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183;伊格尔顿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里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伊格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西方文论界，毫无疑问，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推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他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在新的形势下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使之成为当代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中的重要一支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我们将伊格尔顿的批评道路与和他齐名的美国同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批评道路作一比较的话，就不难发现，作为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这二者至少有好几个相同的地方，但也在一些方面各有千秋：两人都是从文学研究入手逐步进入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领域的，但前者的切入点主要是英国文学，而后者所赖以起家的则是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而且更习惯于作一些形而上的沉思；两人都以较大的热情投入了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中，前者对各种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态度往往是批判多于同情，特别对后现代文化和反历史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后者则积极地与之对话，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现象作了全新的阐释，可以说，后者的立场越到后来越踟躅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两人都积极投入当代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中，但前者主要是由文学研究出发逐步进入对文化现象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批判风格，而后者的视野则早已超越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广泛涉猎包括建筑在内的造型艺术和包括电影在内的当代大众传媒，似乎对大众文化有着较多的宽容性。正是有了这两位大师级学者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才得以在当代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理论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华大学王宁教授（左）与文论大师伊格尔顿在埃及
伊格尔顿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他曾师从威廉斯，在学术研究和批评思想等很多方面都受到其导师的影响，尽管他后来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与威廉斯发生了分歧，但他早期的著述仍留有不少导师影响的痕迹。毕业后长期在牛津和剑桥从事教学和研究，1990年被正式任命为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托马斯·沃腾英国文学和文学理论讲座教授，并经常在欧美各国讲学。伊格尔顿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开始其批评理论生涯，他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主要理论著作包括《莎士比亚与社会》(Shakespeare and Society,1967)、《权力的神话：对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yths of Power: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es,1974)、《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 and Ideology,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1976)、《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评》(Walter Benjamin,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1981)、《克拉莉莎的被强暴》(The Rape of Clarissa,1982)、《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1983)、《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1984)、《反本质》(Against the Grain,1986)、《审美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1990)、《意识形态导论》(Ideology:An Introduction,1991)、《文化的概念》(The Idea of Culture,2000)等十余种理论著作和大量的批评论文，散见欧美各主要文学和文化理论批评学术期刊。这些著述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独特的著述风格和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国际理论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和众多的读者。
伊格尔顿被公认为当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尤其是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英语文学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之前的卢卡契、本雅明、布莱希特、阿尔杜塞、戈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都曾对他的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他不断地超越包括自己的老师威廉斯在内的这些前辈理论大师，揉合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批判精神于自己的著述，从而针对当代西方理论界出现的各种新理论思潮和文化现象不断地发出强劲的声音。伊格尔顿的主要文学观点体现在，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同时它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作家和文学艺术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扮演的是雇佣劳动者的角色，而文学艺术在后工业后现代社会则是一种制造业，艺术产品在某种程度上说来也可以算作是商品。艺术生产的维系取决于特定的生产技术，而艺术生产方式则是艺术形式的决定因素。他延袭了本雅明的现代主义意识，对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工业持批判的态度。他也和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文学反映现实的提法实际上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被动的和机械适应的关系，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不顾文学创作的规律，一味在文学作品中搜索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内容，标明了一种对文学的幼稚态度，这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于批评实践的正确态度，而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方法。他主张把结构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揉合进马克思主义中，从而创立一种新的综合“话语理论”，这种话语用于文学研究，则可吸收当代各种批评理论的积极方面，以便对文学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考察研究。在对20世纪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的态度上，他表现出了对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的宽容和同情，而对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则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在最近发表的论文《基础和上层建筑再识》(Base and Superstructure Revisited)中，他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老命题作出了全新的阐释。（注：参见《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31卷第2期(2000)，第231-240页。）应该承认，由于伊格尔顿的努力，英国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带有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色彩，并在某种程度上仍未远离文学研究的精英立场。
伊格尔顿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观点主要体现在《文学理论导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这两部著作中。前者是作者向英语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系统地介绍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演变脉络，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尤其是在对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等批评流派作了批判性的评价之后，作者在结论中总结道，文学理论具有无可非议的政治倾向性，所谓“纯文学理论”只能是一种学术神话，作为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学理论决不应当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责备。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应当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不应该与庸俗社会学的简单化混为一谈。这就相当旗帜鲜明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和特征。后者是作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第一部有着重大意义和广泛影响的力著，在这里，伊格尔顿把审美看作是一种关于身体的话语，认为在当代文化中，审美价值与其它价值的分裂表现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多变性和矛盾性。作者继续了以往的研究，把分析对象集中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德国美学，认为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是现代文化中最伟大的美学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为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范式。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研究则是这些前辈大师的批判性继承者和扬弃者。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逐步在英国步入理论家的批评视野，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由理查德·霍佳特(Richard Hoggart)担任该中心的第一任主任。之后，文化研究逐步走出早先的利维思主义的精英文化认知模式，更为关注当代大众文化和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后现代主义大潮消退之后，经过后殖民主义的短暂兴盛，文化研究迅速包容了各种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现象，迅速占据了英语文学和文化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作为一位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同时也是一位有着独特批判个性的文化批评家。（注：关于伊格尔顿对文化问题的最新论述，参阅他的近著《文化的概念》(The ldea of Culture)，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2000年版。）他的文学研究始终具有文化批评的特征，因而体现了广阔的理论视野。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被积极介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对后现代主义的表演性和怀疑一切的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同样，对于当今风行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研究”，他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但在承认其合法性的同时，则从马克思的文化批判角度作了冷静的分析。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近几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这两篇论文都由笔者译出。其中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1997)的论文中，他甚至针对西方国家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热和文化热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文化主义加大了有关人类生活所建构和破译并属于习俗的东西的重要性……历史主义往往强调历史的可变性、相对性和非连续性特征，而不是保持那种大规模不变的甚至令人沮丧的一贯性特征。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在我们这里——属于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但现在似乎却日益进口到中国以及其它一些‘新崛起的’社会”。（注：参见《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28卷第1期(1997)，第1页。这篇论文由笔者直接从伊格尔顿的发言打印稿译成中文，先行发表于《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这种现象足以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理论家的注意。在他看来，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必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特定文化现象统统引进自己的国家，否则便会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他的这篇论文于1995年在中国大连举行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研讨会上首次宣读时引起了与会中外学者的强烈反响。然而，与威廉斯等人所不同的是，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受到阿尔杜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只能算作一位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学院”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而不是那种坚定地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另一篇就是发表于本刊的《文化之战》(Culture War)，在这篇论文中，针对当今时代文化的概念无限扩张的不正常现象，伊格尔顿开宗明义就尖锐地指出“‘文化’(culture)这个字眼总显得既过于宽泛同时又过于狭窄，因而并不真的有用。它的美学含义包括斯特拉文斯基的著述，但没有必要包括科幻小说；它的人类学意义则宽至从发型和餐饮习惯直到排水管的制造。”对文化概念的这种无限扩张的担忧早就体现在他以前的著述中，在他看来，至少有两个层次上的文化可谈，一种是用大写英文字母开头的“总体文化”(Culture)，另一种就是用小写英文字母开头的各民族的“具体的文化”(cultures)，这两种文化的对立和争斗使得文化的概念毫无节制地扩张，甚至达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在分别分析了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化概念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了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他的这种警告实际上起到了对文化研究强烈冲击精英文学研究现象的有力反拨作用，对于人们重新正确地、恰如其份地认识文化的价值以及文化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无启迪。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也是中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研究界所熟悉的老朋友，他的一些著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了中译本。而他本人曾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两度来中国访问讲学并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深表同情和支持，但同时对中国的文化界和学术界大面积地引进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又表示担心。在他看来，最新的和最时髦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应当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和理论的声音。这是它们赖以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资本。今年，他将再度来中国访问讲学，我们期待着金秋时分欢迎这位老朋友的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