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分不开--论苏南改革的周耀庭_南风窗论文

“红豆”分不开--论苏南改革的周耀庭_南风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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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的变局,已是一个焦点。本刊在2002年6月(上)推出《新苏南胎动》的独家策划,自然引起了业界的共鸣,其中包括相当一批作为整个苏南乡镇企业历史发展的代表性企业和企业家。

对比珠三角曾经的“四小虎”(东莞、顺德、中山、南海)之争,历史上的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之争,以及现在出现的东莞与苏州之争,甚至隐含的苏州、无锡、常州之争,人们看到了几种力量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外资力量的推动、私企的兴起、乡企的撤退。在新的竞争格局下,这些身处历史与现实洪流中的“强人”不能不面对旧“苏南模式”终结、大批乡镇企业从苏南渐渐退出的变局,并从中探索新的发展机会。

红豆集团(以下简称“红豆”)的董事局主席周耀庭当是其中的一个人物。作为乡企代表的红豆曾备受瞩目,在2000年左右的一段时间,传媒曾经将鲁冠球父子、横店徐文荣父子、吴仁宝父子以及周耀庭父子在企业的关系,作为乡企大换班的典范,并由此引申“第二代少帅”能否撑起乡企半壁江山的提问,但令人更为关注的是,红豆是苏南最早改制的乡镇企业之一,时间在1993年这样敏感的时间段,显然这是一个提早的“历史行动”。在苏南大变局的今天,九年前发生的事件及其演变的结果,显然也成为一种关照现实的坐标。为此,本刊与红豆有了如下的对话。

改制的“红豆”变成了什么企业

《南风窗》:据说,红豆是苏南最早改制的乡镇企业之一,时间在1993年这样敏感的时间段,那么,经过长达九年的历史后,您认为红豆到底成为了一个怎样的企业?

周耀庭:1993年改制的时候,有人说我周耀庭在搞资本主义,1999年又有人说我是社会主义,因为坚决反对把集体经济分掉,完成所谓的“改制”。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企业?企业的性质是集体的。红豆有1350个股东,有56个大股东。

《南风窗》:红豆的股权结构情况怎样?红豆与地方政府的产权关系如何?

周耀庭:我们起家时是镇办企业,1992年改制的时候,我们提出镇政府的股份应当控制在20%以内,镇政府不同意,他们要占50%以上,占控股地位。我认为不对,因为控制的那一部分产权不明晰,镇有资产是人人所有的产权结构,全镇人民对资产没有关切度,对企业来讲,员工没有原动力。1993年定了下来,镇政府从原来的51%退到了30%。我们企业的员工把奖金、报酬不断放到企业里,进行增资扩投,政府的分红每年都拿回去,所以政府的股权结构逐年缩小,到现在,政府的股份只占10%。镇政府现在又变了,他们要在股本结构中占少一点,并想把股本变现拿回去,我认为不行,10%一定要有。

《南风窗》:你作为董事局主席,年薪是多少?股份是多少?

周耀庭:我对下是开放的,1995年,我们百万年薪招聘总经理。我们效益好的三级企业的厂长工资不算,年终奖金有的就拿20多万元。对于我来说,你可以这样算一下,从创业初期到现在,累计工资有88万元。企业的一把手拥有一定的股份,可以长治久安。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因为他有了控制权,可以使企业经久不衰,1993年改制的时候,有人说我是资本主义,为了避嫌,我自己定了调子,我个人的工资由政府给我,直到现在。对干部的工资,平时是计时工资,年终是责任承包效益工资。我的股本现在占红豆集团总股份的3.5%。

《南风窗》:你是红豆的一把手,只有3.5%的股份,能控制住这个企业吗?你认为将来会不会再高一点?

周耀庭:很多人劝我,应该拥有30%的股份,不能少于25%,因为拥有股份多一点,可以增加对企业的控制力。但为什么只保留3.5%的股份?对我个人来讲,我有吃有穿,钱的多少并不重要,事业比钱更重要。换一个角度讲,在20世纪末期,私营企业对我们这种体制的冲击非常大,我的股份少一点,可以平息民心,如果我的股份多了,报酬高了,他们会有想法。我认为,即使是3.5%的股份,我还是能够控制得住,暂时没有关系,如果镇政府认为周耀庭的股份太少,超过部分可以设置董事长股份,谁当董事长谁就拥有这个股份。在红豆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董事长可能很有能力,但没有多少钱,设立董事长股份,就可以使这个董事长在股份上拥有绝对优势,谁当董事长,谁就拥有这个股份。

《南风窗》:你是董事局主席,只占3.5%的股份,那么集团董事局的董事加起来占整个股份的百分之几?整个产权结构是怎么组成的?

周耀庭:我们董事局的董事有53名,拥有集团股份71%,镇政府10%,董事局之外的干部员工占19%。

《南风窗》:2000年,媒体曾就鲁冠球父子、吴仁宝父子、徐文荣父子和周耀庭父子的现象,讨论过乡企第二代能否扛起“半壁江山”这么一个话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耀庭:接班问题要任人唯贤。任人唯贤,就是把贤人当作亲人,任人唯亲,就是把亲人当作贤人。当然,用贤不避亲。关于新老交替,不是一下子就交,一下子交会出问题,我要退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实际上我经营管理已经不搞了,我现在只抓“决策、立法、用人”。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猛将来自行伍,臣相来自州县”,一直在我身边的人不一定能完全接得了我的班,“臣相来自州县”嘛,因为他有实践经验。我儿子周海江干得的确不错,如果儿子不行,我是选儿子还是要事业?我肯定要选择事业!儿子真的很行,选儿子接班当然更好。

《南风窗》:中国的经济有很多“模式”,在各种模式一波涌起、一波落下的情况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话题,红豆集团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周耀庭:我们说,条条大河通大海,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大海”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不能去照搬他们的做法,但要总结他们的经验,跟国际接轨,取其之长,补己之短。我们是从股份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的企业是先分成个体经济,这样便走了弯路。最好的经济结构是“投资主体是个人的,而企业性质是集体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这种经济结构既有私营企业的活力,又有集体经济的各种优势。红豆已从起家时的感情经济、利益经济到能人经济的阶段。因为企业起家时都是感情经济,当时上海、北京的大学生不会来乡镇企业工作。发展到股份制形成的利益经济,以后建立了母子公司的体制,形成了法人治理结构,积极推进了股权多元化,实施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实现了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的三权制衡。

《南风窗》:改制后,目前你最担心的事是什么?

周耀庭:经过两权分离之后,现在我在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所有权机构与经理层的关系。这是企业在母子公司之后才能想到的问题,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母公司控制强了,子公司就会弱了甚至死了,如果子公司强了,母公司就会失控,怎么把握这个控制力是个大学问;另一个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关系,董事会是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他授权经理操作执行,经理是高级职员,高级打工者,这个关系一定要处理好,这就是主人如何与总管家处理好关系,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两个关系。

“拆分是一个倒退”

《南风窗》:作为整个苏南乡镇企业历史发展的见证者,作为当时乡企的代表性企业和企业家,你如何看待目前在新的竞争格局下,“苏南模式”的终结,大批的乡镇企业从苏南渐渐退出的历史局面?现在,很多地方撤并了乡镇企业局,也有的企业家回避“乡镇”企业这两个字,而称之为“民营”企业,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周耀庭:苏南乡镇企业是集体经济,是在乡镇的集体经济上起家的。要不要乡镇企业这个名称,我想问,为什么不要称乡镇企业呢?我们国家有乡镇企业报,有乡镇企业法,乡镇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历史是光荣的,为稳定农村,富裕农民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峰队。有人讲不要讲乡镇企业了,称大型企业、中型企业等,我认为只要国有企业的名称存在,乡镇企业的名称就该存在,如果我们国家不称国有企业,不称民营企业,不称私营企业,统统称之为大、中、小型企业,乡镇企业这个名词肯定自动淡出历史舞台,关于“苏南模式”这个说法,我认为“模式”容易受条条框框的限制,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模式”问题。

《南风窗》:苏南以坚持集体经济创造了“苏南模式”,而现在苏南很多地方又流行这样的口号:大力发展个私经济。你是怎样看待这样一个问题的?

周耀庭: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有的地方很穷,经济落后,发展个私经济肯定对,因为个私经济是新的增长点,但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大力发展个私经济的提法肯定会误导一部分人把好好的集体企业分掉。

几年前,也有人劝我把“红豆”分掉,我认为太容易了,在组织形式上,我们下面的各个子公司如同大蒜头,掰开就行了。当时,我的朋友,甚至我的领导都希望我把红豆变成私营企业,公司内部的人也有这种想法,因为“私营企业”牌子响。这不是方针上的问题,而是导向的问题,好像公有制企业不如私营企业牌子响。有的地方政府大谈改制,以牺牲规模经济为代价,来取得所谓改制的成功,把形成规模的集体经济分掉了。我认为,企业还是要规模化,集团化。形成规模的企业好比一个人,有的地方为了求得改制的成功,把一个人的头、四肢、躯干分成六块,变成六个私营企业,这是以牺牲规模为代价,这是一种倒退,过了几年以后,私营企业还是要组建集团的,所以,回头路不能走。我1999年写了一篇文章叫《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2001年为了试一试集体经济的力量大还是私营经济的力量大,在内衣生产上上规模,内衣产量达到2300万套,使周围的一些私营服装厂倒下了一批,我称之为内衣战略。

我明文规定,红豆的厂长经理不得在家办企业,坚决反对“一家两制”的“脚踏两条船”现象,如果搞私营企业,你可以回去一心一意搞自己的私营企业,但必须辞去红豆的职务。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是新的集体经济,“大家都有,平均所有”的旧的集体经济肯定要被淘汰,红豆1993年就淘汰了这种体制,我们现在是“大家所有,不等所有”,企业里面有1000多人参股,实行“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如果把红豆分掉,形成私营企业,只能调动几个人的积极性,而这样可以调动大部分人的积极性。私营企业在用人上大部分是用亲朋好友,不利于发展。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500强企业中,没有一个是个私企业,因为个私经济是“感情经济”,好像一个田螺,他不想长大时可以繁衍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它如果想长成老鼠那么大,羊那么大,猪那么大肯定不行,因为个私经济只能在家族或情感经济的“螺壳”中运行,它要大肯定要死,所以只能在“螺壳”中运行,要么打破“螺壳”。

我认为,只有股份经济才能经久不衰,私营企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们常说,能人不过三代,如果说一个私营企业搞到一个亿,这个企业家肯定是能人,他的下一代呢?也是能人,那么他的孙子也是能人吗?过去的皇帝可以讨很多老婆,生好多孩子,找最聪明的人教育他的子女,最后还是保不住自己的位置。我们现在辛辛苦苦地创业,如果三代以后这个企业没有了,那么何必当初这样辛苦呢?所以只有股份制才能形成能人经济,只有能人经济,才能形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个体经济根本就不可能两权分离,只有股份制,才能让最有能力的人当总经理,最有钱的人当董事长、再加上监事会,形成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股权多元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

《南风窗》:为了鼓励、引导发展个私经济,有的地方镇长、村长等在职干部带头办企业,您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耀庭:我认为不太好。有的地方个私经济上不去,干部采取没有办法的办法办企业,但这不是上策,最多是中策,他们的宗旨是为了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但忽略了一个问题,镇长等干部办企业,利用了政府的权力,如果说我的老婆开了饭店,我是镇长,镇里来的客人都在这个店里吃饭,100元可能报销200元,吃了300元可能报销1000元,这肯定不好,如果镇长的儿子在精减人员时被裁了下来,开了一个小卖部,政府招待客人的香烟都从这里拿,烟都是假烟,而价格可能比真的还贵,这很容易产生变相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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