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部门领导的新定义：可能是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定义论文,部门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55(2008)03-0116-07
总体来说，管理方面的学术论文主要讨论“是什么”而不是“可能是什么”。本文与传统理论相比有些变化，拟探讨领导“可能是什么”，并且尝试解释领导概念，或者至少为领导方面的文献添砖加瓦。诚然，本文不是要提出通往“可能是什么”之路，而是通过提出这些问题，建立一些联系，进而希望对中国公共部门领导者打开进一步讨论的窗口。
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可持续能力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即使它的影响并不大，但近年来，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众多政府议员与遍及世界范围的公务员之间相互影响的焦点。正像我们经常被提醒和警告的那样：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无论住在哪里，一个国家发生的一切均影响着我们。自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生物足迹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态承载能力。我们的生态环境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日益恶化。尽管经济取得了更大的繁荣，许多人的福利状况获得了可喜的改善，但是必须认识到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以牺牲环境和使一些人继续遭受贫困、饥饿、健康不良以及生活质量低下为代价的(全球报告倡议，2002)。正如Senge等人最近所描述的那样：“人们前所未有地感觉到环境失衡引发了灾难性后果，甚至导致人类及其他物种无法在地球上生存。与此同时，人类也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后工业社会的文艺复兴，那将是一个拥有意想不到的美和价值的社会。它既是我们要面对的最好的未来，同时也是最坏的未来。”这就是领导面临的挑战。
不幸的是，尽管有些来自企业界、科技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国内和国际的)的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但是仍然没有达成全社会的共识，而且为此所需要的必要的变化也遭遇到强大的阻力。正如罗马俱乐部在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宣称的那样，仅靠市场的力量是不能解决可持续能力的挑战的，来自民间的和政治的领导和责任是必不可少的。
根据Andrews所说，有七个理由表明政府的介入是必需的：政府决定谁有权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和改变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保护环境资源；提供公共产品；提供环境服务；最重要的是政府自身亦对环境产生影响。事实上，Beatley在《绿色城市生活》一书中指出，城市政府在期望私人企业和市民改变他们的习惯之前必须整顿自己的行为，正是政府的行为把我们带进本文的焦点问题。
本文将竭力对可持续能力方面的领导文献进行定位，然后在我们生存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中检视公共部门的作用，思考政府在社会责任和可持续能力中的作用，并且给中国提出一个可能带来难以置信的带有全球冲击力的领导作用模式。
为了提供一个讨论的参考框架或者提供一些参数，澳大利亚公共部门的领导人Podger向我们推荐了Stewart Brand在《the Clock of the Long Now-Time and Responsibility》一书中提出的模型。在这本书中，Brand讨论了复杂适应系统是如何应对变化的。他建议我们要理解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注意有关变化速度的不同和数量规模的不同。该模型从快速变动到慢速变动共有六个层次，分别是：时尚、商业、基础设施、治理、文化和自然。Brand明确指出，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每一个层次都可以以它自己的步调运行，既由较低层次安全地维护着，又由更活跃的上层保持生机，每一层次都不得妨碍其他层次的步调。公共部门的位置适合于治理层，并且担当着维护商业层以可持续的步调运行的重要职责。商业层有一个问题，即产品和消费是生产行为的结果——大量使用能源和水或者产生污染空气、河流、海洋或土壤的废弃物或者购买此类产品。这些行为往往具有外部性，由于单个的公司和公民不承担他们行为的全部成本，所以就引起或者助长了环境问题。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各种不同的因素适合于该系统的哪个层次以确保类似的可持续能力，Podger把六层次模型转换成了三层次模型，分别是顶端的创新层，中间的治理层和底部的文化层。为创造长期的可持续能力，公共服务和创新需要领导来培育，文化则提供支撑该系统的价值观，而治理被用来平衡创新和文化的紧张关系。
在首先考查了可持续能力的含义和简单地回顾了相关领导文献之后，我们将返回到公共部门作用这个话题上来。
可持续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那么，当我们谈到可持续能力时，它是指什么意思呢？广义而言，我们可以采用Brundtland的定义，即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能力。
可持续能力或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有些时候要么被看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子集，要么正相反，成为一个包含企业社会责任的伸缩性很强的概念。围绕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更广泛的思考历经百般重复，但是到本世纪初，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已经从一些公司的战略选择变成了确保公司获得营业执照的必备要件。Vallee指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与源于企业破坏环境行为而有所补偿有关，而且它还逆势而上，建议通过涵盖企业在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的方式把社会的或环境的考虑整合进企业生产计划。”比如，逆向后勤概念是指确保公司在制造产品过程中，一旦发现产品过剩，无论使用何种资源该产品都能够被回收。如果这样无法做到的话，就要确保把无法回收的原料使用降到最低限度，这是企业责任的组成部分。简而言之，这样做会避免浪费或者把浪费降到最低限度。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商业委员会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公司对社会的伦理行为……在处理与公司有法律利害关系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时负责任地管理，而且，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通过商业的方式所进行的持续性的承诺：即在提升员工及其家属和当地社区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以德行事和促进经济发展。”商业影响专指对环境的维护，然而一些因对企业社会责任发表自己的见解而知名的公司经常提到“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平衡”或者“致力于未来的可持续增长”，而根本不去考虑他们所谓的未来有多远。
总的来说，多数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解释都有道德或伦理基础。Porter和Kramer在2006年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四种观点：道德责任、可持续能力、营业执照和声誉。道德观点似乎没有太大争议。如果企业能够为人们提供就业，假定人们受到人道的对待，薪酬也合理，一般来说这就是积极的。然而，在指出其他三种观点的各自困境的时候，Porter和Kramer提出可持续能力的原则意味着公司运营应该通过避免引起社会或环境浪费的短期行为而确保长期的经济可行性。这种观点打消了任何商业是否应该进行的考虑，或者在感情上是否被证明是正当的想法，尽管在短期内或更长时期内获取利润是可能的。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这应当由政府作出判断并且颁发“营业执照”作为一种反平衡。
但是有些时候政府当局会受到大公司的支配，因此我们不必期望政府会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同理，当政府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时候，如国有企业的情况，以及当这些企业就是空气的重要污染源或者这些企业正在破坏或耗尽水资源或者减少生物多样性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出现了。简单地说，持续发展或持续利润和销售额的增长并不总是可取的，许多时候，从环境或社会方面来说，财务盈亏底线要求做正确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时机还不是太晚的话，我们需要完全改变这些影响。
因此，Campbell把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定义为：“首先，他们绝不能故意地做有损其利益相关者的事情——众所周知的投资者、雇员、顾客、供应商或企业所在社区。其次，一旦公司损害其利益相关者利益，公司必须予以纠正，无论该损害是否引起利益相关者的注意，这是最低限度的行为标准。”毋庸置疑，采用长期视角会令这个定义更加完善。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出来的作用似乎被认为是涵盖了员工福利、环境问题和企业可持续能力，这一点可以从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来看：要么出于法律道德或当前整个社会可接受的道德行为，要么出于主要关注企业形象和目标的工具主义考虑。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对所谓的企业诉讼有所助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讨论，这些诉讼我们也在西方国家早期有关就业机会平等的讨论中看到。在多数人的语境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是这个事实对于那些戴着眼罩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充分的。
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似乎有其他的副作用，而这在企业诉讼的分析中被遗漏了。比如，有关组织公平、心理契约和暗示理论的研究发现，承担社会责任的组织中的员工在某种程度上受他们所展示的较少非生产性行为的影响。这一点肯定是对企业和社会均有益处。
构建这种可持续能力已经成为有关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论文的组成部分。认识到Senge等人的建议是重要的，他们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渴望被植入可持续能力概念，即(通过改进危险和浪费的行为)减少不可持续能力和创造有生产力的可持续能力(以此革新一个确保人类和自然繁荣共生的世界)。这两种渴望的实现都有赖于领导作用的发挥。
一段时期以来，公司报告日益围绕着三个财务盈亏底线进行，但是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公司已经为社会做了哪些捐助或者为投入进行了哪些宣传，而不是他们对社会或环境造成了哪些影响。如果你是一家矿业公司，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导致水源污染，那么你可以很容易地把你的捐助集中在当地的社会机构，通过捐款改善儿童的福利、健康或教育服务。但是，衡量影响的程度是非常困难的。长久以来，弗里德曼及其他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公司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着眼于股东财富的自身业务的发展上，而不是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不论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公司应该根据环境实践把注意力仅仅集中于自身的经营活动上，而不是集中于优先通过潜在的公共关系策略转移注意力以致力于提高自身形象，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基于此，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论文正在转向或者被重构为企业社会绩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但是其测量方法依然没有把企业所造成的冲击或影响算在内，而且这些论文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与公司利益相关的荣誉或手段上。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并且这种状况为领导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从经济范式向环境范式的转变是必须的(见表1)。
领导是什么？
Leavitt已经精辟简洁地指出，商学院、大型组织和咨询公司狂热地兜售他们最新的把管理者变成领导者的技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说：“管理者好像正在变成过于迟钝的、世俗的历史遗物，管理者时代结束了，领导者时代来临了。归根到底，管理者是工业等级体制的产物，组织既可以给管理者贴上一个该死的傻瓜的标签，并且授权给这个管理者以正式的权威，组织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撤销他的头衔。相反，典型的领导者被认为是各不相同、独立自主的人，他们充满了想象力、激情或许还有个人魅力。领导者不是组织奴仆，他们拥有自己的权威，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是在组织内部还是组织外部，权威总是伴随着他们而出现。因此，看到我们人类正在推销领导的理性概念和热切的教育努力去教授年轻人变为领导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领导者做什么呢？他们又需要做什么呢？Kotter认为领导引致变革，这是领导最重要的作用。Milliden则告诉我们说领导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定义它。同样，Van Wart在总结了一些重要的管理研究者的评论后指出，“领导是世界上观察得最多而理解得最少的概念”，并且是“从未有过的投入精力如此之多，投入时间如此之长而所言如此之少的概念”。
许多研究人员专注于领导特质研究，然而德鲁克，这位现代管理之父却断言这种研究路径是误入歧途。因为有许多证据表明并不存在清晰可见的领导特质系列，或者能够定义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德鲁克声称有效的领导者是和追随者在一起的，看得见摸得着，他们身体力行，带领追随者们做正确的事情。他认为领导是一种责任。然而，Pinchot指出领导者是那些“把人们从关心自我转向服务公益的人”，这种观点正好与可持续能力的概念相契合。
与此同时，领导概念似乎也在不断地改头换面。现在我们就开始探讨战略领导概念，或许这一概念将会对我们的讨论有所助益。Ireland和Hitt把战略领导定义为“抢占先机，展望未来，保持灵动，战略思考，并肩奋斗，创设变革以创造组织切实可行的未来的能力”。尽管此种定义对道德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但是他们并未提及包含环境或社会可持续能力的领导概念。保守地说，有人或许硬是喜欢将这个概念用于分析本世纪需要的领导实践和上世纪恰当的领导实践之间的关于全球思维方式的比较(见表2)，并且预测环境的变化。然而，这些概念与其说是与自然环境的理解有关，毋宁说是与市场环境的理解有关。
总之，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就可持续能力和领导的相关关系来说，除了Pinchot的定义之外，其他所有的管理或领导的文献资料均无实质性帮助。因此，我们将目光转向公共部门领导文献。令人吃惊的是，至少在西方国家出版的英文文献中很少有关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事实上，Van Wart在2003年的文献综述中已经指出，在《公共行政评论》杂志中平均每十年才发表四篇该领域的论文。
Albeit在另外一项试图阐释领导特质或领导维度的研究中指出，最近这项研究似乎已经由Alimo-Metcalfe和Alban-Metcalfe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更多(好)的公共部门领导者》的文章中得以解决。这二位作者指出公共部门的现代化日益要求有效的领导发挥首创精神，但是我们对发挥首创精神是指什么却知之甚少。他们认为领导的权变范式或交易范式过于陈旧，已经不能引起研究生和管理客户的共鸣。而更加新颖的包含想象力、个人魅力或变革的范式模型却表现出潜在的优势。事实上，新老领导范式均遇到了一点麻烦，尤其是在美国，许多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其所建议的“遥不可及”的领导者身上，而这与更接近社会距离的“触手可及”的领导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触手可及的领导者往往被描绘成更有风度，而遥不可及的领导者被描绘成“巧于辞令，观念导向，具有清晰的想象力，尤其是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的追求领导使命并且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变革领导最重要的维度是对他人表现出真挚的关怀，这一维度能够解释研究中百分之六十的分歧。其他维度包括：关系网和进取心；授权；诚实和持之以恒；平易近人，坚定果断：聚合团队努力，构建共同愿景，激励他人，鼓励变革，支持文化发展，解决复杂难题以及简化敏感变革等。
Alimo-Metcalfe和Alban-Metcalfe坚持认为基于变革领导问卷调查的研究指出了公共部门领导难以置信的复杂性，并且进一步指出美国学者的领导模型没有注意到并描绘出这种复杂性。
根据Alimo-Metcalfe和Alban-Metcalfe的模型来判断，英国公共部门似乎缺乏变革型领导所需的全部14个维度的能力，他们仅拥有关心他人，鼓励变革，激励他人，聚合团队努力和支持文化发展等最低限度维度的领导能力。
在美国，Borins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层管理者和一线员工才是领导者，尽管他没有使用“触手可及的领导者”的措辞。Borins在研究了美国公共部门中的创新者之后发现，只有最具创新性的人才被看做是“领导者”。他们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部门首脑。这一发现是与领导可以产生于各个层级的观点相一致。在确认创新的特点过程中，Borins发现使用系统方法解决问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特点。毫不奇怪，这正是为应对可持续能力挑战所需要的。创新的主要障碍与内部因素有关，尽管有些时候政治的和外部因素十分明显，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内部因素是外部因素的两倍还多。
写第三级领导的Clawson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自己的领导观。他们仅仅需要明白必须做什么，了解工作情境中的潜在压力并且着手行动把事情做得更好即可。Clawson模型中的层级涉及影响人类活动的可在各个层次上观察到的行为、自我意识或者基本价值观和假设。他指出第二级和第三级领导可以看作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但是他坚持认为领导影响个体根深蒂固的信念是必要的；这是一种约束。这一层级是更深入的一级，或许与其他大多数模型相比是令人担忧的。毋庸置疑，很多人会对组织采取如此做法感到不安，但是据我们所知已经有许多人在这样做了，并且我们还知道第三级领导很可能是重建可持续能力所必需的。
现在我们转到中国的话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发展最快的转型经济国家，她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0％左右。尽管中国已经成为许多消费品的最大生产国和最大出口国，但是她自己的市场潜力，庞大的人口和不断上涨的消费需求却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关注不仅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而且还因为中国自身资源的匮乏；中国面临着持续的过度开发，环保领域科学技术的滞后和投资不足等问题，而且日常消费中的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浪费依稀可见。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环境正经历着显著的退化——明显的空气污染，土壤蚀化和地下水位的稳步下降，这些情况在中国北方尤其严重。由于蚀化和经济发展导致中国可耕土地不断流失”。在中国，全面工业化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引起了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投资者的共同关注。
尽管有三峡工程，但是有证据表明这种关注正在出现，因为2006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批准通过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到2010年GDP增长约45％。“十一五规划”宣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是其基本目标，但缺少详尽的政策和必要的改革措施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同时，中国制定了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并且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政府的政策。
然而，Moore和Wen对此发表的评论认为，当前没有迹象表明存在整合财政、社会和环境三方面因素的平衡的价值观。相反，在无情的利润驱动导向下，国有企业改革和私有化运动似乎盛行起来。一种代表最好的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方法和三重财务盈亏底线管理似乎为中国企业走向繁荣提供了最好的出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似乎是由私有化和经济理性主义驱动的，而不是一种更加平衡的经济-社会战略。如果延续这种趋势，那么其对企业管理者和社会公众可能构成颠覆性的挑战。从中长期来看，也不会引导经济走上一条更加可持续之路，社会就更不会走上可持续之路。
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价值观，如和谐以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主义，这种趋势是令人担忧的。有人或许会认为诉诸中国旧有的集体主义文化，使所有人都为所有人的善而工作可能会使重新引入可持续能力这一概念变得更容易一些。然而，McEwen等人在2006年的《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指出，在一项超过3000人的调查中，大多数的中国工人已经不再坚守依然被认为是中国所特有的集体主义模式，而且他们表示中国已经出现“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同样，Redfern在总结了那些调查实验文献后指出，在检验中国工业化较发达地区的样本时发现中国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出现了融合的迹象。事实上，据报道，中国人合乎伦理的决策方式与包含道德或人道主义理想的西方相比更具有自我利益倾向。
因此，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且适合于中国的其他固有特性，或许能够促使与可持续能力相关的问题发生逆转或者得到缓解。从个人直接经验和科学文献以及出版物中，我们了解到中国的空气质量和水质是糟糕的，而且偶尔会发生一些重大灾害给人们生活造成巨大威胁。中国是一个消费者保护运动和自由市场经济蓬勃兴起的社会，其所具有的发展活力或许不为西方所知晓。然而，尽管有许多批评，中国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或许也正是这一点成为当前中国需要阐述可持续能力问题的动力。曾经饱受批评的中央政府集权可能成为解决中国可持续能力问题的大救星，尤其是当公共部门的领导得到这种授权的时候。
讨论：概念链接
人类社会有若干种用来处理不可持续能力的机制。正像我在本文开头所言，这个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需要共同面对的最重大、最关键的挑战。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一种系统方法。正如Lye在论及千年发展目标时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机构和市民社会在观念上作出承诺固然很好，但是通过“惯常的商业方法”是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Lye的这种看法得到了Senge等人的支持，他们认为：“人类发展的新纪元并不会因为政府的命令或一些公司改变战略而出现，相反，它会因为达到临界点的分散而互异的组织和人们决定过不同的生活，做不同的事情而发生——或者作为父母，或者作为教授，或者作为领导者，或者作为供应商，或者作为消费者，或者作为市民，或者作为企业家，或者作为朋友和同事，或者作为老师和学生。”
从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对中国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CELAP)来说是重要的，而且把环境可持续能力看做是企业社会责任新内涵的组成部分是得到公认的。因此，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在应对这种挑战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占据独一无二的位置，它可以把公共部门领导定义为可持续能力，并且培训高级管理者成为专注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领导者，促进创新会推动可持续能力技术进步，在培育长期以来奉行的或已成定型的集体主义和生态中庸主义的价值观的同时扭转自我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趋势。
Macy和Brown曾经提出改变商业组织(或许也包括政府)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需要采取三大措施，即“采取措施以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分析结构原因并创设可供替代的制度”以及“转变对现实的认识上的和知识上的观念”。通常而言，商业组织不会实施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更可能是由非政府组织和公共部门领导者来实施。知识的力量和中国公共部门的规模很可能使得这些措施得以实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中心作用无疑会使第三种措施的实施成为可能，而这又会影响其他必要措施的实施。
但是，正如Senge等人所言，我们需要一种“大胆的领导”，而且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扩展了的新型领导概念，这是一种较少受到关注的概念。作为起点，或许把Ireland和Hitt的定义与Pinchot的定义结合起来可能是个不错的开始。比如综合战略思考，想象力，灵活性和与他人共同工作以期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创造可持续能力为公共利益服务。Clawson提出的第三级领导需要考虑进这个综合概念之中，尽管它可能已经是暗含其中了，因为心智肯定会被卷入进来。
Milbraith曾经提出一个治理结构，该结构会推动社会可持续能力发展，包括教育和信息制度，系统的面向未来的思考能力，利益相关者的干预能力以及对每项政策创议进行广泛的可持续能力影响评估的能力。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在Podger模型中也有部分的反映。Podger指出，公共部门领导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在其治理范围内防止商业活动使环境以不可持续的速度发展。假如众多商业活动直接控制在中国政府手中，那么这一过程便相对容易得多——尽管这一过程从来都不容易。从全球视角来看，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必须履行企业责任。当然，如果一些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重大破坏以至于不应该再让其继续下去，但是这些经营活动一旦停止就会导致其所雇佣的大量员工下岗失业，那么停止这些经营活动就会变得异常困难。但是，对于拥有大量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国来说应对这种挑战是可能的。
关于公共部门领导者在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能力方面发挥作用的文献很少。好像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取决于私人部门的行动。尽管存在许多合作，但再也没有将成本外部化在无关的第三方和环境身上的余地了。很少有人承认，政府和公共部门除了制定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规章之外，也需要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整顿。
鉴于领导所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新公共管理的一些概念和可能削弱可持续能力进展的一些制度，而这需要重新定义领导概念。仅仅描绘当前存在什么样的领导不能切中领导要害，给可持续能力所需的领导下定义需要一种更具前瞻性的视角。有记录表明，近来Crosby和Bryson提出了一种较成熟的“为实现共同利益的公共领导整合理论”。
在中国，政府对于公共部门成千上万的公务员的心志及其行为方式的改变，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生存方式和经营活动的改变，向世界展示出了领导的力量，这可能创造出一种可持续能力与公共部门领导的新模型。仅仅是促使部分员工和部分机构以可持续的方式行动就会对世界产生强大的影响，何况中国所做的这些呢！这就是所谓的“可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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