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本的交融：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文本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蜚声海内外的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的传记体小说《中国佬》自1980年面世以来好评如潮，于1981年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和国家书评界奖，而且作者本人也认为其质量高于其轰动一时的处女作《女勇士》(Pfaff 1)。近十几年来，虽然远不如对《女勇士》的研究那样轰轰烈烈，但是国内文学评论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部巨著进行了多方位的解读，极大丰富了我们对该作品的认识和理解。陈富瑞试图从“男性沉默”的视角揭示关于华裔移民在美国历史上作出贡献的“历史真实”。刘心莲则从中国神话、传说以及民间故事的改写这一角度探讨华裔美国人的性别和文化身份的迷失，而韩启群从“后现代性”角度考察了她的文学创新手法。吴丽从神话一原型批评角度揭示作品深刻的文化内涵，而霍小娟从文学与族裔的关系分析了其新颖的叙事策略如何实现“历史层面的价值意义”。潘志明则从华裔男性的属性建构和语言传统的关系这一角度对该作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指出作者已经从“女勇士”转变成了“语言勇士”，为确立华裔男性的美国文化属性奠定了基础。①
在研读此类论文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少有人使用新历史主义文论对该作品作详尽的分析，即使有这方面的评论，也只是隔靴抓痒。比如刘卓和马强虽然选用了“新历史主义”视角，对其中“从中国来的父亲”一章进行了历史事实的考证，以期发现作者的创作动机、目的以及作品丰富的思想内涵，但没有对它进行全面的评价，或者令人信服地说明该作品如何独树一帜，为何其质量不亚于《女勇士》。②本文认为，上述论点不乏精辟之处，但由于视角的局限，有以偏概全的倾向，甚至“唯文化批评”的歧途，或由于纠缠于深奥莫测的文学评论术语而迷失了作品的核心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审视，进一步探究为什么《中国佬》能获巨奖并在作者眼中胜出《女勇士》的原因。为此，笔者拟采用新历史主义文论对该作品进行全方位透视，运用该文论的核心概念，即“历史的文本性”和“文学的历史性”，从历史事实如何与文学文本交融这一角度，探讨该作品如何“颠覆”美国白人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此种颠覆如何受到“抑制”，其创作手段如何与主题思想的表达相得益彰，进而解释它如何实现了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段的完美结合，成为一部如此不可多得的后现代艺术文学精品。
一 历史的文本再现
许多传统文学批评理论认为“文学文本”(literary text)具有宇宙性和本质(非历史的)真实性，而发韧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文论(主要在美国)则认为文学文本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物质产品，所有文本均可视为社会、政治和文化运作的调节器，政治斗争的手段(Brannigan 3)。新历史主义文论开启了文学与历史的对话，并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并置，摒弃将文学文本放置于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下的传统阐释维度，反对将历史事实与文学艺术作品区别对待，而将它们等量齐观，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对于新历史主义者来说，一方面，历史事实不是历史学家笔下的客观知识的集合体；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表达历史知识的工具、媒介而已，是被动的“反映者”，它已经成为“建筑一个文化的现实感的推动者”(3)。尤其在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干将海登·怀特(Hayden White)那里，历史叙述被认为属于小说叙述的范畴，因此不可能有什么真的历史，历史编撰势必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象虚构性”(王岳川204)。由此看来，文学艺术创作成了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历史事实本身同样具有创造力、破坏力和矛盾性。换言之，历史事实与(文学)文本再现不是客体与主体、被动与主动的关系，而呈现出交叉性和重叠性。历史的“如实直写”传统让位于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历史的文本性”。历史的真实性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给史实的文本再现提供了语言修辞、美学层面的艺术发挥余地。
面对美国白人历史学家故意忽视、抹杀少数族裔对美国历史所作出的贡献这一事实，汤亭亭勇敢地站出来为后者发声，用文学手段编织动听的故事，以“说故事”的方式将互不关联的故事、传说和民间逸闻串联起来，抗衡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使“历史事实”和文本进行平等对话，充分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这一新历史主义论点。在《中国佬》里，无论是美国夏威夷甘蔗地里的曾祖父、内华达山中开山劈路的祖父，还是身世不明、沉默寡言的父亲(们)，乃至越南战场上的弟弟，在汤亭亭的笔下关于他们的故事都成为对白人主流社会的无情控诉，以一连串的“小历史”(small histories)粉碎了“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还历史以真面目。他们虽然都是虚构的人物，其行为举止有许多文学夸张和(跨)文化再造因素，但仍然不失为历史的见证人，其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依赖于家族传奇和“讲故事”的传统。不仅如此，汤亭亭还大胆“挪用”了中国古典文学资源，如首篇《关于发现》中的唐敖去金山淘金是中国清朝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的翻版。虽然这两部小说的主题和情节迥异，但是性别倒错和缠足是共有的，表现了较明显的互文性。这种合理借用巧妙地将性别歧视和殖民主义的残酷性、荒唐性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地再现了白人主流社会对亚裔人士实施的“阉割”政策，使读者在欣赏滑稽情节或者黑色幽默之余受到深刻的政治道德教育。正如霍小娟所言，《中国佬》的“每一段故事的背后都能反射出无限丰富的文本内涵，杂糅的叙事跨越各类文体，使她的叙事不仅有历史层面的价值观照，也有文学层面的艺术创新”(霍小娟83)。
的确，《中国佬》虽然作为“非虚构性小说”类书籍而获巨奖，但作为《女勇士》的姊妹篇，它在美国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可见汤亭亭的文学创新确实是其作品最突出的特点。近年来关于少数族裔在美国正史中的“失声”的叙述不计其数，但汤亭亭以高超的文学手段描述华裔人士所受到的种种非人遭遇，使几乎早已消失、被遗忘的历史碎片重新浮出水面，其后现代性的文字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诚然，一般读者可能认为该书缺乏连贯性，从《关于发现》到《中国来的父亲》，从《论死亡》到《内华达山脉中的祖父》，从《法律》到《百岁老人》和《关于听》，章节之间关系扑朔迷离，使读者感到无法依靠传统的阅读习惯理解该作品。在对有限的历史素材进行文学加工方面，汤亭亭可谓是一位天才。比如在描述其祖父在内华达山上劈路炸山、修建横跨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路时有一著名片段。“大自然的美完全把他征服了；他在吊篮里俯着身子，阴茎处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他想通过手淫来自慰。突然他高高站起身，将精液射向空中。‘我在操整个世界’，他喊道。世界的阴道真大，大得像天空，大得像山谷”(汤亭亭132—133)。从表面上看，这一场面可被看作美国文学中独特的“亚裔感性”的体现，粉碎了美国主流文化对其进行的阉割和消音，呼应了以赵建秀为领头羊的亚裔美国文学评论家对男性阳刚气质的召唤，但其实流露了美国文化中少数民族主体性的困境。阿公的自慰作为自恋主义的一种，与其说是对主流文化的异性恋婚姻法则的回避，还不如说是对白人主流社会男性主体的性快乐的蹩脚模仿。问题的关键在于，少数族裔能否摆脱“少数派”这一标签，与占绝对多数派的白人平起平坐，使自己的美国身份合法化，摆脱自己在美国社会结构和话语实践上的次等地位，高喊自己是“美国人”。一般读者可能对这样的描述一笑了之，甚至对这种少数族裔主体性的表达方式打抱不平，但是一位文学评论家认为此举代表了汤亭亭作为文学大师的原创性。汤姆·哈滔里(Tomo Hattorri)这样写道，“将自慰描写成为一种具有正面意义的怪异行为是将华裔美国人男性气质的剥夺史转化为自豪感和原创性的产生的一种方式”(Hattori 233)。撇开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不谈，汤亭亭的文学想象和文字表达技巧使早期北美华人移民史具有更多的人情味，印证了历史事实的文本再现所具有的独特效果，凸现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张力。
如果说上述例子说明汤亭亭将历史事实加工成文本作品的高超能力，那么从照片及其真实性这一维度，我们还可以考察历史与文本的交融、互动。汤亭亭孩提时期认为照片可以说谎，但是在成年时却认为照片代表真实。无论如何，《中国佬》中对照片的处理既证明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存在，又证明照片可以篡改历史，抹掉华裔美国人的贡献。在美国文化中，照片历来被认为是“历史文献”：虽然无声无息，但可作为对“现/史实”的证明材料。可是，关于摄影术的学术观点认为照片只是一种通讯工具而已，并非事实证据的一部分。照片本身不具有意义，其意义是摄影师赋予的。比如在确认父亲的身份时，汤亭亭认为他的中国人身份必须有一张照片提供证明。“除了长相是中国人，讲汉语，你没有其他中国人的特点。你没有拍过身穿中国衣服或者背依中国风景的照片。”(汤亭亭7)但是，如果能够找到父亲的“中国照”，就能够确认其文化身份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同样道理，当汤亭亭试图寻找祖父的生活痕迹时，她的确在家庭相册中找到了他们与马匹和马车相伴的照片，但是她看到的是她的叔叔/伯伯们而不是她祖父的身影，是前者为了证明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功而拍的照片(为了寄往中国的亲戚)，与作者寻找照片的动机大有出入。因此，虽然照片记录了某一历史时刻，但其真实性在于它所记录的是谁的时间，谁的历史(Teresa 4)。由此可见，她家庭所保留的照片并不具有惟一真实性，而是文艺创作(即摄影艺术)的一部分，是史实与文本的交汇。
虽然照片不能与历史真实划等号，但是在汤亭亭的笔下它们还是成为用来反抗白人历史学家将其先辈一笔勾销的武器。汤亭亭试图利用照片证明华裔先辈的功绩，在书中她描写了曾祖父和其他逗留者将每月工资寄给在中国的家人，仅留下一些用作赌资，或吃上一顿像样的饭，“每年去照相馆照一次像”(Teresa 6)。这些照片既证明了时间的流逝，又证明了伯公在夏威夷的生活经历。它们看起来是客观、中立的，能够“再现”历史，但是白人当权者可以利用它的信息/文件性掩盖其作为政治控制工具的本质。汤亭亭在利用旧照片证明其先辈的存在、贡献以及自己的童年经历的同时，也显现了照片的两面性，即白人统治者也可以利用照片的信息文献特质控制信息、身份、历史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甚至抹去少数族裔的存在。正如伯公的照片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那样，美国正统历史利用相片的“空白”去除美国建国初期华裔美国人的存在，抹杀他们的功劳。“只有美国人可能做到。当洋鬼子摆好姿势拍照时，中国佬散去了，继续留下来会很危险。对中国人的驱逐已经开始了。阿公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铁路照片上。中国佬各奔东西，有人循着北斗星去了加拿大，有人……”(汤亭亭147)。汤亭亭的创作理念一目了然：她不认为照片以及刊登照片的报纸、史书和家庭相册本身构成了“真实”，相反，相片提供了“许多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佬》并非寻求一种“真理”，而是对真理以及真理的来源和本质提出质疑，凸现其后现代性，为新历史主义文论提供了样板文本(华明1)。本来在社会文本中沉默无语的照片因其含义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而从原初历史中的物质关系中发生位移，在《中国佬》这一新文本中被赋予崭新的文化政治内涵，进而在读者那里被进一步阐释，凸现了新历史主义文论所谓的文学对历史的“抵制”作用。总之，她对历史事实的文本再现颠覆了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大写的历史，创造了华裔美国人特有的小历史片段，通过将记录断断续续的、互不关联的瞬间的照片与记忆、对抗记忆和想象融合在一起，组合成个人、家庭乃至民族历史的宏大画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艺术遗产。
二 文本的历史意义
传统历史主义文论认为，历史大于文学，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大于文学的想象和虚构性，前者比后者重要，而新历史主义文论则强调文学大于历史，文学在阐释历史时不要求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解释历史“应该”和“怎样”，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隐秘的矛盾，从而使其经济和政治的目的彰显出来(王岳川183)。换言之，文学不是被动地反映历史事实，而是主动参与历史意义的建构，并融入历史话语、经济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实践。鉴于历史事实只能作为书面文件存在，新历史主义实际上倡导并实践了解构主义关于“一切皆是文本”的观点，认为过去/历史已经过三次加工：1)先被它所处的时代的意识形态或者话语实践；2)然后被当代(即作家所处的时代)的意识形态或者话语实践；3)最后通过不精确的语言表达网络本身(Brannigan 175)。正因为“历史”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文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利用现存的以文字形式保存的历史片段阐释历史，填补大历史(官方正史)中的空白点，必要时可以发挥文学想象力，运用特殊语言形式、修辞或美学技巧。此外，非文学文本也具有同样作用，可以与文学文本形成互动。在这方面，汤亭亭大胆地在《中国佬》的中间安排《法律》一章就不难理解了。她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排华法律条文不加评论地呈现给读者，冒着不连贯的风险，对读者提出了不大不小的挑战。但是，对一般读者来说突兀不协调的“插曲”在高超的作家手中不失为一个妙招。正如台湾学者单德兴所说，“作者匠心独具，不让史实凌驾宰制其他真实或想象的故事。此一类似编年史的历史陈述与全书其他部分，在互动中激荡出许多前所未有的东西。”(单德兴29)我们分不清《法律》一章到底属于“历史”还是“文学”范畴了，因为两者已经融为一体。相对于汤亭亭的文学创作对象而言，《法律》一章是直白的、未经阐释的历史背景材料，是白人统治下的产物、丑行，可相对于故事主人公以及作家汤亭亭本人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政治背景而言，《法律》这一章便成了《中国佬》这部文学精品的一部分，为文学对政治、经济以及历史所产生的意义提供了佐证。它夹在小说的中间，使文本前前后后所发生的故事具有逻辑连贯性、相得益彰，激荡出一幅多姿多彩、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华裔美国文学评论家李磊伟曾经高度评价《法律》一章，认为“它们不仅仅是文字，不仅仅是一段历史过去的语言记录而是语言行为，是残酷对待一个无声的少数民族权力的行为”(李磊伟51)。
众所周知，华裔美国作家长期以来一直在美国“东方主义”霸权话语下从事写作实践，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高雅”文化欣赏有加；另一方面，狂热的美国基督教徒对中国人的“道德荒野”(moral wilderness)倍加谴责。于是在美国人的头脑中形成了两种极端的中国人或华裔美国人的形象。1976年美国著名学者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中一语道破天机，将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和其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目的联系在一起——将东方“他者化”的目的是控制它，阻止它发出自己的声音，剥夺其主体性。国内学者长期以来对萨伊德的理论推崇倍至，甚至亦步亦趋地重复其论调，为自己国家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政策寻找理论依据，殊不知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知识分子传统中的东方主义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官方的一贯立场。中国的学者/官员在历史上一直是高雅文化的代表，与社会底层的“苦力”形成鲜明对照，在“文人”、“农民”、“工人”和“商人”这一社会阶梯中居首，到处流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东方主义者将“高雅文化”硬套在学者身上，而将“中国异教徒”这顶帽子扣在地位低微的中国移民——那些建造铁路、耕种田地、经营洗衣店和饭店的华人苦力头上的原因。虽然华裔美国作家试图颠覆东方主义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拒绝边缘化，但由于其处于“世界之间”的特殊身份，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往往受到自动边缘化的厄运，常常被解读为异国情调而已，致使其内在的文学艺术价值遭到湮没。汤亭亭意识到东方主义的危害性，所以在《中国佬》等作品中将许多耳熟能详的中国以及西方的“高雅”文化典故并置，以致遭到中外文化纯洁分子的垢病。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她的用意：欲利用其祖先(中国广东省)鲜活的土语反击将人作“高”和“低”之区分。简言之，她认为这种二元对立本身就是霸权话语，是强加于别人身上的标签。如果说利用“土语”写成的作品《中国佬》能够成为英语大国(美国)的畅销书，那么其本身能够证明东方主义是多么的荒唐。
为了探讨汤亭亭如何瓦解霸权话语，充分展示文学叙述的历史意义，我们不妨回到前文所述的《关于发现》这一章，具体考察它如何对中国小说《镜花缘》进行戏仿、改写，了解文本再现如何反作用于历史。原故事发生在中国清朝武后时代(公元684-705年)。当时武则天飞扬跋扈，竟命令御花园的一百朵花在冬天开花。它们服从了，但是打乱了四季的更替，使花仙子被迫离开皇宫，转世投胎为平民，甚至发配至海外。唐敖由于与武后的政敌的瓜葛而被剥夺其“探花”资格，于是决定和妻弟林之洋一起远赴海外寻找十二种名花，将其移栽至中国。唐敖作为“高雅文化”的代表，在全国考试中名列第三(探花)，可谓官运亨通，但在她的改写中，唐敖的身份发生了彻底变化，从中国的“文人”变成了美国的大老粗——金山上的淘金者。另外，在《镜花缘》中唐敖不仅救出了妹夫林之洋，还治理了江河的洪灾，成为一名民族英雄，而在《关于发现》中唐敖被迫穿女人衣服，穿耳洞、戴耳环、缠足，吃女人食物，变成了侍侯女王的佣人，戏剧性地成为了被周围人评头论足的对象，被彻底“他者化”了。就这样，通过描写一个高雅文人富有戏剧性的降格遭遇，汤从主题上瓦解了二元对立，彰现了文学描写所具有的政治、历史反作用。此外，这种解构不仅体现在对旧文本的改编和把玩上，还体现在《关于发现》的写作风格的前后不一致上。《关于发现》的第一句是“很久很久以前……”(汤亭亭1)，而最后一句是：“有些学者说女儿国出现在武后执政期间(公元694-705年)；也有人说在这之前，即公元441年就已有了女儿国，不过地点在北美”(汤亭亭2)。在这“神话”和“历史”表述之间叙述的是一个中国学者/旅游者在“女儿国”被迫变性的屈辱的故事。这种跨文类叙述再一次颠覆了官方历史，解构了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将历史中最隐秘的矛盾展现在读者面前，用“陌生化”的文学手段表明了作者的政治立场，对华裔美国男士被迫女性化发出了愤怒的控诉。余宁断言，“就这样，汤向‘边缘化’发起反击的方式不是通过声称自己也是“中心”人，而是通过对中心与边缘、高级与低级、历史与神话这些二元对立面发起挑战，她的《中国佬》创造了一部虚构性很强的非虚构小说，一种充满神话色彩的历史，一种由“低级”移民创造的高雅文化，一种不依赖‘主流文化’垂青的族裔文学”(Yu 87)。
在《中国佬》这部高潮迭起、亦真亦幻的佳作中，体现文本与历史交融的地方比比皆是，比如其中的《鲁宾孙历险记》一章是对西方家喻户晓的殖民主义文本《鲁宾逊漂流记》的戏仿和改写，通过文字游戏不仅赋予主人公崭新的文化内涵——一个像骡子那样埋头苦干的赤裸裸的儿子或孙子，用于赞美其祖先移民美国时的勤奋工作和开拓精神，而且颠覆了西方正典中关于殖民帝国的神话，表明华人也是殖民先锋，从而粉碎了预先假定的欧洲文明所具有的内在种族的优越性。同样的戏仿或者挪用还被运用在其弟弟身上，其形象来自中国古代文化的屈原，塑造出刚正不阿、“众人独醉我独醒”的性格，彰显他们反战立场和人性光辉。凡此种种，都说明她将历史事实与文学文本创作的交相辉映使其可圈可点之处不计其数，可以解释为什么比《女勇士》棋高一着，成为华裔美国文学大花园中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
三 结语
有论者指出，文学研究大于文化批评，呼吁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者走出“唯文化批评”的误区，去关注文本结构、修辞审美的“内部”批评和专注于政治、文化乃至文学史的“外部”批评方法结合起来，使我国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回到正道上来(孙胜忠87)。本文只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一次初步尝试，因为先前对该作品所作的评价往往侧重其不同的方面，似乎没有完全切中要害，即使运用新历史主义的评论也只集中在“叙事策略”和某一章节以期找到作者的创作动机而已，缺乏对作品进行全方位考察，尤其没有聚焦于该文本所体现的历史与文学的交融和互动这一显著特征。通过考察文本细节，借助英语本族学者的洞见，笔者发现《中国佬》的作者因其独特的历史观、文本观和高超的文学创作才能确实已经从“女勇士”变成了“语言勇士”(她大胆地将英语中的“中国佬”一词一分为二，创造出一个新词，充分显露其“颠覆”性)，通过对亚洲和西方神话的改写兼收并蓄地创造了一种开放式的华裔美国文学传统。作为文学界描述华裔美国男性奋斗史的开山之作，该书的价值和地位无法撼动，其思想性和艺术仍然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挖掘。正如美籍华裔学者吴清云所言，“通过母亲的嘴巴和汤亭亭的笔，华裔美国男人适应新环境、改变自己的能力，他们的高贵品质和忍辱负重精神，他们的艰苦奋斗和热爱和平的精神，他们对自由和幸福的不懈追求被记录在一部动人心魄的，既是历史又是文学的宝书中”(Wu 93)。
注解：
①近年来国内文学评论者对《中国佬》的研究可谓热闹非凡，虽然无法与轰动一时的《女勇士》研究热相比。有关“男性沉默”，参见《沉默的隐喻：〈中国佬〉中“男性沉默”探析》，载《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关于中国神话与华裔身份的关系，刘心莲发表于《国外文学》2004年第1期的论文《中国神话重写与华裔美国人的身份迷失》进行了剖析；而韩启群从该作品创作手法的后现代性出发，探讨了作者的创新之处，其论文《探索与创新：论〈中国佬〉创作手法的后现代性》刊登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刘丽运用原型理论对该作品中包含的原型意象进行了深刻挖掘，其论文发表在《济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而潘志明则通过考察语言的生成发展，进而揭示华裔男性如何在异国他乡确立其主体性，其论文《唐敖的子孙们——试论＜中国佬＞华裔男性的属性建构与语言传统》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
②迄今为止，唯一一篇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分析该作品的论文由刘卓和马强合写，名为《游走于虚构与现实间的叙事策略——汤亭亭〈中国佬〉的新历史主义解读》，刊登于《山东外语教学》2007年第5期。他们聚焦于“从中国来的父亲”一章，探讨作品的虚构性与现实性之间的互动，旨在追寻作者的创作动机、目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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