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种不同产业结构成长模式看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痼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痼疾论文,两种论文,亚洲论文,产业结构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几何时，东南亚各国“虎虎生威”，持续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世界各国侧目，令世人惊叹。但转眼之间货币汇率、股市双双暴跌，企业和银行纷纷倒闭，人心浮动，社会动荡，经济增长率直线下滑。据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估计，1997年泰国经济增长率约为1.6%，印尼为5%，马来西亚为5.5%，菲律宾为4.5%，韩国为4—5%， 而日本则不及1%，这与东南亚各国往年8—9 %甚至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为何一场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各国遭受如此大的损失，我以为这与东南亚各国产业结构成长模式的弊端有着重要的关系。
一个国家经济大厦的坚实基础除了科技就是产业。只有把日新月异的世界科技成果不断融入生产领域，从而不断提升本国产业结构，使本国产业位列于世界产业成长的主导地位，一国的经济才可称得上先进、发达和强大，一国才最终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世界各发达国家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来看，似乎都遵循着相同的规律，第一产业急速下降、第二产业先升后降、第三产业急速扩张。但细细考察欧美发达国家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可包括日本）的产业结构成长异同，可以发现两者的产业结构成长模式截然不同，即自由竞争的、自发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模式和市场垄断型的、移植式的后发资本主义产业成长模式。
自由竞争的、自发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其间市场机制作为经济生活中“看不见的手”自动地调节着资源配置的均衡过程，也调节着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一整套市场机制，通过对社会总供求比例关系的调节，制约和决定着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产业结构的成长以竞争为主要动力机制演进，政府不对产业结构成长施加任何直接影响，即使二战后出现了政府对宏观经济层面的调节，也只是通过一整套市场参数体系（金融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率政策等）来实现的。
市场垄断型的、移植式的后发资本主义产业结构成长模式与前者相比，第一由于商品经济的历史基础比较薄弱，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较小；第二由于国家干预和控制经济的历史传统，故在资本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政界和财界一开始就裹缠在一起，其界限不很明确；第三由于可支配资源（人、财、物、市场、技术等）的天然短缺，使得产业建立和成长单凭市场机制的调节不可能很快做到。而市场经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铁律又时时催动这些国家必须在短时期内迅速赶超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其产业结构成长受到政府——超级财团的直接干预和影响。这种干预和影响虽然也同运用市场机制的手段结合在一起，但是它直接深入到产业结构内部的力量却是引人注目的：一方面，国家规划和干预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政府的决策作用触及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均衡问题。另一方面，政府直接干预了建立在一定技术基础上大批量生产体系的形成过程，这也表明政府——财团的垄断力量已经深入到了直接生产过程之中。而20世纪初开始的国际资本输出（产业投资）、国际产业输出（产业转移）更使这一模式神话般实现。应当指出，在这种产业结构成长模式中，市场的作用并没有被取消掉，实际上垄断加强了市场的组织程度，即使市场价格等参数系统因垄断而变形。但是这些参数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却大大增强了。而另一方面，竞争机制也在更大的规模层次上表现得远比自由竞争时代更为强烈。
比较两种产业结构成长模式就会发现，后一种模式由于受到垄断力量的直接影响，其产业结构成长的步伐大大加快，一些产业一步跨越幼稚阶段而进入成熟阶段，一些产业由于受到政府和超级财团实施的优惠的保护和培植政策得到了无忧无虑的发展。但是这一模式的如下四大薄弱环节注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存在痼疾。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侧重于产业结构内部的自均衡、自调节过程，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成长基本依赖于国际产业转移。
由于市场经济的均衡调节作用，自由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成长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而无需宏观层次的调节来保持其结构的平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价值规律的发展形态——生产价格规律在自发地调节和平衡社会各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即产业结构关系）。这一过程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的动力来源于社会经济主体对平均利润的追逐过程中，这种过程所产生的均衡力量是自动而非自觉的。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基本依赖于国际产业转移。如韩国的纤维工业发展得益于60年代中期日本对韩国的大举转移，韩国的造船、钢铁、汽车工业飞速发展也得益于日本70年代开始的相关产业转移，亚洲其它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其产业结构成长主要得益于美、日60年代以后对该地区的产业转移，70年代末，美、日又从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撤出部分产业而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地，另外亚洲“四小龙”也对泰、马、印尼、菲等国实行产业梯度转移。产业转移、再转移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它通过中间产品、资本、先进技术的转移，使发展中国家获得部分生产要素，也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快速成长，也可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但这种产业转移、再转移对产业输入国来说不能长久起作用，因为产业的某些关键技术工艺和营销渠道，或者是掌握在外方人员手中，或者外方让掌握它的发展中国家人员取得双重国籍，必要时移居国外。跨国公司不会轻易让发展中国家获得关键技术和工艺。根据克鲁格曼技术转让均衡模型，发达国家也只有当一项技术所生产的产品达到成熟期时，该项技术才会转让，他们不可能转移高新技术来培植与自己竞争的对手。因此技术移出国与技术移入国之间的差距将长期存在。由于技术转移的固有级差存在，产业移出国与产业移入国之间的产业级差也固定化和永久化了。这从日本的产业转移也可佐证。日本一般将设计与关键性的部件生产留在国内进行，而将一般元件的生产与成品组装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展多年后，东南亚各国没有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另外，一旦跨国公司再次发现超额利润获得点，他们会马上使产业再转移。因此，除非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具有一个引进、消化、创新与扩散的明确战略和具体措施，否则，移入式的产业结构成长道路必定坎坷不平。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其外部的政策力量的作用是间接的，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是直接的。
二战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是以竞争为动力，以市场为准则而演进的，政府不对产业结构施加任何直接影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自动均衡过程被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所打破，因此宏观层次的调节开始出现。但其作用是间接的，它的隔离层是一整套的市场参数体系，例如价格、税收、利率以及货币供应等等。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是通过政府的经济计划、经济立法和经济措施扶植“战略产业”的起飞和诱导经济按既定的目标发展。这一模式的典型是韩国，它使政府干预的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韩国政府在缔造和扩展大公司财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僚机构和大企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些集团在韩国的经济成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大增强了韩国经济的竞争力、扩张力。但是由于他们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这些财阀不断兼并他人、扩张自己、聚敛财富、造成行业垄断、分配不公，阻碍了市场竞争，给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带来了消极作用。大财团章鱼蜿足式不计成本扩张，是以牺牲盈利为代价的。1996年销售额相当于全国工业产值97%的韩国49家最大企业的净利润只有6500万美元，如果加上破产的韩宝集团，这前50家大企业竟出现了净亏损。（注：见人民日报1998年1月19日。） 这种以牺牲盈利为代价的扩张一旦遇到市场风险，如国际生产能力全面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市场信心动摇等，其失败造成的风险极具社会性，韩宝钢铁公司和起亚汽车公司破产案亦已表明。韩国的产业政策尽管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带动韩国产业走完工业化历程，但其产业政策有利亦有弊，最大的弊端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西方经济学人士在评价其产业政策时认为，目前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市场行情瞬息万变，使得任何异想天开的产业计划都很快就过时或失败，不管这种政策考虑的多么巧妙。认为官员们比市场更擅长于选择赢家，这简直是幼稚的。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具有部门结构和要素结构“复线发展”的特征，而新兴工业化国家缺乏要素的全面发展（如资本、技术、设备、市场、人才等），具有“单线发展”的特征。
库兹涅茨统计分析了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十多个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部门的分布情况后认为，英国于19世纪中期，法国、比利时、美国、瑞士、德国于20 世纪初， 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第二产业（即加工工业）占主导的时期，即发达国家才真正成为工业化国家。日本产业经济学家中本博皓根据库兹涅茨的分类方法，统计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的西方主要国家产业结构演变情况认为，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于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于70年代进入第三产业占主导的时期。与产业的部门结构并行的是产业的要素结构的发展。这里的产业要素的发展，是指工业化过程中，潜在的从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到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再到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的发展轨迹，其间技术、人才、管理、资本、原料、市场、熟练劳动力等产业要素随之同步发展。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从部门结构看，同样具有从第一产业经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为主的变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教育、科技落后，人才、资金短缺，他们的产业结构成长是建立在大量引进资金和技术，大举外债，为发达国家加工、装配的基础上的。大部分国家缺乏消化、吸收、开发、创新的能力，无法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而开发和创新有竞争力、有市场的产品，是推动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的基础。克鲁格曼曾预言：如果不能在技能和教育方面更多投资，亚洲的增长曲线最终必然下跌。产业要素的发展滞后，也可能使已建立的产业结构显得非常脆弱，因为一旦出现强劲的产业竞争对手，就难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产业不稳定而又要使经济稳步发展岂非缘木求鱼。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重灾区泰国为例，由于人力资源投资普遍缺乏，就连泰国国内学术界对泰国的高技术产业的前途也忧心忡忡。而产业结构已跃入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新加坡、台湾地区，在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较小，这明确告诉我们，经济持续发展必须具备产业要素与部门结构协同发展。
（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具有协调性，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发展具有同构性。
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间协调，产业内部上下游间协调，区域协调，产业政策协调等方面。产业结构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各产业间客观存在的错综复杂的三大产业间比例、产业内部前向与后向联系、产业区域布局等愈益有序规范。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开始至今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单纯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辅之经济危机的一次次巨大震荡来整合产业结构的协调，二战后又采用政策加以协调。李嘉图的后人们又清楚理解用英国的毛呢交换葡萄牙的葡萄酒所形成的双赢局面，所以在二百多年间，各国根据本国的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基本形成比较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
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一俟以雁行队列追赶日本产业发展模式，从整体上看就不得不陷入极为相似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之中，这就决定了各国既不得不相互竞争又不得不彼此敌对。要摆脱这种困境有三种可能，一是降低商品售价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会给其它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带来巨大压力，倘若各国共同使用此法则无疑是慢性自杀。二是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高其商品附加值，但这方面由于产业要素制约而举步维艰。三是把资源转移到新兴产业的开发中去，形成新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但这种转换投资大、风险大、技术要求高，没有一定的科技、人才、资金实力就无法涉足。故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出现资本流向房地产、股市、期货等投机领域而形成泡沫，但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灭。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成长模式是否意味着其经济前景永远暗淡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不会长久起促进作用，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也应有边界，特别是政府应制定稳健的经济战略，注重教育、科技投入及人才培养，克服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天不足，着眼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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