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隐性与消费社会中的“个性特征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性论文,话语论文,个性特征论文,社会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03)03-0112-05
当今，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社会中的消费社会文化特征也日益明显地凸现出来，并强烈地影响着社会整体文化的诸多方面。由于消费社会对社会文化基础性意义上的改变，使得文学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和存在形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对此，我们有必要作一些探究。
一
作为后现代条件下的消费社会中的文学，按照黑格尔的著名观点是应该早就“终结”了的。在黑格尔看来，艺术在自然和生活的有限领域里有一个比它前的阶段，也有一个比它后的阶段，这个艺术的后阶段就是艺术被哲学所代替，这是艺术的终结。但是，从历史的发展看，哲学的权威地位并没有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不变，而是被动摇和削弱，在旧的艺术结束之后不是哲学取代艺术，而是一种新的艺术出现了，占据了哲学的位置。现代主义作为预言成为体现存在的真实的最高方式——哲学已在20世纪初被证实了。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具有哲学绝对权利的现代主义艺术又被终结，崇高又被取代，后现代终结了现代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当今的艺术变化是不能同黑格尔所讲的“艺术的终结”相提并论的。艺术自身的动态性变化过程使其并不是趋向于自身的终结，而是趋向于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趋向于历史的终结。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生活，历史的发展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历史以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人为历史的主体，到目前为止人类的实践活动还在继续，还没有终止，所以人类社会的历史还谈不到终结。艺术是人类历史内容的一部分，艺术既然与历史的发展是一致的，那么艺术同样也要从历史的客观事实出发，从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而不能从一个绝对的精神性理念出发。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时，艺术必然要变化甚至要超前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变化的结果可能使艺术失去自己的某些特征但又可能使艺术增加某些特征。
同样，对文学而言，当人们感叹文学的终结、经典的终结或阅读的终结时，我们需要把文学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去思考。从艺术分类学、文化分类学的角度看文学确实失去了主导的地位，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光辉显赫，已退出了中心而隐退。但文学失去了某些特征不能就说是“终结”，增加了某些特征（如网络文学）也不能说文学的性质就已消失。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某个事物的“终结”应该是一种位置的变化，角色的改变，而不是事物自身的消失，它仅是一个过程的终结：仅仅是现代本身的终结，而不是自身性质存在的终结。在消费社会任何“消失者仅仅是临时缺场，而不是永远缺场——他们在技术上是存在的，安全地被存储在虚拟内存的硬盘上，总是准备着不费吹灰之力地在任何时候得以复兴。”[1](P.199)照此看来，文学在当今的社会中似乎不会永远终结。这是为什么呢？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文学实际上不断面临着反思自身的问题，考虑着“如何继续行动”的问题，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现代性意义中就包含着强烈的反思性，这种反思“对人类行动所继承并加以再造的习俗来说，具有本源的意义。在所有的文化中，由于不断展现的新发现，社会实践日复一日地变化着，并且这些新发现又不断返还到社会实践之中。……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2](P.34)同时，现代性意义的反思更多的是对自己过去行为（历史）的重新思考，其中有批判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建设的成分。“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定为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以至于在时间领域中，‘过去’的方面比‘未来’更为重要……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3](P.33)安东尼·吉登斯在这里所讲的反思性特征实际上就是指现代人在反思过程中更看重通过反思以获得对现实及未来关系动态的行为把握，而不再仅仅是一种脱离现实和未来的静态思考。通过反思在文化建构中确立新质，以影响现实的日常生活。对文学来讲，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时特别是消费社会影视媒体急剧地充斥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充斥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内容时，不得不对自身的存在进行反思，文学的反思实际上就是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人对构成文学本身的诸多要素（如生活、作者、文本、读者等）的重新确立，这种反思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自身确证的又是外部社会事实必然性所决定的。在消费社会中文学并没有终结和消失，而只是在存在的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它由中心显赫的位置向边缘化移动，退缩退隐了，以隐性的形式体现着它的存在。“隐性”(recessiveness)在这里指的是“后退的”、“退隐的”、“退缩的”，文学的隐性是现代性赋予文学自身不断反思的结果，这也是在现代性条件下文学自身不断调适、建设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我们只能说文学的终结实际上就是文学的隐性存在。
二
造成文学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以隐性的姿态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个体个性特征的改变是造成文学隐性的直接原因。在现代社会里，社会对个体是美好的，它使个体得以感受到生存的欢乐，体验到精神的永恒，消除个体对生命短暂的恐怖之感；只有社会才能给每个个体的人的生活以意义而使个体短暂的生命留下印迹，在这个时候文学中心地位是靠其鲜明个体精神的相互交流而确立并获得永恒的。海涅的诗歌在哈罗德·布鲁姆看来，其特征是，“在其情感的最高潮处常常会转向一个人的意识和另一个人的意识之间的直接交流，在那里，诗人的‘我’直接地向作为个体的读者的‘你’发出恳请。”[3](P.202)但是，这种文学在后现代时期已很难找到了，如网络文学发表的即时性和反馈的快速化，使作者对读者反应更加依赖，从而宣告了“十年磨一剑”写作姿态的走向消亡。由于消费社会消费机制的无所不在使读者的阅读速度无限加快，对情节的要求、对感官语言的喜好变得高于一切，易于理会的短句和对白大受欢迎，同时网络可阅读总量的无限大使得变化、创新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当今社会中人们不再注重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性”，而更注意的是“个性特征”，“个性特征”的兴起已使海涅式的文学逐渐崩溃。
“个性特征话语”是齐格蒙特·鲍曼对目前全球化世界中范围广泛的“个性特征”讨论的一种概括，在他看来，“‘个性特征话语’的兴起能够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人类社会的目前状况，比对它的概念抽象和细节分析的结果迄今所做的还要多。”[4](P.176)在当代消费社会，个体的个性特征显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由社会本身的变化决定的。每个社会的人属于特定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本是相对稳定的，可实际上当代社会的各个社会阶层已呈现出分崩瓦解之势，社会阶层最终是要由社会等级所取代的。在现代性社会生活已发生分化的情况下，“被连根拔起”现在已是一种在个体生活过程中很可能要无数次重复的体验，再也没有可以长期稳定占据的位置。理想和现实中的位置在持续变化，这必然迫使每一个个体面临着选择而不断地奔波。不像社会阶层，社会等级必须要天天有人加入，成员资格必须不断地在每天的行为中得到更新、再次确认和证明。“如今，不仅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就连个体可以获得的、并可能有望固定于其上的位置都在融化消解，几乎不能作为‘生活计划’的目标。目标的这种新的好动性和脆弱性影响我们所有的人，没有技能的和技术娴熟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和受过教育的、懒惰的和辛勤工作的都不例外。通过坚持不懈地遵从目前的标准以便’支配未来’，对于这一点我们几乎或根本无能为力。”[4](pp.183-184)社会分化造成了目前人类生活状况的普遍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了后现代社会的诸多特征，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通往永恒的道路被堵塞了，崇高与声望都让位于乌合之众和臭名昭著，不朽已经丧失其最本质的特征，其中更饱含着诸多的矛盾和不确定性。“不朽不再是对必死性的超越。它犹如生命本身一样也是变化无常的，也是可以改变的；犹如转变成消失行为的死亡已经出现一样，也是不真实的：两者都对没完没了的复活承担责任，但都不对结局承担责任。”[1](P.199)这时，传统意义的主体性形式——个性已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个性特征的普遍消解。从现代时期开始的“个性特征问题”目前已经改变了自身的形态和内涵，传统的个性是建立在社会理性精神的同一性、连续性与个人的自由发展基础上的，个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某个目标的确定，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确定的目标”消失了，在一个万花筒式的世界里，各种价值天天翻新，生活的轨道不断变更，参照的框架逐渐消毁，个人自由的选择已成为一种不断的“演习”，不是个人选择机会而是机会选择个人。在这样的世界里，对个人的理性行为来讲，要求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机会随时摆在自己面前，而那种获得一种约束太紧的个性、一种一劳永逸地提供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个性，则会导致选择机会的封闭或提前丧失。所以，今天追求的个性可以像更换衣服一样选取或抛弃，如果可以自由选择，那么选择便不再意味着具有义务和后果，选择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放弃选择，至少是放弃附有义务的连续的选择。个性特征被普遍消解了，“只剩下对技术性冷漠的影像有反应的、冷漠的心理屏幕。”[5](P.150)这里的个性特征不如说是当代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自我认同。在这样的情景下，文学文本不可能再有作者恒定精神的明显存在，说“作者的死亡”虽然有点绝对，但“在这样的文本中，作者丧失了他们曾经珍视的特权地位，丧失了他们过去对意义的建构与解释所拥有的垄断地位。”[1](P.196)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
其次，是个性特征形成过程的违反常规。在当今社会中，人际间的联系被分割成连续的偶然相遇，个性特征成为连续编织出来的面具，生活的历史成为只在同样短暂的记忆中留存的一系列片断。对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可以知道的东西又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得以了解（尽管是不确定的）。运气、冒险取代了以往的对目标的执着追求。人们的个性特征，即他们的自我形象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都是很多碎片的组合，每个碎片都必须臆造、携带和表达各自的意义，经常无须参照其他的碎片。与过去构建自己的个性不同，现在构建自己的个性特征不是循序渐进和具有耐心的，而是以随时即刻安装并容易拆卸的形态进行试验，在一种试验之上再添加另一种；形成了不断地扔掉又不断地重新构建的个性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对个体而言，遗忘和记忆同等重要。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这里，遗忘才是持续适应性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学习。”[4](P.103)既然遗忘成为当代消费社会生存的条件之一，那么对任何个体来讲，刻意追求的精神、信仰都是无足轻重的，关键的是要适应这个社会。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们的个性同过去先辈们一样都是由社会化过程决定的，但是，这种个性的形成已不再需要精心设计和认真操作，也不再需要多么稳定和坚固。这种个性的优点是灵活多变，构成个性的所有成分都要轻松自如和易变，以便随时能够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而避免稳固性。稳固性就像陈旧的东西一样，它无法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做出反应。于是，永恒在今天产生了危机，人们的遗忘使永恒本身往往也变得“瞬息即逝”；这是一种新生的永恒。“新生的永恒不是一种需要付出毕生的努力、历经千辛万苦才能获得的东西；相反，它可以被及时地欣赏，无须慎重地考虑后果——无须询问那种瞬间欣赏的‘永恒’最终是否被证明是真正的永恒”[4](P.203)在我们的记忆中文学的存在是让人获得不能被遗忘的人类精神，所以当它面对这种违反常轨的个性特征时，也只能被遗忘，只有隐退。
最后是个性的个人化和陌生人特征。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个人的个性早已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如果说那时人们的个性还体现着某种政治理想和活动，还像个“朝圣者”的话，那么现在随着组织、团体的空洞和衰败，人们更注重的是个人精神上的改善，更强调注重各种触及自己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感觉、体验，更注重自己能够处理和对付的事情。许多替代性的消费或消遣（如旅游、购物、狂欢等）已成为整理、拆散和重组自己个性的方式。这种个性的塑造是由消费社会中与自由一同到来的机会和不确定性威胁所决定的。另外，现在每一个人对于他们所见到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陌生人，虽然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但是现代社会的陌生人身上具有明显的科层制的权力和理性的标志，一个人知道他们属于什么范围，因此知道如何对待他们。而后现代消费社会的陌生人是一个相当持久和难解的问题，因为他们是谁，或者说一个人应该如何感受他们、如何对待他们，是从来不会清晰的；他们既不是一个熟悉的邻居，也不是一个外乡人。相反，陌生人又兼具有这两者方面的一些特性；他们既像是身边的邻居，又像是遥远、未知的外乡人。“他们都倾向于使人类的关系碎片化，缺乏延续性；他们竭力反对‘附带条件’和持久的后果，阻止持久的相互责任和义务的网状系统结构的形成。他们都爱好和推行一种个人和他人之间的距离，并且把他人主要铸造为审美的客体，而不进行道德的评价；作为趣味的问题，而非责任的问题。”[6](P.190)在陌生人面前，认知、道德和审美受到了挑战。由于每个人都以一个闲游者的态度把他人作为娱乐的对象（审美的现象）加以对待，所以，这种娱乐性的审美也就落到了中性化的共时消费之中。众人相互的娱乐消解了个人由道德责任带来的个人恐惧，一切都在狂欢人群的喧闹中销声匿迹。而“正是在玩笑和闲言碎语、日常歌舞、特殊场合盛装打扮和色彩过分夺目的这种非常普遍的领域中，一种通俗文化才最明显地持续着。”[7](P.192)显然，作为文学的本质存在不仅仅是这点娱乐的审美意味，当文学本质存在的其它部分没有被社会及人们关注时，比如说道德的消失或淡化以及对人的价值判断的冷漠时；特别是当作为文学自由表现的社会个人个性特征发生重大变化时，文学自身的反思结果必然是自我的隐性。
但文学的隐性对消费社会的各个文化层面而言是否就意味着文学的贬值和永远地被疏离呢？
三
在本质主义看来，主体性存在是文学的本质问题，可是在消费社会中主体是模糊不清的，“我”在消失，作为“我”欲传达的读者主体“你”也消失了。消费社会所谓的“个性化”是建立在“个性”生产的垄断性基础之上的，而垄断和差异在逻辑上是无法兼容的。“它们之所以可以共存，恰恰是因为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差异，它们并没有给一个人贴上独特的标签，相反它们只是标明了他对某种编码的服从、他对某种变幻的价值等级的归并。……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之基础上的。”[8](pp.82-83)但是，在消费社会中主体性的消失是否就等于文学的消失或终结呢？事实上在这个基本问题的逻辑起点上，我们忽略了文学主体性命题本身的时代局限，它是一个前现代的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命题，而非现代意义或后现代意义的命题。文学说到底是一种人类自由的生存体验和有关生存意义的表述，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是主体间的生存方式。在文学活动中，作者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而是把社会生活由客体变为主体，即把现实的人变成文学形象；文学接受也不是对文本固有意义的认知或构造，而是读者把被描述的生活由客体变成主体。这里，文学对象不是死的现实或文本，而是活的文学形象——人；不是客体，而是另一个我。在现实的社会生存中，人与人由于利益的需要不可能完全摆脱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他人和外在的世界仅仅成为“我”能够利用的客体。即使在现实中存在着主体间性也是不充分的，因为现实的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是不充分、不自由的。由于没有彻底摆脱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人与世界、人与人都不能和谐相处，而是相互隔膜、冲突，主体面对着一个非人的世界，这意味着自我也被非人化了。而文学则彻底克服了现实中主体与客体间的对立，把主客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从而进入到了真实的自由的存在，在文学中人们感受到了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
在文学主体间性理论看来，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主体间共同的活动；文学不仅具有个性化意义，还具有主体间性的普遍意义。文学本质主义的主体性理论把文学看成人的自我张扬和自我实现，它不顾及也不能解决个性与社会性、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正如布鲁姆分析的：“与其它诗人相比，雪莱尤其有一种冲动，就是想把生活表现为对同质的现实的直接对抗。这一冲动总是寻求最为激烈的情感，结果招致了紧张和破裂。当它表现为爱的时候，总是以相互毁灭而告终。”[3](P.203)过去，我们在强调文学的主体性特征时往往把雪莱的诗歌看成是真正的文学，因为他的作品中有强烈的主体精神。而事实上自我并不能成为文学的根据，文学的意义既是个性化的，又是互相可以传达的；文学除了具有个性意义外，还具有普遍意义。文学活动中的自我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共在的自我，自我必然与他人进行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同的审美理想，这种共同的审美理想有可能成为自我的前理解，参与当前的文学活动。在此，主体间性的文学理论对我们理解消费社会中的文学无疑是有启发的。在消费社会个体身上体现出的互动要求不仅仅在于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即“我”与“他者”之间；也体现在自我主体“我”的内部互动中，“在消费合作社中，恰如在文化中，在出现的互动模式中区分‘作者’与‘行动者’并不太容易。每一个成员都被期望同时去写作，去行动。‘作者身份’与‘行动者身份’是行动的两个方面（尽管这两个方面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每一个人类行动中），而不是个别的人类范畴的性质。”[1](P.165)这些互动因素的存在实际上为文学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基础，消费社会中的个体对文学应该更具有较大的热盼和渴望，因为他符合主体间性文学的根本内在要求：理解和沟通。
文学的隐性并不是说文学在消费社会中看不到了，真正隐退被遮蔽了。而是说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的资源仍然是存在的，它与过去的不同在于主体性弱化了，主体间性得到了增强，主体间性的增强使得文学不仅仅具有个性化的意义，也有社会、历史的标准，这种标准要求文学既注重主体及主体个性更注重不同个体个性间的相互理解和充分、自由的交流沟通。这实际上也是现代性意义发展到全球化时代人类精神的必然要求。文学独特的开放、充分、自由、直接的生存体验和交流是各类“拟像”所不能比拟的，虽然在消费社会中人们的个性不断地被社会客体化，但由于消费社会中个人的多方位的要求欲望没有停止，个体要求在通过与社会、与他者在交流中获得对个体自我认可（即“镜中我”）的满足没有停止，这种“自恋”本身成了个性的体现。虽然，“消费社会中个体的自恋并不是对独特性的享受，而是对集体特征的折射。然而，……无论在何处，个体首先被进行自我取悦，讨好自己。很自然，人们正是在对讨好自己的同时才获得了讨好别人的机会。”[8](P.91)在这过程中，个体对他人的考虑是次要的，更多的是自我满足和自我诱惑，这个过程本身是富有个性的。这种个体个性追求本身虽然已失去了前现代和现代社会时的鲜明性、理想性，但仍不失为一种个体在社会中的选择。当然，在消费社会里选择是消费者的特征，而且消费者的选择意味着选择自由。可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消费社会对消费者个体而言自由选择的本质是努力废除选择，没有选择，选择自由是一个虚假的自由。但是，要说明的是：虽然在消费社会中个体追求真正的个性、自由是十分困难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消费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过程本身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选择和追求，在消费社会中“就更为广泛的消费者选择而言，欲望的永久不满足被发现了（而且，更普遍的是，就自由而言，欲望的永久不满足也被发现了）。消费的促进，犹如自由的冲动，导致了自身满足的不可能。我们总是要求拥有更多的自由——即使我们所需要的自由是限止和禁止目前的自由。自由总是一个基本条件，并在持续的再生产中表达自身。就是在对未来的开放性中，在超越（陈旧的或新近确立的）势态中，在实现的梦想与恐惧的交织中……”[1](P.170)对自由的追求总是体现了人类合规律，合目的性的精神需要，而文学正是要体现人类的这种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看，消费社会中的文学精神仍是存在的。所以，文学追求自由、个性的精神要求仍时而不断地在消费社会的大众中间透射着光亮。文学的隐性仅仅是文学在一个特定时代存在形式和位置的改变，而非内容本质的遁失。
文学的隐性作为当今文学存在的方式它是客观的，这种客观存在既是形而上的，又是客观具体形而下的，形而上表现为文学概念和精神在消费社会中的时隐时显；形而下则表现为文学作为一种“过时”的、隐在的资源存在仍被人们时而挂在口头上并不断地被有意或不经意地使用。这种形而下的文学隐性存在使文学资源的重要性实际上更加明显。如当今电影、电视剧的大部分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在这近十几年的300多部参加中国电影‘华表奖’的影片中，只有一部《开国大典》是从剧本开拍的，其余都是从小说中改编的，从中可以看到文学资源的不可替代性，这需要我们认真地予以关注。另外，我们可以把这种行而下的文学隐性称之为隐性的文学，隐性的文学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较为普遍的，它在社会文化的不同层面渗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并具有一种被渴望的扩张性。对此已有学者专门论述，[9]故不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