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健康论文,同伴论文,青少年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7）04—0076—04
一、引言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该领域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包括社会传媒、教养方式、个体因素以及同伴关系等。很显然，良好的同伴关系既可以促进个体社会认知和社会技能的发展，也有利于增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消极的同伴关系不仅对青少年学业成绩和人格发展有阻碍作用，而且有可能导致不良行为、情绪问题乃至心理疾病的发生。大量研究表明，在学校被同伴拒绝的儿童比有良好同伴关系的儿童更容易辍学及参与不良行为活动或犯罪，在青少年时期或成年早期也更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1]。与其他影响因素不同的是，青少年同伴关系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目前还不明了，这是因为不仅同伴关系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同伴交往可以有不同的水平，而且心理健康既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反应指标。此外，同伴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也使两者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二、研究领域及其进展
1.同伴关系与学校适应
学校适应主要指学校情境下与学业成就相关的表现，如对学习和学校的态度、成就动机、自我规范技能以及学习声望等，它是青少年时期心理健康的主要指标。大量研究表明，不受同伴欢迎可预测学习困难、留级、较高的逃学率和辍学率，同伴关系的质量对青少年的幸福感和适应能力有重要影响。Diehl等人考察了小学生同伴接受、朋友关系、社会地位等在儿童对学校和学业成绩态度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同伴接受性和朋友地位可以准确预测学业成绩，学校适应的差异既与儿童的社会地位有关，也和他们是否有朋友显著相关[2]。国内的相关研究证实，被同伴拒斥的初中生其数学学习自我概念、一般学校自我概念等方面均显著低于受欢迎、被忽视、有争议的学生，他们遇到挫折时的问题解决应对方式也显著低于上述学生[3]。
同伴团体促进了某些学业特征的社会化，Ryan等人发现，学生在秋季学期中的同伴团体状况可预测一年后对学校的喜好程度及其学业成就[4]。国内研究者的追踪研究也表明，儿童在初测时所属同伴团体的社会能力越强，社交性越高，学业成绩越优异，则两年后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也越好[5]。但是，如果儿童初测时所属同伴团体属于被同伴普遍拒绝的团体，那么个体在两年后被同伴拒绝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所属同伴团体是存在学业问题的团体，那么儿童在两年后存在学业问题的可能性也更大。可见，儿童跟谁交往、如何交往以及交往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校的表现。
Schwartz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同伴团体对学校适应的潜在影响，研究者通过纵向的方法考察了同伴团体中的欺侮与学业活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经常遭同伴欺侮的儿童无论在一致性水平还是预测力水平上均与糟糕的学业活动紧密相关，同伴团体的欺侮对学业困难的预测以抑郁症状为中介[6]。最近，Buhs等人对同伴团体拒绝与儿童课堂行为表现和成绩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构模型分析表明：不同形式的同伴虐待在早期同伴拒绝与学习成绩变化之间起中介作用；早期的同伴拒绝与递减的课堂分享行为和递增的学校逃避行为相联系，长期的同伴虐待在上述关系中起中介作用；长期的同伴排斥在同伴拒绝与课堂分享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而长期的同伴虐待则是同伴拒绝与学校逃避行为的中介因素[7]。
2.同伴关系与问题行为
同伴关系对行为的影响涉及从一般问题行为到比较严重的行为障碍（如ADHD）。国外有调查显示，青少年群体中有50％以上曾经饮酒，20％抽过烟，12％吸过大麻毒品，4％有过不当性行为，在大量影响因素中，同伴关系与上述对健康构成风险的行为密切相关[8]。纵向研究表明，同伴特别是同性同伴对青少年吸烟、饮酒、吸大麻以及性行为有显著影响，他们很可能是这些高危行为的真正起因[9]。研究发现，最要好同伴的吸烟行为对青少年吸烟行为有直接影响，两者之间有显著相关[10]。研究者同时指出，同伴对吸烟等高危行为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两者的关系因同伴社会网络位置不同而异，研究表明，早期完全孤立者比有同伴成员的青少年更可能尝试吸烟，而年长青少年中有较多同伴成员和联络的青少年比孤立者更可能染上吸烟习性[11]。总之，同伴和同伴群体的行为比家长的影响能更准确地预测青少年危害健康的行为[12]。
在同伴关系中，低同伴接纳是导致青少年问题行为和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物质滥用（如吸毒）的危险因素。Lianne等人考察了儿童9岁时教师评定的同伴交往问题与其18岁时自我报告的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同伴交往问题最多的儿童后来沦为少年犯、物质滥用者及自杀比率是同伴交往问题最少儿童的8.8倍[13]。Mitchell和Annette的纵向研究还表明，青少年的同伴接纳可以减缓童年期攻击性的消极影响，而同伴拒绝则可能增加青少年的物质滥用和性冒险行为[14]。一项同伴对冒险行为、冒险偏好及冒险决策影响的对比研究发现，被试在同伴团体中比独处时倾向于冒更多风险，采取的风险决策也更多，同伴对青少年冒险行为和冒险决策的影响显著大于青年人和成年人[15]。这证明在青少年时期，同伴影响在解释冒险行为时起了重要作用。
除一般问题行为以外，同伴关系与行为障碍也密切相关。Mc-Ardle等人关于同伴关系与活动过度和行为障碍的研究表明，11～12岁时的社会孤立与行为障碍相关显著，社会拒绝既与行为障碍和活动过度的联合相关，也与低认知能力和行为障碍的联合相关[16]。研究者推断，同伴孤立和拒绝可能是年长儿童行为障碍最有力的预测源。该推断在随后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Rabiner等人发现，那些被同伴拒绝的青少年在童年晚期的报告中有更多的注意缺失，活动过度障碍（ADHD）症状[17]。与正常儿童相比，ADHD儿童有更低的社会喜好和更高的社会冲突，他们更少被人喜欢，有更多消极的同伴关系，且经常被高社会喜好儿童提名为没有朋友的人[18]。尽管我们目前还很难确定同伴关系与行为障碍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从研究结果分析，通过改善同伴关系来矫正行为障碍仍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3.同伴关系与情绪问题
社会焦虑和抑郁、孤独感、社交恐惧、幸福感等情绪体验常常伴随着同伴交往过程，遭同伴拒绝、被同伴孤立容易使青少年产生社会焦虑和孤独感；受同伴欢迎、被同伴接受则会使他们体验到自尊与幸福。友谊不仅使青少年有了群体归属感，而且也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国内研究表明，同性朋友的肯定与支持对初中生正向情绪、负向情绪等心理健康状况的预测作用甚至超过了其父母的影响[19]。生活中，那些缺少朋友、交往困难的青少年不仅承受着情绪低落的困扰，而且经常用动作而不是用言语表达情绪，并伴随不同程度的情绪问题。在抑郁情绪的发展中，早期的同伴关系起了因果性作用。Kiesner发现：即便控制了时间1（T1）的同伴地位和抑郁症状，T1的问题行为仍然预测了时间2（T2）的同伴地位和抑郁症状；即便控制了先前的抑郁症状水平，T1的同伴地位仍然预测了T2的抑郁症状[20]。
为了揭示同伴关系对社会焦虑和抑郁的影响，Lagreca和Harrison从一般同伴关系（同伴归属和同伴欺侮）、朋友质量以及浪漫关系等多重水平考察了青少年人际功能对抑郁和社会焦虑症状的预测作用。正如研究者预期的那样，同伴归属、积极的朋友质量以及亲密关系可以减少青少年的社会焦虑体验；而关系性欺侮以及与朋友的不良交往可以预测高社会焦虑；高同伴归属感阻止了抑郁情绪的产生，而关系性欺侮和消极的朋友质量以及浪漫关系则预测了抑郁症状[21]。另有研究表明，关系性欺侮在一年后预测的是社会恐怖症状而不是一般社会焦虑和逃避，对于男孩而言，社会焦虑和社会恐怖症状的增加与关系性欺侮的增加呈正相关[22]。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同伴关系对社交中负性情绪的潜在影响。
尽管孤独感是一种正常的体验，但是在那些长期体验孤独感的儿童身上，孤独感可能引发情绪障碍（如孤独症）。大多数关于孤独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儿童在校的同伴关系对其幸福感体验的作用，他们的孤独感受其同伴接受性、是否公开受欺侮、是否有朋友以及朋友关系的持久性和质量等因素的共同影响。Storch等人针对女性青少年独孤感的研究结果显示，同伴公开的和关系性的欺侮与对消极评价的担心、新环境下的社会退缩及孤独感相联系，而来自同伴的亲社会行为在关系性欺侮对孤独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23]。为了深入探讨同伴关系对孤独感的作用机制，周宗奎等人考察了社交自我知觉在同伴关系变量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社会喜好、友谊质量、社交自我知觉与孤独感相关显著；社交自我知觉在同伴关系变量与孤独感之间存在中介作用[24]。
三、研究趋势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同伴关系是儿童社会化进程中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同伴关系对儿童心理—社会发展的影响，包括心理社会适应及行为表现的诸多方面，这些研究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同伴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线性关系。近年来，该领域一方面继承了早期的研究传统，更加全面、细致地考察了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学业、行为、情绪及人格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同伴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无论是行为层面还是情感层面，大多数研究者都试图揭示影响两者关系的中介因素。借助于结构模型和路径分析而不是简单的相关分析，研究发现早期的线性相关可能是一种假象，因为在同伴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大量中介变量的影响。此外，与早期的研究相比，近期该领域更加注重研究的生态效度，研究者力图从社会网络结构和不同文化层面来揭示两者的关系。
通过大量的研究综述我们发现，在同伴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广泛而又复杂的联系，而要真正揭示两者的内在联系，则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一，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如果从同伴关系的不同类型（如亲密程度）及同伴交往的不同层次（如个体的还是互动的）来探讨这种关系的话，那么两者的关系亦将更加复杂。事实上，在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中，同伴是至关重要的中介系统，我们很难穷尽这一系统的方方面面。但是可以推测，通过预设同伴关系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来建构某种理论模型，借此将两者的相互作用以及影响两者关系的各种中介变量有机地整合起来，是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
问题二，已有的研究更多关注于消极同伴关系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而对于积极同伴关系对心理适应、亲社会行为以及健康情绪（如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则缺乏实证性的研究。很显然，有好“人缘”、好朋友，本身就是健康生活的体现。此外，对于同伴关系在极端行为（如自杀或杀人）和心理疾病（如社交恐惧症、抑郁症）中的作用，研究者也没能够给予足够重视。换言之，从健康情绪到一般性适应不良直至心理疾病，同伴关系都可能起作用，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同伴关系对心理健康“两极”的影响。
问题三，关于影响机制的问题。要真正揭示同伴关系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首先必须建立在对两者的本质及其相关问题详尽分析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我们预计，如果将同伴交往划分为个体、互动、关系以及群体四个层次的话，那么上述四个层次对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应该有不同，其中的一些中介变量（如情境、状态或特质）可能在一种关系中起作用，而在另一种关系中则效果不明显。
问题四，同伴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随性别、年龄及原有健康状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的不同而有差异。Rose等人在近期提出的“同伴社会化模式”中指出，与性别有关的同伴关系对于男、女青少年的适应有重大意义，例如，女孩比男孩对他人的悲伤及她们在同伴关系中的地位更敏感，而男孩比女孩更有可能在同伴面前表现身体或言语侵犯[25]。此外，同伴关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随年龄阶段的不同而异，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必须考虑人口统计学变量的中介作用。
最后，无论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在哪一层面、何种水平产生影响，未来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将同伴关系作为青少年不同层面的心理健康及高危行为的预测源，建立起同伴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预测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青少年心理健康变异中同伴关系方面的可操作性预测指标，为通过改善同伴关系、促进同伴交往等措施来增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收稿日期：2007—03—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0270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