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乡”到“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
——基于H省Z市1231名青年的问卷调查分析
□ 罗 敏
摘 要： 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青年是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动力源泉。通过对H省Z市1231名青年的问卷调查发现，青年从“离乡”到“返乡”参与乡村振兴主要基于三种逻辑：宏观行动逻辑是受国家政策的号召，中观行动逻辑是青年社会责任的担当，微观行动逻辑是青年个人意愿的实现。面对部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积极性不高的现实状况，则需要以特色产业为重点，鼓励青年参与乡村振兴；以国家政策为关键，号召青年参与乡村振兴；以优美环境为引擎，吸引青年参与乡村振兴；以乡土情怀为核心，留住青年参与乡村振兴。
关键词： 青年；乡村振兴；返乡创业；行动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兴，则国兴。党和国家历来重视青年的成长与发展，历史和现实也同样表明青年一代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强大力量。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明确提出“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毋庸置疑，在新一轮的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青年在乡村政治稳定、乡村经济发展、乡风文明建设等诸多领域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相并网逆变器稳态运行时,开关动作频率越高,对应的开关损耗也会相应的增加。降频模型预测直接功率控制的目标是在保持三相并网逆变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降低开关频率,减少开关损耗。图4展示了三相逆变器在某一瞬间预测下一时刻矢量的开关动作路径。假设当前的电压矢量为V1(100),那么到下一时刻,可能会有0个开关动作(100)、1个开关动作(000、101、110)、2个开关动作(111、001、010)或3个开关动作(011),最优的状态是在最少开关动作的前提下,系统依然能够稳定运行。
杨希基于对日本开展乡村振兴中的价值观层面的考察，认为日本的“任意团体”（包括移居者、城市居民、青年学生、青年专家学者等）在日本的乡土理念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性向乡土回归的主动性[1]。王亚华等从劳动力流动的城乡互动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现代信息技术、科技兴农、“互联网+”等乡村振兴项目需要大批青年返乡创业，带动农村更多的人就业[2]。叶兴庆从“人、地、钱”三个关键出发，提出“新时代乡村振兴要加快培养现代青年农场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农业职业经理人”[3]。于建嵘则从构建“政府-乡村社会自组织-农民”多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模式的角度，阐述了“乡村振兴需要公众有序参与”[4]，尤其是要储备乡村振兴战略所需的青年人才。显而易见，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迫切需要青年的积极参与，推动乡村建设从青年被迫“离乡”导致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向青年积极“返乡”形成农业现代化、农村富集化、农民青年化的时代转型。
尽管党和国家从政策层面和行动层面给予了青年在乡村振兴战略实践过程中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依然面临着诸多方面的现实问题。本研究选取H省Z市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青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问卷数据的深入研究，剖析部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积极性不高的深层原因，并根据问卷数据提供的现实依据，提出提高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积极性的对策建议，寻找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逻辑，以更好地吸引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肩负起社会赋予的使命，积极投身参与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关于青年的定义，学界并没有一致的结论。青年的含义在不同的场域中具有不同的界定方式，它是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就国内外组织而言，世界卫生组织（2017）将青年定义为15～44周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青年定义为16～45周岁，中国国家统计局将青年定义为15～34周岁，中国共青团将青年定义为14～28周岁。就国内研究者而言，黄志坚从年龄界限规范、科学界定依据、国际视野等层面认为，14～28周岁是对青年的整体认识，基本符合社会的实际[5]。赵化刚从青年定义、青年属性和青年问题三个方面对“青年”进行了阐释，指出为“14～24岁”、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相统一、面临发展问题的群体[6]。郗杰英、杨守建在《“谁是青年”再讨论》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环境的优化和改善、医疗的先进和保障，当代青年可以界定为14～35周岁[7]。邓希泉从青年法定年龄的主要表现，诸如法律政策界定的青年年龄、选举投票年龄、议员（人大代表）参选年龄等层面总结了青年年龄界定的一般规律[8]。本研究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将青年的年龄界定为20～45周岁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思想较成熟、精力较充沛、创新能力较强，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并且能够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担当起乡村社会稳定的维护者、乡村经济发展的促进者、乡村文化繁荣的传承者、乡村治理创新的推动者等重要角色。
H省Z市辖5区4县（市）和1示范区，作为我国中部地区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城市，是一个典型的以人力资本输出为主导的农耕城市，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绝大多数青年“北上”或“南下”寻找致富机遇。据笔者调研发现，其中Z市的Y县从1993年左右开始，大部分青年南下深圳打工，并且以开出租车谋出路，成为当时本地最大的一个新外来族，高峰期的外来人数达到当地原村民的几十倍。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Z市青年返乡投入到乡村振兴的战略中，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贡献智慧。因此，本研究以H省Z市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青年为研究对象，探寻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逻辑，具有非常好的代表性。此次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18年7月初至8月底，历时近2个月，主要针对市县乡镇返乡青年。在H省Z市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青年中一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问卷1356份，其中有效问卷123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2.1%。
三、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问卷调查分析
在本研究问卷调查中，青年男性占58.0%，女性占42.0%。其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3.4%，本科学历的占6.8%，大中专学历的占13.1%，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占76.7%。
运用分布式能源预测算法和负荷预测算法在时间序列的预测阶段进行预测，编写；运用多目标多约束的最优求解算法在控制阶段寻找最优解；通过分布式电源潮流计算算法进行状态估计。通过计算应用需求，建立相关智能算法库。
1.有关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基本情况和趋势调查分析
通过对H省Z市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受访青年基本资料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青年参与乡村振兴高年龄段的居多。其中以40～45岁的青年为主力军，约占总人数的75.4%，而20～25岁的青年只占5.7%。
本文建立栽植机构的数学模型，确定投苗速度作为栽植质量评价的目标函数，根据栽植系统的工作参数和结构形式建立约束条件，利用Matlab软件的优化工具求解问题的最优解。通过计算机辅助分析方法，对栽植机构进行了运动仿真分析，求解运动学参数，即悬杯的运动轨迹、运动速度和加速度，用以评价悬杯式移栽机的作业性能。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以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心理动机和行动逻辑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发现，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2.有关青年参与乡村振兴行动逻辑和行为调查分析
（3）在“返乡”助力乡村振兴的青年中呈现出一种“洄游”的现象。通过调查发现，关于青年“洄游”现象有两种情况：一是当返乡创业的青年创业失败后，他们会选择“离乡”去城市寻找机会；一旦无法在城市生存或者受挫，又会选择“返乡”进行“二次创业”；当“创业”再失败后，他们又会选择前往城市进行“二次就业”，如此回环往复地在城乡之间多次来回“奔走。”二是部分青年常年奔波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这部分青年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即每年冬天的农闲季节乡村青年会选择去往城市“打零工”，直到春节前夕再返乡；春耕过后，这部分青年又会折回城市继续“零散就业”，待到秋收农耕繁忙的季节则重返家乡；到秋收之后，他们会再次踏上去往城市的列车，寻找时间较随意、灵活性较强的短期工作。
（1）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是国家号召、政府支持的积极行动者。大部分受访的离乡在城市打拼的青年更加关注国家政策。如图1所示，在关于“离乡后是否更加关注国家政策”的问题上，八成以上的青年选择离乡后对国家政策的关注“略有增强”或者“明显增强。”选择增强的原因表现为：①能够很好地把握国家的最新发展方向（占比40%）；②出于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自豪感（占比33%）；③出于自身工作的需要（占比22%）；④其他原因（占比5%，比如从新闻广告中获得对国家政策的了解，刷微信朋友圈、微博等新媒体看到朋友转发而关注，等等）。如图2所示，在“为什么返乡创业”的调查中，28%的青年由于“国家号召、政府支持”才选择返乡创业，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地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影响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宏观行动逻辑。
图1：离乡后对国家政策的关注度
（2）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是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的职责担当。青年是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青年一代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神圣职责，这是任何时期都无法变更的事实，无论是“三支一扶”项目，还是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都需要青年人担负起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重担，这不仅是国家的号召，还是青年人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最直接的表征。如图2所示，在“为什么返乡创业”的调查中，24%的青年选择返乡的原因是“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的责任感。
又如，利用钻孔抽芯法进行检测。钻孔抽芯法是利用钻孔机通过对桩基进行芯样钻取，分析芯样数据进行桩基质量检验的方法[3]。由于钻孔抽芯法不适用于大范围桩基质量检测，对此在本工程桩基质量检测中，在完成超声波质量检测后，针对存在疑问性的桩基应用钻孔抽芯进行二次检测，以保证桩基质量检测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图2：青年“为什么返乡创业”的选择
（3）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是乡村需要、个人意愿的必然选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至少出现了两次规模比较大的“下海潮”，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不久，另一次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90年代。但随着国家发展方向的转变，青年从原来的追求“离乡逐梦”慢慢地形成了以新时期“返乡筑梦”为主的行动逻辑。如图2所示，在“为什么返乡创业”的调查中，39%的受访青年选择返乡创业是由于“乡村需要、个人意愿。”乡村振兴战略实践过程中，诸如特色小镇、电商扶贫、乡村旅游、民宿开发等给予了青年无限的可能和机遇。因此，越来越多的“返乡族”带着强烈的创业热情和追求毅然决定返乡，这也正是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行动逻辑。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青年选择返乡创业的原因主要表现为：①城市生活成本高、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占比35%）；②国家的返乡创业优惠政策（占比29%）；③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的本土文化和生活圈子（占比9%）；④亲朋好友不在身边，感觉生活太孤寂（占比17%）；⑤其他原因（占比10%）。然而，部分不愿意返乡创业的青年则表示，城市发展的机会较多（37%）、城市生活环境好（24%）、城市配套基础设施完善（18%）、更喜欢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16%）等。
（2）高学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人数较少。近年来，尽管高学历青年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消息见诸各大媒体，但就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在受访的青年中仍以低学历人群为主，本、硕、博学历者仅占10%左右。
3.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数据发现，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人们幸福感的提高，大多数青年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国家建设的发展实践中，普遍具有对于国家、社会、个人等不同层面的逻辑思考，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尽管如此，仍然有少部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情度不高、积极性不强。通过对问卷数据的筛选、分析，笔者总结出以下几个原因：
（1）以特色产业为重点，鼓励青年参与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重点是特色产业的繁荣兴旺，要充分将现代元素注入乡村特色产业中去，武装农民、改造农村、提升农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做好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规划，推进“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业基地”的组织模式。一是保护好革命圣地，发展红色旅游产业。深入挖掘独具特色的“红色资源”，将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有效结合起来，把革命传统教育和促进乡村振兴有效结合起来，开辟出一条条神圣的革命红色旅游路线，诸如遵义、井冈山、百色、西柏坡等革命圣地。二是保护好古村落文化，发展特色村落旅游产业。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古迹众多，产业振兴要充分利用好古迹建筑类旅游资源和民族风情类旅游资源，诸如安徽西递村、福建南靖“土楼”、云南哈尼“蘑菇房”[10][11][12]等。同样地，H省Z市也需要充分挖掘其本土的村落文化，打造本土特有村落文化。三是充分借助“互联网+农业”的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特色农产品。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产品，诸如葡萄酒庄、茉莉花茶、黄花菜、红树莓种植等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再利用“互联网+农产品”的电商平台进行网络销售，走出一条“一村一品一特色”产融结合的乡村振兴发展之道。四是深入挖掘乡村特色产业，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这既振兴了乡村特色产业，又解决了本土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的乡村“亚社会现象”便不复存在了。无疑，乡村振兴要走“科技+产业”相融合的道路，诸如发展“互联网+家庭农场”“互联网+文化创意”“互联网+民宿”“基地+康养休闲”等农村特色产业，这不仅可以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加入乡村振兴的队伍中，还可以增强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最关键的是，青年学习新技术的能力很强，刚好可以和从事科技含量高的农业产业农民相配合，进而共同提升特色农业产业的质量和效益。
（3）乡村创业环境较差严重制约着青年返乡创业的热情和意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部分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偏离了当下社会应有的正确的、健康的价值理念，片面地站在自身的角度、自身的利益思考问题。总的来说，大部分青年不愿意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表征有以下几方面（如表1）：一是在制约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因素中，“农村创业环境较差”是最主要的因素，所占比例高达29.3%。受访青年认为，农村的创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创业环境都比不上城市，因此即使在城市是“夹缝中寻找机遇”仍然会选择在城市打拼，如果是在城市举步维艰或者乡村有更好的机遇，才会考虑返乡创业。二是“薪资待遇不如城市”和“政府政策支持不够”，分别占比21.7%和17.3%。分析发现，17.3%的青年认为“政府政策支持不够”是制约其参与乡村振兴不积极的主要因素，排在第三位。此外，受访青年对“子女教育质量不高”“医疗卫生保障较差”“个人创业技能不足”等原因的占比分别为6.3%、11.9%、13.5%，在整体原因表述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2）缺乏社会责任感，服务社会的意识不强。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意识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群体或者个人对整个社会的美好构建担负起的社会职责以及履行社会义务的自觉意识和情感体会。青年作为未来祖国建设的接班者和中坚力量，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能否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牢固的社会服务意识是自身实现理想抱负的根本。调查发现，35.6%的受访青年认为社会责任是那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应该考虑的事情，而自己做好“不给社会添灾难”即是担负起了对社会应有的责任。甚至有45.3%的受访青年认为，近年来中国社会从“瘦肉精”、核辐射瓜果蔬菜、三聚氰胺奶粉、染色馒头、问题疫苗到官员腐败、学术腐败、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负面的社会现实，在许多人眼中“社会责任感”就像是“一只皮球”，每个人都在拼命地把它往别人的怀里送，却忘记了自身应该坚守的那份“初心”，这便是导致部分青年不愿意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层原因。此外，青年在生活（如居住环境）、学习（如心理压力）、工作（如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压力，导致部分青年难以对社会产生归属感和责任感，甚至会出现“破罐子破摔”的自卑心理，进而违法乱纪、危害社会，更奢谈参与到乡村振兴的队伍中来。
表1：青年不愿意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表征
由此可见，大部分不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青年，一方面是出于对国家相关政策的“一知半解”、对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以及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的意识欠缺，另一方面青年选择在城市发展是出于对家庭和个人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通过对H省Z市1231名青年的问卷数据分析发现，积极主动返乡创业加入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实践中来的青年，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种行动逻辑：从宏观行动逻辑来看，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受国家政策的号召；从中观行动逻辑来看，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是社会责任的担当；从微观行动逻辑来看，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是为个人意愿的实现。
四、政策建议与进一步讨论
中国最具“乡土性”的农村社会正在经历一场“衰败”与“新生”的实践变革。新时代乡村振兴不仅是一种崭新的乡村发展思维，还是一场能够让乡村获得“重生”的伟大实践，它将唤起“乡土”精神的有效回归、“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农耕文化的复兴[9]。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可以说，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这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这不单是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振兴，还是乡村人才队伍的全面振兴。
1.政策建议
通过对H省Z市1231名青年的调查数据分析，针对部分不愿意“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青年，在下一步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政府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在我眼里，骨骼远远胜过娇嫩的花朵，为了使骨骼长期保存，必须先彻底剔除腐肉，我的隐秘晒台上有时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大小不一的白骨，如同纯洁的花朵盛开得愈发娇艳可人。
ORNL的卷对卷技术证明，该方法可用于大规模生产下一代复合材料的涂层纤维。此自我感知复合材料可由可再生聚合物基质和低成本的碳纤维材料制成。
（1）对国家政策“一知半解”，“国家梦”与“个人梦”相背离。在受访的青年中，31.7%的青年“并不详细了解有关乡村振兴的国家政策”，甚至有26.6%的人不赞同“青年应该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建设队伍中去”的观点，认为乡村振兴只不过是国家“运动式治理”的一次风暴，这阵风一过也就不存在了。有10.3%的受访青年虽然认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国家的宏观战略，但是这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他们自己的“个人梦”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依然是压制他们的“三座大山”，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他们都很难逾越这“三座大山”，这种疲惫不堪的“压制心理”难以让他们将力量付诸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正是由于部分青年对国家政策认识的这种偏差，缺乏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认同，才导致部分青年不愿意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工程中去。
（2）以国家政策为关键，号召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社会参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和关键[13]。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根据对H省Z市的调查发现，本科以上高学历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群体仅占受访人群的10%左右，可以说，乡村振兴严重缺乏高学历青年。一方面，国家要制定支持青年返乡创业的政策，放宽社会资本的准入门槛，激励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促进适合农村发展的产业、项目、技术分流到农村，形成“企业—青年—乡村”的有效对接，以提高农村技术水平、产业兴旺程度和现代化程度[14]，实现青年涌入乡村发展大潮之中。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不仅要关注高精尖的农业技术和青年管理人才，还要重视青年“土专家”、青年“村干部”、青年“田秀才”等“乡土”青年才俊的培养。此外，国家要从青年人才的培养、职称评审和资金扶持等方面，拿出“政策干货”，为青年人才更好地在乡村发挥技能、带强产业、带动致富铺路架桥，使各类青年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发光发热[15]。总之，在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既要“筑巢引凤”引进外来高学历青年人才，也要“本土孵化”乡土青年人才，进一步推动技术、资本等资源流向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让乡村成为广大青年人才干事、创业、谋幸福的快乐家园。
（3）以优美环境为引擎，吸引青年参与乡村振兴。优美的工作环境与优厚的工资待遇是当下青年择业的重要指标。当前，中国农民没有“乡愁”而只有“城愁”，大多数农民都向往城市的“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一旦拥有进城的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往城市“挤”[16]。教育条件滞后、医疗设备落后、公共交通不便等现实的农村环境，是导致农村青年离乡打拼的重要原因，这也是近年来农村社会出现产业“空心化”、人口“留守化”、治理“家族化”等特征的重要因素。再加上乡村资源配置“低效化”、公共服务“低质化”、精神文明“低值化”，使得许多乡村青年“逃离”家园去城市寻找机遇。笔者通过对H省Z市的实地调研发现，凡是留下来或返乡的青年都会选择在教育和医疗等基础设施好、乡村环境优美的地方，比如旅游开发区、城乡接合区、田园综合区等。因此，乡村振兴不仅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振兴，还需要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基础设施的全面振兴，只有把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好，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另外，为返乡青年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比如优越的办公条件、学习培训深造的机会、先进的技术指导等软环境，让返乡就业创业的青年待得下、留得住。
3次重复试验得到 ddPCR的结果分别为 1854 copies/μL，1839 copies/μL，1953 copies/μL。变异系数为3.29%，说明该方法的重复性好、准确度高，检测结果稳定、可靠。
（4）以乡土情怀为核心，留住青年参与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让人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人类作为一种拥有灵魂的动物，是有原始记忆、乡土情结的，对于“故土”始终怀着最虔诚的精神寄托。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实业家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是乡村建设运动最长久、最持之以恒的力量，他们都怀着知识报国和改造社会的情怀[17]，尤其是那些有资本、有知识、有技能、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18]，他们不仅是促进新时代乡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还是新时代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引领者和社会责任的担当者。一方面，积极开展青年服务乡村振兴的项目，通过“乡村调研+帮扶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助力乡村经济和乡村文化的发展，培养一批有技术、有能力、有情怀的“三农”人才队伍，让青年人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土心。”另一方面，要构建现代农民的良好形象，强化青年对“乡土性”的认同。对“乡土性”再认识的整体性要把握乡土情怀与经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把握乡土情怀的物质之维和精神之维[19]，把利己与利人的乡土精神融入乡村振兴的战略之中。此外，要积极构建温暖的乡情及和谐的乡村文化氛围，吸引乡贤和有志青年返乡办教育和创业[20]，发挥乡贤和有志青年的能动性，让他们以主人翁精神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行动中。一言以蔽之，产业兴旺、乡风文明、邻里和谐的新农村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既要让青年成为乡村振兴的“加速器”，又要让乡村成为青年返乡创业的“孵化器。”
应依据水资源的水质性能和需水水质要求进行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度，优势互补、互相调剂，科学合理利用地下水资源。在地下水大规模超采地区，实行多水源补偿利用的原则，控制地下水开采。尽量利用雨水，增加有效降水利用量，以地表水补充降水的不足，以地下水补偿地表水的不足，以再生水补偿原水的不足，以节水补偿供水的不足，以跨流域调水补充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的不足，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水资源的供需平衡。上游已修建水库的河流、河道内应保证一定的流量，以利于补充地下水和改善生态环境。
2.进一步讨论
新时代乡村振兴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重要战略部署，既是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又是推进城乡融合共生发展的伟大事业，还是实现党和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工程。
（1）乡村振兴战略不能成为资本下乡和富人下乡的便利通道，应该是乡村工匠、文化乡贤、非遗传人等乡村能人延续乡土情结的舞台。要深入推行优秀科技人才“下乡支农”的特派员制度，积极培育优越的乡村工作、生活和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吸引青年精英返乡、青年企业兴乡，进而形成新时代乡村振兴青年人才“小高地。”
（2）乡村振兴要始终以健全和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为核心，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好优秀的农耕文化、乡土文化、家庭文化，进一步提升乡村青年的道德素养、职业素养和法治素养，营造一种邻里和谐、村民互助、社会共治的良好“乡土”氛围，从理解和认识“乡土文化”中增强青年对“乡土”的认同。
（3）乡村振兴必须是城与乡的全面振兴，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共生的美好愿景。乡村振兴战略不能以牺牲乡村生态环境为代价，乡村建设既要乡村的“金山银山”，还要乡村的“绿水青山”，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在。
参考文献：
［1］杨希.日本乡村振兴中价值观层面的突破：以能登里山里海地区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16（5）：115-120.
［2］王亚华，苏毅清.乡村振兴——中国农村发展新战略［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6）：49-55.
［3］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改革，2018（1）：65-73.
［4］于建嵘.乡村振兴需要公众有序参与［J］.人民论坛，2018（12）：74-75.
［5］黄志坚.谁是青年?——关于青年年龄界定的研究报告［J］.中国青年研究，2003（11）：31-41.
［6］赵化刚.国际视野中的青年：定义、属性和问题［J］.青年研究，2005（7）：1-5.
［7］郗杰英，杨守建.“谁是青年”再讨论［J］.中国青年研究，2008（8）：27-31.
［8］邓希泉.青年法定年龄的国际比较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2）：38-44+59.
［9］唐任伍.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及策略［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3）：26-33.
［10］尹寿兵，刘云霞，赵鹏.景区内旅游小企业发展的驱动机制——西递村案例研究［J］.地理研究，2013（2）：360-368.
［11］李艺玲，黄水姬.对福建遗产旅游景区利益均衡发展的思考——以南靖土楼景区为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2）：190-195.
［12］廖军华.乡村振兴视域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J］.改革，2018（4）：130-139.
［13］黄祖辉.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战略［J］.中国农村经济，2018（4）：2-12.
［14］刘合光.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与风险规避［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25-33.
［15］马涛.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N］.学习时报，2018-06-11.
［16］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9-26+152.
［17］周立.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的百年乡村振兴实践［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3）：6-13.
［18］张新文，张国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63-71.
［19］索晓霞.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文化价值再认识［J］.贵州社会科学，2018（1）：4-10.
［20］谭英，胡玉鑫.“家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实践探索［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43-4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南民族地区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困境与提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XZZ006）、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群团组织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8CDJ014）、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精准扶贫视域下湖南贫困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7B068）、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教育资源均等化的湖南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研究”（项目编号：XJK18CJG004）的阶段性成果]
罗敏：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珑玲
标签：青年论文; 乡村振兴论文; 返乡创业论文; 行动逻辑论文;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