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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03）02-0032-10
新工业化是城市化、市场化的有机结合
李义平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新工业化道路是相对于老工业化道路而言的。老工业化道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重工业为其发展的战略重点，靠政府强制推动的。新工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担负着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的重任，因而应当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有机结合。
为了达到上述新工业化的目的，新工业化的产业选择的原则应当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把自己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经济优势，进而，把农村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发展工业部门不断予以转移。因此，选择的产业层次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必须与转移出来的人员素质相适应。如果选择的产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即使建立了很多企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转移不出来。这种脱离实际的产业结构大多不是企业家的选择，而是政府的选择。这样的工业化依然具有老工业化的色彩。
从实践来看，我国浙江的温州、台州等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地方，是城市化、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功的典范。这里基本上不存在农民问题，因为很多企业本来就是农民办的。农民办的企业自然与农民的素质相适应，因而顺利地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之劳动力成本低，产品有竞争力，其客观效果是经济发展很快。在此基础上，为了企业群落在空间上的聚集，瓜熟蒂落地形成了一些新兴的城镇。这种产业选择的成功，达到了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城镇化的完美结合，整个过程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自发作用下完成的。
如果我们把上述模式作为新型工业化的一个典型的话，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新型工业化的主体是企业，力量源泉在民间，在市场。民营经济孕育着市场，孕育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工业化。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推动新型工业化时，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由以上分析出发，我们可以把讨论的问题稍为引申一下：工业化的模式其实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如果是计划经济体制，忽视资源优势的、以重工业为特色的赶超战略就有其必然性。如果是市场经济体制，一般会选择能发挥比较优势、有竞争力的工业化道路。
关于工业化标准的探讨
林丕
（北京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北京 100044）
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那么，“实现工业化”的标准是什么？国内外学者迄今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论在概念解释或指标设计方面，看法都不尽一致，似有继续探讨之必要。
什么是工业化？一般说来，它是指一个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过程。那么，什么是工业国的起码标准呢？前苏联的学者提出了一个简单化的标准，就是：全国的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75％。按照这个标准，我国在1980年就达到了。1980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是6619亿元（按197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其中工业总产值为4992亿元，占75.4％；农业总产值1627亿元，占24.6％。按照前苏联学者的说法，我国在1980年就已经跨进了工业国的行列。然而，令人不能不正视的是：那时，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仍保留着浓厚的农业国的落后特征，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显著存在。其主要表现是：（1）农业就业人口仍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绝大多数。1980年，全国就业人口为42361万人，其中农业就业人口29181万人，占68.9％。（2）农村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1980年，全国总人口为9870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7956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0.6％。这样一种落后的劳动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显然是与工业国的基本要求不相符的，离“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就差得更远。
所以我认为，前苏联学者提出的这个标准，只能作为初步实现工业化的标准来使用，不能作为完成工业化的标准来使用。我认为，工业化的标准似有两个层次：低层次的标准，即初步实现工业化的标准，是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有绝对优势。其量化标准可以采用前苏联学者提出的标准，即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5％以上。高层次的标准，则是要像现代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完全消除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我国至今离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我个人理解，其实质就是要在今后十几年内，基本解决我国至今仍显著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其主要指标似有两条：（1）在2020年，使我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在全社会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达到70％以上，换言之，就是要使我国的农业就业人口在全社会就业人口中的比重降到30％以下；（2）在2020年，使我国的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0％左右，换言之，就是要使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降到40％左右。下面，就分别讨论一下这两个指标的问题。
（一）关于把农业就业人口降到30％以下的问题
2001年，我国全社会就业人口为7.3亿人。其中，非农业就业人口，即第二、三产业的就业者（包括在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中的就业者在内），仅为3.65亿人，占50％；还有50％的劳动力，也就是3.65亿人从事农业。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领域之中，是与工业化的要求大相径庭的；更何况，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领域，也大大超过了我国当今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2001年，我国共有耕地19.14亿亩，按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经营10亩耕地计算，我国农业中留下2亿左右的劳动力就足够了。这就是说，我国农业中，已经出现了大约1.5亿以上的过剩劳动力，他们在农村中实际上处于隐性的半失业状态。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今后农业过剩劳动力的人数还会继续增加。这些过剩劳动力需要逐步地从农业中转移出去。这既是工业化历史进程的一个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的一个客观需求。目前，一些经济管理机关和学者提出了如下设想：到2020年，把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在全社会就业人口中的比重降到30％左右或以下。按此设想来推算（把过剩劳动力的增长计算在内），从2002年到2020年这19年内，就要从农业中转移出过剩劳动力2.2亿人，平均每年转移出1160万人。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劳动就业和劳动力转移的任务。
那么，我国目前二、三产业的就业容量有多大呢？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1年全年，我国的二、三产业仅提供了94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8（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岗位仅增长0.18个百分点）。由于就业岗位不足，到这一年末，在全国城镇中出现的失业人员已达1796万人（登记失业者681万人，国企下岗职工未就业者515万人，非国企下岗职工未就业者600万人），城镇失业率达到9.5％，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失业率不能超过6％）。
从上述劳动力供求的情况来看，目前我国二、三产业的就业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既要解决城镇中大量劳动力的失业问题，又要每年转移上千万的农业过剩劳动力，难度不小。这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不能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现实。十六大报告提出，我国今后应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其突出特点和要求之一，是要使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换言之，我国今后的工业化必须与扩大就业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采取多方面的有效措施，千万百计地扩大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大大提高其就业弹性系数。从而使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城镇劳动力充分就业和农业过剩劳动力有序转移的重大历史课题。
（二）关于使城镇人口达到占全国总人口60％的问题
2001年，从统计表上看，我国有城镇人口48064万人，农村人口79563万人，二者的比例为38：62。但上述城镇人口的数据，是按行政区划统计出来的，其中包括了全国各城市郊区的大约1亿左右的农村人口在内。如果把这部分人口划入农村人口，则目前我国城乡人口的比例，实际上是30：70，农村人口大大地超过城镇人口。要把这个比例倒过来，使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任务十分艰巨。据粗略预测，到2020年，我国的总人口可能达到或超过14亿人。到那时，要使我国的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达到占全国总人口的60％左右，就意味着城镇人口将达到8.4亿人左右，比现在的城镇实际人口（3.8亿人）翻了一番还多。这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着力加以解决的又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
综上所述，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的标准可分为两个层次：低层次的工业化，即初步工业化，是要使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绝对优势；高层次的工业化，则是要完全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我国已经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今后的任务是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其实质是要基本消除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个任务是不轻松的，特别是在转移庞大的农业过剩劳动力和将庞大的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方面，任务相当艰巨，需要通过开拓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和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来逐步求得解决。
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提升制造业
杨秋宝
（中共中央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振兴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制造业是工业的主要产业部门，根据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和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在工业领域，除了采掘业、建筑业和电、水、煤气供应行业外，其他所有行业都属于制造业范畴。
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也是人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源泉。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制造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制造业是国家财政收入持续增加的重要源泉，我国的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于制造业；制造业为工业化过程中的就业做出重要的贡献，我国接近一半的城市就业人口和将近一半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都被制造业所吸收；制造业还有外汇贡献，我国接近3/4的外汇收入是制造业创造的；制造业还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我国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基本上一直维持在40％左右，对于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新世纪头20年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来看，一方面，巨大的本土市场容量，充裕、优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客观要求，使制造业的发展与提升具有可能；另一方面，由于能矿资源采掘业的拓展空间受到资源状况的制约，农业存在不可避免的劣势，而服务业更高程度的发展是在工业化后期，决定了制造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仍然在制造业，经济增长还要靠制造业牵引，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产业主体还是制造业。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制造业有了巨大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但是，从我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的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看，同先进的工业国相比，我国的制造业成长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从总量上看，我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还相对较低，只有5％左右，而美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超过20％，日本制造业的比重为15％。从我国制造业产品来看，我国制造业产品产量大，但是品种少、档次低、附加值低。从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来看，缺乏核心技术，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最大瓶颈，电子信息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力，但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都要进口。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生产链中的位置来看，我国的制造业企业大多只处在中低端，企业大都采取贴牌生产的制造方式，往往处于跨国公司生产链的最后一个环节。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份额、高档次、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中国制造”产品在全球市场上还远未形成主流。
显然，在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我国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把我国制造业具有的比较优势逐步过渡到竞争优势，建立强大的制造业，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
首先，加强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建立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关键是加强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要建立一批适应市场需求和制造业发展需要的、有实力的技术开发中心，技术开发中心主要建在大中型骨干企业，集中优秀技术人才，充实必要的试验测试手段，逐步成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基地。要研究开发一批重点产品和关键技术，重点开发产品要选择能够带动行业发展和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长点并能替代进口的产品，关键技术要选择部分严重制约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组织攻关，为提高整个制造业的开发能力提供技术基础。要加大制造业的科研开发费用的投入，使有技术中心的大型企业科研开发投入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5％以上，固定资产的投资也要注重科研开发能力的建设。同时，要加强技术人才的聚集和培养，尤其要吸纳和培养一批制造业的技术开发拔尖人才。
其次，加快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创造了新兴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而且通过渗透和辐射，使机械、冶金、化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使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的活力。因此，必须加快制造业信息化的步伐。制造业信息化的内涵是将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现代管理技术与制造技术相结合，打造现代化的新兴制造业，全面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制造业信息化建设的根本是搭建完善的信息技术平台，企业可以购买合适的软件和硬件设备，依靠基础网络设施和各种网络服务商，在信息平台的基础之上，以网络化制造、虚拟制造、敏捷制造等多种新型制造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设计、数字化生产、数字化装备和数字化管理过渡，实现制造业的整体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再次，以新材料技术和新工艺设计促进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制造业的发展对材料发展有重大需求，但我国的材料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造业发展所需的高新技术材料仍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许多传统材料也存在进出口逆差。对于制造业的发展来说，除了继续加强传统材料改造和新型材料研究外，还应重视材料加工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通过新材料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来提高制造业的水平。同时，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制造企业对工艺创新很不重视，在资金、人员投入等方面明显不足。因此，制造业在发展中要高度重视生产工艺和工业设计在技术创新和实际生产中的重要性，把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放到同样重要的地位，利用现代先进的工艺和设计技术，建设完备的工艺和设计技术平台，尽快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变粗放式的工艺和设计为精细化的现代工艺和设计，通过工艺设计水平的提高促进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同时，要突出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也要突出重点。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新兴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如计算机制造业、通信制造业，我国发展得很快；数字程控交换机产业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已经在我国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高技术产业，不仅产量成为世界第一，完全满足国内需求，还大量出口。另一方面，要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要以数控机床、重要仪器仪表和基础部件为重点，通过有重点地引进关键技术和自主创新，增强重大装备的开发能力，推进机电一体化，提高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依托重点技术改造和重大工程项目，为各行业提供先进和成套的技术准备。同时，要加快提高系统集成能力，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总承包公司。
非农化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之比较与实施
顾海兵
（中国人民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系，北京 100872）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应该是现代化，或工业化，或城市化。笔者认为，所有这些路径与非农化路径（即非农业人口、非农业劳动力、非农业产出所占比重逐步提高）比较起来均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以下逐一进行剖析。
1.非农化与现代化之比较分析
现代化是一个外来词，源自英文modernization，意指追赶发达国家，像发达国家那样“新潮”、“摩登”、“发达”起来。但是首先，由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本身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采取不同的现代化形式，而且不同发达国家由于各自国情不同，其各自的现代化之路大为不同。至少有美国式、法国式、德国式、日本式。因此，我国的现代化究竟以什么作参照系就难以确定。其次，现代化水平的测定是一个异常困难的事情，其不可操作性已经远远超过其必要性。任何试图用几个指标或几十个指标进行加权综合打分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一则选择哪些指标争议太大；二则这些指标之间的不可加性较强，其合成指数缺乏实质性意义；三则这些指标构成本身须随时间而调整（比如以前的现代化指标中没有上网率，而现在则必有。又比如过去认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现代化，现在则很不够）。其变动量值的综合在纵向上就具有了不可比性。再次，对现代化水平进行综合打分，宣布某某城市离现代化还有10年或20年，这样的判断是不适宜的。因为，严格地讲，某某城市离现代化还有十几年，应该说，十几年后某某城市达到了十几年前的现代化水平，显然，这个实现了的现代化是一个过时的落后的现代化，因为，未来的发达国家可能已经是现代化的现代化了。相比之下，非农化就含义明确，纵向与横向具有可比性，体现了不断变化的现代化之本质，去除了现代化之虚名，是不同国家不同发展路径的共同标志，是对发展含量的科学测定。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由农业社会向非农业社会的转变即农业化向非农业化的转变，农业比重不断降低，用于吃的生存产出比重越来越低，人的发展性产出比重越来越高。
2.非农化与工业化之比较分析
工业化也是一个外来词，源自英文industrialization，意指国民经济中工业或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应该说，在50年前，即电脑、网络、信息业产生之前，工业化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达水平的标志。这一点可以由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期我国久受外国列强的欺辱、侵占、剥夺中得到铁证，工业化使外国列强拥有了制我的坚舰利炮，工业化使美国早在1860年就拥有了相当于我国目前的铁路总长度，工业化使美国在20世纪头10年就拥有了相当于我国今天的汽车总产量，工业化使英国20世纪40年代的人均发电量就相当于我国今天的水平，等等。但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化已经不再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发达程度的惟一标志。因为，第三产业异军突起，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逐步成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所占比重逐步下降，第三产业中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通讯产业、知识产业、网络产业、基因工程、科学技术行业、教育行业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新经济的引擎，传统的工业化已失去了昨日的光彩。相比之下，非农化因其含义比工业化要宽泛得多，能够包容新经济的发展，能够反映农业的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能够反映工业的再分化、再工业化，能够反映产业链的延伸，因此，非农化比工业化更能准确、鲜明地刻画经济发展的水平，给予经济发展以更为广泛的空间，使不同国家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与优势产业，并非以工业化为惟一选择。
3.非农化与城市化之比较分析
如果说工业化是试图从产业（条条）的角度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则城市化是试图从区域（块块）角度反映经济的发展水平。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主张中国经济发展及西部开发应走城市化之路。对此，笔者不能完全认同。其论证逻辑与前述分析现代化及工业化之缺陷是一样的。首先，城市化的城市边界并不像初看上去那样非常明确。比如目前的城市一般是指市、镇，不包括乡，但实际上有不少乡与镇的区别不大，基本相当于准镇，强制地把所有乡看作是农村、把所有镇看作是城市不一定合适。比如按现有标准，总人口在2万人以下、乡政府所在地非农人口在0.2万人以上，或总人口在2万人以上、乡政府所在地非农人口占全乡人口10％以上，则乡改为镇，由此断然把非农人口在0.19万或占9％的乡排除在镇之外可能不合适。并且从产业角度看，乡政府所在地的区域实质上是一个非农区，功能等同于城市，仅人数、空间小一些，更进一步，有些较大的村也具备镇的功能，因此，城市化的边界远比统计上的规定大得多，也难以确定得多。其次，城市区域中有农业，比如温室农业、观光农业，而农村区域中又含有城市经济成分，比如乡村旅馆、乡村俱乐部、乡村家庭工业、乡村家庭副业、乡村科学实验室、乡村学校，等等。因此，城市化的内涵是不确定的，城市化不能准确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不适合于说明已经城市化的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之路。再次，城市化也并非越高越好，因为城市化已经引发了城市病，比如环境污染，人口拥挤，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特别是我国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有没有可能让95％以上的人都住在城市里是值得研究的。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值得我们注意。因此，用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路径并不科学。相反，用非农化则较为适宜，因为非农化比城市化有更大的空间包容传统经济与新经济、城镇经济与乡村经济，反映产业的分化、细化、深化，体现各个区域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也许有一天，传统农业不复存在，但乡村仍然广泛存在，这些现象用城市化就不如用非农化更能科学地反映。
当然，非农化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某些发展阶段上，在某些区域上，它们之间是有很大交叉的。在不少人的认识中，对它们并不作区分。笔者认为，在特定场合或在特别说明条件下这四个概念是可以通用的、混用的。但严格说来这是不科学的。这也是常识与科学之间区别之所在，是科学研究价值之所在。
4.非农化之实施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而要农民非农化，就首先必须使之知识化，使农民具备非农化的内在条件，而农村城镇化则可为农民非农化提供空间，农业产业化则可为农民的非农化提供出路、基础。现在看来，我国农民非农化、我国经济非农化的关键在于政府，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关系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迄今，政府在非农化方面不仅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可能时常还有阻碍作用。比如，大中城市的户口问题至今没有松动。明明1亿多农民已经在城镇中生活工作，甚至达10年以上，但他们却没有市民的资格，他们的各项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公民权、受教育权等）已经流于形式，他们成为非农、非城的边缘人。又比如，我们的政府主要是市民政府，政府的官员均为非农业居民，甚至乡政府的官员也不是农民身份，我们的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市民需要，农民主要处于半封闭半自给半自治状态。按人均计算，农民得到的公共产品（技术监督服务、工商服务、法律服务、就业服务、卫生服务、农业服务、消费权益服务、规划服务、税务服务等）与市民比较，肯定比已经偏大的城市收入差距大得多。笔者粗略估计，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3：1，而城乡人均公共产品差距至少6：1。例如，同样打一件官司，农民的成本比市民高得多，农民受假冒伪劣产品、乱收费、管卡压、乱征税的伤害更加严重，不养牛的要交黄牛配种费，纯收入2000元却要上缴400多元；一个乡几万农民只有一个派出所几个警察，而一个县镇或市辖区，几万市民则有若干个派出所几十个上百个警察。尽管这里有不可比因素，但差距是明显的。因此，提高我国经济非农化水平需要解决政府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或分配不均这一瓶颈，使政府由市民政府真正转变为全民政府。
我国经济的非农化应该以政府的重农化为前提。有鉴于此，结合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应对政府官员的空间配置作根本性改变，可在财政不增支出条件下使市县级公务员大量充实到乡镇中去（这比单纯的减员分流引起的震动要小得多）。目前全国4万多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2万余人，除去1万人以下的乡镇，可以考虑3万人以上的乡镇都应该有完备的政府系统，比如应设有：乡镇法院（不是法庭），乡镇工商分局，乡镇技术监督分局，乡镇教育分局，乡镇劳动与社会保障分局，乡镇农林分局，乡镇公安分局，乡镇检察分院，乡镇监察分局，乡镇财政分局，乡镇国土分局，乡镇交通分局，乡镇税务分局，乡镇规划与房产分局，乡镇经贸委，乡镇计委，乡镇科技分局，乡镇民政分局，乡镇司法分局，乡镇水利分局，乡镇审计分局，乡镇环境保护分局。这样的设置可以充分兼顾今后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的需要。随着农民的非农化，也许20年后的乡镇基本上达到今天的县镇规模，20年后有些村要壮大成为镇，20年后乡基本转化为镇，乡基本消失，20年后镇的地位作用类似于今天的县。按人口的1％（这是目前的全国比例）配备公务员，3万人的乡镇（其中2万多人逐步移居到镇区）需要有300名公务员，每个分局平均有15个公务员（取消公务员的户口限制、身份限制、一律考试录用）。如此，目前的广大农民就可以获得逐步非农化的基本外部条件，获得接近于市民的政府公共产品，减少农民非农化的个人成本、社会成本。这样的分析既不是空想，也不是乱想，而是一种科学的预测、科学的设计，因为先兆已经显露。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乡镇总数中镇所占比重已经由过去不足10％上升到目前的40％（4万多乡镇中，镇已近2万个），市镇人口比重由过去的10％～15％上升到目前的35％，因此，我们有理由推定20年后可以实现上述预测。当然可以实现不等于必然实现，是一般情况下可以实现，但不排除由于某种偶发因素而延期实现。不过无论什么情况，到本世纪中叶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中国经济的非农化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尽早作为、大有作为，必须有所作为、尽早作为、大有作为。
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路径选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白永秀 严汉平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国要实现由总体小康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过渡，最终实现更全面的、高水平的、多层次的、动态的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通过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步伐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体系。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就成为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一、新型工业化的内涵界定及特征
1.新型工业化的内涵界定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工业化一般是指传统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的一个过程，也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在工业化问题上存在着一般的规律性。但在不同体制、不同的外部环境下以及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工业化可以采取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基于我国目前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在党的十六大文件中明确提出了下一阶段我国选择的是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包括了两层涵义：
首先是进一步明确了在我国现阶段，工业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这一目标的提出是由于目前我国的工业化还未完成，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还比较低。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完成工业化，国际上有三个最重要的结构性指标：一是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必须降到15％以下；二是农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必须降到20％以下；三是城镇化水平必须达到60％以上。我国在2001年底，这三个指标分别为15％、50％、36.2％，只有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指标勉强达到工业化的标准，而农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和城镇化水平两项指标还远低于工业化的标准。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按照这三项指标来进行衡量差距更大，实现工业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坚持工业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
其次是在实现工业化的路径选择上与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有所不同，选择的是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2.新型工业化的特征
我国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和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相比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互动发展。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把工业化和信息化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认为信息化是在工业化完成后，或者在后工业时代所推行的。而我国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期的信息化并举，即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互动发展，从而发挥后发优势超越传统工业化发展的阶段。这是我国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以能源的过渡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经济效益的取得是建立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损失的基础上。而新型工业化道路，强调在发展中利用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来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不仅强调经济效益好，同时强调资源消耗低和环境污染少，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
三是以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工业化。发达国家所走过的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尽管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但增长是建立在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和不平等的贸易的基础之上，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粗放式经营和掠夺式开发，过度地占有和使用了人类所共同拥有的稀缺资源，所以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以对“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抹杀为代价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强调以可持续的视角来审视工业化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不仅考虑当代人的利益，同时还顾及后代人的利益。
四是实现我国优势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以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程度作为衡量工业化发达程度的指标，往往片面地追求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发展程度，与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提高相伴随的是失业率增加。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认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要考虑到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但是不能片面地以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程度作为衡量工业化程度的尺度，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应充分发挥一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优势资源的潜能。由于我国在发展中所面临是人口多，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现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个国情，所以我国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就要充分发挥劳动力这一具有优势的资源，实现优势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二、西部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
1.加快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的需要
2001年底西部地区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为21％，农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的60％，城镇化水平为30％，按照国际上衡量工业化进程的这三项指标来衡量，西部地区这三项指标均低于实现工业化的标准，可见西部地区工业化的程度还很低。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降低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进程，提高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是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应有之义，所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和实现西部地区工业化二者是一致的，西部地区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工业化的过程，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是西部加快发展的过程。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可以缩短工业化的进程，所以，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是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的需要。
2.实现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在如何缩小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问题上，人们基本上已达成了一个共识：西部地区不能走传统的发展道路，即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已走过的道路，必须实施跨越式的发展战略。要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就不能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而必须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尽管西部地区在发展阶段上滞后于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发达地区，但其现阶段的发展完全可以运用处于更高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化成果，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进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化的成果改造西部的传统产业，提升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提高西部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实现西部跨越式发展。
3.实现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社会的可持续和生态的可持续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就必须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采取的是一种粗放式经营，先污染、后治理，尽管工业化带来了物质财富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加，但是以资源的低效配置、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而且对于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低效配置和对环境的破坏，使整个社会承担了巨额的成本，对人类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采取集约化的发展思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资源的利用率，尽可能地降低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4.充分发挥西部地区优势资源的需要
就西部地区总体而言，相对来说具有比较优势的是丰富的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要实现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不应舍本逐末，放弃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而是要使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得以有效配置。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不是一味地通过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追求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程度，而是将产业的发展和资源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西部地区而言，针对劳动力丰富且廉价的现状，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西部地区的优势资源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延长产业链，在资源开发和加工中加大科技含量，提高优势资源配置效率。
三、西部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当理顺的关系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最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保证，但在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加快西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四对关系。
1.理顺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新时期的伟大举措。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而言，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政府，政府是这一行为发起者。同时目前我国的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已十分明确，不论采取什么发展战略，都不能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所以，在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促进西部发展的过程中，就应理顺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政府应对其职能进行合理定位，不应出现“越位”和“错位”，但也不能出现“缺位”。不应只是为了呼应西部开发和走新型工业化的号召，而搞一些面子工程，诸如强力打造“西部的硅谷”、纷纷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举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通过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为此可以通过政府行为来启动一些产业，但是产业能否发展壮大就不是政府行为所能够主导的，而是取决于市场，取决于在市场上能否获利，是否有好的经济效益。
2.理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
一般谈到工业化，人们总会联系到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即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产业，这是由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就是按照这样的道路走过来的。对于我们这些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特别是工业化程度还比较低的西部地区而言，如果仍然遵循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已走过的道路，这种发展的差距就永远无法缩小。要缩小发展的差距，西部地区就不能按照常规的发展思路，应当打破传统的工业化发展的路子，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使西部地区充裕的而且廉价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成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能够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劳动密集型又有别于一般所谈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实现西部地区的发展就必须处理好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不能按照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一味地强调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但也不能只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的发展应是在政府宏观指导下以市场为主体进行选择的结果。产业的选择关键在于结合西部地区的要素禀赋特征，能够使得西部地区充裕的要素得以合理的配置，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我国入世以后，在产业的发展上应具有全球化视角，把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置于全球经济的分工体系中。
3.理顺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
高新技术产业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国家和地区重点发展的产业，而且高新技术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代表着全球产业演进的趋势。顺应这一产业演进的趋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是顺应世界科技革命的大趋势的需要。但对于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甚至工业化的程度还非常低的西部地区而言，要理性地分析自身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千万不能盲从。除了个别的省份外，传统产业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所具有的优势远远超过高新技术产业。在生产力水平多层次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背景下，传统产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仍然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前景。据统计，目前制造业直接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33％，占整个工业的80％，为国家财政提供33％以上的财政收入，占出口总额的90％，就业人员达8000多万。在西部地区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必须理顺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将传统产业做大做强，为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4.理顺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产业化道路的关系
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一瓶颈是很难消除的。尽管我们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来促进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不应忽视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应当把基础设施的建设摆在首要的位置上。这里谈到的基础设施不仅指交通、通信等硬件基础设施，还应当包括文化、教育、卫生、公共服务等软件基础设施，不仅指城市的基础设施，还应包括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统一起来，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可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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