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必然能够代替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意义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99(2009)01-0001-07
怎样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教学中学员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两个必然”理论的困惑。这一困惑隐含的潜台词是:就目前而言,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的先兆,而且发展势头不减,这种情况能证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吗?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有可能动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石的极富挑战性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要坚定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很有必要重温《共产党宣言》关于“两个必然”的理论,有说服力地回应和解答上述思想理论问题。
一、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两种社会主义
“两个必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在不少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中,把这一结论概括为“两个必然”,并把“两个必然”表述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或“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简称为“两个必然”的原理。
如果把“两个必然”理解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或“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就会导致这样的困惑:从包括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状况来看,经济上都不如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或代替资本主义吗?
由此,要正确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的理论,首先就必须回答: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处在哪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他们明确指出,“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是“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2];指出消灭异化的两个实际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3];指出社会的劳动分工也只有当“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使“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4]的时候才会消灭;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5]。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已经造就了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新社会,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阶段,是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初始阶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早期和中期,“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共产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曾经使用过“社会主义社会”[6]、“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7]、“社会主义制度”[8]这些概念。但是,恩格斯并不是把它们作为区别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独立社会形态来使用的,也不是把它们作为区别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低级阶段来使用的,而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同义语来使用的。因为,恩格斯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同马克思一样,蕴涵着这样一个思想:共产主义社会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并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所预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当然也是“完全成熟且具有典范形式的”新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扬弃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继承物、取代物和对立物,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只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初始阶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命题,其本来的、确切的涵义是指:“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应当指出,虽然恩格斯曾在其著作中曾混用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但由于“社会主义”一词的内涵极不确定,外延极不统一,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被人误解或歪曲,恩格斯也曾试图区别使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1894年1月,恩格斯在谈到他之所以在1871-1875年期间要明确区分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原因时指出:“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型的人物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9]恩格斯晚年的这些思想,为我们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内涵以及“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命题的确切含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二,列宁注意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他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在写于1917年8~9月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10]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1875年5月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1]。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而且高于、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更先进的新社会的初始发展阶段。可见,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称的社会主义,是包含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它处在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三,迄今为止,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恰恰相反,它却在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的俄国、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发生了。由此,就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第三种理解:现实的社会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包括曾建立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和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但它们都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最初设想的思维逻辑发展的,都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及商品经济已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现实社会主义不是处在“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是处在落后于现实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例如,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就是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则是在比落后的资本主义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现实社会主义所产生的历史前提或其发展的历史起点,远远落后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逻辑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属于邓小平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新社会所应有的标准的社会主义。就其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而言,它还不如与它同时代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原理中所说的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肯定不是上述第三种意义的社会主义即现实的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社会主义),而是被马克思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后来被列宁称作“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
因此,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我们应当区分两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一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二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前一种社会主义,我们姑且把它命名为“社会主义I”,它处在“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后一种社会主义,我们把它命名为“社会主义Ⅱ”,它处在落后于现实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如果我们一定要坚持使用“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个提法的话,就必须对这个命题中的“社会主义”涵义加以明确的界定,即: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它是指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
二、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能够代替资本主义
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能够代替资本主义呢?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共产主义必然能够代替资本主义最基本的依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这里,笔者首先想引用一下《共产党宣言》中的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个结论之前的一段论述。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2]这就是说,资产阶级之所以必然要灭亡、无产阶级之所以必然会胜利,是因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生产出了它自身的掘墓人。进而言之,共产主义之所以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所导致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结果。
后来,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于共产主义为什么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过程。接着他写道:“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13]这里,马克思提到的随着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将“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的这种新形式,以及现在要剥夺的已经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的这种新趋势,已经预示着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即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了。
马克思进一步明确地指出:“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14]他说:“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5]
马克思接着写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表明,“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16]。这里的“转化为公有制”,是马克思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定性判断。
笔者认为,马克思上述论述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其自身的否定。第二,这种否定是一种质变,即它“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已经造就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这里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含义,是指劳动者联合的共有制[17])。这表明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转化为公有制”[18]。第三,这种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有制,显然指的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劳动者联合的共有制,而不是十月革命以后所产生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那种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形式。
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进一步分析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19]而“工作日的缩短”,则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实现的“根本条件”[20]。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上述思想,非常明确地向我们表明: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对此,列宁曾正确地指出,马克思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21]
三、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既然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那么,怎么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离现实更远了呢,还是更近了呢?如果不能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把“两个必然”的理论贯彻到底;而理论不彻底,就不可能说服人,就解不开人们心中的困惑;如果理论不能释疑解惑,必将严重危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笔者注意到,近些年来,对于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理论界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不少学者已对此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比如,有学者明确地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资本主义的部分质变。[22]但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当下,由于我们是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现实背景下来探讨这个问题,因此,很有必要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是怎么看待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们当时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新变化的。
1.关于如何看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工人的合作工厂
合作工厂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信用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工人的合作工厂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扬弃资本的形式。合作工厂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已经成为多余。在这种工厂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已经消除。因此,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23]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生的第一个质变。
2.关于如何看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股份企业
马克思认为,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可以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美国的铁路为例,谈到:“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24]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25]这就是说,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生的又一个质变。它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这表明股份公司的性质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直接的社会财产”即社会所有制,也就是公有制。
在写于1891年6月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也认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26]这里的“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表述,说明股份公司的性质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所共有的公有制。它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资本家积累剩余价值,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
3.关于如何看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托拉斯
托拉斯即联合企业。在写于1880年1~3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认为:“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化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27]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联合企业中,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行将到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将被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取代了。
4.关于如何看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
在写于1880年1~3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28]这表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29]这就是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已经标志着它必然“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从而引起资本主义的质变。这种质变导致的结果,“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这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向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逼近了。而一旦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的话,这种可能性就会成为现实。
到了20世纪初,列宁进一步认为,在“国家垄断”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列宁在写于1917年9月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30]他还明确地指出:“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31]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写于1917年8~9月)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涵义一致;而《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写于1917年9月)的写作时间则与《国家与革命》几乎同时。这就是说,《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所称的社会主义与《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涵义一致,同时也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涵义一致。由此可以断定,在列宁看来,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它不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而且,在列宁当时看到的“现代资本主义”(也就是当时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直接地”显现出来了。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都毫无疑义地表明:第一,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第二,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因素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不断地增长;第三,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离现实更远,而是离现实更近,并且已经直接地、实际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显现出来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如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占有形式的更加社会化、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政治参与程度的大大提高等),都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和列宁所处时代的情况,这无疑地为向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转变积累着更多的因素和物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正处在变成现实性的过程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的理论完全具有科学性,是正在被实践不断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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