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学考试的背景问题——上海高考、中考问题调查研究报告之三（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查研究论文,之三论文,上海论文,中考论文,摘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调查中，被调查者普遍认为，某些“小打小闹”、“可操作性强”的考试改革方案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而那些通过地方立法或建立教育特区的途径，使经济发达地区的升学考试能够“调整教育结构”、“扩大招生规模”、“实行‘宽进严出’”的配套议案，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为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和分析一下有关升学考试的背景问题。
1.家长的迫切要求
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老三届’子女考大学”是我国特有的、不容轻视的社会问题。这不仅是涉及“入学高峰”的数量问题，而且也是考试和分流的行政方案“屡受攻击”而难以变动的政治原因。
调查结果表明：我市不同样本的人群（学生家长）对“念（普通）高中上大学”的愿望是很相同的。其原因是涉及这一社会紧张事件的人群大多是“老三届”，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有着特别强烈的愿望。这并不是靠政策可以轻易疏导或扭转的。
在普通高中热中，有些人士建议，中考要提高升学考试的难度，要引导分流。但实际上，人人都要“百分之百地考两次，谁都会全力以赴，所以会加重负担”。
我们应当提供职业教育，在普通高中内部渗透职教的成分，但这在实践中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在还没有参加高考之前，家长是不愿意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职业班或实科班的。（市南中学、曹阳职业学校，1997）
大力发展普通高中的步子要快些、大些，因为家长都希望子女读普通高中。应该利用上海的教育资源，有条件的职教、成教、三校都可以搞普通教育，哪怕只开一个班也好，这样全市就可以开很多班。（上海电大南市分校，1997）
发达国家的职教质量和生源是很好的，而我们的职教力量不强，生源又多是落榜生。（邮电中专，1997）
部分大学的看法则涉及了教育本质和受教育权的问题：
谁都有权接受高中和高等的普通教育。“一些家长为孩子差一分升不了学而到学校来下跪”。这种现象是不应该发生的，最低分数线不能剥夺落榜考生应该拥有的受教育权利。此外，根据家长的缴费热情和教育成本的分析，收费还可提高。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和应该创造更好的教育投资环境。（复旦大学、财经大学，1997）
然而，正如一些资深人士说的那样，中考、高考升学考试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积累着各种矛盾，蓄积着“太多的期望”。为着政治上的稳定，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做太大的动作，而只能在既有招生计划中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方式来维持考试的权威。
2.就业的学历要求
“本科以上……高学历就业上岗”和“数百万外地劳动力涌入上海劳务市场”的就业形势，是高考、中考不能按计划稳定地实行“分流选拔”职能的根本原因，也是招生考试要向着为就业或升学者“提供成功证书”方向改革的主要依据。
这里蕴含着这么一层意思：我国存在着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比较起来，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的发展水平要显著地高于其他地区，人才市场和劳务市场已突破了传统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由于外地劳动力大军已充斥着上海的各种工作岗位，所以上海家长的高学历要求就不再是“理想的”、“过分的”奢望，而是非常现实的需要了。
但是，“教育决策者与老百姓的观点是不完全一样的。”教育行政部门只能按照“招生总量（阶段）←毕业生就业或分配（调控）←教育分流”这样的既定逻辑来实施或进行“改革”。
“高学历高就业”的考试背景是什么呢？
一些研究者和招生工作者认为：当前考试研究的重点是三个问题：一是分流的模式；二是分流与入学高峰的关系，包括与大学的关系；三是如何考，如何招生……外地300 万民工涌入上海劳动力市场，低学历就业岗位已被占满，上海学生就必须获得高层次学历。（王厥轩，1997）
3.普高与职高的反差
综合上述背景因素考虑，一些人士对上海现有普职（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下同）比提出异议，认为在经济发达地区，扩大普通高中招生比例是中考改革和高中教育改革的结构性措施。
而教育行政部门的改革思路则倾向于“让考试适合于现有结构”，按照各级各类学校的招生计划来设置考试，尽可能地发挥考试分流和选拔的功能。
但是分流考试并没有很好地实现预期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升学竞争的气氛。缘于此，学校要求扩大普通高中比例的呼声就越来越高。
“普通高中热”的原因，除了只有读了高中才有机会或才有能力去考大学这个原因之外，更关键的原因是就业市场“排斥三校文凭”。然而，“用行政的力量去提高三校地位又是困难的”。（市南中学、延安中学，1997）
普通高中要扩大，要与一流城市、一流教育的发展相适应。搞这么多职、技校不好。现在国家限制太多……说要向德国学习，但德国与我们的国情不一样，德国的普教与职教的文化层次差异不大。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德国的经验搞职教。近几年就业困难，原来在计划经济下职、技校有出路，现在则不同了。（延安中学，1997）
上海是龙头，是长江流域的辐射地，辐射的内容包括教育、技术、知识，所以上海不能培养低级的劳动力，低级劳动力是书没读多少的低水平的人。（五十四中学、市南中学，1997）
将学生过早地纳入较狭窄的专业是不利于他们发展的，应该给他们打好宽厚的文化基础。三校文化程度太低，连物理、化学课都不开。（上海市电视大学南市分校、真如中学，1997）
职教类三校的看法基本与上述一致。
大学的人士认为：
上海应当发展普通高中，这实际上对职业教育也有促进作用。上海的产业结构有了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总是要强调就业者的适应能力，需要就业者提高文化素质。因此，要提高普通高中的比例。高中文化教育是综合的，很重要，对将来的发展很有用，因为大学是偏专业的。（上海外国语大学，1998）
普职结构的问题主要是通道太少。德国职教发达，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去高等职业学校读书，也可以转到普通大学读书。每类学校既目标确定，又互相沟通。（上海交通大学，1998）
4.考试社会化的呼声
“宽进严出”已成为考试改革中颇有影响的方案。这一方案不仅突破了目前升学选拔考试的局限，而且也提高了毕业考试的地位（“严出”）。
但是，反对“宽进严出”的人士认为，这种考试制度不符合我国提供学校教育的现实能力。反对者的主要观点是我国现有经济的承受能力难以满足“宽进严出”所需要的条件（这方面的议题在本课题组成员唐安国教授1997年主持的专题研究中已有充分的陈述）。
教育行政部门是忌讳谈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必须根据现实的招生计划数去“落实分流”，而不是去创造外部条件。他们注重的是“改革的可操作性”。然而，教师、家长和考试研究人员却对“宽进严出”兴趣浓厚。
“宽进严出”可以在国家计划之外增加地方的调节性招生数额。“一般性的大学”、“层次较低的专科院校”“只需学生有毕业会考证书证明即可，不用他们再参加高考了”。（五十四中学等，1997）
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教师和校长把“宽进严出”的思想引入到了中考的讨论中。他们认为，“在普通高中的升学问题上也应该实行‘宽进严出’。”（延安中学、复旦大学等，1998）
“招生考试的模式必然会形成‘宽进严出、宽进宽出或严进严出并举’的局面。”（谢仁业等，1997）而在社会上，在考生的心目中“大学是有两类的，一类是提高性的，一类是普及性的，包括专科学校”。（唐盛昌等，1997）
显然，这与传统的统一考试是有很大区别的：指令性考试的行政分流职能弱化了，考试的专门机构成了只提供考试测量技术的场所，而学校成了考试主持人（受社会的制约）。总之，高考具有了社会化的倾向（这在本报告下面的“考试社会化”专题中有详细陈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