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市文学”——开放的现代文学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现代文学论文,都市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初，深圳《特区文学》杂志打出了“新都市文学”的旗帜。两年来，“新都市文学”在理论实践和作品实践上都开始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尽管它在各方面还有待于深入和完善；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出现一批将现代都市意识、意象引入文学创作，因而具有“新缘相似”性的作品，“新都市文学”便是对此的宏观指称。
一、“新都市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标新年代
8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标新年代。
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旧的体制、观念、模式开始如春江的浮冰一般崩溃和瓦解。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作为一把政治——社会批判的利剑，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新时期文学之初，文化上的开放使得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文学流派蜂涌而至，旧的文学观念、文学范式、文学风格和方法都开始被解构。80年代，新时期文学走上了以模仿与借鉴为主的“探索”、“创新”的旅程，“反传统”、“反文化”、“反语法”、“零度感情”、“生活原生态”……新的理论、新的实践、新的流派、新的主义层出不穷。文学解构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同时也表现在内容上，消解主题、消解情节、消解性格、消解理性，几乎把文学的一切要素都作为消解的对象。
标新，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在标新的旗帜下，文学从大一统走向了空前的多元化。
10年间，“各领风骚三五天”的作家们和目不暇接的读者们匆匆领略了西方文化的百年历程。作为一种历史的群体补课和启蒙，作为一种政治——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80年代确实使我们眼界大开。
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到90年代，似乎陷入了一种空前的惶惑。
这种惶惑是来自这样一种历史维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文学昔日的雄风和灵光已经消失，始自“伤痕”文学的政治——社会批判所引起的那种“轰动效应”已不复存在；文学形式上的探索所带来的“新奇效应”也已是昨日黄花。新时期文学经历了政治——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高峰期之后，以政治——社会批判为中心和以文化批判为中心的文学本身也已经开始解构。文学似乎一时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尽管如此，文学的标新年代远未结束。一时间，“新”旗帜林立：新写实、新乡土、新体验、新市民、新状态……90年代“新”旗帜的出现，无论其内涵和外延有什么不同，是否完整和科学；无论是基于风格、流派的“硬命题”还是基于文学意识的“软命题”，都缘于中国人文精神重构这样一个历史的必然契机。
也就在这个标新年代，深圳《特区文学》（1994年第1 期）打出了“新都市文学”的旗帜。这面旗帜可以说是以一种静悄悄的方式打出的，始作俑者并未组织大规模的宣传鼓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独特的内在张力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瞩目。
二、“新都市文学”与现代商业文化语境
市场经济对中国文学、人文精神的冲击，引致了文学界激烈的论争，最流行的就是文学的“失落”、人文精神的“失落”说。
虽然以政治——社会批判为中心和以文化批判为中心的文学本身解构的后果是把文学彻底地从政治工具的囹圄中解放出来，但以往文学的独占中心，表面上的“人文”，还是使得有人有几分怀恋——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失落”。对此，王蒙有过十分犀利的批判：“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的实质上唯意志论唯精神论的无效性。”“与其说市场经济使私欲膨胀，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私欲更加分开化，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了。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大公无私的‘君子国’，而是建立一个人人靠正直的劳动与奋斗获得发展的机会的更加公平也更加有章可循的社会。这个目标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达到了这样的目标也才更加容易寻找人文精神。”市场经济“比较符合经济生活自身的规律，也就是说比较符合人的实际行为动机与行为制约。因此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尽管这种承认也令理想主义的文人沮丧。”一句话，所谓的失落感是尚未找准文学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而感到失落的往往是作家和批评家自己。
市场经济下的文学是在受到威胁：市场经济并不对文学另眼相看，而把文学与其它社会产品、其它商品等同对待。卡拉OK、MTV 连同迎合市场的通俗文学成了“文化（文学）消费”的滚滚洪流。甚至一些颇有成就的作家也汇入了这股洪流。当文学创造的“媚俗”这个词风靡于中国文学界的时候，中国文学本身却大踏步地走向媚俗。无论人们对这种局面的态度如何，文学都不可改变地成为现代商业文化语境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都市文学”产生于现代商业文化语境。
深圳是我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它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迄今为止，在文学上却不能说有多么宏伟的建树。但早在80年代，深圳年轻的女作家刘西鸿却以一个短篇小说，为中国人创造了一句时髦的话语——“你不可改变我”。而在这之前的几年，中国曾一度时髦的是“你别无选择”。从“你别无选择”，到“你不可改变我”之间的几年，中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改变更新了人们的经济观念、文化观念和人自身存在的观念。观念的更新而导致了文学新质的产生，导致了文学语境的重构。这种更新与重构最先是从我国的一批新兴城市开始的。
一种现代都市意识借助于地缘优势，借助于得改革风气之先的新鲜而宽松的经济环境中悄然抬头。
其实，早在刘西鸿的这个短篇之前，深圳和我国的沿海开放地区的文学作品就开始出现了不同于当时中国文学的中心话语的一支。这些作品极敏感和前卫（意识上的）地捕捉到了现代城市给中国的社会生活带来的形形色色的躁动。这就是深圳作家梁大平的中篇《大路上的理想者》、 著名诗人王小妮的中篇《热的时候》（创作于1986 年， 发表于1994年）、李兰妮的中篇《他们要干什么？》、深圳作家里芒、林坚和广州作家张欣、张梅等人的一批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尚未形成文学上的大气候，但却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此时，作为中国文学的中心话语之一的“二王”——王蒙和王朔正在某种意义上殊途同归，引起人们的注意。王蒙以戏虐和谋杀的方式消解崇高，而王朔则以游戏人生的方式来躲避崇高。他们的创作形成无疑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但当政治——社会批判的对象开始消失，而继续迷恋于对历史的追讨，进行受害者形象的自我重写，继续挥舞政治批判的利剑，必然会陷入堂·吉诃德的风车之战式的尴尬境地。（在这一点上王朔是一个聪明的逃逸者，他及时地把他的创作汇入了大众文学。）
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它没有那么多的反思，没有那么多的沉重，它如昆德拉小说中的一个情境，它把以政治——社会批判为中心和以文化批判为中心都化作一种存在的不能承受之轻。
多年来，文学的娱乐功能被否定或抹杀，文学的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功能被无限夸大，这种局面结束之后，出现大众文学的繁荣，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社会对文学的功能被片面认识的一种“道歉”。对此，深圳的主流文学没有那么多的忧心忡忡，也没有那么多的忿忿不平，它平静地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学与高雅文学地位的巨大落差，直面商业文化语境，并在努力地寻求一种超越。谭甫成的长篇《水之华》、林坚的长篇《股市大炒家》和黎珍宇的中篇《咸水淡水》等一批作品，都清楚地显示出了这种取向。也正是藉此“新都市文学”成为转型期文学的独特的一枝。
三、“新都市文学”与现代都市意识
随着1997、1999年香港、澳门的回归，整个珠江三角洲、海南、连同港、澳正在汇联成一个颇为壮观的现代化的新都市带。虽然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仅仅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一种雏形，但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迈进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真正意义上的大都市，是以现代工业大生产为支柱、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底蕴的经济结构形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也必然是以这种经济结构为依托所产生的意识，而“新都市文学”则是在这种意识下形成的现代文学语境。
中国文化在整体上缺乏都市意识。中国尽管自商周时期就产生了城市的雏形，已有两千多年甚至更长的城市历史，但中国的城市与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城市有很大不同。欧洲城市曾有过古希腊民主政治的辉煌，而中国的城市则只是封建政治的附属物，因此也就缺乏城市意识。
对此，余秋雨先生就“新都市文学”这个题目同《特区文学》的同仁座谈时，有过精辟的论述。余先生认为，中国作家所描述的大都是乡村意象，很少有城市意象大踏步地成为文学概念而进入他们的作品。直到明代的《三言二拍》，城市生活才被大规模地描写，但与中国的四大名著相比，《三言二拍》算不上是明清文学的最高成就；《红楼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大都市的描写，但却不经意地表现出农村经济最终对畸形的城市的战胜，贾府贵族的后代，最终为农村的代表人物刘姥姥所收留。
这是一种耐人寻意味的收留方式。
近代中国，以上海为代表的半殖民城市曾有过一时的繁荣。在西方经济和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曾有过城市意识进入文学的时期，但它最后终于散失在历史的动荡之中。而更多的时候，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是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相互征服战，而且大部分都是农村经济胜利了。
当代中国主宰城市命运的仍然是农村意识。比如居委会管理模式，就是努力把城市变成村庄，它既有农村的温馨，又有农村的全部缺点。建国以来，我们一直深深怀疑和鄙视城市。比如“上山下乡”、“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都是把农村作为社会价值的源泉和评判坐标。长期以来，这种评判坐标也一直是衡量文学的尺度。即使在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后，在新时期文学当中，现代都市意识也尚未确立。
“新都市文学”呼唤现代都市意识。都市，是现代经济的神经中枢，是现代价值观念的集散地，是正在发育成长的新都市人的摇篮。新都市人的产生是中国大文化的一次新质的飞跃：新的心理结构、新的价值坐标、新的观念形态、新的人文体系正在萌芽或形成。它也必然会带来文学新质的产生，于是，我们在“新都市文学”的旗帜下呼唤它、表现它、推进它。
在中外文学史上，几乎每一个时代的文学进步都是在新思想、新意识的旗帜下进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的动力便出于此。在本世纪，现代意识对于文学的发展更是至关重要的。拉美文学的崛起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一批拉美作家大都是受到了完整的西方教育，用现代西方意识反过来超越性地观照本土生活，才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超越最核心的力量就是现代意识。
“新都市文学”当然离不开新都市题材，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新都市文学”的核心是宏扬现代意识，而不单纯是艺术风格流派或题材流派的指称， 因此它也就超越了单纯的城市题材和艺术风格的限制。 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出现了一批将现代都市意识、意象引入文学创作，因而具有“亲缘相似”性的作品，“新都市文学”便是对此的宏观指称。
四、“新都市文学”的审美理想——高扬个体主体性
现代纪元之初，始自笛卡儿的现代科学高扬理性的旗帜，曾骄傲地宣称：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然而，科学理性的发展却出现了对自身的否定。今天我们发现，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却为种种力量所忽视。前新时期文学时期，我们在“真理”的旗帜下，度过的却是极“左”思潮的恶梦。在谈到小说艺术时，米兰·昆德拉曾说：“现代纪元的奠基者不仅包括笛卡儿，还包括塞万提斯。”“经由塞万提斯，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得以形成；这种艺术不是别的，它正是对被遗忘的存在的探寻。”
理性是人的感性生命所具有的一种自我意识机能，只有在感性生命充分迸发的基础上，只有当感性生命作为最重要的存在得到充分尊重的时候，才会有真实的理性可言。理性一旦以绝对真理自居，束缚和压抑感性生命，便会造成理性和感性的双重死亡。正是改革开放的浪潮、正是新时期文学引导我们从一次双重死亡中走出。对于走出后的局面，也许我们还可以借用昆德拉的一段话来描述：“单一的神圣‘真理’被人们分解、分割成无数相对真理。这就化育了现代纪元的世界。”而文学，就是这个世界的想象和模型，文学以与感性生命的同构，创造出现代世界的最为丰富的人的感性存在，并完成着对现代世界的多维多元的感性的探寻。
可以说，人的感性存在的内在规定性是一种不可穷尽的可能性，而这种不可穷尽的可能性只有在文学中才能得到最相近的浮现。当然，这必须是一种个体主体性高扬的成熟的文学，而不是被某种权威榨得断骨断筋的伪文学。
新时期文学之后，以政治——社会批判为中心和以文化批判为中心的文学本身的解构，使得高扬个体主体性的文学成为可能。“新都市文学”就是要高扬个体主体性的旗帜，它强调个体，就是要避免把抽象的人作为文学的主体（审美的整体主体和创造的整体主体），以抽象的整体主体性为藉口来制造某种统一，把某种违背人的生存伦理的道德观念绝对化或把某种审美观念绝对化，从而违背现代价值取向。
高扬个体主体性的文学，把文学创作从对现实世界的刻板的描摹中导出，它要求文学展现的是感性存在的不可穷尽的可能性，在虚构与想象中保护人对世界的愿望。在这个新的文学时代，文学开始有了一种不承认任何外在权威的更大的自主性。以个体主体性为出发点的文学创作是为人的写作，是为现实生存的感悟与超越的写作，而不是为世俗欲望和媚俗的写作；它热爱生命，而这热爱的最高体现就是艺术地感性地对生命进行多极的超越性的拯救。“新都市文学”并不将自己置于大众文学的对立面上，但它积极寻求的是对大众文学的超越，我们期待着它创造出更多卓越的作品，以给感性生命带来更多的“高峰体验”。
五、“新都市文学”——开放的现代文学语境
中国的新时期文学前十几年可以说是在社会的开放变革和世界性的文化融合中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打开一片新的视野，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新的叩问。今天的中国，与西方后工业社会无法同日而语，但仅从社会思潮上来看，今天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同样上升为重要问题。民族文化的背后，支撑着的是民族的综合国力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西方凭借着这些方面的优势，使自己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尽管如此，我们还应当承认，西方文化也确有许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拒绝这种学习，世界的文化、文学交流就失去可能。
文化伴随着强势经济流动，是必然的社会现象。近年来，广东经济走强，广东的饮食文化也大举进军内地，粤菜随广东的产品在全国走俏。更有极端者，某些人甚至把吃粤菜作为身份的象征。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文化随着强势经济必然有一种强行进入性。事实是，东方的未必就好、就有用，西方的也未必就坏、就没用。
我国的盛唐时期曾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汉文化对各民族特别是东亚各国都有过相当大的影响。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也并没有成为其它民族的耻辱。正是在空前的大交流大融合中，盛唐文化得以更加繁荣。
只要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只要有益于自己文化、文学发展的，都可拿来利用，不必拘泥于来自哪个民族，不必计较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更不必追究是否是出自本土。我们需要的是在各种文化、文学思潮和各种文化文学传统交错纷呈的中国思考。把世界的文化、文学资源作为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并现实地共享这种资源，就像我们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外资发展自己的经济、增强我们的国力一样来创造我们的文学。这可以说是“新都市文学”的最高理想，因此，“新都市文学”必然是开放的现代文学语境，它也必然超越地域、题材、流派的限制而指称90年代以来而且必然要跨世纪的中国文学潮流的主流，并成为文学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正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现代话语和现代文学语境。我们没有可能回归。回归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想法。“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当代极“左”思潮挟着作为一种隐形文化结构的中国传统文化使得尚未充分发展的“五·四”新文化夭折于途中；而新时期文学（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否定和对“五·四”新文化的超越；“新都市文学”的提出则是以现代意识和开放的现代文学语境，对将要跨越世纪的中国文学的有力的推进。这便是“新都市文学”之“新”。
自新时期文学始，中国文学进入了“五·四”以来的第二个繁荣时期，每一朵鲜花都为这个繁荣带来了色彩，无论是昙花一现还是持久盛开；每一次探索都向我们的心灵射来一丝光亮，无论是微弱如烛还是华光四溢。对此我们无从沾沾自喜，但也不必妄自菲薄；经过了中国文学群体的十几年的努力探索，在开放的现代文学语境中，必然会出现多元的、五彩纷呈的文学高峰。但愿“新都市文学”的提出，能更早地迎来这幅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