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根源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持续而迅猛地发展，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被誉为东亚经济奇迹，并被视为全球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有人甚至断言“东亚世纪”已经来临。而去年自泰国爆发并迅速蔓延的金融危机给这些“希望之星”蒙上了一层阴影。直至今日，这些地区的经济仍未走出低谷，并有再度爆发危机的可能。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已有多种分析，尤其是一些从经济、金融角度进行的技术层面的分析都是非常深刻而且及时的。本文则拟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粗略分析，聊备一论。
通过对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任何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东亚各国也不例外。由于历史上的渊源关系，这个地域内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当然，它们也都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日本的神道教，韩国的花郎道等等，儒家思想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已经通过不同渠道，普遍影响到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经济活动、教育制度、家庭组织、生活方式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起飞和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正所谓“法无常法”，“道无常道”，由于这些国家未能因时制宜，及时消除其负面影响，剔除体制内弊端，使得危机发生时无力左右局势，导致全线崩溃。下面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略做分析。
第一，儒家集权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强人政治+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失去强有力的监督，则极易导致“金元政治”和大量的腐败行为。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政治性根源，这同西方一些经济危机发生的背景又大不相同。
忠孝节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要求人们在国要对君主尽忠，在家要对父母尽孝，因此很容易形成“一君万民”的中央集团的统治体制。在经济发展初期，这种集权化体制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积聚各种力量，使经济发展有个大的飞跃。但是经年日久，弊端日现。就一般规律而言，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其经济增长需要有如下保证；能够提供快捷服务的政府机构，运转良好、管理有效的中央银行，以及受到良好管理的公司和企业。尤其是在政府官员、公务员和企业经营者之间，不能沦为裙带关系。但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比如韩国，“指导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开始出现了政企一家、官私不分的情况，廉政监督也不再象从前那样严格，一些企业为了寻求发展，都去寻找一些过硬的政治靠山，聘请与政府关系密切的退休军政要员，去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层领导联络，为自己的企业提供方便。于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每逢大选时向可能当选的侯选人赠送数目不菲的“政治资金”，就成了一笔必要的开支。那些有影响的国会议员也是当然的投资对象。1977年轰动一时的韩宝集团巨额行贿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有政界人士撑腰，当企业经营不善的消息不断传出时，仍有金融机构不断为其“输血”，大批货款未经审查就进入企业的账号上。大量问题暴露出来后，为了避嫌，政界人物也不敢再出面公开支持，银行方面也断了支援，企业最后只好宣布破产。由此造成大量的银行呆帐、坏帐，这正是金融危机得以发生并迅速蔓延的一大原因。为此，一向以反腐败“斗士”而闻名于世的新任总统金大中坚决表示，要铲除“官治经济”的根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废除一切不必要的政府限制和优惠，改变财阀的经营形式，不允许政经勾结，不允许内部交易。所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果措施得力，遏制住官商勾结、金融失控的趋势，相信对经济复苏将大有帮助。
第二，家庭式企业经营和官办金融机构使企业内外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并因此渐渐失去了原先具备的优势。
在儒家家庭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家庭式经营成为东亚经济的一大特色。这种被西方人称为“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在经济组织上具有一定优点，但也有其消极方面。在这种家庭式企业中，都有一个由创始人家庭或个人构成的核心，在企业由小到大的艰苦创业过程中，逐渐养成了创始人说一不二的独断作风。企业的发展往往依靠创始人的意志来决定，制约因素和牵制力量微乎其微，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样，当企业陷于困境时，仅仅依靠创始人家族和个人的力量力挽狂澜，四处筹款，或向金融机构求救，若得不到及时支持，就难免陷入破产的境地。
而从金融机构一方来看，贷款放出后，本应担负起对企业经营状况的监督责任，可是在发生危机的国家中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官办金融机构往往看上级或外部势力的眼色行事。银行不是根据工程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贷款，而是根据个人交情或裙带关系放贷、信用评价形同虚设。有时也有书面担保，但企业的家族联系又使它可以非常方便地取得担保，其真实性就难以保证。以致到危机发生时，有许多金融机构不清楚倒闭企业的负债情况，甚至不知道给这些企业贷款的确切数字，有时统计数字与贷款数字相差甚远。在韩国，这种情况非常突出。
印度尼西亚是这次危机中遭受金融打击较晚，但损失较大的国家，它同样具有高度的政府干预加上家族联网的特点。前总统苏哈托的子女和亲属都开办银行，而中央银行对这些私有银行大规模对外借债又缺乏有力的监督和规范措施，银行操作不规范，呆帐、坏帐增加，抵抗风险能力差。特别是高利的短期外债比例过大，一旦发生危机，私有企业又担心印尼盾进一步贬值，于是大量抢购美元，造成印尼盾一路狂跌不止。而印尼盾对美元的不断贬值，又使危机进一步加剧。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同印尼达成一揽子改革计划时，要求苏哈托先关闭其子女和亲属控制的银行，但是损失已是无可挽回了。连苏哈托都公开承认这次危机有可能使印尼经过几十年艰苦努力创造的经济成绩，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而新加坡仅仅在一年前，还在担心马来西亚、印尼会超过自己，却没料到去年一场金融危机使两国遭受重创，而新加坡却成为金融风暴中的一方“绿洲”，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异。实际上，家族式经营也是新加坡华人企业主要经营模式。但由于政府措施得力，不仅贪污行为微乎其微，而且绝不允许朋党资本主义式的经营。银行说一不二，严格审查企业借货资格，绝不会有借钱给有影响力的朋友或企业的情况出现。这也是金融状况稳定、经济运转良好的必要保证。
第三，在家庭本位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大企业集团求大求全，盲目扩张，缺乏竞争的灵活性。
“章鱼腕足式”是对这种企业的现象写照。比如在韩国，为了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实施了一些限制竞争的产业政策。那些政府希望发展、有望打入国际市场的企业才有得到优惠政策的机会，一开始，这确实有利于集中有限资金发展支柱产业。但是时间一久，政府就开始形同一位过度溺爱孩子的母亲，而企业则犹似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使企业原来的优势变成了劣势。因为企业和银行都相信，当投资失败时，政府不会袖手旁观，肯定会出面扶持。这一方面给金融机构造成投资大企业风险小的假象，因而无节制地给他们贷款，另一方面也使企业自恃甚高，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把触角伸向许多不相干的领域。许多大公司在几乎所有不相关联的产业中部有分支企业。随着向更多领域的扩张，专业界限越来越不清晰，而企业顾此失彼，宛若一个“泥足巨人”，反应开始迟缓，基础也不稳固，败绩接连出现，资金更加困难和不足。但是由于大企业集团公司内部具有家族式联系，可以通过集团内部的交易夸大其经营业绩，而且还可以通过家族集团内部的公司之间相互债务担保来掩盖其金融风险程度，这样银行就无法判断企业真正的经营状况，给贷款带来很高的风险。尤其是一些二级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借了大量短期外债，用在不需要担保的长期贷款业务上，大企业一旦破产，这些金融公司也必然受到波及。由于短期外债到期难以偿还，在国际市场上信用度必然下降，这样就无法筹措到款项，只好在国内市场上收回贷款，导致银根紧缩，又使更多的企业破产，这样形成恶性循环，以致危机日益加深。也正因为如此，金大中在谈到韩国金融危机和对策时表示，不再允许“章鱼腕足式”的大规模经营。日本也有类似情况。仅在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一些大公司在美国各领域的投资就损失了大约7000亿美元左右。
实际上，就在东亚各国陶醉于大而全的企业集团时，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朝更大规模发展并不见得对经济发展有利，因为规模增大，机构相应地也就庞大，成本也就会随之增加，而等级制度也会更严重，信息反馈不及时，反应更迟钝。就象恐龙一样，由于身体同大脑相比差距变得越来越大，神经通路的传导作用也就越来越迟缓，美国的一些巨型企业就是由于这种“恐龙效应”而解体的。有鉴于此，东亚各国应对大企业进行全面改造，加强企业的灵活性、快速反应能力和革新精神，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第四，决策系统的官办性，使之不可避免地染上僵化、迟缓的病症，以致危机发生前没有及时地预测，没有及时向政府报警，危机发生后措施手不及，未能及时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因此说，这次危机表面上看是一场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是一场决策危机。
在这些国家中，由儒家圣贤道德理想发展而来的精英政治思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很大，几乎都有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由精英人士组成的、体系完备的决策系统。这种系统是弥补政策不足、避免行政独裁的较好方式。由政策审议会、各类思想库等组成的大型决策支持系统的有效运作，曾使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条件下，保证统治的权威性和管理的有效性，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这些决策系统长期以来或者与政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或以金融机构做后盾，这样在出现问题时，由于自身利益的原因，在纠正政策偏差、弥补政策缺陷、防止金融“气泡”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金融风暴来临时，许多国家都把危机的发生归罪于犹太人的阴谋和索罗斯一类的货币投机者，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却没有人云亦云，他深刻指出危机的根源就在亚洲各国政府本身，尤其是一些暴露出愚昧和弱点的政策，这同索罗斯在遭到东亚各国指责时为自己所作的辩解不谋而合。索罗斯认为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之所以能在一些国家得逞，是因为这些国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有缺点。在今年召开的世界银行年会上，国际货币黄金总裁康德苏先生也讲到过类似观点，他指出投机者喜欢赚钱，他们能看到各国政策的弱点，能从中发现机会。投机是市场的一部分，你不想让投机者得逞，就要把自己的经济管理好。这些看法不无道理。在这次风暴中，新加坡却与危机擦肩而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制定并实施了及时而有效的宏观管理决策，如增加外汇储备，加强基本建设，阻止房地产业价格飞涨，等等。香港在这次危机中有效地保持了港币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一个成立于1983年的货币管理委员会，它曾经成功地制止过一场挤兑港元的风波。这个运转良好的委员会能够在出现不良征兆时，及时出手，协助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使“金融杀手”索罗斯在香港汇市投机中弑羽而归，损失了10亿美金。由此可见，政策和策略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对比而言，我们既缺少西方那种大学或民间的独立研究咨询机构，官办的研究机构也没得到东亚一些国家那样的重视，因此有关方面应采取切实措施，加强这方面力量，防患于未然。
第五，在教育内容和人才结构上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也是未能及时阻止危机的原因之一。
决策危机实际上意味着人才危机，人才危机也就是教育危机。各国政府的决策机构或经济管理委员会都是由各界精英组成的。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杰出人才却未能透过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及时洞察危机，及时提出缓解危机的措施和对策，以致造成了几乎无法挽回的损失，这种缺憾恐怕不是智力上的原因，而是教育体制、教学设置上的一些不足造成的。重视教育，推崇智慧，是儒家思想精华之一，也是这些国家的优良传统。但是在教学科目的设置上，往往以传统教育为主，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和实用知识的普及以及智力的开发，从而造成这方面人才严重不足的状况。如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时所需各类专门人才缺口达43%，象日本、印尼、韩国、也包括我国在内的人口大国，经济增长不仅受人口总量的制约，而且也受高素质人力资源不足的困扰。近几十年来，各国都加强了实用科学的份量，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全球化，精英人才仅仅具有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显然不够，还必须同时具备金融、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综合金融知识。现在金融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屏障，但是在这些国家中，这方面人才的短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韩国金融机构就非常缺乏“信用评价”的专门人才，这也是无法对企业经营进行普遍监督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东亚一些国家中，对于一些新的交易方式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利用，很少有人了解，常常是在上当后才发现这些衍生工具的负面作用，但是连“吃一堑长一智”的机会都没有了。为此美联储经济学家陈琳在《对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几点建议》中特别指出，中国的金融业对外开放速度特别快，但是如果中国金融机构不精通风险管理业务，这种业务就将落到外国机构手中。如果中国不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改变在金融风险管理技术与教育上的落后状况，势必带来严重后果，为此他提出的对策之一就是着手培养金融专门人才，迅速掌握风险管理业务。这个建议应该说是及时而中肯的。金融业与国际接轨，人才是关键，这已是在危机中得到证实的结论。如果说我们从东亚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教育的加强和人才的培养应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综上所述，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儒家思想对经济有积极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也不应忽视另一方面，即其中的负面影响也会扼杀制度的创新机制，遏制经济增长的活力。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中，集权制下的官僚体制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必须彻底改革。当然，即使危机的发生有其传统文化的根源，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同意或任由西方人对亚洲价值观进行横加指责。应该肯定的是，强调集体、推崇协调、勤劳节俭等崇高品德仍是亚洲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价值观的核心。有了这种价值观的支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最终一定会渡过危机，经济重新恢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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