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PG)之规范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范性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穷人论文,PPG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0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UNDP)发布《千年发展目标》以来，经济增长、贫困消除以及收入差距减少几乎已成为所有个人或政策相关机构炙手可热的话题。虽然目前大多数的减贫措施基本上认同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对增长与减贫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这势必会大幅度提高减贫政策实施的效率。因此，世界银行在2001年的分享式增长课题中提出了有利于穷人增长(PPG)的概念。该概念的提出，引发世界范围内大量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贫困问题进行广泛讨论，成果极为丰富。而在中国，作为一个处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典型发展中国家，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PG)似乎还只是一个新兴名词。因此本文将立足于该领域的国外研究现状，对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及其相关内容进行规范性描述，进而抛砖引玉，为国内广大经济研究人员建立一个规范性分析平台。
本文主要由两部分构成。首先，我们会对大量的PPG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总体回顾并对现有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文章的第二部分即主体部分，在这里主要对增长的目标、PPG的定义、基本特点以及判断指标依次进行说明。
一、有利于穷人经济增长的文献研究综述
分析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通常都是从界定PPG以及选择何种度量标准入手：绝对的PPG；相对的PPG；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PPG的界定似乎对最终的政策选择并无太多影响。基于本文是对PPG及其相关内容进行规范性说明，因此在文献综述这一部分，我们相应地将现有相关文献资料归纳为三类：PPG绝对论、PPG相对论与PPG中性论。这些分析分别由Martin Ravallion & Shaohua Chen (2003),Jean-Yves Duclos & Quentin Wodon (2004)，Louise Cord,J.Humberto Lopez & John Page (2003),Robert Eastwood & Michael Lipton(2001)等完成，并积累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
（一）PPG绝对论
Martin Ravallion & Shaohua Chen(2003)对当前普遍采用的减贫率来作为PPG度量的做法提出质疑。他们首先罗列出一系列有关贫困度量的公理，而后通过检验，发现这个度量指标与贫困测量的某些公理相违背。基于该事实，他们提出了另一种绝对PPG的测量方法——贫困发生率，即通过五分法将当前收入水平分为五个等份，分析收入分配处于最低的20%人口在某一个时期的收入增长率。该文的杰出贡献在于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通过图形来测量PPG的方法——“增长发生曲线”(Growth Incidence Curve)。
Aart Kraay(2004)同样认为相对PPG的度量方法过于局限并沿用Martin Ravallion & Shaohua Chen (2003)的绝对PPG的度量方法。该文主要探讨了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首先Kraay将潜在的增长源泉分为三类，并通过方差分解技术与标准的贫困分解技术，结合20世纪80、90年代的跨国统计调查数据发现，几乎一半的贫困变化在短期内主要由平均收入的高增长解释；而在中、长期高达66%-90%的贫困变化依然由平均收入的高增长解释，而其中剩余的部分就由具有减贫性质的相对收入增长进行解释。因此，综合看来，作者尤其肯定了平均收入的高增长对贫困减少，进而对“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政策建议：当前政策制定者仍然应该将提高平均收入作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产权保护、宏观政策的稳定、国际市场的开放等都应该是构成PPG政策的核心部分(Aart Kraay,2004)。因此。我们可以看出Kraay的这篇文章无疑为传统的“渗漏效应”理论提供了复辟依据。
Hyun Hwa Son (2003)同样采用了绝对PPG的测量方法，并在2003年Martin & Shaohua提出的增长发生曲线的基础上，引入了判断PPG的一种全新图形测量方法——“贫困增长曲线(Poverty Growth Curve)”。Son将该贫困增长曲线应用到泰国1988至2000年的社会经济调查(SES)数据中，发现他所提出的这种测量方法能够解释泰国SES中超过80%的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实例。
（二）PPG相对论
主张使用相对PPG以及相应度量标准的代表人物为Nanak Kakwani,Ernesto Pemia与Stephan Klasen。Kakwani & Pemia(2001)引用了阿马蒂亚·森对福利的定义来分析何谓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某一个经济增长只要能够使得穷人积极参与并且显著受益于经济活动中，这种增长就具备有利于穷人的特征(Kakwani & Pemia,2001)。虽然他们并没有在文章中明确表示有关所选择使用的PPG的类型，但从该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更加偏向于相对的PPG，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当穷人从一个经济增长中受益程度绝对地高于富人时，该增长才属于PPG。因此，可以说，Kakwani & Pemia有关PPG的观点彻底否定了传统的“渗漏原理”。另外，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对其进行分解，从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PPG判定参数φ，（
代表经济增长因素的收入分配对穷人的影响，而
则刚好相反，它是排除了经济增长因素的收入分配影响）。最后Kakwani & Pemia通过利用φ分别分析韩国、老挝与泰国在20世纪末的经济增长，发现其中韩国在这段时期中的经济增长是显著的有利于穷人，而相比之下，虽然泰国与老挝的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减贫的效果，但在有利于穷人的程度方面就稍逊于韩国。
后来Ernesto Pemia(2003)在原有的基础上对PPG进行了一系列更深层次的研究并提出了实现PPG的政策途径。首先他认为有关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公平相抵触”的说法被人为地夸大，二者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平衡并指出了实现PPG的当务之急是采取一系列能够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政策以及对教育医疗进行合理投资。另外以财政审慎为原则、良好的税收管理为中心的宏观调控在保证长期增长的同时，不仅可以稳定公债，同时还可以促使有利于穷人的物质与社会投资发生(Ernesto Pemia,2003)，总之，Pemia(2003)认为PPG真正需要的是一系列兼具公平与效率的增长政策组合。
（三）PPG中性论
Louise Cord,J.Humberto Lopez and John Page(2003)对当前广泛使用的相对PPG与绝对PPG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前者忽视了整体经济效率，因而对整个社会的非穷人群体而言是不公平的。并且作者举例说明了过分偏重相对PPG的执政思想将与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背离并极有可能导致不得人心的政策选择。而对于后者，作者认为其忽视了穷人的利益。根据绝对PPG的定义，只要实际增长给穷人带来的收益，不论收益大小，都被视为是有利于穷人的，这显然忽视了穷人收益增长的效率。极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收益为正但极小，并且实现这种收益的道路漫长并曲折。因此，作者认为以如何实现某种类型的增长为中心的政策目标都是其次，关键是要提高穷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利的能力。最终，作者呼吁对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要必须同时兼顾有利于增长以及有利于穷人的特点。
二、相关基本概念分析
（一）增长的目标
在关于如何界定PPG以及如何选择相应的度量标准方面，应该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即根据具体政策目标来决定使用相对PPG还是绝对PPG。如果政策目标为减少绝对贫困，则绝对PPG为最优选择；而如果政策制定者追求的是公平分配目标，无疑相对PPG最为适用。因此在定义何谓PPG的内涵以及如何选择相应的度量标准之前，我们首先对经济增长的类型进行分类。关于划分的标准，我们采取社会伦理和正义的一些标准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罗尔斯正义理论，因此，相应地将经济增长的目标可分为三类：
1.功利主义的价值标准
以边沁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者强调所有人的效用或者福利的最大化。而效用在他们看来应该体现在个人的快乐或幸福中，因而所有东西都归结为某种心理成就（阿马蒂亚·森，1999）。值得肯定的是，这种价值标准完全是按照事后结果，而非事前给定的某些原则来对各种社会安排的优劣进行排序，另外，功利主义的出现将人们的关注焦点从个人货币收入转移到效用、满足的水平上，拓展了人们关于个人福利方面的视野。尽管功利主义曾经主宰经济伦理多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但其也具备一些先天缺陷。如功利主义的总量式框架完全忽略了幸福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另外，由于功利主义的分析对象只停留在效用和幸福的层面上，因此低估了权利和自由对效用的直接影响力度。最后效用和幸福的主观特色以及随之产生的不稳定特色大大降低了功利主义标准的判定结果的权威性与置信度（阿马蒂亚·森，1999）。因此，功利主义者眼中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总量的增长，并且增长的结果是社会成员的效用或幸福感的整体提升。而本文所关注的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由于多多少少带有收入分配的色彩，并且这种分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倾向于穷人的，因此从漠视分配的角度来说，PPG违背了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但在个人效用的界定方面，PPG应该从中获得某些启示，即我们在分析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应该不仅关注穷人货币收入的增加，同时还要兼顾贫困人口能否从这个收入增加的过程当中得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或者说是一种成就感。
2.自由至上主义的价值标准
自由至上主义的关键内容即由法治权利保证的、受最少限制的个人自由。代表人物为诺齐克。诺齐克以“财产的正义”为理论依据支持最弱意义的国家，这类国家只能提供一种公共服务，具体而言，这种公共服务只包括对个人和财产的保护以及契约的实施。因此，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这种“守夜人式”的国家不具备合法的分配作用（尼古拉斯·巴尔，1998）。而森(1981)在《贫困与饥荒》中指出，大规模的饥荒也可以在任何人的自由权利不受侵犯的情况下发生。既然个人生存都得不到保障，对自由权利（更不用说财产权）的坚持还有什么意义。
关于经济增长，自由至上主义认为只要自由权利，包括财产权，被放在完全优先的地位，该经济增长过程就被认为是适宜的。就像诺齐克本人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指出：人们通过行使这些权利而享有的“权益”，一般来说，不能由于后果而被否定，不管那后果是多么糟糕。也许齐诺克本人也发现了自由权的坚持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很有意思的是，作为一名名副其实的“自由至上主义者”，这似乎并没有减低他对自由权（包括财产权）的狂热追随。
而在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由市场力量驱动的经济增长，由于富人拥有对资本占有的“继承优势”，故而富人从增长的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一般高于穷人。作为对该不平等现象的回应，即国家基于收入再分配的转移支付以及税收政策都被自由至上主义视为“偷窃”行为。从这个角度出发，自由至上主义坚持个人（尤其包括富人）财产不容分割，但穷人的利益由谁来保护？因此，“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思想与自由至上主义的价值标准在根本上是对立的。
3.公平主义的价值标准
公平主义价值标准以罗尔斯正义理论为代表，即立足于公平的一套优先于其他考虑的自由权。如果说诺齐克坚持的是自由权“绝对优先性”，那么罗尔斯的自由权只具有“相对优先性”，并且这个“相对性”体现在自由权的优先性必须要立足于公平基础之上。与自由至上主义比，罗尔斯正义理论认为，享有优先地位的那些权利的数量较少，但是这些为数较少的权利被指定享有的程序优先性则是十分完全的，即权利范围缩小，优先程度依旧。而关于自由权的“完全的程序优先性”，罗尔斯在后来的《政治自由主义》中也对它进行弱化处理，即承认了当强烈的经济需要成为生死攸关的事时，其地位应该高于个人自由权。
因此，关于经济增长，公平主义仍然强调某种程度的自由权，但同时坚持公平原则。如果当以市场驱动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偏向于富人的发展趋势时，政府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即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来看待经济增长。这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思想大致符合，略有不同的是，按照森(1999)的看法，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完全的优先地位，而在于一个人的自由权是否得到与其他类型的个人利益——收入、效用等等——完全同等的重要性。
（二）有利于穷人增长的内涵
在上世纪中叶，有关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就被广泛讨论。其中最具说服力的应该是“涓流效应”(Trickle Down)理论。新古典学派乐观地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种“涓流”过程，即经济发展所得的利益会自动地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渗漏，并最终惠及社会各个阶层。虽然“渗漏效应”也承认，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穷人只是间接地从中获得较小份额的收益，但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收益从上而下不断渗透，贫困发生率也将不断减少，并最终达到贫困消除的目的，实现共同富裕。关于该理论中有关穷人能够自动从经济增长中获利的观点，不少后来的经济研究者相继提出质疑。Bhagwati(1988)就认为经济的某种高增长率，不仅不能使得穷人从中获取利益，反而可以致使穷人的境况变得更差，即贫困人口有增无减。原因即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伴随的不平等——不仅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也包括社会机会的不均等——很可能抵消穷人从经济增长的获得到的收益，即产生“致使贫困的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
尤其在2000年联合国提出“千年发展目标”以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引起经济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而关于其定义也存在诸多争议。UN (2000),World Band (2000)以及OECD(2001)认为，具有显著减贫效果，能够使穷人收益并且同时能够改善社会机会不均等现象的增长就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Ravallion & Datt(2002)则将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等价于贫困相对于增长的高弹性。Rayallion & Chen(2003)在定义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时，引入了“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均值”的概念。而Pernia(2003)认为如果一种增长过程能够促使穷人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并且能够使得穷人收益增加的幅度超过富人，则该增长就属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每一个定义的提出都有各自不同的分析立场。
总体看来，当前有关PPG的众多定义可被归结为两类：相对PPG与绝对PPG。而这两种PPG都首先要对贫困进行界定。贫困的范畴很广，包括营养、健康、教育的匮乏、环境的恶劣等等。但是由于很难对其进行量化，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需要设定一条贫困线（或是具体国家的国内贫困线，或是国际每天1美元的标准）。当然，即使每人一天一美元的标准能够实现，教育、医疗、营养及平等等诸多方面的匮乏可能仍然广泛存在。但是，我们在这里对PPG展开研究，本身就是对贫困在货币化领域进行研究，因而贫困线的货币标准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Jan Phewe & Hansjorg Herr,2006)。
绝对PPG关注的唯一变量是穷人的绝对收入。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穷人的平均收入增长越快，该增长就呈现出越强的有利于穷人的特征。依据这种定义，应该选择穷人收入的增长率来作为PPG的度量标准。因此在一个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绝对）过程中，穷人收入增长越快，就能够导致贫困广度（贫困人口规模）与贫困深度（贫困程度）的同时加速降低，这就是绝对PPG。而如果在一种经济增长过程中，穷人收入的增加如果超过了中产阶级和富人的收入增加，我们就可以将该种增长定义为相对PPG。相对的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一旦发生就势必会弱化收入不均等的现象。至于具体选择哪种定义方法来界定PPG，就取决于具体的研究目标。如果目的为减贫，尤其是降低绝对贫困，则绝对PPG更为合适。而如果政策目标为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等现象，则相对PPG无疑为最佳选择。
（三）有利于穷人增长的基本特点
1.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是一种价值观
“有利于穷人”的思想基本体现了一种社会价值观，即以群体和他人为中心的价值观，把为群体、他人服务认为是最有价值的。贫困是对人权的掠夺，对人类尊严的践踏，而减少贫困就是捍卫人权、维护社会争议的必然要求和根本要求（叶万普，2004）。更具体地说，有利于穷人的思想更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关注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穷人”的利益，即对穷人生存状况的关怀、对穷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全人类的共同解放与自由的追求。
2.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把发展视为一个“友善”的过程
有利于穷人的增长首先强调的是以权利与义务对等为原则的互利互惠、等价交换，即所谓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任何违背这种原则，任何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有限资源进行直接或间接地侵食行为都被视为与之相抵触的。其次是建立社会安全网，即由政府主导形成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旨在尽可能地确保有限的社会救助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民众。再次为给予政治自由权。森曾将部分工具性自由归类为政治自由，即包括人们在民主整体下所拥有的最广义的政治权益，包括诸如政治对话、保持异议和批评当局的机会，以及投票权和参与挑选立法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权利（森，1998）。而著名的“温加斯特悖论”指出足够强大的国家才有足够强制力行有为之事；而过于强大的国家，其强权往往有意无意中被滥用，从而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和侵占。在这一过程中，权利的不对等导致了社会不公的现象。因而基于权利的贫困减少也必须要纳入减贫范围之内。因此通过以上三个方面，或者是这些扶助活动的某种组合最终推动社会发展。因而，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过程是一种“友善”的过程。
3.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是一种政治与经济协调的发展
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求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经济和政治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通盘考虑，努力使两者之间保持相互适应和促动的良性运行状态。在经济方面，一个社会中如果低收入阶层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即拥有太多低收入的穷人，这将势必会影响一个社会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经济增长的质量将被大打折扣。收入水平过低，穷人的健康、营养和教育长期得不到改善，无疑会降低整个人口的素质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在缺乏高质量人力资本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质量可想而知。而在政治方面，“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尤其是相对PPG（收入分配过分不均等的改善），是保持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要求。梅尔顿·古尔的“相对不满情绪导致革命”的理论就对此做出经典解释。他认为，现代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冲突的原因，不是由人们的生活状况恶化所引起，而是根源于人们在相互比较的基础上由于自己的落后（或他人生活状况改善地更多更快）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和失落感使他们倾向于革命，参与社会冲突。因此，“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模式的提出为新形势下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协调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4.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是一种共享式增长
“渗漏效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失灵意味着，多数情况下，增长并不能惠及到所有人，而在中国，则具体表现为城乡广大劳动者参与现代化进程的机会正在减少，城乡失业的劳动者不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对政治自由权的高度重视，互利交换的倡导都使得“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为所有参与者营造一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让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分享新机会，并且从中受益。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共享式增长与改革之初的“广泛分享”不同，在改革初期，由于存在大量的被剥夺者——农民和返城知识青年，重工业化增长道路也就走到了尽头，而相应的分配制度改革也随之发生，经济增长的成果在最广大的人群中进行分享，即所谓的“广泛分享”。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要素分配市场化改革的加快，个人积累资产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分配差异的累积速度加快，城乡失业者又逐步无法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因而分配政策的重点有被重新拉回到“共享”的层面上来。而此时应运而生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思想所强调的“共享”并不同于改革初期的“广泛分享”，而是强调消除部分“不能分享者”的“分享”问题（张平，2003）。
（四）有利于穷人增长的判断指标
在对PPG进行度量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将“穷人”与“非穷人”区分开来，因此就牵涉到对贫困的界定与度量。关于“贫困”，根据本文的需要，我们暂且不谈“广义贫困”和“狭义贫困”的说法，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苦”的区别上。绝对贫困是指低于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的一种贫困状(Rowntree,1941)。界定绝对贫困与否一般采取贫困线的方法，即实际收入水平（或者实际消费水平）低于贫困线的个人或家庭就属于“穷人”梯队。而相对贫困是比较而言的贫困，即收入水平相对低于国民平均收入的状态。多数情况下采用“五分法”。其原理为：将要分析的总体按收入水平进行排序并将排序后的人口五等分分为五组（每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0%），而收入水平位于最低20%的人口就被划分为“穷人”梯队。可以看出，在第一个“穷人”划分方法中，贫困深度为固定，即只要贫困线确定以后，穷人的收入上限始终固定，不随其他因素变化而变化，而在第二个划分方法中，贫困广度表现为恒定，即不论其他经济变量如何变化，穷人的规模始终固定在总人口的20%。具体采用哪种划分方法，根据各自研究目的不同而定。如果政策目的在于消除贫困，则贫困线法更为适合，而如果政策重心在于改善过分收入分配不均等现象，则五分法更为适宜。
我们对穷人界定以后，再来分析“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判断指标问题。关于度量某种经济增长是否是属于有利于穷人的，我们将判断体系划分为直接方法部分和间接方法部分。
1.PPG直接判断指标体系
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穷人收入与非穷人收入增长幅度的比较”PPG直接判断指标：在进行国内分析时，对于某一个经济增长过程，当穷人收入的增长幅度超过非穷人收入的涨幅程度时，该增长就被视为是有利于穷人的。具体而言，在一个既定的时期内，按照五分法，对于期初处于收入最低20%的人口，可以得到其在该时期内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
)。依据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获得起初收入较高的80%的非穷人在该时期内的平均收入增长幅度(
)。比较与的大小，若＞，则穷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总值中的比例将不断增加，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就相应出现，反之亦然；若两者持平，可以认为该国收入分配达到了绝对平衡的状态，即穷人与非穷人在增长过程中平等受益。
在进行跨国比较时，由于国家之间在数据获取、处理上的差别，因而在衡量不同国家的特定增长效率时缺乏统一的基础，这一点严重地影响了相互之间的可比性。因此在进行有关PPG的国家间比较分析时，尤其要注意调查时段的长度，收入的完税状态，是否包括了实际与潜在的转移收入，是否包括了所有收入，还是仅包含工资收入一项（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等问题。在数据一致的前提下，分别可以获得国家i与国家j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指数
2.PPG间接判断指标体系
在PPG间接判断指标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度量方法有：(1)公共支出总量及结构分析。公共支出作为政府的一种经济活动，在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下，其方式和结果都是不同的，因而在判断某种经济增长是否属于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时，分析政府公共支出也不失为一个可行办法。首先是总量方面的分析。经济不断的发展，人口数量及结构的不断攀升与变化，技术发展和工艺创新所导致的生产资料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以及都市化程度提高所引发的“拥挤现象”都会引发政府公共开支总量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因而，在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公共支出总额的上升是必然现象，可以说公共支出总额递增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解释这个“非充分”就需要涉及公共支出结构的分析。公共支出的结构，如果按其与政府职能的关系分类，包括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债务支出和社会支出。其中社会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包括抚恤费、社会福利救济费、自然灾害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等）与穷人生活境况的改善有直接关系。因此可以通过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公共支出总额的比例的改善来分析PPG。(2)穷人的社会政治参与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不公平可以不断滋生一个社会中不利于穷人的制度的产生及蔓延，而这些制度、规则作用的直接结果又反过来消极影响穷人所面临的社会机会、可以获得投资的能力以及最终创造财富的机会。因而，可以通过穷人的社会政治参与度来判断一个特定的经济增长过程是否具备有利于穷人的特征，可供参考的指标有：参加选举、投票的穷人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若比重越大，则说明穷人参政程度越高，反之亦然；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该比重也大则说明获取某种社会机会的竞争程度越激烈，因而穷人获得社会机会的可能性越低，反之亦然；中、高等教育完成率，一般而言，人们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获得社会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3)防护性保障的覆盖率。社会安全网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其旨在尽可能地确保有限的社会救助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民众，因而直接受益人群为低收入阶层，因此社会安全网，即防护性保障的覆盖面积越广，受益人群的规模越大，经济增长的“有利于穷人”的特征就越明显。
以上是关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规范分析的内容，笔者希望能够通过这篇拙作引起国内经济研究人员及经济理论爱好者对PPG的关注与思考。而关于PPG的更深层次的分析，如以阿马蒂亚·森、奥尔森等人的理论为基础，建立一个适用于中国现状的有利于穷人增长的制度分析框架，并揭示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与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的关系，这不论在理论创新方面还是实践探索方面，空间都是巨大的，因而具有深刻的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