生的一个“扭曲了的灵魂”。他如尚在人间，也是不会过着心安理得的日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