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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多年里，虽然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其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产出的传统生产模式，却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在，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
不堪重负的不仅仅中国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普遍地拉响了警钟。比警钟声更刺耳的是，美国总统布什一上台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不执行减少碳排放量的决定。
不堪重负的生态环境
近来，常有从黄河、长江调水救急的报道，甚至从十分缺水的山西调水到北京的报道。往昔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现在却让人品位到些许苦涩。据权威部门预测，2005年北京将缺水7.94亿立方米，2008年缺水将超过10亿立方米。虽然有南水北调工程，但远水不解近渴。即使按照目前采取的节水、保水措施，北京到2008年仍然缺水9亿立方米左右。
放眼全国，中国的环境危机已经警钟长鸣。
土地沙化的状况已经超越了以往学者们每年扩展2100平方公里的数据，直逼每年的3436平方公里。
中国已成为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酸雨覆盖范围达国土的1/3，重点在南方，但已经向北方发展，酸雨和沙尘暴已影响到一些邻国。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华北地下水超采亿方，呈现9万平方公里漏斗区，大兴安岭林区敲响生态警钟，竟然开始有沙尘暴光顾。
环境泡沫经济中最脆弱的部门可能是食物生产。据了解，中国2003年谷物有5000多万吨的缺额，相当于加拿大谷物的年总产量。
在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142个国家的环境可持续能力排行榜（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世界经济论坛共同开展的项目——环境可持续能力指数（ESI）的最新评估结果）上，我国居于第129位。
面临生态危机的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的农业都在面临着挑战。“气温升高和水位下降是当今世界农业面临的两大挑战”。《B模式》的作者莱斯特·R·布朗说得很对，气温每上升1度会导致小麦、大米和玉米三大主要谷物减产10％。由于水位下降和气温上升，近些年来全球谷物产量都在减少，每年都是产不足销，2001年短缺9700万吨，2002年短缺9600万吨。由于温室效应，气温升高最多，旱灾连年，草地严重退化、沙化，农牧业生产力退化到已经难于养活当地的居民，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动荡。
人类向地球索要的已经超出了地球的限度。
面对世界生态环境恶化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形势，国际上涌现出的“管理意识革命”、“环境革命”、“新世纪的新工业革命”等等各种说法，无不表明事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布朗在《B模式》中强调时不我待，大声疾呼必须采取“战时动员”，我们对此应该持何种态度，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值得深思。
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
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据1986年《世界资源报告》的统计，美国生产58422×1015J，消费66766×1015J，进口能源8344×1015J。能源生产量为中国的2.4倍，消费量为中国的3倍。人均消费能源是中国的13.24倍。美国碳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在美国等工业国家，其影响无处不在。
缅甸向中国出口原木，破坏了亚洲的热带森林，事实上向东南亚进口木材最多的是日本。巴西、墨西哥滥伐森林，但是拉丁美洲滥伐森林起主导作用的正是美国。不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是美国等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正在给地球造成最大的负担。
布朗主张把全世界的碳排放量减少一半，以减少大气中的CO[，2]浓度，防止气温上升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可怕后果。这是根据1997年《京都议定书》出台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是一项非常好的信息和主张，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上述议定书是将工业化国家的碳排放量在90年代的水平上减少50％，并于2002年完成。
但是，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总统布什一上台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不执行减少碳排放量的决定。美国的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1/4，是大头，它不执行，影响太大，何况一些国家也跟着这样做呢？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行动呢？这是继续增加碳排放量的行为。即是说，大气中的C0[，2]浓度将继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可怕的连锁反映，气温继续上升，海平面不断上升……，后果当然是可怕的，对地球和人类的危害，是任何恐怖分子的破坏活动都无法比拟的。
而且，美国每年给化石燃料业以2100亿美元的补贴。向使用化石燃料发放补贴，无异于助长气温上升。这表明，美国燃油和公司大财团组织了美国最强大的游说团体控制国会，在1990年和2000年间，为了保护自己享受的几十亿美元的特殊税率，他们支付了1.54亿的游说捐款。不得不承认，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存在着腐败现象，有钱人能够使经济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正被国际垄断财团作为全球化的方向而大力推广。
寄希望于中国
美国科学院院士、化工学会主席丹那奥斯廷在一次和国内学者谈话时说到，现在美国及世界的经济被绑在汽车轮子和石油的基础上，已经没有希望了。唯一有希望可以改变这个局面的是中国。中国的石油不多，但煤很多。他建议中国把煤转化成甲醇和二甲醚，用它们来代替石油。
布朗说，中国正崛起为世界的经济龙头，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要想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就需要在重要领域作出正确的决策，其中包括在能源开发、农业发展和交通运输诸方面。做出正确的决策，可保证中国有光明的未来；而一旦决策失误，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无法控制的破坏因素。
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的“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报告预测，中国在今后20年要实现工业化，对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的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中国对锌的需求量会在3年内，铜会在5年内，铝会在10年内，超过美国的消耗量，成为世界上上述资源消费第一大国。未来20年，中国石油需求缺口超过60亿吨，天然气超过2万亿立方米，钢铁缺口30亿吨，铜缺口超过5000万吨，精炼铝缺口1亿吨。届时，各种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缺口将十分巨大。
但是，至少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至今还未能实施适用于自身国情的做法，而是仿效了西方工业国家的模式，即集中种种资源、营造以汽车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体系。布朗替中国算了一笔账，大量的轿车以道路、高速公路和停车场的形式占用土地，而地面一经铺上沥青，便无法用于食物生产。如果中国真的达到了日本目前的平均每两人拥有一辆小汽车的水平，其汽车大军便会从当前的1300万辆，扩大到6.4亿辆。
再不妨设想中国每辆汽车的占地面积会与欧洲和日本一样，那么6.4亿辆小汽车的大军，将会导致近1300万公顷的土地被铺覆，而其中的大部分很可能会取自粮田。这几乎相当于为中国提供主要粮食的稻田总亩数——2800万公顷的一半。汽车与谷物争地，正在向贫富之争的方向演化：一方面是买得起汽车的人，另一方面是为挣得基本食物而心力交瘁的人。如果中国选择大力发展现代化水平的城市轻轨铁路系统，并辅之以自行车代步的交通手段，她的前景会更为乐观。这样的交通体系，会以最少的能耗，实现最大的运量，而导致最轻的污染，并将对土地占用量降至最低。
《华盛顿共识》死了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现在都需要作出选择：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还是别有新径？对于一个赶超国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前者实现了发达国家富强之路，后者没有经验可鉴。
但在几年之前，选择的机会并没有降临这些国家，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发达国家之路不过是近些年来的舆论呼唤。
毕竟，20多年来，“华盛顿共识”是一个深刻影响过去十几年的世界形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形势演变的重要术语。它几乎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说法。所幸的是，进入新世纪，“华盛顿共识”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甚至垂死。
从1999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所谓“反全球化”运动。该运动实际上是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呼吁市场化不能以社会分化为代价，经济与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协调发展。斯蒂格利茨早就明确指出，这个共识“是不完全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误导的”。对改革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机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不可能是万能的，而必须善于把找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让增长可持续，让社会可发展。
就在2004年5月25日，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全球扶贫大会上讲到：“华盛顿共识多年前就已死亡。它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其他共识所代替。今天，我们要不带着任何共识来参加讨论。”
沃尔芬森认为，不应把发展看成是专业人士梦想出来然后带给发展中的人民的东西，带给贫困人民的东西，在某种意义是给予他们的东西。需要做的就是让贫困和寻求改善生活的社区人民参与，让他们参与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他们更了解贫困，更了解他们自身的需要。“我们可以在结构和方式方面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基础设施。”
万能灵药是不存在的，要实现目标并没有单一的方式。沃尔芬森要提请注意的是：“我们谈必须推进社会公正，我们谈需要采取步骤进行赋权，采取步骤推广可以利用来扩大规模的方法。但是我们没有谈的一件事，也是我认为我们大家必须认识到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要有效地倡导减少贫困和希望消除贫困，我们就必须本着一种道义原则感，一种伦理原则感，一种对我们的事业是正确的事业的信仰来行事。我们不应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贫困问题，因为解决公平和社会公正是正确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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