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实证分析还是规范分析？——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倾向给我们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给我们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实证论文,倾向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十分有意味的现象促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一番重新思考，即在我国随着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深入，使我们的经济理论界愈来愈将研究的主要方面放在了经济运行和经济关系变动的实证分析上的时候，几乎同时，极为注重经济运行和经济实证分析的西方经济学界却有了一个引人注意的变化：注重起企业、政府等经济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人们之间、社会阶层、集团之间的经济分析（典型的规范经济学分析方式）。应该说，理论研究的动向反映着现实经济运动的需要。中西方在经济理论上的如此逆向变化，使我们意识到其各自反映的经济现实运动的问题和趋向变化，进一步在理论上作深层次的分析，对明确我们经济理论界的任务以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都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于经济制度特征加经济运行：一个不容忽视的误区。
目前社会上流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很多，作为课本使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更是不下上百个版本。可是其内容构架几乎都是一个基本模式：经济制度特征描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加上经济运行（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企业是计划体制中的一个细胞；在目前则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企业是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两方面四大块内容：经济制度的两大特征和经济运行的两个层次：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运行，就包含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核心内容。以此为中心，要将诸如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国家财政与银行信贷、产业结构与对外经济关系等等拼到其中，上百本的不同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同小异，基本如此。
并且，特别要说明的是，这里面很多内容还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充实进去的，如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国家的间接宏观调控方式、对外经济关系等。然而，即便如此，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仍显得空洞无物，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缺乏透澈而有理论力度的分析说明，例如国有资产管理、国有经济效率、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实现形式、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经济运行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找不到对策，甚至连它们的位置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越来越大，有一些版本甚至将对企业的技术评估方法，效益测算公式都写进去了，而这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是一门企业技术经济学的内容，可另一方面却对一些极其重大的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如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公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管理问题，却既无理论模式的探讨又无现实的政策措施建议，使得现实中不断出现的侵吞、浪费、损失公有资产却一没有有效的经济制约机制，二没有力的法制约束机制，剩下的仍是旧的体制的遗产——行政手段和政府文件等等。
这里问题并不仅仅在我们是否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有深入的研究和把握。很显然，我们虽然有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许多研究成果，并且会随着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将更有助于我们国家在把握运行规律的基础和经验上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加迅速，然而，当我们重提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时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加强了经济运行的研究同时，却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知不觉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们让政治经济学面目全非了，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让政治经济学研究背负的任务太多了，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越来越象一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百科全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研究各个阶层、集团、经济组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利益冲突职能反倒模糊了、冲淡了。应该说，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这是三个不同的经济学术概念，尽管在某些场合存在混用现象，但在各自基本内涵和任务方面还是有着经济理论界的共同认识的，政治经济学从西方古典学派那里到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其就以研究生产关系及人们、阶层、集团等在经济权力、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为内容，而这些矛盾和冲突最深刻的根源来自于所有制关系，最集中地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
二、社会主义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不再存在人们之间，各阶层、集团、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冲突。随着改革深入，经济利益结构急剧变动，迫切需要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分析。
在苏联早期曾有过社会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是否还有生存的必要的讨论，布哈林曾以利益一致性作为取消政治经济学的理由。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再一次加大了步伐，竟使我们有了充分地反驳布哈林观点的理由：改革遇到的最大的阻力与其说是物资产品不丰富，卖方市场还未从根本上转买方市场，还不如说是我们面临十分艰巨的经济利益结构大调整。一部经济体制改革史，就是一部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节史：从农村包产到户到工农产品剪刀差的缩小，使农民得到了比过去大得多的经济自由特别是生产自由，以及通过价格调整得到更多的收益和资金积累，而这些生产决定权和经济收益份额以往都不归农民而归各级政府。国有工矿企业改革出现梗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便是经营自主权和收益分配份额仍未有实质性落实，使得国有企业的活力、效率差成为整个体制改革中难以溶化的一块硬核。
因此，应当承认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是有着极鲜明的规范色彩的经济分析。虽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不存在了，政治经济学的规范色彩的分析自然不表现为阶级性。但从价值判断出发的规范分析方法，使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同以实证分析为特色的经济学分析差异鲜明。可以说：大多数有关经济制度特征的分析应属于规范分析，因为它目的在于区别两个经济制度的优劣，褒扬新制度替代旧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且通过合理而科学的途径使这个新的经济制度具备现实性，并从现实制度动作上证明其生命力。
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未有上述的那么一种理论力度。我们试图证明公有制必然取代私有制，然而除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灭亡，由其对立面：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代替的分析外，我们还不能够从正面，即从公有制应有怎样有生存形式方能使其有确定无疑的经济生命力。现实中的国有、集体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在运行效率未能赶上资本主义企业，尽管原因众多，但不管怎说，一个符合科学的、管理有效的公有制经济形式还不能说已经找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此方面的研究还任重道远。再有，所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中都认定按劳分配是体现对按资分配否定的一个制度特征。然而按劳分配要求的现实运行条件是目前我们乃至发达国家有很难达到的这么一个事实，却难得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找到。按劳分配要求的劳动同质，无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别，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别，更无因城乡企业经营效益，部门所有制，单位所有制之障碍使得人们劳动效果有所差别，所有劳动者在劳动作为产品分配尺度时唯一的差别就是提供的劳动量，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如水晶般清澈透明的社会经济关系，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可以由只有数量差异没有质量不同障碍劳动券来维系。这事实上是高到不可能的一种运行条件，现实中由于不可能具备，所以我们的按劳分配便受到极大的约束，同工不同酬现象，多劳不多得现象，都必将出现，即使我们将各种不正常的干扰因素降到零点，例如消除任何经济运行的不良状态，也不能使按劳分配贯彻得令人满意，因为“同质的劳动”是目前生产力水平不可能达到的条件。再说，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将成为众多生产要素商品中的一种。作为商品，其收益分配分解为两个层次：第一层：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即维持、延续、发展其劳动力的生活资料价值，这一层收益分配直接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体现。第二层：按劳分配，作为劳动者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之一的体现。十分明显，我们的任务远远不止于从正面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什么”，而且还应完成从理论到现实的过渡，将其中制度确立和运转存在的障碍和因现实条件不足出现的修正和变形都应表现出来。
十分有意义的一个现象是：一直主要依赖实证分析提供经济论证结果和经济政策建议的西方经济学界却出现一个影响力越来越深远的“公共选择经济学派”，他们的研究不同于以往西方主流派的实证分析，而是大量用规范分析来重新审视西方的市场经济运行格局，例如布坎南认为即使通过公共选择的政府行为也不值得完全信赖，因为事实上选民在选择政府时就已掺杂了个人利益要求，并且组成政府的人也有追求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倾向，因而政府行为就不一定是完美无缺的，而且由于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所以政府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会比个人、企业等在追求利益时限制少得多。科斯则通过著名的“科斯定律”认为如果任其企业自由发展的市场体制，在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公众利益的时候，企业会为了自己发展而不惜损害公众利益（例如制造环境污染），这样自由市场制度事实上比有政府干预的经济体制在经济运行和市场交易成本上显得更高。T·M·布坎南曾由于以下问题的认识而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秩序、自由、公正、效率、进步等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在我们知道，不论是市场还是政府体制，都比不上它们在观念上理想化了的模式所具有的功能。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但它是一个经常为社会科学与哲学家所忽视的真理”。①从他们的分析和研究角度从实证转向规范分析，从经济学转向政治经济学，不正是可以使我们看到，即使对计划与市场关系，政府干预和自由竞争这样经济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分析上，采用布坎南和科斯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亦可得到同萨缪尔逊·汉森等新古典派大不相同的结论和几近耳目一新的理论收获。
联想到美国罗斯托一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从理论规范分析出发去构造一国经济发展道路而创立“新经济史学”，提供出经济发展阶级中最关键的一段在于“经济起飞”，从而使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经济学思想都受到极大的启发，我们可以认定方法的革新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方法论本身，更重要的是给理论带来一种新视角新拓展，给沉闷的理论研究中引入一股清新的空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学正急需这种“创新”，即我们充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向不是将大量属经济范围的经济实证分析和经济运行描述引入政治经济学体系，更不是用愈来愈多的实证分析去淹没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特色和规范分析，或实际上替代了政治经济学的地位。相反，应大胆地引入经济关系和利益冲突的热点问题作政治经济学式的分析，诸如价格体系不合理带来的利益倾斜，经济市场化后劳动者的地位和经济收益变化，政府行为的制约机制等等，使政治经济学不是转向实证分析而失去“规范性”，而是因分析触角多元化使研究更加“政治经济学化”，这也是人们认为的正在诞生的“新政治经济学”倾向。
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意味着只作远离实际的理论说教而应该是能提供解释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经济政策建议的有效服务。
政治经济学并不应该仅仅是论证某种思想体系的理论说教，而主要的是作为一种对现实经济关系分析而对政府和社会提供的政策建议。安徒万·德·蒙作为这门科学名称的首先使用者，就是写了《献给皇上皇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到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加图那里，政治经济学一直就是作为立法依据的政策建议之学。在我国，政治经济学开始作为革命的理论，后来作为政治教育的理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又作为政策解释的理论（政策解释不同于政策建议，它仅仅是将给出的既定政策作注释，而不会存在有在经济关系分析基础上的政策设计，政策建议）。
社会主义具有人类历史进步意义的业绩，经典作家并未给我们留下多少现成的经济、社会组织分析，很多的体系构架都需要我们一边试验一边理论上去总结，提出逐步成熟的看法。而这里有不少探索是事先无法获得答案，必须在试验中渐渐明朗问题的结构：如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自然涉及到经济秩序和政治结构的重新组合，在资源一步一步地由政府各部门各层次分配转向由各地区、各行业的市场去分配，其间涉及到种种“人与人生产关系”的变化，一个新的经济组织结构（企业、市场、个人、政府等）即将形成，而研究“决定生产的制度结构、市场的作用和企业活动（包括法律的影响）的力量……是经济学家致力研究的问题之一。但是，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因此，要充分理解这些力量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以及法律是怎样影响相应的生产结构的，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②政治经济学将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作出既有价值判断又符合科学理性的分析，在为社论构想政策建议中使政治经济学获得发展的生命力。
按理论分析的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推进共同富裕。政治经济学研究针对目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从利益分配、机遇均等、经济机制运转等方面展开研究，在财政预算计划、税制设计、国家信贷投放和技术、资源开发等方面有明确的构想和政策方案。又如公有制改造两种颇有争议又颇有发展前景的试验：股份制和合作制，很可能导致一场国有制经济的革命，对其实现条件，引发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变动以及对社会主义运行效率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对此进行深入的政策性研究，意义也不可估量。我们在此提出这种看法并非指我国经济理论界没有从事这类研究，而是指还没有这样一本书，特别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此类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构和体系作挑战性变革的试验放入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并且不断地对试验情况进行监控，为大量初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学习者提供一个科学的模式与典范。
特别值得提请注意的是：本文并非反对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实证分析和经济运行描述，应当承认正是这种新的分析的描述使我们走出了同计划体制互为一体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沉闷的理论樊篱。本文试图证实的是，仅仅有这种实证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众多的利益结构变化需要我们去分析。在经济发展进程和社会经济制度完善过程中，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一样，都是我们缺一不可的分析方法。只不过说明，政治经济学这棵古老的理论之树，应当也可以从对现实生活的评判、构想等政策建议中结出常青的生命之果。
注释：
①J·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383页，平新乔、莫扶民译。
②R·H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254-255页，盛洪、陈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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