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明[1]2004年在《21世纪支撑中国崛起的雄鸡发展战略模式》文中研究指明就在21世纪的新曙光刚沐浴地球的时候，中国又以更新的思维方式和更积极的姿态迎接着它的到来。更新的思维方式表现在顺应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趋势，谋求依靠集团化的力量；更积极的姿态表现在事事都不再有过多的矜持，主动参与意识增强，谋求“有所作为”。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熟多了，中国已成为一个稳健而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在21世纪里，中国要想继续发展壮大并维护自身的大国地位，就必须不失时机地融入更多的全球和区域、次区域组织。一系列的事实显示和证明了，21世纪谋求立足亚洲、支撑中国崛起的亚洲发展战略模式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那就是“雄鸡发展战略模式”。 “中国雄鸡发展战略模式”，首先是从象形的角度假设命名的，即中国像一只昂首挺立东方的雄鸡，并伸展着两个巨大的翅膀：“北翼”是上海合作组织(SCO)，“南翼”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ACFTA)。“中国雄鸡发展战略模式”的目标将不停留在使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二为一，还要将周边的其他国家不断地吸收进来，进而形成更大的区域组织或贸易区，即将来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或“亚洲自由贸易区”，甚至“亚洲联盟”。 “中国雄鸡发展战略模式”实际上是对中国在21世纪以更积极、更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迎接挑战，把握机遇，而投身于区域经济集团化浪潮中的发展战略总和的抽象概括。这种发展战略模式是以中国的崛起为前提的，也是以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为动力的，同时也是有利于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的“双赢”模式。随着这只雄鸡不断地茁壮成长，中国才能从容不迫地发挥一个世界大国的作为。 文章共分为叁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发展战略模式概念的界定。本文所要论及的“发展战略模式”，是指一个或某些国家(或地区)为了自身利益的延续、拓展和壮大而制定和选择的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正在或将要采取的它(或它们)所特有的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的事关全局的策略或手段的总和。这个 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模式”可以用来解释它(或它们)的利益、 立场和出发点。 第二部分:分别从其发展历程、成立原因、发展趋势以及存在问题等四个方 面来深刻地剖析了中国雄鸡发展战略模式的北翼一上海合作组织和南翼一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 上海合作组织是于2001年成立的，其前身是“上海五国”。它的成立首先是 由安全问题引起，是为了缓解边境地区紧张与对峙以及共同打击“叁股势力”，逐 步走向政治领域的合作，并进而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其发展趋势是经贸合作和 安全合作齐头并进，有利于中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的稳定与繁荣;当然，上海合 作组织的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双方之间的关系并不在各成员国对外关 系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尚在建立的过程中，到2010年最终建成。其建立的根本 原因在于“双赢”的需要，并进一步寻求解决一些地区安全问题。它的如期建成 将有利于中国和东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以及地区安全事务的有效磋商解决。 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存在问题是多方面的，比如:双方贸易依存度还比较 低，“中国威胁论”，美国因素的存在等。 接着，通过对博鳌亚洲论坛(B队)的成立、性质以及定址中国的原因的简单 分析，引出了中国雄鸡发展战略模式的高端:“亚盟”。指出，亚洲区域一体化面 临的挑战，如亚洲各国需要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互补性，相互减少贸易壁垒等。 但是，“亚盟”最终会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实现。 第叁部分:是主要从中国的地缘政治现实和地缘经济现实、经济全球化和区 域经济集团化以及多极化等四个方面来分析了中国雄鸡发展战略模式构想的现实 依据。
魏明[2]2008年在《全球信息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文化软实力正日益成为全球认同的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新兴领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中外,抑或古今,能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占据主动、纵横捭阖的国家,历来都是硬软实力兼备的国家。和平发展中的中国,尤其应该把打造和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作为现实战略重心。近年来,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正逐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中上升到国家战略构建的层次。因此,研究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理论、评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探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意义尤显重大。本论文的目标在于推进文化软实力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中国化,形成关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系统认识,以便为国家的战略选择和国内政策提供参考。论文内容主要包括叁个方面:第一,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探索;第二,文化软实力的现状评估;第叁,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考量。其中,有关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探索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对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探索是围绕文化软实力的定义而展开的。试图厘清叁个问题:第一,把握行为层面,要把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资源或文化产品区分开来。文化软实力体现为行为层面的一种能力,是主体对对象的行为施加影响以实现自己利益的能力。第二,把握资源层面,要理解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或文化产品都具备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只是文化生产力中价值观层面的、具有内驱力的、“软”的方面。第叁,把握构建层面,要懂得价值观层面的文化本身并不是软实力,价值观成为软实力是需要条件和环境的。这就是说,软实力文化所内涵的价值观的内驱力需要建构才能发挥和显示出来。文化软实力本于价值观内容的文化的认同力。认同凝聚人心,认同产生吸引。认同是价值观的天然属性,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具有认同力的价值观必须是符合时代进步和环境要求的富有生命力的价值观。价值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创造或者说创新价值观的能力的问题。创造新的符合时代进步和环境要求的价值观的能力就是本义层次的文化软实力。但价值观只是理念,价值观内容的文化的认同力只是在理论上具备了软实力。要发挥价值观的效能,就必须建立价值观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实现价值观作为软实力的意义。约瑟夫·奈“软实力”学说的固有缺陷和大众化色彩,决定了它并不能给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提供支撑。本文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探索,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产力理论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哲学基础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文化软实力的定义我们要进行多维度的全面审视:第一个维度为核心层面,就是在生产环节生产价值观念内容文化的能力,可称为文化创造力或文化创新力。文化创造与狭义的文化生产(知识和技术的生产)不同,狭义的文化生产是量的规模扩张(复制等),而文化创造(创新)是新质的产生和发展。是否重视和培育文化创新能力,决定了一个民族、国家在全球信息化时代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文化创新力是文化软实力中最核心的、内在的、根本的层面。第二个维度为建构的层面,即在流通和消费环节将这些价值理念作用于人的能力,或者说就是在现实社会建构这些价值观念以实现自己利益的能力。它体现为建构这些价值观念所展现的理论和实际的具体模式与客观程度。建构包括两个方面:流通环节的文化传播和消费环节的文化认同。文化传播是文化在空间(本土和外埠)的扩张和时间(古与今)上的承续,是运用“硬实力”以达至价值理念的方式、方法、途经和限度等。文化消费往往是群体性的认同过程,在本土(国内)体现为凝聚力,在外埠(国外)体现为感召力。因此,本文从内生、构建、传播叁个方面将文化软实力概括为“叁力”:创新力、凝聚力和传播力。有关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评估和战略考量是依据“叁力”而展开的。本文认为,根据对中国文化软实力“有剑无锋”的现状分析,我们应当从叁个方面来构建发展战略以打造和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第一,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力和引领力;第二,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加强和谐文化的建设,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第叁,大力发展文化传媒,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不断增强当代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辐射力。论文除导论、结语外,由七章构成,其主旨的内在逻辑和范畴框架如下:第一章“文化变迁”是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背景,第二章“实力变迁”是文化软实力的理论背景;对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探索就是从这两个背景展开的。这实际上是问题切入的两个维度,体现了文化软实力的行为层面和资源层面的内涵。这两章既为后文提供依据,又为后文提供方法。第一章立足于国家建设领域,把文化作为个性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变迁线索的梳理及变迁规律的探寻,意在总结和归纳文化软实力在资源层面的本质和特征,以期对实力的外部载体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后文对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的设计。第二章立足于国际竞争领域,把实力作为共性研究对象,通过对实力变迁线索的梳理及变迁规律的探寻,意在总结和归纳文化软实力在行为层面的本质和特征,以期对实力的内部机理有一个深刻的把握。它的意义在于后文对文化软实力的定义。第叁章阐述文化软实力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特征、来源、构成要素、价值等,是对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分析和总结。第四章谈目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总体现状及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的总体构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具体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创新力战略、凝聚力战略和传播力战略。叁大战略的基本内容大体是相似的,具体包括理论阐释、现状审视及战略设计。
肯特·E·卡德, 永年[3]2012年在《以东亚模式破解中国“银发浪潮”》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日本和西欧的老龄化问题成为热议话题。从这些国家共同的经历,以及我们所目睹的景象,展示了一个重要的全球趋势: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年轻人趋于晚婚;很多家庭决定少要孩子。这些发达国家如何应对全社会老龄化危机的举措,将对未来全球范围内的同类问题提供重要参考。然而,与中国将面临的情况相比,日本和西欧老龄化的规模和全球范围内的影响要相形见绌得多。这里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中国有13亿人口,
钱智勇, 李蔚然[4]2018年在《积极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风险》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也离不开对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时代趋势和世界形势作出的科学论断,为中国新时代内政外交战略布局和总体政策思路确定了前提性依据。当今世界局势的主流是求和平和谋发展,但是也面临许多严峻挑战,诸如全球经济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增多,逆全球化潮流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泛滥,中国对外贸易摩擦日趋严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并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既为中国发展和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和平发展指明了前进道路。为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本刊编辑部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就“准确把握时代主题与积极应对逆全球化挑战”展开研讨,并选择部分文稿摘要发表。
吴迪明[5]2017年在《习近平建设强大海军思想的世界历史逻辑——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重视海洋、海军在推动世界历史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即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与跃升都与海洋、海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既是历史所决定的,也是地理所决定的。习近平建设强大海军思想高度重视海军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中所起“历史动力”的独特作用;深刻把握海军在世界历史不平衡结构中对国家的重要支撑作用;紧紧扭住海军在联系民族国家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桥梁作用,对运筹经略海洋、建设强大海军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科学的体系,为建设世界一流海军指明了方向。
杨凤城[6]2019年在《新中国新时期与新时代》文中提出新中国第一个30年,一言以蔽之,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奠基,最终使中华民族以一个有尊严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制度保障。新时代是中华民族终于迎来强起来的时代,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
王俊生[7]2019年在《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文中研究指明文章从国家实力、合法性认同、关系互动等叁个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二战后东北亚安全秩序稳定的因素正在发生显着变化,这体现在叁个悖论上。其一,美国希望继续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但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二,尽管近年来中国日益强调要在地区秩序走向上发挥更大作用,但难以撇开美国实现角色提升,遑论单独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其叁,中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将维持下去,且有滑向竞争加剧的倾向,对东北亚安全秩序而言,意味着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较大,但又有出现类似冷战格局的可能,这显然违背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针对上述悖论,文章基于现实条件、第叁方态度、中美两国的意愿等,提出了在东北亚安全秩序构建上应推动“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思路。这一思路既符合目前东北亚安全秩序影响因素变化的趋势,也符合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在构建上面临的困难包括两国实力差距仍较大、缺乏地区整合机制以及中美秩序观不同。面临的有利条件不仅包括实力变化趋势与利益共享特点,还包括中美两国的重要性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而言均不可替代,随着朝鲜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中美在该地区将不存在敌对国家。在构建上,中国应继续把注意力聚焦到包括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建设、逐步整合东北亚地区、持之以恒地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朝核问题入手逐渐过渡到其他领域,以及加强机制建设等。
王泽应[8]2019年在《历史性的发展成就与创新发展的新呼唤——新中国伦理学70年的总结和思考》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伦理学是近代以来伦理文化发展史上最具创造性和建设性的伦理学研究类型,亦是5000年中华伦理文明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价值辉耀。全面总结70年来中国伦理学研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认识时代和社会发展对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新期待,有助于增强伦理精神的自觉、伦理学研究的自信和新型伦理文明建设的自强意识,在不忘初心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创造出与风云际会的新时代相适应且能引领新时代更好地发展前行的伦理学学科。
李巍, 罗仪馥[9]2019年在《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文中认为随着国际体系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制度竞争日益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现象,国际制度的领导国和参与国都在积极塑造和影响不同形式的国际制度,以实现各自的权力、利益或价值诉求,这使得国际制度竞争在全球与区域等不同层次、经济和政治等各个议题中都极为激烈。由于国际制度存在不同的呈现方式,国际制度竞争的形态也存在四个维度,它们分别是规则之争、机制之争、机构之争和秩序之争。规则之争是国际制度竞争的起点,奠定了其余叁种制度竞争形态的基础。机制之争与机构之争都是“有形化”的制度竞争,其中机制之争是规则之争最为直接的载体,是国际制度竞争的较高阶段。机构之争是比机制之争更为复杂的竞争形式,是一种更为“实体化”的国际制度竞争,其对国际体系演进的实际影响也更大,是国际制度竞争的高级阶段。秩序之争是国际制度竞争的最高形式与最终目的,也是最为抽象的形态。国家围绕国际制度展开竞争的最终目标正是塑造或维持对本国有利的国际秩序。对这四种形态的国际制度竞争的阐述和分析为国际制度竞争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
高程[10]2019年在《中美竞争与“一带一路”阶段属性和目标》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仍处在经济崛起的起步阶段,对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存在脆弱性依赖,并遭遇美国的预防性打压,双边关系中出现零和博弈占据主导的竞争走势。在这一阶段,中美结构性矛盾尚未体现在领导权的竞争上,中国的主要困境是面临美国设置的、旨在预防性地破坏中国物质实力积累的“经济压力陷阱”。因此中国在选择应对策略时,首先要避免误判形势,不能寄希望于继续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内实现经济崛起,需要具备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脱钩”的底线思维和必要准备;其次要警惕在美国的压力下,以阻碍甚至逆转自身经济崛起进程为代价去化解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最后还要避免过早追求建立平行的替代性体系,将中美竞争完全推向零和博弈。因此,现阶段的“一带一路”应该主要是立足中国国内的长期发展倡议,目标是服务于维持中国经济崛起所需的外部条件,降低对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在周边打造更加自主和健康的地区经济结构,为中国的持续增长提供对冲方案。“一带一路”在现阶段不应谋求替代既有经济秩序、建立与之分庭抗礼的平行体系,而应立足于未雨绸缪,对冲“脱钩”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潜在风险。“一带一路”建设的资源投放应围绕这一长期发展目标有方向、有重点、有限度地推进。
参考文献：
[1]. 21世纪支撑中国崛起的雄鸡发展战略模式[D]. 张义明. 河南大学. 2004
[2]. 全球信息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D]. 魏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3]. 以东亚模式破解中国“银发浪潮”[J]. 肯特·E·卡德, 永年. 博鳌观察. 2012
[4]. 积极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风险[J]. 钱智勇, 李蔚然. 东北亚论坛. 2018
[5]. 习近平建设强大海军思想的世界历史逻辑——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J]. 吴迪明.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7
[6]. 新中国新时期与新时代[J]. 杨凤城. 社会科学战线. 2019
[7]. 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J]. 王俊生. 当代亚太. 2019
[8]. 历史性的发展成就与创新发展的新呼唤——新中国伦理学70年的总结和思考[J]. 王泽应. 道德与文明. 2019
[9]. 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J]. 李巍, 罗仪馥.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
[10]. 中美竞争与“一带一路”阶段属性和目标[J]. 高程.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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