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子仪诗歌组看杜甫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杜甫论文,诗歌论文,郭子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6)02～0121～010 一、杜诗中的郭子仪形象 郭子仪(697～781)，唐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郭子仪一生有三大丰功伟绩：第一，平定安史之乱；第二，讨伐仆固怀恩叛乱；第三，联络回纥共击吐蕃叛乱。这三次叛乱，均由破坏国家统一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所发动，对唐帝国安定繁荣、团结和谐的局面具有极大的破坏性。郭子仪在平定这些叛乱的征战中均居功至伟，而尤以平定安史之乱而名留青史。杜甫有许多诗篇直接描写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历史功绩。仇兆鳌《杜诗详注》是通行的杜诗全本之一，在该书卷五、卷六、卷七、卷十二、卷十六和卷十八中，均有直接描写郭子仪的诗篇。为了更好地认识杜甫笔下的郭子仪形象，我们不妨按以下顺序来研读这些诗篇。 (一)《杜诗详注》卷五《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 胡虏潜京县，官军拥贼壕。鼎鱼犹假息，穴蚁欲何逃。帐殿罗玄冕，辕门照白袍。秦山当警跸，汉苑入旌旄。路失羊肠险，云横雉尾高。五原空壁垒，八水散风涛。今日看天意，游魂贷尔曹。乞降那更得，尚诈莫徒劳。元帅归龙种，司空握豹韬。前军苏武节，左将吕虔刀。兵气回飞鸟，威声没巨鳌。戈鋋开雪色，弓矢尚秋毫。天步艰方尽，时和运更遭。谁云遗毒螫，已是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卫牢。花门腾绝漠，拓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锋先衣染血，骑突剑吹毛。喜觉都城动，悲怜子女号。家家卖钗钏，只待献春醪。[1](P168) 此诗作于至德二年(757)秋，杜甫住在羌村。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将家人安置在鄜州的羌村。羌村即今陕西省富县西北十公里处茶坊镇的大申号村。这一年九月，广平王李俶(727～729)任天下兵马元帅，率兵征讨安史叛军。“元帅归龙种”句，称赞广平王，因其乃皇族，故称龙种。广平王率领朔方官军和回纥援军十五万，从凤翔出发东征。大军进至长安城西，在香积寺之北和沣水之东与叛军决战，斩首六万余级，叛军大溃。接着，大军进入京师。不久，捷报传至行在所在地凤翔。当胜利的消息传到羌村的时候，杜甫的心情异常激动振奋，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实际上，广平王只是起挂帅的作用，具体的军事行动由郭子仪指挥。司空，指郭子仪。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仪进位司空。八月，任天下兵马副元帅。《豹韬》为兵书《六韬》中的一篇，此指兵书。《六韬》由《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犳韬》和《犬韬》共六篇组成。“司空握豹韬”，意思是说郭子仪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花门腾绝漠”谓回纥军队从沙漠飞驰而来，奋勇击杀安史叛军。花门，指花门山，位于居延海北三百里。由于回纥居住在花门一带，因而用花门指代回纥。回纥军队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杜诗详注》卷六《洗兵行》：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日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祗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葡萄宫。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鹤禁通霄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1](P207) 此诗一作《洗兵马》，题下有杜甫自注：“收京后作。”该诗的主旨是，希望收复京师之后，净洗兵马，永不操戈，以致天下太平。乾元元年(758)七月，官军生擒叛军将领安守忠，郭子仪因功勋卓著而进位中书令。九月，朝廷诏九节度包围相州。十月，郭子仪率师渡河，生擒伪郑王安庆和，收复卫州。乾元二年(759)仲春，杜甫写下了这首诗，时居洛阳。在这首诗中，杜甫对郭子仪大军的节节胜利表达了喜悦之情，对国家从此走向复兴之路寄托了希望，同时也对朝廷的种种弊政进行了谴责。“祗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意谓邺城(今河南安阳)很快就收复了；在九位节度使中，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功劳最大。“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成王即李俶，即后来的唐代宗。李俶初封广平郡王，乾元元年(758)改封成王。郭相指郭子仪，时为中书令。在唐朝，中书省、尚书省和门下省三省长官俱为宰相之职。郭子仪深谋远虑，其战略眼光得到了杜甫的称赞。 (三)《杜诗详注》卷七《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1](P211) 此诗作于乾元二年(759)春邺城战役之后，此时杜甫正在从洛阳返回华州途中。一路上他亲眼目睹了抓丁的惨象。当郭子仪等九位节度使所率大军包围邺城之后，由于唐肃宗未在军中设立主帅，致使大军缺少统一指挥，因而攻城不力。这一年三月初，史思明从河北调兵来解邺城之围，唐军遭遇惨败，只得向西溃退。在这种情况下，郭子仪的心情是矛盾而焦灼的。“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尽管为新兵送行的人痛苦泣血，但是爱兵如子的郭子仪还是得将他们带走。郭子仪曾担任左仆射一职，故称他为仆射。一方面，郭子仪爱护士兵；另一方面，为了攻克邺城，他不得不顾全局，通过抓丁来补充部队的严重减员。“壮丁”抓完了，未成丁的“中男”也得抓走。叙写这样的主题，杜甫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 (四)《杜诗详注》卷十六《夔府书怀四十韵》： 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扈圣崆峒日，端居滟滪时。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云台宿，常怀湛露诗。翠华森远矣，白首飒凄其。拙被林泉滞，生逢酒赋欺。文园终寂寞，汉阁自磷缁。病隔君臣议，惭纡德泽私。扬镳惊主辱，拔剑拨年衰。社稷经纶地，风云际会期。血流纷在眼，涕洒乱交颐。四渎楼船泛，中原鼓角悲。贼壕连白翟，战瓦落丹墀。先帝严灵寝，宗臣切受遗。恒山犹突骑，辽海竞张旗。田父嗟胶漆，行人避蒺藜。总戎存大体，降将饰卑词。楚贡何年绝，尧封旧俗疑。长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铸农器，讲殿辟书帷。庙算高难测，天忧实在兹。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议堂犹集凤，正观是元龟。处处喧飞檄，家家急竞锥。萧车安不定，蜀使下何之。钓濑疏坟籍，耕岩进弈棋。地蒸馀破扇，冬暖更纤絺。豺遘哀登楚，麟伤泣象尼。衣冠迷适越，藻绘忆游睢。赏月延秋桂，倾阳逐露葵。大庭终反朴，京观且僵尸。高枕虚眠昼，哀歌欲和谁。南宫载勋业，凡百慎交绥。[1](P559) 此诗作于大历元年(766)，杜甫时在夔州(今重庆奉节)。夔州时期是杜甫一生漂泊流浪的后期，这时诗人的思想变得更加深刻。国家的前途，民生的疾苦，以及个人的归宿，一系列问题如眼前的长江波澜一样经常在杜甫的心中翻腾。在这首诗歌中，杜甫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深知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亲眼目睹过玄宗朝天宝年间的繁华，又亲身经历了肃宗和代宗两朝的祸乱，自然也就联想到了这一时期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郭子仪。“先帝严灵寝，宗臣切受遗”，官军收复京师之后，朝廷首先修复寝庙，以昭示唐王朝神圣的统绪。先帝指肃宗，修复寝庙一事发生在肃宗朝。宗臣指郭子仪。上元三年(762)二月，河东绛州诸军剽掠，并大有与太原叛军联合之势。于是朝廷命郭子仪出镇绛州，以镇抚诸军。三月，郭子仪即将出发的时候，肃宗健康状况恶化，群臣不得进见，唯独召郭子仪进入卧内，将河东之事，悉以委之。郭子仪到达绛州之后，很快就平息了叛乱。 (五)《杜诗详注》卷十一《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1](P382) 此诗作于广德元年(763)春天，此时杜甫生活于梓州。这一年正月，史思明长子史朝义在河北兵败自杀，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喜讯传来，杜甫欣喜若狂，兴奋地写下了这首诗。虽然诗中没有提到郭子仪，但是其身影跃然纸上。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卷九该诗题下注云：“宝应元年，官军破贼于洛阳，进收东都，河南平。朝义走河北，李怀仙斩其首以献，河北平。时公在剑外，闻捷书而作。”[2](P609)《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史臣曰：天宝之季，盗起幽陵，万乘播迁，两都覆没。天祚土德，实生汾阳。自河朔班师，关西殄寇，身扞豺虎，手披荆榛。七八年间，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勋髙一代。”[3](P2360)平定安史之乱，郭子仪是最大的功臣。 (六)《杜诗详注》卷十二《江陵望幸》： 雄都元壮丽，望幸欻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未枉周王驾，终期汉武巡。甲兵分圣旨，居守付宗臣。早发云台仗，恩波起涸鳞。[1](P415) 此诗作于广德元年(763)冬天，当时杜甫生活在阆州(今四川阆中)。杜甫听说代宗欲巡幸江陵，于是写下了这首诗。这年十月，吐蕃军队进犯，业已逼近京师，朝廷任命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代宗幸陕州，召郭子仪权京城留守。“甲兵分圣旨，居守付宗臣”两句所指即此事。宗臣，指郭子仪，因为皇帝把他看成自己的家人。“江陵望幸”意谓江陵人民希望代宗能到江陵来，而实际上代宗并未巡幸江陵。吐蕃军队进犯这一问题，也是后来才解决的。永泰元年(765)，朝廷诏郭子仪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官军于灵台西原大破吐蕃十万余兵众。之后，郭子仪还镇河中。 (七)《杜诗详注》卷十八《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 禄山作逆降天诛，更有思明亦已无。汹汹人寰犹不定，时时斗战欲何须。(其一) 社稷苍生计必安，蛮夷杂种错相干。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其二) 喧喧道路多歌谣，河北将军尽入朝。始是乾坤王室正，却交江汉客魂销。(其三) 不道诸公无表来，茫然庶事遣人猜。拥兵相学干戈锐，使者徒劳百万回。(其四) 鸣玉锵金尽正臣，修文偃武不无人。兴王会静妖氛气，圣寿宜过一万春。(其五) 英雄见事若通神，圣哲为心小一身。燕赵休矜出佳丽，宫闱不拟选才人。(其六)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楼阁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时入帝乡。(其七) 澶漫山东一百州，削成如桉抱青丘。苞茅重入归关内，王祭还供尽海头。(其八) 东逾辽水北滹沱，星象风云喜共和。紫气关临天地阔，黄金台贮俊贤多。(其九) 渔阳突骑邯郸儿，酒酣并辔金鞭垂。意气即归双阙舞，雄豪复遣五陵知。(其十) 李相将军拥蓟门，白头虽老赤心存。竟能尽说诸侯入，知有从来天子尊。(其十一) 十二年来多战场，天威已息阵堂堂。神灵汉代中兴主，功业汾阳异姓王。(其十二)[1](P643) 这十二首绝句作于大历二年(767)三月，当时杜甫生活在夔州。自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和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十五万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以来，至此已经十二年了。虽然安史之乱早已结束，然而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于是杜甫写下了这些诗篇。早在大历元年(766)十月代宗生日的时候，就有诸道节度使进京献金帛祝贺寿诞。大历二年春，淮南、汴宋、凤翔诸道节度使也曾先后入朝祝贺寿诞。然而，安史之乱的策源地河北诸道的节度使们却始终不入朝。杜甫远在僻远的夔州，或许系根据传闻，而误以为河北诸道节度使也已经入朝，也知道效忠朝廷了。杜甫喜不自禁，便一口气写下了这十二首绝句。在这些诗篇中，杜甫大致回忆了安史之乱从爆发到结束的全过程，其中自然也有对于大功臣郭子仪的歌颂。第十二首绝句为总结。十二年来，到处都是平叛的战场，官军仰仗天威，奋勇杀敌。代宗如同汉代中兴之主一样英伟，而郭子仪则凭借卓著的功勋得封汾阳郡王。 以上共有诗七题十八首，从体制上看，多为大篇。《江陵望幸》六韵十二句，稍短一些，但也比五言律诗长。《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虽是绝句体，但它由十二首绝句组成，从而具备了联章的性质，亦是大篇，且具备了叙事的功能。以上这些诗篇，均以郭子仪为叙事中心。它们有的描绘了郭子仪的风采，有的刻画了郭子仪的性格，还有的揭示了郭子仪的内心活动，它们统统都服务于叙写郭子仪这一历史人物平定安史之乱的主题。这些诗篇，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但其内在联系俨然存在。当我们按照以上顺序来阅读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所读到的仿佛是一部郭子仪的诗歌体传记。作于不同时地的诗篇，以适当的方式缀合起来，竟然相当于一部大型的组诗。不过，除了《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为联章或曰组诗之外，由于它们原本的文本形态不是组诗，因而我们不妨称这些诗篇为诗歌组，或简称诗组。杜甫的郭子仪诗组，以民族英雄郭子仪为中心，以表现中华民族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为主题，其意义是深远的。 二、《六月》与郭子仪诗歌组 在《诗经·小雅》中有一首诗叫《六月》。笔者认为，《六月》一诗既有助于我们认识杜诗中的郭子仪形象，又有助于我们认识杜甫的诗学思想。为研究方便，兹录《六月》如下：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广，其大有颙。薄伐玁狁，以奏肤公。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4](P168) 关于《六月》一诗的主题，诗小序说得较为全面：“《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鸣》废则和乐缺矣。《四牡》废则君臣缺矣。《皇皇者华》废则忠信缺矣。《棣废》则兄弟缺矣。《伐木》废则朋友缺矣。《天保》废则福禄缺矣。《采薇》废则征伐缺矣。《出车》废则功力缺矣。《枤杜》废则师众缺矣。《鱼丽》废则法度缺矣。《南陔》废则孝友缺矣。《白华》废则亷耻缺矣。《华黍》废则蓄积缺矣。《由庚》废则阴阳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鱼》废则贤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废则万物不遂矣。《南山有台》废则为国之基队矣。《由仪》废则万物失其道理矣。《蓼萧》废则恩泽乖矣。《湛露》废则万国离矣。《彤弓》废则诸夏衰矣。《菁菁者莪》废则无礼仪矣。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5](P631)乍一看，只有第一句话言及《六月》一诗的内容，即周宣王北伐。至于《六月》一诗的主题，小序并没有言说。其实不然，小序在后面列举了二十二首诗的主题，它们间接地说明了《六月》一诗的主题。这些诗篇的主题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中华文化的正统，而《六月》的主题就是如何通过讨伐叛乱来恢复中华文化的正统。 那么，周宣王为什么要进行北伐呢?这是因为，在此前的周厉王时期，由于文化正统完全废弛，导致四方少数民族中那些持分离主张的贵族势力进攻中原大地，一时之间战乱频仍。在这些少数民族分离势力中，又以北方的玁狁最为凶残强暴。厉王时期，王室衰微；宣王时期，进行北伐，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复兴中华文化的正统。这与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以及讨伐仆固怀恩的叛乱，十分相似。安禄山，唐营州柳城奚族人，本姓康，名轧荦山，后因其母嫁突厥人安延偃而改姓安，更名禄山。史思明，唐宁州人，属突厥族，原名窣干，唐玄宗赐名为思明。仆固怀恩，属我国古代西北游牧民族铁勒部族。他本来曾助力唐王朝平定过安史之乱，功劳甚著，但后来谋反，引回纥和吐蕃兵十万余众入寇。北伐玁狁这一事业由周宣王领导，具体的战争由主帅尹吉甫指挥。这也与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讨伐仆固怀恩叛乱的情形十分相似。尹吉甫文韬武略全备，具有杰出的智慧和才能，其人物形象与郭子仪十分相似。 具体说来，《六月》六章所叙写的内容，与郭子仪在平定叛乱中的情形颇为类似。《六月》和郭子仪诗组，在不少方面甚至是平行的。下面对比分析两者在内容上相似和平行的部分。 第一章，描写尹吉甫率领大军北伐玁狁。值得注意的是，尹吉甫北伐玁狁的目的，正与郭子仪平定诸多的叛乱相同。“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玁狁气焰嚣张，来势汹汹，边境告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意谓周宣王命尹吉甫出征讨敌，保邦卫王，尹吉甫自感责无旁贷。尹吉甫如此，郭子仪亦然。《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年(757)八月“戊辰，上劳飨诸将，遣攻长安，谓郭子仪曰：‘事之济否，在此行也。’对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6](P1497)当时，肃宗召集诸将，准备攻打占据长安的叛军。郭子仪率军先行，屯驻扶风。而广平王所率部队，到九月二十三日才出发。 第二章，描写尹吉甫忠心耿耿，直接听命于周宣王。与尹吉甫类似，郭子仪直接听命于唐朝皇帝，二人之忠心相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尹吉甫说，周王命我出征，辅佐天子战胜来犯的强敌。郭子仪出征之前是怎么对天子说的呢?《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载：“绛州诸军剽掠不已，朝廷忧其与太原乱军合从连贼，非新进诸将所能镇服。辛未，以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发京师绢四万匹，布五万端，米六万石，以给绛军。建辰月庚寅，子仪将行，时上不豫，群臣莫得进见。子仪请曰：‘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6](P1516) 第三章，描写尹吉甫的风采威武端谨。“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尹吉甫之仪容威严肃穆，尹吉甫之行事恭敬严谨。郭子仪的风采与尹吉甫颇为类似，也是威武谨重的帅才。《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子仪事上诚，御下恕，赏罚必信。”[7](P3621)尹吉甫所率部队军威雄壮，纪律严明；郭子仪所率部队亦复如是。 第四章，写尹吉甫所面对的敌人是破坏华夏国家统一的民族分裂势力。尹吉甫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战争是残酷的。玁狁各部来势凶猛，迅速占领了周王朝北部的焦获(今陕西泾阳西北)、镐(今宁夏灵武一带)和方(即朔方)等地。玁狁各部不仅将战线拉得很长，并且很快打到了泾阳一带。尹吉甫的北伐玁狁之战，打得相当艰苦。郭子仪面对的敌人也是破坏华夏国家统一的民族分裂势力，其所面对的敌人也是强大的，战争也是残酷的。邺城包围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载，乾元二年(759)二月，“郭子仪承其后，未及布陈，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弃甲仗辎重，委积于路。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6](P1506)这是郭子仪在所率诸部死伤过半之后，经历的一场恶战。 第五章，描写尹吉甫文武兼备的统帅才能。“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写尹吉甫北伐玁狁，能文能武，堪称大家的好榜样。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仆固怀恩之乱和吐蕃之进犯，也显示了其能文能武的卓越军事才能。《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幕府之盛，近代无比。”[3](P2355)郭子仪幕府之人，很多是王室成员，而他却能驭之如仆隶，足见其不凡的领导才能。郭子仪不仅擅长军事指挥，亦有文学才华，《全唐文》卷三三二存其文十二篇，《全唐诗》卷一○九存其诗两首。其《享太庙乐章》之一《广运舞》诗云：“于赫皇祖，昭明有融。惟文之徳，惟武之功。河海静谧，车书混同。虔恭孝飨，穆穆玄风。”[8](P262)这是一首歌颂唐王朝祖先的诗，也见于《全唐诗》卷十三“郊庙歌辞”。意思是说，唐朝的列祖列宗，个个文武兼备。其实，这种定位也适用于郭子仪本人。 第六章，全面总结尹吉甫的性格特征。尹吉甫北伐玁狁的军事行动取得大捷，自然要举行庆功宴会。“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在高朋满座的庆功宴上，为什么还特别指出尹吉甫的好友张仲也出席了呢?张仲，实有其人，他是周宣王时的大臣。《毛传》：“张仲，贤臣也。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与孝友之臣处内。”[9](P470)在这里，赞扬张仲孝敬父母、亲善兄弟，其实也是在歌颂尹吉甫。郭子仪也具有这样的美德。《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谓其“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3](P2355)。 以上系从分析《小雅·六月》来审视杜甫的郭子仪诗组。循此思路，我们看到《六月》和郭子仪诗歌组具有史实上的对应关系，这也说明它们具有显著的史传文学的特征。不过，二者的对比研究还可以循着另一思路来进行。《全唐文》卷五三二载有李观的《上宰相安边疏》： 今圣人朝在明堂，维初乾之精、坤之灵，播五行为五常，而中华之人得之；离四气为四方，而蛮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气偏而为匪人，故在边。是亦太极造世之智、元黄冥成之心者乎?故圣人乘五行而允厘，作九围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汤已来，不闻深入之征，不纪薄伐之师，殆由鸿庞之风未甚流，冲漠之泽未甚醨。周秦之间，天下始劳，前有泾阳之侵，踵有长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为心。秦人罔知天命，连兵而謷謷。至于逆三灵、掊生人，元元蜩蜋，魁杰骏奔，始图备胡之术，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亦万祀镜哉!汉孝武承业之盛，负才之雄，隘函夏，鲜黎蒸，将郛穷荒而寓不邻，扬威四临，霆发电溢，历载五六而功患相俦，誓诎虑殚，兵老舋仍，于时乃交和亲之问，还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悬罄，君臣与谋，遂有盐铁、车船、搉酤、六畜之租兴。危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哉?矧乃乘秋之虏常存，托虏之赋不除，汉之事亦万祀镜哉!噫!惟皇唐操琁玑，驭民而统天，将二百龄，朝更九圣，运开中兴，纵横六合。上下天渊，蜚驰之伦，莫不被仁，独犬戎跳梁，滑我右陲。儒之策曰和亲，武之议曰宿兵。和亲则易携，宿兵则厚亡。九圣之君，前后病之，然属三方乂安，悉力一隅，则右臂可断，六嬴可俘，太宗、元宗之时也。厥后，内寇数动，国家一罢，虏滋新谋，土失旧封。伊顷迄今，有加无瘳，岂负鼎亏折冲之资?推毂无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长叹。且周曰猃狁，秦曰胡，汉曰匈奴，然实非二，盖随国而名之。[10](第2393页) 这是李观(766～794)《上宰相安边疏》的开头部分。李观，李华从子，为太子校书郎。由此我们想到以下几点。第一，中华这一观念渊源甚早。早在五帝三皇时期，中华这一观念就已经产生了。圣人根据五行所启示的哲理来进行国家的治理，在内建立九州，对外区别四夷。在当时，这种将九州和四夷区别对待的治理方式是科学的，因为它注意到了矛盾的特殊性。第二，中华观念产生之后，它一直指导着历代君王施行合理的国家治理方略。周秦之际，针对四夷的战争较少，仅仅在四夷入侵内地的时候，周民族才进行战争以驱逐入侵者，因而在周秦之际民族之间的战争并不是常态。《小雅·六月》所描述的北伐玁狁的战争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因而是正义的战争。第三，在秦代，秦朝的统治阶级进行了很多针对四夷的战争。这些战争，不仅殃及四夷人民，对秦人也是严重的耗损，生民涂炭，边兵死伤。秦代在处理四夷问题上留下来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第四，汉代国力强盛了许多，处理四夷问题的方式也在进步。比如，和亲之策就是进步之一。不过，汉代所进行的针对四夷的战争也还是较多的。边战耗尽了国家的财力，国力一旦衰退，四夷复又入侵。汉代在处理四夷问题上留下来的教训也值得永远记取。第五，那么，唐代的决策者应该怎么办呢?写到这里，李观感叹万端。在《上宰相安边疏》中，他首先赞颂了唐朝两百年来的基业，后面部分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不过，所有的办法均出于他对中华这一观念的辩证认识。他认为，不仅中华这一观念在发展，而且夷狄这一名称及其内涵也在变化。以此之故，不论朝廷采取和亲还是宿兵的政策，都必须服从中华这一观念所提出来的时代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唐以后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这一观念的确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逐渐丰富，逐渐变得明晰的历史过程。先秦时期的玁狁，唐代的四夷各族，其实都是“中华之人”。“中华之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具有割不断的联系，而战争形态则加快了四夷各族融合进“中华之人”大家庭的步伐。 让我们再来看尹吉甫和郭子仪。他们两人之间根本的共同点是其形象的整体性。就形象的整体性而言，尹吉甫是维护华夏多民族国家完整统一的民族英雄，郭子仪是维护中华多民族国家完整统一的民族英雄。诚然，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普遍使用较晚，然而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华”之观念，其产生时间非常早。华夏，亦作诸夏，系汉族先民或中国的古称。《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11](P238)华，本义是荣；夏，本义是中国之人。中国，起初含有中原的意思。居住于四方的其他各族，在绝大多数时候是受惠于中原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固然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华夷之辨，不过这主要是由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所造成的。由于中原在社会发展史上的进步程度远远高于四方各族，因而四方各族与居住在中原的汉族是常来常往的。四方各族在中原安定繁荣的时候，就来进贡、称臣和欣然受封。他们在中原动荡衰退的时候，就来攻打、侵犯和居高自傲。由于中原安定繁荣的时期远较动荡衰落的时期为长，因而四方各族事实上也自认为是中国的组成部分。简言之，“华”作为中国民族的概念从未消失，“夷”仅仅代表中国民族的某些组成部分。尹吉甫和郭子仪都是中华观念的坚定捍卫者，他们一生的作为促进了历史的进步，因此从广义上说，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三、从杜诗看赋体的本质 以上研究表明，《诗经·小雅·六月》对杜甫创作郭子仪诗歌组具有启迪作用。这不仅是由《六月》一诗的内容所决定的，也是由它的表现形式所决定的。朱熹《诗集传》对《六月》六章的表现形式逐章做了判别，并在此基础上对六章的内容做了说明。朱熹认为，从诗歌的表现形式上看，《六月》六章统统属于“赋”。至于何谓“赋”，朱熹有过明确的说明。在《六月》第一章之后，朱熹注云： 赋也。 六月，建未之月也。栖栖，犹遑遑，不安之貌。戎车，兵车也。饬，整也。骙骙，强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而素裳白舄也。玁狁，即猃狁北狄也。孔，甚；炽，盛。匡，正也。 成康既没，周室寖衰，八世而厉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内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 诗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玁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12](P133) 以上是经过整理的朱熹注，为了条理清晰，我们将其分为五个层次：(一)表现形式。朱熹分别用“赋”、“比”或“兴”来说明每首诗各章的表现形式，或曰具体写法。(二)解释语词。朱熹对难解的语词逐一给予详尽的解释。(三)说明大意。《诗经》每首诗的一章，相当于西方诗歌的一节，朱熹用一段话来归纳其大意。(四)创作缘由。在必要的时候，朱熹还扼要地对创作缘由加以说明，这种说明有时候针对全诗。(五)补充说明。后人读诗、解诗，因时代久远，有的地方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朱熹便加以补充说明。朱熹注解《诗经》，大致由以上五部分组成，但因各章情形不同，故这五部分内容不一定全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句：“诗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这句话可视为朱熹给出的一个文学理论命题：诗人作歌以序其事。我们不禁要问，这句话后面的“如此”二字是什么意思呢?其意思是说：诗人作歌以序其事，就像《六月》这首诗所体现的一样。朱熹把《六月》一诗看得很高，因为它能生动地说明诗人的责任。诗人可以抒情，诗人可以言志，诗人还必须“序”其应该述说的事情。在这一命题中，“序”是关键词，它向我们传达了朱熹对“赋”的理解。序，叙述，叙说。王逸《离骚经章句第一》：屈原“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13](P2)在这里，“序”和“述”对举，这说明它们的含义是一致的。序，述，单音动词。序述，复音动词。昭明太子《文选序》云：“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14](P2)这里的“序述”，就是“叙述”的意思。序，叙，作为动词来使用，起源都很古老。叙，叙述，陈述。《国语·晋语三》：“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眀耀以昭之，不至何待?”[15](P305)不过到了后来，人们渐渐使用“叙”了，比如，叙述、叙写、叙事、叙事学，等等。在“诗人作歌以序其事”这一命题中，关键词“序”的含义与现代叙事学是吻合的，因为这个“序”字还可以写作“绪”。《尚书序》孔颖达疏：“《毛传》云：‘序者，绪也。’则绪述其事，使理相胤续，若茧之抽丝也。”[5](P1)蚕结茧的时候，一根一根地抽丝，这与现代叙事学的情节理论很相似。所谓情节，就是不断地回答“What then?”(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呢?)小孩子们听故事的时候也是这样追问情节的，而小孩子的行为往往反映出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 朱熹在解释创作原因时使用的关键词是“序”，而在判定表现形式时用的关键词是“赋”，这种差异说明，在朱熹的思路中，“序”和“赋”几乎是等值的。之所以说它们几乎等值，乃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二者毕竟有差别。序，就是叙事，其运思方式是线性的，在作品中则表现为情节线。赋，铺陈排比，侧重横断面的描述，其运思方式并不完全是线性的。不过，当多个横断面排列在一起的时候，也就具有线性的特征了，也能起到情节线的作用。这就好比链条，它由一个个圆环组成，单看一环，不见其线性特征，统观整个链条，其线性特征就出来了。那么，杜甫的郭子仪诗组的情形如何呢? 关于《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杨伦《杜诗镜铨》揭示其叙事特征云：“[起首]四句就题直起，先作一顿。”“次预言群臣奉车驾还京，是意中极紧要语，故先揭于此。”“‘今日’四句直接首四句便少味，于插入八句下又作一提倡顿宕，方见章法之妙。”“上半幅先在空中极力写一番，以下再用实叙。”“又用空句排宕，与‘今日’四句相应。”[16](P167)由此可知，这首诗在总体上是叙事性的，其间插有若干横断面的描写。 关于《洗兵行》。杨伦在诗行旁有这样一些批语：“从本事叙起。”“插入四句，尤极抑扬顿宕之致。”“再详叙诸将，品评不苟。”“此更以滥恩宜抑，引起任相需贤。”“承上句，再极其愿望。”“点入实景。”“结，仍应转起处。”[16](P215)可见，这首诗也是叙事性的，其叙事线条明显，即按起承转合的方式来推进，在叙事主线之中还有若干插叙。 关于《新安吏》。浦起龙《读杜心解》云：“分三段。首叙其事，中述其苦，末原其由。先以恻隐动其君上，后以恩谊劝其丁男。义行于人之中，此岂寻常家数?”[17](P53)犹如一部小话剧，叙事中夹带问答语。该诗属于叙事作品是毫无疑问的，“三吏”“三别”中的其他诗篇也是如此。 关于《夔府书怀四十韵》。此诗系抒发怀抱之作，情志的成分自然会多，但同样具有叙事性。仇兆鳌《杜诗详注》将《夔府书怀四十韵》分为四段，首十韵为第一段，次十韵为第二段，再四韵为第三段，末十六韵为第四段。浦起龙赞同这样的分段法：“仇本分段却妥。首末两段，著自身说，所怀在己。居中两段，著时事说，所怀在国。而适中处八句，写出属望难必之想，以为上下关捩。大概局段如此。”[17](P765)这首诗的叙事性是明显的。虽然此诗是言志抒情之作，但其言志抒情是与叙写时事相结合的，也就是说，诗人的言志抒情是在叙事线条中展开的。浦起龙还特别关注首段之自叙和末端之自叙，详细地讲述了这两段的内容，并认为“首二句，直为全篇引端”[17](P766)，“末二句，统为全篇煞拍”[17](P766)。换言之，全诗大体为叙事性的，而其首二句和末二句则具有特殊的叙事功能。 关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是典型的抒情诗篇，而不是叙事作品。浦起龙分析说：“八句诗，其疾如飞。题事只一句，余俱写情。得力全在次句，于神理妙在逼真，于文势妙在反振。三、四，以转作承。第五，仍能缓受。第六，上下引脉。七、八，紧申‘还乡’。生平第一首快诗也。”[17](P628)浦起龙从结构上逐句分析了这首诗，指出这首抒情诗中依然有叙事的成分，那就是第一句。如果没有第一句的叙事，那么其他各句所抒发的情感都将失去依托。 关于《江陵望幸》。浦起龙分析云：“前叙形势极简要，后述望幸极委悉。”[17](P736)在这两句话中，“叙”和“述”处于句子的同一位置，从而相互训释，皆为“叙述”之意，其互补关系至为明显。不过，这部诗的前半部分，其实是铺张排比，作横断面的扫描，属于“赋”的表现形式，后半部分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叙事。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关于《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仇兆鳌对十二首绝句逐一做了归纳： 首章，喜河北寇平。天宝之乱，起于安史，今元恶并除，小丑复何观乎?(其一) 次章，喜边境初静。(其二) 此闻诸镇入朝而喜之也。(其三) 此溯往时不朝而惜之也。(其四) 此喜其入朝，而颂美君身也。(其五) 此因其朝献，而规讽君心也。(其六) 此遥闻入朝之事，叹不能身见也。(其七) 此言节镇朝而贡赋至也。(其八) 此言疆域广而人才盛也。(其九) 此言主将归心而士卒效力也。(其十) 此言河北入朝而归功李光弼也。(其十一) 此以戡乱致治推崇郭子仪也。自天宝十四载至大历二年，首尾十二年。其间讨安、史父子，却回纥、吐蕃，平仆固怀恩，斩周智光等，皆子仪百战而后息兵。独以异姓王配中兴主，见其君臣一德，始终无间也。(其十二)[1](P643) 一般说来，因为篇幅短小，单独的一首绝句是难于叙事的。不过，当绝句以联章体的形式存在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本身写景或抒情的绝句，连在一起的时候，也会产生蒙太奇的效果，从而实现叙事的功能。比如，当我们把杜甫《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一气灌注地读下去的时候，其叙事线索便立即浮现出来：它们扼要地叙述了安史之乱以来的重大事件，而这些事件正好构成郭子仪军旅生涯的主体。浦起龙云：“十二首竟是一大篇议论夹叙事之文，与纪传论赞相表里，钱氏所谓敦厚隽永，来龙透而结脉深也。若章章而求，句句而摘，半为土饭尘羹矣。”[17](P857)这就告诉我们，这十二首诗不能孤立地阅读，因为它们是构成叙事链的圆环，或曰叙事线的纽结，只有将这十二首诗串起来读，才能体会到其整体性叙事脉络。这些组合在一起的夹叙夹议的绝句，就其本质而言，相当于一部郭子仪评传。这种诗歌体的传记，类似于西方文学中的罗曼司这一文类，但西方的罗曼司的虚构性强一些，而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的史实性强一些。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具有传记文学的性质。杜甫的其他诗篇，如果按照以人相从的原则来加以组织，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也大都具有传记文学的性质。这就为我们理解杜诗的诗史特征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概述《六月》各章内容的时候，也以简练的方式对各章做了评析。从其评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将《六月》各章判定为赋体的理由：赋即序。从中国诗歌的源头上说，赋是诗的六义之一。《毛诗序》云：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18](P271) 这里所引《毛诗序》，又称《诗大序》，相当于整部《诗经》的总论，其中论述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诗学问题。这里所引仅为《诗大序》的一部分，它阐述了“六义”学说，即中国诗学的六条根本原理。六义之说源于《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三：“大师……敎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19](P610)《周礼》文字简古，六义所指未详。到了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作了解释：“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18](P271)六义所指，包括诗歌的分类和表现手法，前者属于文类范畴，后者属于形式范畴。到了宋代，朱熹作了进一步的申说。《朱子语类》卷八十：“或问诗六义，注‘三经’、‘三纬’之说。曰：‘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串底，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20](P368)朱熹更加清晰地将六义区分为两类，称赋、比、兴为诗之‘三经’，而称风、雅、颂为诗之‘三纬’。在中国诗学界，赋比兴至今仍是聚讼纷纭的论题。赋比兴三者之中，比和兴，显然是诗歌的表现手法。至于赋，则既是手法又是文类。赋，作为文类，容易看得分明，而作为表现手法，则较难加以界说。赋，究竟是横断面的描述，还是线性的叙述呢?朱熹说得相当分明，《朱子语类》卷八十：“直叙其事者，赋也。”[20](P366)显然，在朱熹看来，赋，就是叙事；“直叙”的“直”，意为“线性的”(linear)。“横断面描述”意义上的赋，属于旧说，而“线性叙述”意义上的赋，在朱熹之前似未见有明确的言说。 那么，朱熹对“赋”的这一认识，究竟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我们认为，杜诗是朱熹“赋即序(叙)”这一理论的触媒。朱熹是深爱杜诗的。《晦庵集》卷三五《答刘子澄书》：“文章尤不可泛。如《离骚》忠洁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经一编，已自多了。此须更子细决择。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涩难读，恐非启蒙之具。却是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讽咏，易入心，最为有益也。”[21](P1545)就总体而言，中国诗歌的抒情性强，抒情诗所占比例大，有不少诗篇很难看出其叙事性。然而，在朱熹看来，通过仔细体味，仍可发现其中的叙事因素。《晦庵集》卷八四《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唯其虚心讽咏，乃能见之。国华更以予言求之，虽以读《三百篇》可也。”[21](P4354)所谓“用事造语之外者”，我们以为指的就是叙事性。在看似抒情言志的诗篇中寻觅出叙事线条来，需要“虚心讽咏，乃能见之”。 《六月》六章，纯为赋体，其叙事性质，至为明显。由《诗经》而杜诗，此为由上而下的研究理路，遵循的事历史演进的轨迹；由杜诗而《诗经》，此为由下而上之研究理路，遵守的是观念溯源的逻辑。此两条研究理路，各有其存在的理由。较诸黑格尔的研究法，前者为观念在历史中的具体展开，后者为事物在历史中的观念回溯。《六月》出于《雅》诗，而《小雅》和《大雅》俱为文人史诗。整个《诗经》，从本质上说，也具有史诗的性质。只不过，这样一部中华民族的伟大史诗，在流传的过程中丢落了一些链接的符号罢了。由于没有了连接的符号，《诗经》中的各篇，其史诗性质就被遮蔽起来了。《诗经》中的作品，单独呈现的时候，或为抒情诗，或为叙事诗，或有民歌风，或有庙堂气。这些东西，都是史诗的构成要素。我们不能够因为链接符号的丢失，就否认链条的曾经存在。史诗是人类早期的叙事文类。各民族的各种诗歌体裁均由此发源，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杜诗也不能例外。当然，杜诗是诗史而不是史诗。这是因为，作为文类的史诗，其原始思维性较强，因而它只能产生在一个民族的早期。以中国而论，史诗只能产生在夏商周时期。杜甫生活的唐代已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史诗产生的环境已不复存在。尽管杜诗不是史诗，但它却是具备某些史诗性质的一部宏大的作品集。尤其是杜诗中那些叙写战争的诗篇，更是如此。我们的先辈文学理论家称杜诗为诗史，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郭子仪诗歌组与《诗经》之间的联系，就说明了杜诗系由史诗经由史传发展而成为诗史，而杜甫则是这一发展的积极施动者之一，而且在杜诗中具有如斯联系的诗篇在在不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诗经》是杜诗的血亲初祖，杜诗是《诗经》的嫡系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