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的若干方法论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原则论文,评价论文,科学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评价毛泽东是拨乱反正中的关键问题，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难题。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长期处于党和人民领袖的地位。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而且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就决定了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个理论问题，更不是一般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与党和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密切相联，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如果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必然不能正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而在强调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时，就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包括在内，以至于不能纠正甚至维护和坚持这种错误，从而难以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如果采取全盘否定的观点，必然不能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因而对于要不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发生动摇和怀疑，以至于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甚至否定党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损害乃至断送我们的事业。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卓越智慧、非凡远见和驾驭局势的高超能力，明确指出，我们固然要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但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1.）“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这些论述，为科学评价毛泽东确立了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原则。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就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毫不含糊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又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说过头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他的晚年又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此，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首先，必须确立领袖是人不是神，也会有缺点和错误的观点。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及其影响，邓小平反复指出，不犯错误的人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强调：“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9.）“‘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2.）以明辨是非，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些话充满哲理，阐明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革命领袖也会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观点，要求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和分析党的历史，对于错误，其中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也要进行毫不含糊的批评，而不能掩盖和回避。这在人们刚刚从极左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特别是在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看来毛泽东怎么会有错误的当时，确是一言道出，四座皆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其次，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恰如其分。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意味着可以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而随心所欲。“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8—279.）并且， 如果因为毛泽东犯了错误，“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8.）必然会影响到安定团结、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因此，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评价，既要实事求是，又必须恰如其分。就是说，必须把“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注：邓小平文选·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7.）针对评价毛泽东中出现的一些不注意分寸，片面、过激以至于混淆是非的观点，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8.）特别是， “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6.）林彪、 江青等人组成的是两个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犯下了滔天罪行。而“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7.）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有根本的区别。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左”的错误观点，明显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在组织上重用了林彪、江青等人，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这并不是毛泽东的主观动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46.）即使是在他犯严重错误的时候， 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尤其是，他不仅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而且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同时，“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护统一，党政军机关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等，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正如邓小平所说：“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10.）因此，分析毛泽东的错误，既要看到他错误的客观效果， 还要看到他的主观动机和他在“文化大革命”这场错误实践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决不能把他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混为一谈。由于邓小平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在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之间划了一条准确的性质界限，从而使人们得以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
再次，不能把过去所有的错误都推在毛泽东一人身上。邓小平认为，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分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时，要客观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他诚恳地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6.）“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他还进一步强调：“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这是从中央领导角度上说的，地方上没有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8—309.）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政治品格和坦荡胸怀，使人们深为叹服。
二、纵观一生，功过比较：毛泽东一生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虽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多次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早在1978年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主题报告中，他就深情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8—149.）1980年他再次强调：“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4—345.）按照邓小平的论述，毛泽东不仅多次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而且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纵观毛泽东一生，尽管“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2.）就是说， 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种纵观一生，功过比较的评价，不仅避免了抓住一时一事、不顾其余的片面观点，而且由于观点公允，理所当然地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有力地扭转了有些人试图完全否定毛泽东的倾向。
三、由表及里，辩证透析：分析毛泽东的错误要从社会历史尤其是制度上找原因，而不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
马克思主义要求，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全面的科学的观点，着眼于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不能搞片面性和感情用事。但是，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受过不公正遭遇的人在分析毛泽东的错误时，往往片面地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0.）因此，一定要实事求是， 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他强调：“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2.）毛泽东晚年之所以犯了严重错误，不仅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更短，许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还有待于逐步探索，这就难免有失误，而且还在于毛泽东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党和人民始终把他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导和导师而无限崇敬，以至于对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现象未能及时有效地遏制，最终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尽管我们党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斗争，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所以，邓小平在强调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的同时，特别强调要从制度方面找原因。他反复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7.）后来，在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时，邓小平进一步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当然，“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邓小平高度重视制度问题的思想， 不仅为深刻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指明了方向，而且成为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建设的重要指针。
四、分别是非，把握体系：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的主要杰出代表，他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必然反映到对待毛泽东思想态度上。有人根据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有人则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种错误；还有人说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这些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的表现。因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早在1977年4月10日，他就不顾自己尚处于被批判的地位， 给中央写信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其后，他不仅反复强调“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1.）特别是，毛泽东“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5.）他还进一步指出：“‘文化大革命’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4.）所有这些明确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7.）不能够搞“两个凡是”，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必须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摒弃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这些科学原则，党中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了科学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95.）“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06.）这一凝聚着邓小平重要思想的客观、全面而又深刻的科学评价，解决了拨乱反正中的一大难题，使党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从而避免了像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因为不能科学总结历史经验、评价领袖人物，否定斯大林、否定各国党的历史，最后导致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政治历史悲剧，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为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团结的良好社会政治条件。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没有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这个重大决策的魄力和远见。”（注：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江泽民同志致悼词[J].求是，1997，（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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