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艺与中国共产党——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中国论文,而作论文,文艺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之初，中国文艺虽然已经开始蜕变，梁启超等主张改良的维新派曾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率先推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1906年欧阳予倩等也积极探索新剧的演出，但那时的文坛和艺坛，旧文艺仍然占有统治的地位。遍布城乡的旧戏曲固然演出的几乎全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而泛滥于文坛的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作品，更以揭露所谓“黑幕”阴私和耽于言情，在文艺观念或题材、主题、形式、风格诸方面均鲜有开拓。因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当时还是急进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创办了以积极传播新文化为目的的《新青年》杂志，还撰写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呼吁推倒“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的旧文学，主张建设“平易”、“抒情”“新鲜”、“立诚”、“明了”、“通俗”的新文学。《新青年》的另一编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更抨击那些“不过摭给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文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学的商贾的旧毒新毒”的所谓“文学”，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新文学的开山之作正是发表于1918年的《新青年》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等就积极提倡“革命文学”。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面前》一文中便批评当时那些不知自己处于什么时代和环境的作家，发出至今仍不失警策意义的见解说：“他们对于社会全部的状况是模糊的，对于民间的真实疾苦是淡视的；他们的作品，上等的不是怡性陶情的快乐主义，便是怨天尤人的颓废主义，总归一句话，是不向社会的个人主义；下等的，便是无病呻吟，莫名其妙了。”他主张作家要“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还号召新诗人“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恽代英在《八股？》一文中更期望新文学“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而后来担任共产党领导人的瞿秋白在1923年便撰《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一文，介绍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敏锐地指出“俄罗斯革命不但开世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且辟出人类文化的新道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于当时掀起的“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郭沫若、蒋光慈、成仿吾等作家都极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对于这种文学的理解虽不无偏激和局限，但他们要求文学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并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注：《革命与文学》，《郭沫若文集》第10卷第323页。）。这种主张从新文艺的进步意义上看，正是十分可贵的。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左翼文艺运动则是20年代革命文艺的进一步发展，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包括鲁迅、茅盾、胡风等许多著名左翼作家、艺术家在内的声势浩大的文艺运动。胡乔木、夏衍、丁玲、周扬、田汉、阳翰笙等共产党人都为积极推进左翼文艺运动作出自己的贡献。尽管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有过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并且遭到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的血腥镇压，但鲁迅和后来毛泽东都给左翼文艺运动以很高的评价。鲁迅曾经沉痛悼念血溅龙华的左联五烈士。他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称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他说，“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污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而毛泽东则指出，从1927-1937年反革命对于革命力量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与苏区革命文艺相呼应的白区左翼文艺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正是反革命势力失败的有力证明。当然，这不是说当时就没有其他有价值的文艺，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成为当时中国文艺的主流和最有社会影响的部分，则完全是事实。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文艺方面左翼也先后提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还在武汉建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全国文艺界的广泛人士。如周恩来在该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所说，“……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注：《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1938年3月28日《新华日报》。）正因此，使得以抗日为核心内容的人民文艺在全国范围蓬蓬勃勃开展起来。无论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和小说以及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形式，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当时涌现的许多作品，包括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都为动员广大群众投身抗日的伟大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其间，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对于指引和促进人民文艺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尤产生划时代的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历史迈上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的征途。我国文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走上社会主义文艺的轨道。从此，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的发展更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党的思想理论路线的正确和错误都会左右到文艺。半个多世纪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大略分为三个时期，这就是建国初的十七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新时期以来的二十余年。十七年中作为党的文艺指导方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已有新的发展，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的工农兵方向和文艺与现实、与传统的关系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外，毛泽东还先后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新的方针。这对于促进那个时期文艺的初步繁荣，关系至大。1957年前，党在实现民主改革、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正确路线、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更为新中国初期文艺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而1957年后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的发展，思想战线上更发动了一系列混淆敌我的批判运动，其中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等运动除了批判还加上错误的政治处理，文艺的正常发展也就不断受到伤害。而十年“文化大革命”则更使文艺受到空前未有的打击，文艺工作者大多都受到迫害，被剥夺创作的权利，除了所谓“革命样板戏”，只有极少数文艺工作者后期才被允许创作，而且多要遵从那时极左的政治和文艺路线去创作。对于前此由于党内的左倾错误而给文艺发展带来的损失，永远足为全党和后人引为教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纠正了左倾错误，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线，在文艺领域更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代替以往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旧口号，在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反映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政策，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的同时，还强调要重视遵循文艺的规律，对作家、艺术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因此，就大大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使这时期文艺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而鉴于文艺界曾经出现过的左的教条主义和右的自由化的倾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文艺思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纲领，强调文艺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既要弘扬主旋律，又要提倡多样化。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引导我国文艺继续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应该始终代表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更同样是指引我国文艺前进的光辉指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把“三个代表”的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且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根本任务是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业精神。”应该说，这同样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迄今我国文艺的持续繁荣和更大发展，正证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阐明的文艺任务，所采取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
于此可见，20世纪以来我国新文艺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分不开。如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同样可以说，没有共产党也没有中国的新文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回顾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中国新文艺的发展表明，毛泽东的总结具有何等的历史穿透力和未来预见性！它不仅符合前二十年的文艺实际，而且预示了迄今的我国新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状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文艺前进的历史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新的文艺实践相结合，不仅引导了新文艺的正确方向，促进了新文艺的蓬勃发展，而且使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文艺的方针、政策不断走向成熟，更加符合文艺自身的规律，也更加完整。而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正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做出自己的卓越贡献。
二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开创了人民文艺的新时代。
人类历史上自从产生阶级社会，历代剥削阶级作为统治阶级都力图使文艺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广大劳动人民处于受压迫和剥削的地位，他们尽管也以自己蓬勃的创造力，通过某些文艺作品表达自己的情感、理想和愿望，但他们的大多数长期被实际剥夺了享用文艺的权利。在中国，这种情况的根本改变正发生于20世纪，特别是发生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人民文艺时代的到来，使我国文艺产生如下三方面的深刻变化：
第一，突出实现了文艺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利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就撰文提倡“平民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明确提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可以说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如此鲜明地揭橥出人民文艺的旗帜。此前平民意识的崛起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汹涌，使“五四”后的新文艺已经涌现大批描写劳动人民的作品，像文学领域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茅盾的《春蚕》、老舍的《骆驼祥子》、丁玲的《水》等都是。但指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使文艺为他们而创作，为他们所利用，并且阐述得如此全面和透彻，应是自《讲话》始。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多数人服务，正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方向性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当然有充分的权利要求文艺满足他们的审美需要，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对于人民的内涵，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还做了补充，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利用，实际上就是要求文艺符合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其中，当然也包含为人民的政治利益服务。过去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理解成文艺必须从属于党在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必须“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演中心”，这无疑是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了，并极大地限制了文艺的广阔题材和主题。邓小平鉴于以往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利少弊多，主张以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来取代它。但他也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20页。）。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蕴含十分重要而根本的政治方向。因为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的表现，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害，许多作家艺术家关注政治是符合历史和现实的逻辑的。由于社会主义是我国人民的选择，也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所以，为人民服务与为社会主义服务正相一致。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固然也存在反革命的、不革命的以及唯美主义的文艺，但为人民革命服务的文艺始终是主流。这种文艺包括描写今天的人民群众的，也包括描写昨天的各种题材而站在人民的思想立场上来写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雷雨》等戏剧，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等小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更如浩荡洪流，奔腾在广阔的文艺航道上。尽管不同时期也有背离人民利益的创作杂音和某些旋流，但整个社会主义的文艺大潮，不论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在题材、主题广泛的表现中，于满足人民审美需要的同时，正是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巩固和发展了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第二，极大促进了文艺反映人民生活和斗争，表现人民的形象和人民的情感、愿望。
历史上文艺表现对象的变化永远与这种对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的变化相联系。在人民通过革命，争取自己当家作主的时代，人民成为文艺描写的中心自然合乎历史的规律。在以往的文艺中统治阶级里的帝王将相以及已经成为贵族或将要成为贵族的才子佳人充斥于文艺作品，以至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呼吁要把这种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他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2-883页。）。邓小平则认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的生命就会枯竭。”（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第183页。）江泽民更号召我国文艺工作者“要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地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注：江泽民：《在全国第六届文代会、第五届作代会上的讲话》。）。在这个问题上，文艺界过去并不是没有分歧与斗争。可以说，从新文艺诞生起直到今天，都仍然有人只醉心于写自己，写无关人民斗争的“杯水风波”，乃至于只写个人颓废的情感或写脱离社会背景的男女的性爱。但毕竟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影响下还是把自己的笔触转向了人民群众。他们多年来深入人民的生活与斗争，作品中描写工农兵及其知识分子的形象越来越多。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工农兵成为现实生活的主人公，他们的形象更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公。人民为夺取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成为众多文艺作品的主要题材和主题，人民中涌现的英雄和社会主义新人，尤成为作家艺术家所着力塑造的形象。文学作品从《红旗谱》中的朱老忠、《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红岩》中的江姐、《雷锋之歌》中的雷锋，直到新时期文艺中的乔光朴、陆文婷、孔繁森等许多人物典型，他们正都是来自人民，又为人民忘我地工作的新的英雄。油画《开国大典》、《上甘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更以雄浑壮烈的气魄和绚丽多彩的格调再现了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夺取革命胜利的不朽群像。诸多文艺作品所反映的斗争事迹为我们提供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生动图卷；而它们所塑造的新英雄人物形象的思想品格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时代精神的崇高写照。文艺表现对象的上述转变正是划时代的，旷古未有的。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自不待言。
第三，不断探求文艺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多样艺术形式和风格。
人民的审美需要是丰富多彩的，但又是富于民族特色的。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追求必须与为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追求统一起来。文艺的现代化与文艺的民族化也必须统一起来。毛泽东曾要求文艺作品的革命政治内容与完美艺术形式的统一，要求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并提倡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但他又鼓励文艺的“百花齐放”和“推陈出新”，鼓励“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8页。）。邓小平也认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第183页。）江泽民在论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时尤指出，“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不仅思想内容要健康向上，艺术表现也应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精益求精，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文化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注：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那种认为民族化就是形式与风格的单一化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国有着56个兄弟民族，他们无不拥有民族独特印记的文艺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即使同一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也不相同，其作品的审美创造也不可能使形式与风格单一化。而且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吸纳外国外民族有价值的审美创造经验的选择中，也会不断革故鼎新，新的民族特色将不断展现。只要我们不徒事模仿，不搞毛泽东当年所批评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就定能在创造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时使形式和风格更加丰富多彩。“五四”以后的新文艺虽然曾有过欧化的毛病，但经过30年代左翼所发动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和后来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探索实践，特别是解放区作家艺术家的探索实践，在创造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富于民族形式与风格的作品方面就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等小说与诗歌，还有话剧《茶馆》、《关汉卿》，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及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都是突出的例子。20世纪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后，盲目移植西方文艺的形式和风格的作品多了起来，但大多作家艺术家仍然重视民族的独特的创造，像李瑛的长诗《一月的早晨》，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苏叔阳的话剧《左邻右舍》，还有电影大片《大决战》、《毛泽东的故事》和电视连续剧《围城》、《大宅门》、《日出东方》、《长征》等。因而从主流看，对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追求仍然没有松懈。广大群众无疑希望这种势头能够保持下去，并做出更大的成绩。
三
文学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媒。它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文艺产品通过市场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巨大产业之一，而作为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大多文艺作品都具有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性质，由于它通过审美形象易为群众所接受，还能通过电子传媒广为传播，覆盖面大，影响广泛，对社会主义建设关系至大。文艺领域的问题不仅会影响文艺本身，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未来。
积80年的经验和教训，为了继续开拓人民文艺的宽广道路，保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文艺的繁荣昌盛，就必须继续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事业的领导。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者，也是我国领导一切事业的核心力量。文艺事业自不能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和胜利，也很难实现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历史实践证明，曾经有过的反对党领导文艺的论调都是错误而有害的。
今天，我们党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充分反映文艺规律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因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除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外，最重要的当然是需要更好地实现党对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领导。在中西文化频繁交流、多元撞击的开放环境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领导无疑更加重要。要继续提倡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作斗争，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艺观，使文艺工作者更深刻地认识社会、认识人民、认识世界，并按照文艺规律去从事审美的创造。这对于保持我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具有关键的意义。文艺创作并非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影版照相。创作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与作家艺术家创作什么样的思想和艺术倾向的作品正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个领域，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艺都同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不继续作出努力，乃至掉以轻心，都只能有利于国际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势力对我国进行思想腐蚀，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图谋。
其次，党和各级政府还应该继续努力帮助解决文艺工作者创作和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使他们能够切实地深入生活，并全心身投入创作而没有后顾之忧。文艺创作是复杂的创造性极强的精神劳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用行政命令去干涉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往往只能产生缺乏艺术魅力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而变干涉为服务，积极为作家艺术家创造有利于创作的环境和条件，这才是促进创作繁荣，促进文艺生产力活跃所不可缺少的另一关键性的工作。如何帮助文艺工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深入生活，去了解和熟悉我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所展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以及这种斗争中先进人物和普通劳动者的精神境界、情感波澜，特别是帮助作家艺术家去把握自己时代的本质与特征，从而也更好地把握当代环境中各种人物的典型性，在当前尤有迫切的意义。它关系到我国文艺从整体上能够在多大的深度和广度去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否真正能够成为时代的镜子。
最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党和政府更要通过有关管理部门把宏观调控与运用市场杠杆结合起来，在力求文艺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一致的前提下，对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文艺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文艺，要依其有利、无害和有害的不同性质而分别对待。事实表明，并非所有文艺产品都可以推向市场。而市场也并非可以自动地选优汰劣。优秀的作品固然早晚会被市场所看好，会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但市场追求利润的天性也会使大批迎合低俗趣味的、乃至有害的作品泛滥。文化产业中的不法商人总是千方百计利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尚不够完善，以盗版倾销等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破坏社会主义文化的有序建设。大众文化和文艺领域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已经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的腐蚀性损害。许多渲染性与暴力的的大众文艺产品与高雅艺术争夺市场，这已经不是秘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高雅艺术、传统艺术曲高和寡，就需要国家投入资金去扶植。对这类艺术就应与对待畅销的大众文艺产品有区别。市场上畅销的能够获得很大经济效益的产品，实际上既有好的，也有坏的。而对于有害于社会和人民的产品，即使经济效益很高，也要坚持给予批评，乃至加以取缔。要提倡文艺评论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坚持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开展实事求是的有原则的批评，不应为了商业性的炒作，随便捧场。特别要反对鱼目混珠的广告性评论。上述诸方面，过去都不是没有教训，对此一定要很好地加以总结。一定要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规范文艺市场，加强文艺评论，以保障文艺的正确方向，使文艺真正眼沿着“三个代表”的思想所指引的道路，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而不是损害这种建设。
总之，面对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只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使我国文艺工作者沿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旗帜所指引的方向，努力贯彻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认真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将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就一定能够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开创更加辉煌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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