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注、疏、译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译述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记》本是我国古代史书的通称，司马迁自称这部书为《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太史记》。东汉班彪、班固父子始称《太史公书》为《史记》。魏晋之际，才确定称为《史记》，直到唐初编修的《隋书·经籍志》才正式把《史记》作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史记》撰成之后，只有正、副两种抄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未即公开流传。所谓名山，即藏之于家。司马迁卒后，正本传到司马迁之婿杨敞家中。杨敞为昭帝时丞相，他曾将《史记》部分篇章传布于外。宣帝时，敞子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方公布于世。但西汉末年，朝廷仍对《史记》控制甚严，连当时的诸侯王东平王宇也不能求得。东汉初期，《史记》流传仍局限于上层，人们得到的只是一些单篇抄本。东汉末和魏晋时期，《史记》才较为广泛地流传到一般士大夫之家。随着《史记》流传范围的不断扩大，研读《史记》并为《史记》注疏的人也日益增多。现概述如下：
所谓“注”，起源于汉儒注经、释经之书，有传、笺、解、学等名称，今通称为“注”，是指分析章句，解释古书文义之意，故又称为“章句”。而集合诸家注释为一书，则称为“集解”或集注。所谓“疏”，是指前人对于古书的注释，由于时代的推移，字音字义发生了变化，有些古今地名、名物称谓等也发生了变化，后人又不易明了透析，于是对旧注又作了注解，这就是“疏”。简言之：注释和解释旧注的文字合称为“注疏”。
我国古代的一些重要典籍，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新的注疏。对史学巨著《史记》的注疏，更不例外。历代曾有不少学者注释《史记》，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载：“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音隐》五卷，不记作者何人，近代鲜有二家之本。”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略知的为《史记》作注的最早材料，惜两家注释之作，早已失传。另有汉末大儒张昶撰《龙山史记注》，亦末见传本。南朝刘宋中散大夫徐广作《史记音义》十三卷，今已亡佚。在《史记音义》的基础上，刘宋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骃又扩展范围，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至今尚存，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史记》注释，《史记音义》中的众多片断，还保留在《史记集解》中。南齐时，轻车录事邹诞生作《史记音义》三卷，隋秘书监柳顾言作《史记音解》三十卷，亦失传已久。综上所述，从东汉至隋朝这一时期，随着《史记》传播范围的逐渐扩大，为《史记》作注释者虽代有其人，但不少学术价值的注作今已失传，甚为可惜。这一时期，可视为为《史记》作注的开创时期。
唐以前，《史记》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现在尚能见到的都是一些残卷，如日本高山寺藏有六朝抄本《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一卷，另有藏于国内和日本为数极少的敦煌唐钞卷子本《史记集解》部分残卷。
到了唐代，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注释《史记》的工作受到学者的重视，注家增多，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贞观年间，谏议大夫崇贤馆学士刘伯庄撰《史记音义》二十卷（一作三十卷），此书虽已佚，但在《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多引其文，吸收了它的研究成果。睿宗时，吏部侍郎许子儒撰《史记注义》，惜其未见流传。在众多的《史记》注释中，值得称道的是出现了两部卓有成就、且流传至今的代表作，一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三十卷，注音释义，阐发见解；二是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十卷，把对《史记》的训释又推进了一步。加上前面所提到的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合称《史记》“三家注”，被人们公认为古代最有权威的训释之作。此外，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尚有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等各有《史记注》一百三十卷。这些注本至今虽已亡佚，但可见注本之众多。且其中有卓有成就的代表作。可见，唐代是《史记》训释焕发异彩的时期。
宋代学者对《史记》的研究已从唐人的偏重注释趋向于对《史记》的分析和评论。有宋人姚宽撰《史记注》一百三十卷，未见传本。金人萧贡撰《史记注》一百卷，已佚。由于印刷术进一步发展等原因，宋代以后，各种刻本的《史记》纷纷付梓，扩大了对《史记》的传布。
明代以评论《史记》见长，注释《史记》的专著甚少。明，陶宗义撰《史记注语》，已佚。有关《史记》的注释，也只有在有关评论和考证的著作中的某些部分涉及到。如明柯维骐的《史记考要》中，对《史记》中某些字句词义有所考释。明陈子龙、徐孚远的《史记测议》，对史实及注解有所订正和发明。
清人以考据见长，清代是整理古籍的辉煌时代。这一时期，有较多的《史记》注作问世。如有沈清瑞的《史记补注》（未刊）、杭世骏的《史记疏证》、徐鸿钧的《史记注引汉律考》（稿本）、牛运震的《史记评注》、吴国泰的《史记解诂》、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等，这些训释之作，多有新的阐发。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重要的刊本：一是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世称“殿本”。由尚书张照总其事，有杭世骏、齐召南等知名学者校勘，对《史记》原文、注文多所厘正。二是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校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由唐仁寿、张文虎校勘。此本汇校了宋、元、明诸善本，并吸收了梁玉绳《史记志疑》、王念孙《读书杂志》、钱大昕《史记考异》等书的研究成果。此书失误较少，被视为善本。
民国时期，《史记》的注释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主要有：1、李笠撰《史记订补》八卷。此书有1924年瑞安李氏横经室刻本，着力于《史记》文义注释，在阐释字义、铨释虚词、析前人疑难等方面，颇具参考价值。2、日本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一百三十卷，昭和九年（1934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印本。另有水泽利忠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十五册。二书汇集了旧注及前人考证成果。3、台湾学者王叔岷撰《史记斠证》，亦是注释《史记》的集大成之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四十余年来，对《史记》的研究逐步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从而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史记》的注释翻译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主要有：1、王伯祥撰《史记选》二十篇，1957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解放后第一部详细注释《史记》选文的新著述。它的注释详尽，综合性强。2、1959年9月，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点校本《史记》十册，由顾颉刚等分段标点。点校本《史记》采用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为底本。点校本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全书作了全新的断句、标点和分段，二是根据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对《史记》原文及“三家注”作了大量的校订工作，给读者提供了方便。3、韩兆琦撰《史记选注集说》二十八篇，1982年11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解放后第一部较为集中刊用旧有研究成果，分段、标点和注释的选读本。本书注释虽简明，但所设条目数量很多，故此注释亦细，除一般注人名、地名、字义之外，援用旧说注词意、注典制，更有益于探索《史记》文字的奥秘。它别具特色、内容丰富、广有影响。4、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四册，1988年11月三秦出版社出版。本书正文以中华书局校点本为底本，个别段落略有调整，对底本排印上的差错及不准确的标点符号作了改正。有关正文中原有的错简错字，除校点本已改正外，其它不作更动，只在注中略加说明。本书注释广泛地参考了古今中外各家的注解，择善而从，定于一是，一般不作征引。注目选定以篇为单位，各篇之间不避重复。注文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译文基本直译，力求信、达、雅兼备，以信为主。5、杨钟贤、郝志达主编《文白对照全译〈史记〉》五卷。本书正文，每篇都依次包括：“说明”、“今译”、“原文”和“注释”四部分。原文据金陵局本、武英殿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重新予以整理点校。凡当增补而予增补的字加方括号标示之，凡当删的字加圆括号标示之。本书不录三家注，凡遇到三家注认为“某字当作某字，或某字衍、或下脱某字”时，且本书编著者也予以认同的，就在注文中加以说明，而不径改底本或另加校勘符号标示。说明部分，重在说明篇旨，揭示该篇的成功点，不求面面俱到，但力求文字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今译部分基本上是直译，但有些地方不拘泥于原字原句的对译，而是在忠于原意和行文风貌的前提下予以意译，甚或加上一两句贯通上下文意的话。注释部分，除“表”是在表后统注，其他各体均采用分段注释的办法。6、刘起釪等三十五位学者编撰《全注全译〈史记〉》上、中、下三册，1995年3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本书在博采众家《史记》注释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全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注释和翻译，渗透了每位注译者心血，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所设注目详尽、细致。有些条目既有微观上的注释，又有宏观上的阐述。译文流畅、通达，显示了译者古文今译的语言表达功力。本书洋洋五百八十万言，到目前为止，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史记》注释、翻译之作的字数，为阅读和研究《史记》者，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范本。本书原文是利用金陵书局刻本，并参考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原文明显错误之处，注释者作了改正。7、龙字纯等台湾六十教授合译《白话史记》上、下两册，1979年初版于台湾，1987年岳麓书社据1986年11月台湾“修订再版本”，以简化汉字横排重印。本书仅排印译文，译文通畅，为求其文体活泼性，除错简衍文及歧义处加附小注外，其余问题不特别提出。本书正文大抵据新校本为准，标点、分段大体亦同。8、张光勤、张盛如主编《〈史记〉精华注译》四十七篇，1992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每篇除《史记》正文外，分注释、译文、评议三部分。本书既保持了《史记》体大思深的特点，又贯彻科学性和可读性的原则。选文精当，注释简洁准确，译文清新，评议亦较中肯。9、陈直著《史记新证》1979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对《史记》文句脱误以及“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各家注释的正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在《史记会注考证》和《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之外，对《史记》加以诠释考订。本书是一部侧重利用考古材料尽可能全面证明《史记》的史料价值的著作。10、李国祥等译注《史记选译》（上、下册），精选《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凡二十篇，分别予以译注。译文比较准确、通畅。本书是《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之一，被列为国家教委古籍整理“七·五”规划重点项目。1990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社出版。另外，尚有众多的选注、选译本，如《史记选注》，张友鸾等选注，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史记选译》（上下）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史记选译小组选译，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史记纪传选译》（上）上海古籍出版社选译，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史记今注》，劳干等注，1963年中华丛书本。由上可见，新中国成立以后仅从《史记》注疏、翻译角度而言，从宏观研究到中、微观研究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上面，我们粗略地概述了《史记》自问世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有关《史记》的主要选注本、选译本、全注本、全译本和全注全译本的注译情况，从而窥知了它的发展脉络及其学术成就。这对把《史记》从文史学家和《史记》研究工作者的书斋里解放出来，使它成为更广大的读者的共同文化财富，促进它的普及和提高，无疑会起到很好的社会作用。在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原则下，对今天弘扬爱国主义思想，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