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 （2000）03—0047—04
鸦片战争后，亚洲国际政治舞台上存在两种不平等的国际系统结构：一种是西方殖民帝国与殖民地国家构成的殖民体系；一种是清王朝与周边国家构成的宗藩体系。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下，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被纳入殖民体系的范畴。另一方面，中国仍是宗藩体制下的宗主国，笼罩着“天朝上国”的神光，对各藩邦“施字小之恩”，并力图维持这种古老的封建宗藩体制。可以说，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琉球问题、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都与晚清宗藩体制有直接联系。本文拟对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及其原因作初步的探讨。
一
晚清宗藩体制是清王朝与藩邦之间封建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它是儒家王道思想在国际舞台上的延伸与扩展。“天朝”与“藩邦”之间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垂直关系，是不平等的封建国际关系。宗藩体制是通过朝贡、敕封等一系列封建礼仪来维系的。政治上，宗藩体制表现为封建礼仪的不平等，如藩邦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宗主国朝贡称臣，奉天朝正朔（即使用天朝皇帝年号纪年），宗主国对藩邦进行敕封（即宗主国对藩邦国王、王妃、世子进行册封）等，表现了宗藩之间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经济上，宗藩体制通过朝贡、赏赐及附载贸易，增进了各国的经济交流。文化上，宗藩体制促进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宗藩体制的形成和维系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这种体制存在的前提是宗主国国力强大、藩邦弱小，双方国力对比悬殊，藩邦慑于中国武力的强大，而循守贡献礼仪，对宗主国俯首称臣。因而，清朝宗藩体制都是在清朝处于全盛时期确立的。而且，清朝与朝鲜和缅甸的宗藩关系就是直接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其次，这种体制的存在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动因——儒家王道思想。中国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家王道思想成为宗藩各国的共同统治思想，对周边国家有一种内在的吸引力。藩邦慕化中国的古老文化，诚服于中国文化的德化力量，向天朝朝贡、请求册封、奉天朝正朔，以求得“天宠”。
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以及地缘和血缘关系，中国周边主要邻国朝鲜、琉球、越南、缅甸、南掌（今老挝）、暹罗（今泰国）、苏禄（今菲律宾）等7国先后成为中国的藩邦。 清《会典》所载极为明确：“凡四裔朝贡之国有朝鲜、琉球、越南、南掌、暹罗、苏禄、缅甸等国。而其余各国则通商互市焉。”[1]清政府设礼部管理藩邦事务。
二
进入19世纪下半叶以后，由于列强的入侵，清朝国力的日益式微，以及藩邦的弱小，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晚清宗藩体制“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P3），逐渐解体了。
琉球自明朝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重要藩邦。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土著人所杀，悍然出兵台湾。清政府虽郑重指出：台湾、琉球“二岛皆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3]（P64）。并采取果断措施，出兵台湾，击退了日本的侵略。然而，在随后的《中日和约》中承认，日本侵略台湾“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4]（P343），放弃了对琉球的封建宗主权。 于是日本便悍然吞并琉球，照会各国公使，申明琉球归属日本，废除琉球与美、法、荷三国所缔结的条约。1875年，清朝光绪帝即位，日本禁止琉球派庆贺使和朝贡使，禁用中国正朔。中琉宗藩体制解体。
中越宗藩体制的解体，是法国殖民扩张的结果。1787年，安南阮嘉隆王为获得法国的支持，复国，与路易十六缔结了不平等的《法安同盟条约》。该条约虽因法国大革命爆发而未批准生效，但却成了法国在越南侵略扩张、中越宗藩体制解体的导火索。1802年，嘉隆王收复安南，改国号为越南，恢复和巩固了中越宗藩体制。
进入近代以后，法国、西班牙联军于1858年、1862上两次入侵越南，迫使越南签订《西贡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宗藩体制受到极大削弱。1867年，法国进一步侵占了湄公河三角洲的永隆、嘉定、安江、和仙、边和、定祥等六州，建立了法兰西交趾。1874年，又迫使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5]（P125）， 规定越南完全置于法国保护之下，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中越宗藩体制遭到毁灭性破坏。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郑重申明：越南“自古为中国属邦，故中国政府不能公认此条约”[5]（P127）。1861年， 驻法公使曾纪泽再次正告法国：“越南受封中朝，久列藩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
1882年，法国侵占越南都城东京，中国水陆两路应越南政府请求出兵越南。中法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1883年5月， 刘永福黑旗军大败法军。法国不断增兵，8月，法军攻占顺化， 越南被迫缔结《顺化条约》。条约规定“越南政府自承认为法兰西之保护国，中国不得干预越南政事”，公开否认了中越宗藩关系，将越南完全置于法国保护之下。对此，清政府在军事上积极部署，严阵以待。越南主张抗法的军政大臣阮文祥、尊宝等于1883年11月发动政变，逼阮福升饮鸩身亡，另立建福王，下令驱逐法国侵略军，废除《顺化条约》，请求宗主国清王朝出兵援助抗法。
1883年12月，法军大举进犯清军驻地山西，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山西、太原、北宁、兴化连连失守，越南顺化朝廷投降法国，清军极为不利。清政府试图退出战争漩涡，“朝廷念出师以来，越不知感，法又结仇，兵连祸结，殊非万全之策”[6]（P327）。于是，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福诺禄签订了《天津简明条款》[4]（P455）， 规定中国从越南撤兵，承认越南与法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法国承诺不侵犯中国，与越南议改条约内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的体面字样，即隐晦地承认中国对越南拥有名义上的宗主权。条约受到清朝朝野的普遍反对，一时弹劾李鸿章者多达47起，“指为通夷，致比秦桧、贾似道，朝廷亦屡切责之”[7]（P1047）。法国议会也以条约有默认中国保留宗主权的意味，不予批准。中法之间重启战端。
随后法军进犯台湾，刘铭传率军英勇抵抗，击溃了法国的入侵。法军进犯马尾，由于清政府的腐朽、官吏的迂腐，贻误战机，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正式对法宣战。由于清政府的软弱、腐败，尽管中国军队取得了镇南关大捷，重创了法军，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最后，清政府还是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法新约》），彻底输掉了这场战争。中越宗藩体制完全崩溃，中国丧失了对越南的封建宗主权。
中缅宗藩体制的解体是英国殖民扩张的结果。英国先后在1824年、1826年入侵缅甸，并迫使缅甸签订《媾和条约》，中缅宗藩体制遭到削弱。1851年英国进一步割占南缅。1886年又进一步吞并北缅，将缅甸编入英领印度，缅甸亡国。中英缔结《缅甸条款》，中国以“英国勿阻朝贡为第一义，但使缅祀不绝，朝贡如故，于中国便无失体”为条件，将对缅宗主权让与英国。英国则同意缅甸照成例，十年遣使进贡中国，呈献方物一次[4]（P485）。中国暂时维持了中缅宗藩体制的虚名。 暹罗（泰国）进入近代以后成为英法殖民统治的缓冲国，保持了形式上的独立。南掌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苏禄则早已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美西战争后又沦为美国殖民地。这三个国家直到19世纪末仍形式上维持和中国的松散的宗藩体制的虚名。然而，这种虚名也在义和团运动后“被丢进了人们忘怀了的古物储藏室了”[8]（P411）。
朝鲜是中国最重要的藩邦。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侵略扩张，而朝鲜则只知对“天朝”奉命惟谨，外交上只限于对清朝的“事大”和对日本的“交邻”，被称为“隐遁之国”。日本明治维新后，朝鲜认为日本开国，脱亚入欧，文明开化，与西人交好是“化为夷狄，与禽兽无别”，而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并发布了“与日本人交际者处死刑”的条例[5]（P174）。朝鲜就是在这种腐朽落后、 顽固保守的社会背景下步入近代社会的。
1875年，发生了日本炮击朝鲜江华岛事件。因为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规定：“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4]（P317），于是，日本提出与清政府交涉。然而， 清朝却以“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主，中国从不与闻”答复日本，导致日本肆无忌惮。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规定“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企图否认中朝宗藩体制，为以后鲸吞朝鲜扫除障碍。
《江华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认识到日本的严重威胁，而用武力援朝抗日又实非易事，又不能坐视不理，于是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方法，利用列强来抵制日本在朝鲜的扩张[9]。 丁日昌提出与欧美各国立约以维系中朝宗藩体制的建议。英国公使威妥玛也认为朝鲜若不与各国交通，必为琉球之续[10]（P32）。最后，朝鲜与美、英、法、德、俄、意等国缔结了《通商条约》，并向各国申明：“朝鲜素为中国属邦，今大朝鲜国与各国彼此立约，俱属平等相待。至大朝鲜国为中国属邦，其分内应行各节，均与各国毫无干涉。”[10]（P11 ）中朝宗藩体制得到欧美各国的认可，中朝宗藩体制得以维持和巩固。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国派吴长庆、 丁汝昌率海陆军迅速平定了政变。1884年，在日本幕后操纵下，朝鲜发生了“甲申事变”。倾向日本的开化党人杀了倾向清朝的事大党领袖，日本公使率兵入宫，组成了亲日政府。驻朝鲜中国将领袁世凯、吴兆有不待训令，率兵入宫，平息了这场政变。中朝宗藩体制危而复安。甲申事变后，中日签订了《天津条约》，日本取得了在朝鲜出兵的权利，使中国“一向主张的属邦论也因之大大减少了它的力量”[11]（P15）。
甲申事变到甲午战争前，中国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而日本则由于远东形势的变化对朝鲜采取消极退让政策。然而，日本是一个极富侵略性的新兴军事帝国主义国家，朝鲜是日本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1880年山县有朋在《邻邦兵备略》中就提出：“张国权于海外，耀国威于异邦”，要使日本成为“东洋之灯塔”，将朝鲜作为防备俄国的屏藩。1890年他在《外交政略论》中，又提出“主权线、利益线”的侵略扩张理论，将侵占朝鲜作为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步。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乘机出兵朝鲜，蓄意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被迫承认“朝鲜为完全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4]（P614）。 中朝宗藩体制彻底崩溃。晚清封建宗藩体制也彻底崩溃。
三
晚清宗藩体制在19世纪70～90年代逐渐瓦解了。宗藩体制作为封建的不平等国际关系，它早在汉朝就已产生。中间虽然由于中国国内政情的变化或因藩邦变化而呈现时断时续的状态，但就此体制而言，却一直延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尚维持了近50年之久。晚清宗藩体制解体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西方欧美列强和东方日本的侵略扩张，是晚清封建宗藩体制解体的主要原因。
鸦片战争前，清朝帝国虽早已衰弱，但由于没有列强入侵，东亚封建宗藩体制这一国际系统结构没有新因素介入去打破它内部的平衡，因而宗藩体制得以暂时维系。鸦片战争后，列强扩张的中心是中国，而对朝鲜等藩邦的侵入较少，因此，晚清宗藩体制能维持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解体。
然而，19世纪中叶后，欧美主要国家已完成工业革命，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俄国、日本也都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象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55）。
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扩张，推行殖民统治。于是晚清帝国的大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随后帝国的藩邦也在列强的侵略扩张面前国门洞开。远东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很快走上了近代化道路，一跃成为远东强国，并效法西方列强，奉行侵略扩张政策。而作为东亚封建宗藩体制核心的宗主国，清王朝国力日益式微，无力抵抗列强的入侵，更无力维持宗藩体制的存在了。正如俄国公使希特罗华所说：中国还没有加入列强的伙伴，因此必要时可以作任何处分[12]。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宗藩体制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被列强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它的解体。
第二，宗主国中国国力衰弱，是东亚封建宗藩体制解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东亚封建宗藩体制所赖以产生和维持的基础是宗主国和藩邦之间国力对比悬殊，宗主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方面的优越，使藩邦倾心向化，自愿向宗主国纳贡称臣。当宗主国国力衰弱，文化发展缓慢，宗藩之间差别缩小甚至消失时，则非但无力慑服藩邦，更无力保护藩邦，甚至连自身亦无力保护了。因而宗藩体制的解体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在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晚清各藩邦先后被列强吞并或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第三，藩邦弱小、愚昧落后、顽固守旧，是晚清封建宗藩体制解体的又一重要原因。
东亚封建宗藩体制的各藩邦包括朝鲜、琉球、越南、暹罗、南掌、缅甸、苏禄都是落后的封建小国，国弱民贫，国防空虚，不堪一击，无力抵制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而宗主国亦无力维持宗藩体制，尽保护藩邦的义务，因而，宗藩体制的解体也就无法避免了。
此外，由于藩邦民族意识和独立自主意识增强，希望摆脱不平等的封建宗藩体制的束缚，也是东亚封建宗藩体制解体的重要原因。实现民族独立自主，废除不平等的封建宗藩体制，是藩邦的民族呼声，这无疑是正义行动。但由于藩邦弱小，这些国家人民的良好愿望为列强所利用。日本、法国等列强正是打着藩邦是“独立自主之国”的旗号，侵略朝鲜、越南等藩邦的。列强以此为借口排除中国援助藩邦抗击入侵，加速了宗藩体制的解体。
基于以上原因，尽管清政府力图维持晚清封建宗藩体制，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但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南掌、苏禄、朝鲜等晚清帝国的藩邦仍然先后为资本主义列强所吞并，或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晚清东亚封建宗藩体制彻底崩溃瓦解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总之，尽管宗藩体制在历史上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进入近代以后，它又成为联结中国和越南、朝鲜等国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扩张、抵御外侮的纽带，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它终究是封建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系统结构，是一种落后的国际关系体制。它应为国际交往中建立在平等、对等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所取代，而不应为殖民统治系统结构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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