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述功德”：汉代博士文人诗心蕴藉的时代歌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德论文,汉代论文,文人论文,博士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10）05－0017－05
汉初，以儒家经典的阐释和儒学精神的坚守而见长的博士们，要恢复秦火之后断烂的经学典籍，在残章剩句中重建儒学的理论体系，努力恢复儒家的政治职能和能够与帝王进行平等对话的道义精神。沉浸在当皇帝之贵的布衣天子，虽然拜叔孙通为太常，但并没有给儒生博士提供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如果没有陆贾的《新语》，汉初儒家在汉代思想和文学领域的建树将一片空白。宣室求贤的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别样怀抱，使汉代最年轻的儒家博士——贾谊失去了实现人生理想的最后机会，与屈原进行天人相隔的精神对话，政治的失意和彷徨掠夺了才华横溢的生存意志，任凭生命在忧郁中凋落。儒家博士虽然不断登上政治舞台，但也只是在汉家的政治边际发出没有回响的《至言》之谏。
汉武帝拔擢公孙弘为丞相，虚心聆教董仲舒的微言大义，“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1](P212)汉代儒生博士终于打破了梦魇般的政治困境，傲然独立于政治的潮头；儒学上升为国学，孔子不曾实现的社会理想开始在汉代的政治生态中全面开花结果。于是，博士文人涤荡了心中积郁得太久的阴霾，他们掬捧着一腔的真诚，循着“诗言志，歌咏言”的诗学理论，迎合时代的旋律，发抒着大汉天声的真诚歌唱。
一、“非常之功”：博士文人的颂美情怀
宋代史尧弼曰：“三代之盛，训、诰、誓、命之文，《风》、《赋》、《雅》、《颂》之作，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圣贤之心术，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得非关于天者哉。至其衰季，孔子出焉，删定系述之文作，而其用被于千万世，何其甚盛也。岂亦禹、汤、文、武，有以作成之欤。汉司马相如辈所作，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其果信然耶！”[2](P686)史尧弼把司马相如的文章视为三代文章的余绪，且与孔子述作相提并论。司马相如是幸运的，他以超凡脱俗的文学气质，超迈千古的豪气，凌驾八荒，并吞宇宙、睨视人文的胸怀接纳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时代；那个创造的时代也毫不犹豫地张开自己的怀抱，接纳了这个才智卓绝的时代宠儿——司马相如和司马相如的文学。司马相如的个性和精神是独立的，他以赀为郎，心悦于梁王侍者的妙心慧质、辞采风流，毅然辞官以赴梁园风雅之会。在文学趣味上，与司马相如隔空击掌的却是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具有吞吐之志的汉武帝。汉武帝读《子虚赋》，竟然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3](P3002)欣赏《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3](P3063)。在文学阅读的快感中，汉武帝获得了绝佳的审美体验。从欣赏者的角度考察以辞赋为代表的汉代文学，我们发现，辞赋并不具备讽谏的意义，而是娱乐化宫廷文学的代表。作者所认为的讽谏不具备任何意义，不排除是谀媚文学的托词，是博士文人的遮羞布。刘勰从文以致用的角度，批评司马相如的赋：“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覈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4](P424)实际上，汉代的这两个具有符号意义的男人——政治的和文学的是彼此呼吸相感的两个人，是相知甚深的两个人。具有深厚儒学底蕴的文学家，以其所独有的敏锐的艺术感知，洞悉了骄傲的汉代君主政治的文学的以及生命的需求。司马相如不仅能用辞赋熨帖孤独的帝王渴望春风雨露的心灵，同时也能切中汉武帝的政治要害。
司马迁《上林赋》曰：“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罕，掩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羡于五帝。”[3](P3041－3042)几乎在同一时期，董仲舒也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命”[1](P2510)的政治主张，并且建议汉武帝设立太学，以养天下之士。这一切恰恰是汉武帝已经实行或将要实行的基本国策。在制度层面上，文学家和政治家不谋而合。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作《难蜀父老》文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3](P3050)建有“非常之功”是汉武帝最大的政治理想，是一切文治武功的终极目标。汉武帝闻知此言，亦当有飘飘凌云之意吧。二十余年之后，汉武帝在《求贤诏》（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中明确提出：“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蹄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上，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1](P197)由此可知，司马相如之“非常之功”给汉武帝心灵带来了非常大的震动。当汉武帝以他的帝王智慧遣所忠往求司马相如所著之书，却已经坠入文学家的彀中。《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3](P3063)史家的心曲永远是复杂和隐晦的，而班固一个似隐实显的“异之”却告诉我们，皇帝和他的“微臣”再一次达到了政治理想的共鸣——封禅。
徐复观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相如在未死之前，已知道汉武会派人来求书，由此可知相如对汉武了解之深。他的妻答所忠的话，我以为也是相如预先安排好的。……他了解汉武意在封禅，便写好‘言封禅事’；不上之于生前，说明他对汉武早已一无希求。出之于他的死后，所以保全他的家族。由此稍可了解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游于羿之彀中’的苦境；更由此而可以推见作为一代文学宗师的司马相如，正因为他的盖代才华的突出，所受的疑忌特深。”[5]作为才华横溢的文坛领袖，司马相如淡泊名利，为了一颗驰骛于天地间自由的心灵，不为世俗所累，傲然独立，遭到汉武帝的猜忌是可以理解的。
司马相如曰：“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专雾散，上畅九垓，下溯八埏。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飘逝，迩陕游原，迥阔泳沫，首恶湮没，暗昧昭晰，昆虫凯泽，回首面内。然后囿驺虞之珍群，徼麇鹿之怪兽，一茎六穗于庖，牺双觡共抵之兽，获周余珍收龟于岐，招翠黄乘龙于沼。鬼神接灵圉，宾于闲馆。奇物谲诡，俶傥穷变。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3](P3065)大汉之德，光耀于天地之间，万物被其德泽，四海清平，佳瑞圣符随隆德而至，所以汉武帝要承天命，封禅泰山。司马相如又一次走在了诸儒的前列，成为时代思想的先锋。封禅是帝王“功成乐定”的最高的政治礼遇，是受命之王德洽天地应符而动必然的政治作为。司马相如《封禅书》奏，汉武帝问其事以倪宽，倪宽曰：“陛下躬发圣德，统楫群元，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乡，征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1](P2630－2631)封禅是当时世政治的最重大的议题。司马相如卒后五年，汉武帝封泰山，禅梁父。司马迁以为：“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1](P2719)作《史记·封禅书》褒扬汉代的封禅盛事。《文心雕龙》曰：“铺观两汉隆盛，孝武禅号于肃然；光武巡封于梁父，诵德铭勋，乃鸿笔耳。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尔其表权舆，序皇王，炳玄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祯瑞，赞之以介丘，绝笔兹文，固惟新之作也。”[4](P198－199)司马相如《封禅书》表彰汉武帝功德的命意显然是实现了。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6](P305)司马相如这段作赋法则，如果用以观察自身所处的时代，观察世事百态，观察君臣际会，何得而不明？司马相如是一个时代的宁馨儿。他明了帝王心迹，他懂得时代的风云转向，能够紧扣时代的脉搏，契合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所以，司马相如的文章能够尽得时代的文化精髓，彰显汉帝国博大的精神气象。一个时代选择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傲然地代表了一个时代，司马长卿文章冠绝天下的意义便在于此。
司马迁一再正名，告诉我们司马相如的辞赋在于讽谏。赋《上林》，“因以讽谏”；作《大人赋》，非簿帝王仙意。其结果是，一赋而为郎，再赋读者若仙，“劝百讽一”的“一”彻底地被忽略了。时代选择了司马迁相如的赋，真实目的是因为司马相如在歌唱，他在歌唱那个伟人的时代，歌唱帝王的丰功伟业，讽谏的意味讪然退出了文学欣赏的情感空间。班固曰：“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P1045)十九章之歌无一不是歌功颂德之文。如果说这是受命作歌，非出于司马相如的本义，恐怕是不现实的，司马相如歌功颂德之心是无法排除的。
汉武帝为了建立“非常之功”，广纳英才，于是，在汉武帝周围，聚集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他们襄助汉武帝成就文功武略。汉武帝不无夸耀地说：“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1](P2863)班固多次感叹汉武帝得人之盛。他说，庄助与“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1](P2775)这是文学的渊薮，也是汉代颂歌的发源地。他们以充沛的情感吟诵着伟大的时代，以发自心灵的感动赞美着上承天命的圣主英王，以激动的情怀讴歌庞大而强盛的帝国，由此，汇成了汉帝国最昂扬的交响乐章。“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燕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4](P399)
二、“与古诗同义”：辞赋创作的政治褒扬
拱聚汉武帝周围的博士文人群体，开创了汉代文学精神的鼎盛时代，汉赋的文体形式最终以宏大的气势固定下来。汉宣帝时期，被称做中兴时代。其时，人才之盛，得力于武帝时期开创的五经博士制度。博士文人天地纵横的精神气象逐渐被儒学精细雕琢的文雅所取代，武帝时期焕发的豪迈心胸和博大的气度逐渐衰弱。汉代帝王流连风月、曼歌柔舞的奢靡生活，为时代打开了绮靡的潘多拉魔盒。具有守诚精神的博士群体奔走于利禄之途，锱铢必较的利益驱动使原本淳朴的经学传授变成了繁琐的才智表演，谨严的师法和家法近于自虐的严格轨仪，并没有守住儒学积极进取的命世精神和儒家清丽醇谨的传统人格。此时，汉代的文学精神发生了渐进式的变化。
对于西汉的文学变化，朱熹予以深刻批评：“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谊文亦然。……仲舒文实，刘向文又较实，亦好，无些虚气象：比之仲舒，仲舒较滋润发挥。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更实。到杜钦、谷永书，又太弱无归宿了。匡衡书多有好处，汉明经中皆不似此。”[7](P3299－3300)文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反映，文人又是一个时代的良心。西汉中后期的文学创作，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以及博士文人心灵的律动。在《两都赋》中，班固深深地感动于西汉中后期君臣相得所创造的文学成就，他感慨地写道：
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8](P311)
汉赋并没有脱离歌功颂德的文学本质，蜀人王褒以《圣主得贤臣颂》而得幸。颂曰：“是以圣主不遍窥望而视已明，不单顷耳而听已聪；恩从祥风翱，德与和气游，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势，恬淡无为之场，休征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何必偃印诎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眇然绝俗离世哉。”[1](P2828)辞气细致，构象精巧，文采斐然，虽然才气充盈，但雄健之气杳不可闻。这时的汉赋，一方面宫廷娱乐的文学功能被强化。起于民间，没有经过太子师傅循规蹈矩帝王轨仪的教育，汉宣帝带着质朴的民间文化气质走入宫廷，他以修武帝故事为假面，以擅辞赋的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王褒等以及善鼓雅琴的赵定、龚德待诏金马门，从行游幸、放猎，作赋颂相较高下以为游戏。宣帝太子即汉元帝生病，王褒等陪侍太子左右，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辞赋，汉赋承担起疗救汉帝国君主心灵的重任。在这一刻，文学真正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宣泄和疏导忧郁的情绪，完成审美欣赏者的精神改造。另一方面真正背负起讽谏的文学职能。在帝王就是法统的时代，君主的言论便是法则，是不可更移的政治准则。汉宣帝以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1](P2829)为了遮掩辞赋家待诏的俳优地位，擢王褒为谏大夫，以此粉饰太平。正是秉承辞赋“尚有仁义风谕”宗旨，刘向作《九叹》并编选《楚辞》。
“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1](P3515)扬雄将司马相如作为创作辞赋模范的对象，由于自身才学博洽，扬雄的模拟取得了成功。《古文苑》载：“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9](P654)扬雄在司马相如辞赋的感召下步入仕途。或者说，扬雄之赋“似相如”才被统治者认可，成为宫廷文学家。扬雄待诏承明之庭后。随侍汉成帝郊祀、游幸、出猎。一生中最重要的赋作，在扬雄新奇的感受和莫名的兴奋中诞生了。扬雄奏《甘泉赋》以讽，上《河东赋》以劝，因《羽猎赋》以谏，奏《长杨赋》以讽。讽谏依然是扬雄作赋的宗旨，虽然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汉成帝欣赏了扬雄的才气，在获得了文学享受的快乐之余，把微弱的讽谏回赠给了作者，这是呕心沥血寻找文以致用的时代意义的扬雄所没有料到的。扬雄奏《羽猎赋》，从待诏擢升为黄门侍郎，与王莽和刘歆比肩，甚或得到了些许心灵的安慰。
热衷于辞赋创作，一直保持着昂扬和亢奋的激情状态，扬雄殚精竭虑的执著精神，成就士林的一段佳话。桓谭曰：“杨子云亦言：成帝时，上甘泉，召使作赋。子云为之卒暴，倦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内。及觉，大少气，病一岁，卒。”[10](P1843)为文学而文学的精神，已凌驾于那个时代，显得可敬可佩。然而，扬雄还是清醒了。晚年的扬雄已经感悟到，辞赋只是一种雕虫小技而已，无关讽谏的宏旨，于是，弃而不为，走上了学术著述的道路。《汉书·扬雄传》载：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1](P3575)
扬雄认为辞赋不讽不谏，是壮夫不为的雕虫之技。然而，“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定泰畴，雍神休，尊明号，同符三皇，录功五帝，恤胤锡羡，拓迹开统”[1](P3523)之声言犹在耳，转瞬之间便闻“大新受命，上帝还资，后土顾怀，玄符灵契，黄瑞涌山。滭浡沕潏，川流海渟，云动风偃，雾集雨散，诞弥八圻，上陈天庭。震声日景，炎光飞响，盈寨天渊之间，必有不可辞让云尔”[11](P544)。虽然为避祸而投阁，命意苍狗白云之间，《美新》在目，实在不能消弭媚莽之讥。朱熹曰：“王莽为安汉公时，雄作《法言》，已称其美，比于伊尹、周公。及莽篡汉，窃帝号，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又放相如《封禅文》，献《剧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书天禄阁上。”[12](P237)扬雄为一代大儒，后人望之甚深，责之既切。
扬雄是两汉末期汉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文学观念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具有时代的共性，虽然他得益于天然性格的个性和气质表现得比其他博士文人厚重得多，但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西汉末叶汉代博士文人心灵变化的过程。不为人察觉的颓靡的改变逐渐由隐而显，曾经的豪情万丈、家国天下被苟且偷安、无休无止的个体利益追逐所替代，曾经信誓旦旦禀命的“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文学观念变得荒谬可笑，思想被残酷的现实击碎，生命变得无所适从。扬雄“壮夫不为”的反戈痛击，不仅摧毁了一种观念，实际上西汉末期残存的概念化的士人精神同时被扬雄彻底地扫荡了。如果没有东汉的中兴，或许不必要再等到二百年之后的魏晋，欣赏文学更为自由的精神，便在扬雄之后了。然而，东汉的中兴，阻断了文学自由发展的进程。文学的发展方向再一次被政治所修正。
三、“褒德显容”：斗才逞志的政治赞歌
在理论层面上，将汉赋的讽谏意义贯彻到底的是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1](P311)，“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1](P311)史学家这样的文学认识，无非是循着“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1](P311)的思想轨迹，提高汉代文章“润色鸿业”的政治价值。汉代的诗学观念，大抵不离“美刺”精神的阐释和发扬蹈厉。到了班固的时代，辞赋“刺”的诗学意涵在政治的打压下已经全面萎缩。永平十七年（74年），汉明帝诏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13](P256)司马相如“颂述功德”，被汉帝国君主表彰为忠臣的榜样，也规定了汉代文学的走向。在赞述功德时代精神的导引下，“抒下情而通讽谕”的诗学精神，因为丧失了合理存在的政治空间，逐渐淡出了汉代博士文人的视线，“美”的诗学意义逐渐被放大，志得意满地占据了东汉前叶的文学场域和汉代博士文人的心理空间。于是，润色鸿业。放歌当代，成为汉代博士文人群体重要的文学使命。
具有深厚儒学渊源的班固，顽强地坚守着讽谏的诗学意味，继续做着文以致用的努力。《后汉书·班固传》称：“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14](P1335)仔细阅读《两都赋》，我们看到的是西京宏大、繁华、绮美的汉家气象，东京阐发明教，德泽被于四方，以成王化之业。讽谏思想表达得非常隐晦。如果说班固是在称颂东京隆平治下的宫室规模、政教水平、文化蕴含已经比肩西京，也有他的道理。昭明太子流连翰藻，《文选》将“京都赋”列为甲章，“京都赋”又把《两都赋》置于首选，恐怕无关乎讽谏。
清代的方熊补注《文章缘起》时，对于《两都赋》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说：“《两都》等赋，极其炫曜，终折以法度，而雅、颂之义未泯。”[15](P207)坚持雅颂之义的诗学观念，是班固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则。他在《典引》中就声称“光扬大汉，轶声前代”，《典引》创作的真实意愿也即在这里。“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14](P1375)心存封禅的意图非常明显。永平十七年（74年），有五彩神雀集于宫殿，汉明帝命百官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16](P200)这是一个集体创作汉赋的盛大场景，本身就是一场文学盛宴。时至今日，无论是金玉，或是瓦石，《神雀颂》全部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令人扼腕痛惜。
郝经云：“颂者，称美之辞。不歌而诵谓之赋。既诵而歌谓之颂。又颂者，容也，形容其美也。本诗之一义，故《大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然未命篇为文，至《离骚》、《楚辞》而有《橘颂》，汉王褒为《圣主得贤臣颂》，扬雄为《赵充国颂》。”[17](P623)在汉明帝、章帝时期，东汉社会达到鼎盛，汉代君主对于国家的控制、经学的钳制、舆论的监督彰显了政治的霸权。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便是一次思想整合过程，汉代博士文人的思想倾向在文学上的反映便是歌颂，也唯有歌颂才能获得统治者认可，才可能实现自身政治价值。从此，汉宫中充满了悠扬的颂声。
汉章帝雅好文章，博士文人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方式。元和中，汉章帝修述古礼，巡狩方岳。崔骃上《四巡颂》以称述汉德，文辞甚为典雅。《后汉书》记：
（汉章帝）自见骃《颂》后，常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骃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骃由此候宪。宪展履迎门，笑谓骃曰：“亭伯，吾受诏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为上客。[14](P1718)
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汉章帝好文，汉代博士文人献颂。崔骃、班固、傅毅，同时齐名，相互友善。他们的文学主张没有分歧，所以，都有歌美汉帝功德等赋颂之章的创作。像崔骃一样，班固也抑制不住满怀的豪情，作《东巡颂》和《南巡颂》，备述典乐之盛。《后汉书·班固传》记，“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14](P1373)傅毅以为汉明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于是，依《清庙》作《显宗颂》10篇，“由是文雅显于朝廷”。几乎在同时，贾逵除诏命所作《神雀颂》，还赋为《永平颂》。“诗人之兴，感物而作。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18](P527)众多博士文人集奏黄钟大吕之音，营构了东汉前期红火的盛世乐章，同时，也为博士文人的思想指引了集合的方向。
远在吴会之地的上虞，为蓬勃的时代精神所感染的，被誉为“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14](P1630)的硕儒王充，在汉章帝建初年间，向那个时代奉献了《论衡》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王充是这样描绘汉明帝、章帝时的文学盛况的：“孝明世好文人，并征兰台之官，文雄会聚。今上即令，诏求亡失，购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声？……汉今为盛，故文繁凑也。”[16](P201)王充一介布衣，孤僻于吴会，宫廷刮起的颂汉之风显然已经吹临了竹剑之地，并在王充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时代共鸣。他总结了文学发展以及政治运行的历史轨则，明确地提出，作为臣子应该歌颂明朝，“夫以人主颂称臣子，臣子当褒君父，于义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16](P197)将圣主明王的历史功业载记于竹帛，传诵于百代千秋，这是文学家和政治家应有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
东汉的第二代博士文人相互友善的王符、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登上政治舞台时，纲纪靡废，权归女主，二竖为乱，博士倚席不讲，汉家的气象明显开始衰弱。博士文人的廊庙文学气质开始向生命本体的文学精神回归。校书郎马融献《广成颂》，不意触怒敏感的邓太后，尽管才高博学，为儒者所宗，但淹蹇东观十年而无法迁官。汉安帝亲政后，马融媚态复萌，上《东巡颂》，拜为议郎。张衡作《两京赋》徒论兴衰，以《思玄赋》、《归田赋》宜志寄情，为《四愁诗》聊叙仓惶愁怨。这一切宣告着歌颂的时代已经远去，文学的主题开始寻找生命的价值，寻找人文精神的新生。
汉代君主热烈地褒扬，博士文人风随其后，各呈才智、各展胸怀、各赋新意，汉宫之中，颂声洋洋，声闻九天。“表德颂功，宣褒主上”[16](P197)的时代精神得到了博士文人的强化，演变为主流的文学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备述汉德、“光扬大汉”的沉重思想负担，压制了博士文人自由奔放的个性，迎合权势的谄媚被看做忠臣良将，思想统一的时代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时代，缺少个性的颂美文学也只能被视为政治的祭品，所以，在漫长的文学流变过程中，先代政治祭品性质的文章逐次被新朝新贵们的歌功颂德所汰除，政治法则依然适用于文学。欧阳修《后汉修孔子庙器碑》云：“前汉文章之盛，庶几三代之纯深。自建武以后，顿尔衰薄。崔、蔡之徒擅名当世，然其笔力辞气非出自然，与夫扬、马之言，醇醨异味矣。及其末也不胜其弊，霜月皇极是何等语。”[19](P364)诚然，宏大、平和、安详的治世之音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质，固定时代的文章风格衬托着博士文人的处世心态。文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产物。司马相如、扬雄、崔骃、蔡邕生活在两汉极具个性的时代，他们的文学是时代的投影。从司马相如到崔骃，汉代博士文人一路放歌走来。到了蔡邕的时代，我们已经听到了乱世之音的愤怒、亡国之音的悲哀。大汉雄风，已经在泪光中逝去，存梦中萦绕。
在经学的臂弯中长大的汉代文学，吸收着经学的养分，不可避免地带有经学气象，这恰恰是汉代文学真实的品格。对于三代文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极度崇拜是汉代博士文人的群体心灵写照，实践五经所赋予的儒学精神，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学的使命。“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16](P196)汉代博士文人承担的历史责任，便是歌颂个体所处的时代，褒美盛世明君，所以，汉代文章在经学的滋润下炳焉与三代同风，其文学意义恰在于此。洋洋乎不绝于耳的颂声，彰显的是汉代博士文人的文采风流。虽然时代迥异，但治世的风雅之音怡然同调，这便是两汉博士文人内蕴的共通的儒家诗学精神所在。
［收稿日期］2010－05－06
标签：汉武帝论文; 司马相如论文; 博士论文; 汉朝论文; 两都赋论文; 西汉论文; 大人赋论文; 班固论文; 扬雄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