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财富的增长——为什么一个富裕、民主和更和平的时代在前头（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富裕论文,民主论文,和平论文,财富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寅通 译
〔编者按〕本文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亨利·罗恩，曾任兰德公司主席，现任美国国防委员会主席。罗恩在美国学术界、政界和军界都有较大影响，经常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据作者本人称，此文的目的之一是批评当前相当流行的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本刊已译载）。罗恩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逐步缩小，更多的民主国家将会出现，世界会变得更和平一些。罗恩的观点反映了美国战略思想家对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战略考虑，值得重视。
本文系作者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讲课材料，本刊独家发表。全文较长，本刊将分期译载。
一个在一代人时间里可以使世界大多数人变得富裕或比今天富裕得多的过程已经开始。现在的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收入和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将会有很大的接近，由此将产生很多重要的影响。其中之一是世界会变得更民主，另一点是世界可能更和平一些。并不是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富裕的，孟加拉就是一个很好的相反的例子。但所有的富国均是民主国家，这两者在世界范围内有很高的相关性。至于出现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的前景问题，由于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当民主国家数量增加时，假如其他条件不变（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战争的发生率定会相应减少。
这一前景由于存在以下种种问题看来似乎难以成为现实：帝国崩溃（前苏联）、人口的高增长（非洲、阿拉伯世界）、种族和宗教冲突（巴尔干、印度、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地区、高加索地区）和经济上的“破坏”性政策（乌克兰、尼日利亚）所造成的动乱等等。而且有些地区性的环境状况很严重，还在恶化中（中国），至少有一个全球范围的问题（地球变暖）将变得非常严重。然而上述前景不是即将到来的或十分遥远的乌托邦故事，而是告诉人们一个事实——一些带根本性的确确实实在起作用的力量。
经济政策失当、社会能力低下——两大对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正在减少之中。经济政策失当，就会造成物价不稳定和失业，使国内价格偏离国际市场价格，使国有的和国家管理的产业效率低下，从而使贸易占的比例较小、外国资本和技术都很少、新企业的诞生障碍重重。这类错误现已普遍地获得纠正。迄今为止一直对外来资本持敌对态度的国家已开始鼓励外国投资；进口替代战略也已被外向型战略所取代。
这种政策改进反映了对发展必不可少条件逐步有所理解。两个经济上毁灭性政策的来源是经济上的民族主义（通常被解释为要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社会主义（要求自给自足）。他们的明显失败导致他们在过去的10年中转向市场经济，这是危机和机遇双重作用的结果。1991年12月31日苏联的消失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正式死亡的日子，标志着一次伟大社会试验的终结，这次试验造成了很多国家的贫困。当社会主义理想死亡以后，有人建议走第三条道路，但正如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财政部长克劳斯(V.Klaus)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第三世界的道路。自然，所有现代资本主义体制实际上都是福利国家，即使香港也有很大一部分政府补贴的住房。德国人将他们制度的这种两重性称作“社会－市场”体制，最近中国人响应德国前总理艾哈德的说法，改名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但“市场”和“社会”所占比例及它们的性质很重要，发展中国家现在对这一点的理解要比10年以前深刻得多。
我们可以将此比喻为想像中的一个船队的命运。早些时候刮的是国家主义之风，有的船船长坚定有力，全船均服从其指挥，使船能顺风行驶。毛泽东、纳赛尔、铁托和其他人做到了这一点。在某个时间这些船只中的大多数搁了浅或被已改变了航向的船只超过，另有一些船只在为谁掌舵、控帆、管理货物（已有一些被抢走）而争吵着。这些船只的航向当然是飘忽不定的，但当时的风将它们刮向国家主义。现在风向变了。现在有些船长很稳定地驾驭他们的船只顺风驶向资本主义，这些船长中有邓小平、萨利纳斯(Salinas)、克劳斯(Klaus)，而其他一些船只上水手之间的斗争仍有继续，但这时的风向已使这些船只驶离国家主义。
很多国家通过试验，错误和观察别人的成功和挫折积累经验。发展中世界经济自由化模式的效果在东亚得到最明显的表现，这表明很多国家在几十年时间里做到从很低的基础出发实现持续高速发展是可能的。考虑到这个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他们不仅为他人树立了榜样，而且这一成就本身也具有世界意义。这也表明并非只有白人或日本人才有理由向往富有。
亚洲奇迹般的增长的确给人以教益，对此世界银行最近作了研究。研究认为这来自有效的管理和对问题的恰当处理，及理顺了一些基本的关系：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向世界市场开放、高积累高投资、迅速增加人才资源和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其中有几个国家还做到了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过份扩大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其他地区很少有国家能与这个地区的成就一比高下，但也有不少国家干得似乎比以往好了一些：印度所实行的自由化措施仅仅在几年前都看起来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智利是拉美的带头羊，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及其他一些国家跟在后面；从苏联帝国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正在脱离社会主义，但快慢不一，有的基本上原封不动（如乌克兰）、有的则在全力向前跑，（如捷克、波兰、波罗的海国家）。
走向富裕的第二道障碍是社会能力的低下，这包括有些社会中存在着的很深的社会鸿沟；统治不稳——有时则表现为暴力政治动乱；高度扭曲的收入分配——反映了统治集团缺乏公众心和社会精英行为的轻率；劳动力缺少技术而且健康状况较差；政府和企业机构效率低下等等。但发展趋向是积极的，教育水平在不断地提高，包括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这是很重要的。通过更多地参预世界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所带入的技术，企业组织也在慢慢地学习中。如果要吸引外来资本并将其留住，就需要明晰产权和稳定的对私营企业的政策，对此人们已越来越理解了。
两个因素极大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工业化国家选择发展道路：一是政治独立导致人们普遍地感到也要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理想。两者都意味着国家要对经济实行高度的控制。两者都沿着这条道路走到了80年代，而10年以后却是经济自由化占据了支配地位的时代，有人也许会说（经济）自由化模式的吸引力随着形势的发展将其推向前台后也会逐步减弱，因这种有利形势已经过去。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对此我将在下面加以讨论。
尽管存在着政策和社会能力上的障碍，不富有国家在过去30年中的增长（指199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8000美元一年的国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实际收入增加2%一年，从1960年到1990年增了1倍。这一增长率要高于联合王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增长率，也高于19世纪美国的增长率或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30年代的增长率。但他们互相间的差别也很大。增长速度低的乍得年增长率为-2.8%，高的新加坡为7.5%。由于同期的富国的增长率大致和非富有国家差不多，因此两者的总体收入水平的差距并未缩小。
然而推论说，过去30年的成功发展仅局限于东亚那将是错误的。好几个非东亚国家包括博茨瓦纳、埃及、巴西和塞浦路斯相对地说干得也不错。东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大部分高增长率的国家集中于该地区，而且由于这个地区人口众多，使它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从1960年到1990年的30年中，仅中国一个国家就在发展中世界的整个人均增长率(3%)中占了0.5%（即1/6），（而且只是在最近12年中才出现高速增长）。
经济政策的变化
自8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实行了经济自由化政策。虽然决非所有这些改变都和布赖顿森林协议有关。表一中例出了从1980年到1993年16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10项政策变量的变化情况。
表一：1980-1991/9310大经济政策领域变化趋向
说明：++表示有重大改善；+表示有改善；＝表示无改善；－表示退步。（在表中我将南、北朝鲜计算为一个国家）这16个国家1990年总人口达33亿，约占不富有国家人口总数的75%，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10大政策变量是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在其最近所写的《政治经济学的政策改革》一书所归纳的：
1.财政预算：通过恰当计算包括省级政府预算、国有企业和中央银行的预算以后的国家预算赤字的支付应不导致扩大税收，这很突出的一点是意味着基本预算要无赤字（指将还债费用计入之前的预算数额），盈余额能达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操作赤字（未计入因通货膨胀而增付利息部分）不高于GDP的2%。
2.分清公共开支的轻重缓急：政策改革包括将开支从政治敏感领域——指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利润率的原则而支付的开支，如行政管理费用、国防费用、撒胡椒面式补贴费用等等，转到被忽视的经济利润高的领域和具有改善收入分配的潜在可能性的领域，如基本卫生保健、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3.税制改革：该项涉及扩大税收基础，减少边际税率。目的是增加刺激、改进横向不平衡状况而不减少现有（税制）的进步性。改进税收管理是扩大税收基础的重要方面。
4.放松金融控制：放松金融控制的最终目标是由市场决定利率。一个理智的暂时的目标是取消特权借款人的优惠利率，采用银行能适度盈利的利率。
5.兑换率：一个国家要有一个统一的汇率，这个汇率要有足够的竞争力来推动非传统出口领域的高速发展，并使出口者对于在将来也能保持汇率的竞争性感到放心。
6.放松对贸易的控制：对贸易数量的控制应迅速以关税来加以取代，关税应当逐步减少至10%（最多不超过20%）的统一低关税率。
7.外国直接投资：阻碍外国企业进入的障碍应当扫除，应允许外国企业、本国企业在相同的条件下竞争。
8.私有化：国有企业应当私有化。
9.放松控制：政府应当废除那些有碍新企业组成或限制竞争的规定，并确保所有的规定均出于安全、环保和适当的财政监督而制定的。
10.产权：司法机构应当在不过分增加负担的条件下提供可靠产权。
在表一所列的16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呈现退步状态，尽管说尼日利亚和巴西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也是公正的。表现出最具积极变化的国家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印尼、墨西哥，以及一个对一些人来说也许感到吃惊的国家——越南。在表一中南朝鲜的表现并不突出，因它的政策在80年代初就已经相对而言比较好了。（如果北朝鲜的情况也记录在这里，它的制造贫穷的政策则没有什么改变。）由于俄罗斯宏观不稳定状况及近年产量的下降，也许人们会对本文对它的肯定性评价提出疑问。但考虑到它在1980年的情况，它是在从一个前景凄惨、效率绝对低下的体制向一个可能走向繁荣的制度过渡，而且过去几年所记录到的产出下降的产品，有一部分根本就是一些无用的东西。
很自然人们会问，最近的这些变化导致了整个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善吗？到1992年为止能看得到效果的国家有中国、印尼、韩国、土耳其、伊朗、泰国和越南。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在1980年以后逐步采取自由化措施呢？尽管早在此前10年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经济自由化的态度已明显开始减弱，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人们会对现有做法如此感兴越。对停滞不前、维持国家主义和低效率的一般政治经济学解释是，现状受益者运用政治力量来支撑旧的低效率，并生产出新的低效率，因他们可以从中谋取私利。维持现状已与他们的私利紧密相联，所以他们要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来保持这种状态。在目击俄罗斯议会最近企图倒转历史潮流的努力后人们会感到，即使这些私利追求者中的有一些人，能设法使自己处于能从新秩序中获利的地位，但谁能成为赢家？什么时候成为赢家？都还是不确定的。现状得益者很了解自己，他们在干一件事情时能全力以赴，因而在政治上的表现往往是强而有力的，而那些输家往往漫不经心，常常不知道付出的代价，因此政治上软弱无力。结果是形成了奥尔森(M.Olson)所说的导致社会增长率和发展水平低下的“分配综合体”。巨大的体制变革，如参加全新的贸易组织、出现战争或革命，就会削弱或摧毁这种束缚发展的制度和习惯，起到解放生产力的效果。
危机的建设性作用。这一点可对很多国家的变化作出解释，当然还需加上机遇。对社会主义解决方案的热情正在消退，自由化现在很时髦，但其成功率是随机遇而变化的，而机遇则是由危机创造出来的。而且这段时间又是危机四伏的时期。在70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但投资却并不怎么高明，外债于1982年到期，由此而产生的危机促使墨西哥、阿根廷及时改变了政策，而巴西则掉在后面。（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也存在债务危机，但其政治体制负担过重，它的精英们大多难以有效地利用危机。）在70年代石油涨价后，生产者经受了石油跌价的冲击，这也导致了墨西哥、印尼、也许还有伊朗的政策变化。苏联70年代中出现的经济滞胀并未无情地直接导致它15年后发生的崩溃，但滞胀加阿富汗战争的外伤，使苏联的精英阶层越来越认识到在和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苏联掉在了后面，现代电讯的（巨大）作用与戈尔巴乔夫掌权相结合，就足以让苏联完蛋了。毛泽东死后的中国领导人在1970年代后期推翻了“四人帮”，决定改变政策。也许是中国人感到如果中国继续穷困下去，她就不能和强大的国家相抗衡。而且中国的邻居中不乏成功的榜样。1980年土耳其经历了外债和汇率危机、私人投资和经济发展停顿、国内动乱严重等问题，但也为图尔古特·厄扎尔提供了实行改革的机会。其政策导致了出口的大量增加；越南的革命热情已趋枯竭，又面对着战略上远超过它，且不很友好的中国，并被苏联所抛弃，在它的周围也有很多成功的榜样。印度1989年以后大胆的经济自由化是宏观经济和汇率危机造成的。正如巴格瓦蒂(J.Bhagwati)所说的：“若无压倒一切的危机，很难想像会有这么大的决心采取今天在贯彻中的宏观经济改革措施。”这些不同的危机为各国精英们提供了改变政策的机会，这种机会被好几个国家所紧紧抓住。
在这些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常常提出“调整”要求，危机增加了这些机构的权力，80年代他们推进了自由化日程。在这种模式中另一个可以大量看到的线索是海外留过学的经济学家的作用，特别是在美国留过学的经济学家，他们在政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威廉姆森把他们叫做“技术政客”）
危机起着关键的、建设性的作用这一点令人不得不小心谨慎：危机过去后改革能维持下去并进一步深入吗？考虑到以往改革——倒退的情况，如果没有挫折那倒是令人吃惊的。俄罗斯就很可能发生倒退；人们担心印尼政府高层的变动；印度若发生政治变动，其改善措施恐难以幸存下去；土耳其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向不怎么样，近来就更差了，私有化步伐迟缓；在写本文时，墨西哥面临着某些政治上的不稳定。
克吕格尔(A.Krueger)在其《发展中国家政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于这一前景的讨论很能给人以启示。正如她所描绘的，起初的控制措施造成了令人失望的反应，这又导致进一步加强控制，但其结果是更令人失望，从而使改革要求十分高涨。在这里有一个分叉点：改革有可能是深远的，逐步地实现自由化。另一种情况是改革可能是表面的，产生一种破坏作用较小的控制办法，这一过程会周期性地发展下去。在改革措施被宣布之初，人们并不怎么太信任它，因而在几年内政策发生重大逆转的情况很可能发生。考虑到公司在进退中变动所支付的代价（如先改为出口型企业而后又变成基本上国内销售），对很多企业来说合理的反应是等待观望，看新政策是否能坚持下去。这种怀疑削弱了政策效果，或至少使政策效果滞后，这又使政策效果受损。这些考虑使实行改革的政府尽力使其改革步伐变得可信，如加入关贸总协定。
当改革能维持下去，出现了较好的成果后，一些国家就能从“周期”中跳出来。此外，苏联帝国的结束和中国改革是重大而又不可逆转的变化。很多属原苏联的国家无疑也会经历改革、倒退、再改革的周期性变化，也许还有中国，但他们将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