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扬[1]2000年在《经济政策变动对农业产业化影响的模拟分析》文中提出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农业产业化研究经验基础之上，依据一般均衡理论，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就农业产业化问题展开了研究。在对比众多CGE模型的基础之上，引用和改进了印度Storm模型，并运用中国统计数据和线性回归的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此外，本文还利用新奥地利模型构造了劳动力模块，从而建立起中国农业产业化分析模型，以弥补印度Storm模型在模拟农业产业化方面的缺陷。最后，本文通过设立六个情景假设，模拟了农产品价格、化肥价格、生产补贴和非农部门工资等政策变量的变动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就农产品价格和化肥价格而言，政府部门应增强宏观调控，以确保粮食的稳定增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应维持现状，但应有区域间的差异，即逐渐减少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生产的补贴，转而维持或增加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生产补贴；提高非农产业部门的工资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因此，是一项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
董启锦[2]2013年在《农户分类补贴及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工业反哺农业和城乡一体化为内核的新的“三农”政策体系逐步确立。中央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支农惠农政策，实施了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制定了对粮食主产区和财政困难县实行奖励补助的激励政策，强化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政策，逐步形成了新时期保护和支持农业的政策体系框架。作为农业补贴对象的农户家庭，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也是我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家庭生产经营行为既受政策调整的影响，又是相关政策动态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建立适应农户生产行为特征、积极引导农户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与机制是农业补贴政策改进的重要方向。基于此，本文从农户分类的视角就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和产出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深入探讨了补贴政策绩效。希望能对补贴政策的改进提供借鉴。文章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梳理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演变发展历程，分析补贴政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着重就补贴政策在不同时期的补贴目的、补贴对象、补贴效果进行评价；从当前农业补贴的数量、种类、目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2、基于实地调查的277份调查问卷，借助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别就补贴政策对纯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非农户农业生产行为和产出水平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进行横向比较，深入探究不同农户种粮行为与包括补贴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影响因素的关联度。3、运用实证数学规划方法，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环境下，不同农户生产行为以及产出水平的变动情况。这些政策环境包括粮食补贴政策调整、粮食价格上涨、生产资料价格与劳动力价格上涨、耕地规模变化等几个方面。重点是比较分析不同政策组合对同一类型农户生产行为、产出水平的影响大小以及同一政策环境下不同农户之间的比较，为制定更加合理的补贴政策提供理论依据。4、从差异化补贴视角分析了国外农业补贴政策发展的背景、主要经验，提出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改进的启示。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兼业程度差异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与产量有影响。从种植面积来看，兼业户以及非农户的粮食耕地面积占家庭总耕地面积的比例高于纯农户的粮食耕地面积占家庭总耕地面积的比例。粮食商品化程度也因农户兼业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总体来说，兼业农户粮食商品化程度高于纯农户和非农户的粮食商品化程度。2、兼业农户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力量。调查发现，当前粮食生产的主体是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原因在于，纯农户的耕地规模和一兼农户、二兼农户的耕地面积差别不大，单纯依靠种植粮食作物难以满足纯农户家庭需要，因此纯农户中种植经济作物和养殖禽畜的农户比例较高，对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较小。而一兼农户、二兼农户家庭收入中有一部分来自非农业领域，由于粮食作物管理方便，机械化程度高，劳动强度低，为了减少农业生产耗用大量时间，兼业农户普遍种植粮食作物。3、农业补贴政策对不同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不同。补贴政策对各类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影响均不显著，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变动更多的是受到当地非农就业机会、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外在因素以及农户户主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数量等内在因素的影响。补贴政策对纯农户农业资金投入变动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非农户农业资金投入变动在10%水平上显著，对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的农业资金投入影响不显著。补贴政策对一兼农户、二兼农户粮食种植面积变动的影响都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对纯农户和非农户的影响不显著。4、农业补贴政策对不同农户农业产出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补贴政策变动对二兼农户粮食产量的影响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对非农户粮食产量的影响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对纯农户和一兼农户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二兼农户和非农户的耕地种植粮食作物的比例高，所以补贴额度的变动对粮食产量影响显著。但补贴政策变动对各类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变动的影响均不显著。5、农业补贴与其他政策联合施行对农户农业生产及产出水平的影响更显著。单纯的农业补贴政策对各类农户的影响程度小于农业补贴政策与其他政策联合对农户的影响。具体来看，农业补贴额度增加与粮食价格上涨对农户种植粮食行为影响显著，农业补贴增加与扩大土地面积两种政策同时实行对农户的影响也很显著，但是农业补贴政策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业劳动力价格上涨同时出现时，农户会减少粮食耕种面积、农业劳动时间以及粮食种植的资本投入。6、粮食价格、当地非农就业机会是影响农户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粮食价格提高，农户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提高。而当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户参加非农业劳动时间延长，基于缩短农业劳动时间的考虑，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有扩大的趋势。
杜晓宏[3]2008年在《内贸危险货物集装箱运输安全相关规定的模拟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水运危险货物运量大幅度的增长,由此带来的危险货物事故率也在逐渐上升。由于危险货物具有特殊的易燃、易爆、毒害等危险性,由危险货物引发的事故往往会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本文从水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入手,通过分析得出事故多发在在内贸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过程中。为了提高水路内贸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安全,减少事故,本文结合导师项目《我国危险货物运输统一规则并与国际接轨问题的研究》对内贸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安全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内贸集装箱危险货物作业流程,科学的分析目前内贸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相关法规规章的管理现状,及内贸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内贸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系统运用系统动力学进行建模仿真。目前对于内贸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文章多以定性分析为主,本文首次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内贸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安全,并结合实际情况的特点,选取系统动力学作为建模工具,建立内贸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安全法规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根据作业的特点将系统划分为五个主要的子系统。同时,由于港口是内贸运输的主要环节之一,所以本文选取港口作业子系统进行系统动力学仿真。在仿真过程中选用仿真软件Vensim PLE对模型进行仿真,选取有代表性的上海港进行仿真运算。在仿真过程中融入了回归分析法。由于系统动力学对数据要求不是很高,所以在变量输入时将相关数据进行线性拟合,使系统动力学与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进行合理结合,有效的分析了内贸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安全法规影响系统。本文的研究结果,达到了降低内贸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事故、确保水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目的,对进一步促进内贸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相关法规的制订及安全管理工作的规范,提高安全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吴连翠[4]2011年在《基于农户生产行为视角的粮食补贴政策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对于一个拥有13亿入口的大国来说,实现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相继实施了包括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并逐年加大补贴力度,旨在保障种粮农民利益,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那么,现行粮食补贴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的效果如何?农民对粮食补贴政策还有哪些期望和要求?尤其在目前世界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全球正遭遇大范围粮食危机的背景下,将现行粮食补贴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客观评价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进一步完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的对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农户行为经济学理论,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构建嵌入粮食补贴政策的农户生产决策行为理论模型,并运用粮食主产区安徽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户生产行为规划模型,模拟研究粮食补贴政策在补贴强度、劳动力和农资要素价格、农产品价格以及土地经营规模变化情景下对农户粮食生产和家庭收入的影响,据此客观评价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绩效,并借鉴发达粮食补贴政策的成功经验和现行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对已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在梳理国外有关农业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综述了国内有关粮食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明确本研究的任务、重点和方法。第二,粮食补贴政策的改革与现状分析。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变迁,重点解析我国现行粮食补贴政策出台的背景、政策目标、政策体系,并结合具体实施现状探讨了现行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的微观经济分析。基于农户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构建一个嵌入粮食补贴政策的农户生产决策行为理论模型,并采用粮食主产区安徽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实证检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植决策、农业生产物质资本投入决策以及劳动时间分配决策的影响。第四,粮食补贴政策绩效的模拟研究。基于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采用数学规划方法,以安徽省为例,通过构建不同地区典型农户的生产行为规划模型,模拟研究粮食补贴政策在补贴强度、劳动力和农资要素价格、农产品价格以及土地经营规模变化情景下对农户粮食生产和家庭收入的影响,据此客观评价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绩效。第五,结论概括与对策建议。整合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简要地概括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粮食补贴政策体系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结果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和物质资本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且土地规模越大的农户显示出具有较强的增加粮食生产投入的动机,同时农民将补贴收入用于生活消费也不明显地影响农户对粮食生产投入水平,因此,不能从农户对粮食补贴收入的使用情况,判断甚至怀疑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从对典型农户的模拟优化结果来看,与基本情景相比,低水平的提高粮食补贴标准对农户增产增收效应不明显；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和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将使粮食补贴政策的增产增收效应更加明显；生产投入要素价格上涨,将显著地弱化粮食补贴政策的增产增收效应；土地经营规模大、种粮比例高的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变动的反应更加敏感,对粮食生产和农民家庭收入的政策影响也更大。从总体上说,农户对现行粮食补贴政策比较满意,但并不十分认同补贴的发放方式,绝大多数的农户希望按实际粮食种植面积来发放补贴,并且仍然希望粮食补贴标准能有一个较大程度的提高。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农户生产行为规划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情景下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绩效,弥补了目前学术界直接从农民收入或粮食产出来评价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绩效的研究不足；(2)本文在充分考虑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影响的同时,深入分析了粮食补贴政策诱发的农户生产要素投入尤其是非农劳动行为变化的影响及其对提高家庭收入的间接影响,这扩展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大都仅考察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生产和种植业收入影响的研究视角；(3)本文从调查地区的现实状况出发,设置补贴强度、劳动力和农资要素价格、农产品价格以及土地经营规模等不同政策情景,分别对农户生产行为规划模型进行模拟分析,以展示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绩效,这不仅在方法上具有科学性,同时也使研究更具实际应用价值。
王克[5]2014年在《中国农作物保险效果评估及相关政策改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效果评估是风险管理流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通过效果评估既可以对拟定的风险管理政策进行检验，又能为风险管理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依据。农业保险的效果评估和模拟在美国农业保险方案的完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项工作在我国却十分滞后，虽然2007年以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实务中至今尚未开展全面、深入的效果评估工作。因此，在我国农业保险一方面蓬勃发展、一方面经营粗放、许多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的背景下，我国农业保险效果到底如何？如何进行评估？应该如何完善成为社会各界关注、争论和研究的热点，但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基于此，为夯实学界在此方面的研究、为实务工作提供理论方法指导，本文在福利经济学理论、农业经济学理论、风险管理理论的指导下，首先对农作物保险效果进行了理论分析，从目标、实施主体、作用客体三个维度对农作物保险效果的内涵和作用机理进行了剖析；其次，对保险效果的外在表现、度量指标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对效果评估已有方法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农户效用等值和数值模拟技术的农作物保险效果评估方法；然后，以河北、河南等10个省份1004个农户为例，借助数理统计软件MATLAB、统计软件STATA和专业风险分析软件SIMETAR对我国现行农作物保险的实施效果进行定量评估；最后对保额、保费、保险产品、政府补贴比例等农作物保险效果各影响因素的变动效果进行了模拟仿真，提出了完善我国农作物保险方案具体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模拟结果，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1）从农户视角评估农作物保险效果较为合适，作物保险效果可以利用农民效用确定性等值进行度量，利用数值模拟技术进行评估；2）我国现行农作物保险确实增加了农民福利水平，对粮食大省的贡献要高于其它省份，但改变保费补贴资金的使用方式（如本文中假定直接补贴给农民）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亟待完善；3）以县为单位精算费率能够显著提升农作物保险效果（10个省份中有7个会因精算费率而受益）；4）保额提高在政府补贴超过一定比例后会增加农民农业保险福利，保持农民福利不变则可以适度降低政府补贴比例；5）50%及以上的平均保费补贴比例是我国农作物保险顺利开展的前提；6）在政府保费补贴一定的情况下保持高补贴比例更为重要；7）区域指数保险+个体保险补充的组合保险效果良好，该思路值得推广试点。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农作物保险效果评估的视角和方法方面具有一定创新性，较为系统的构建了农作物保险效果评估的理论分析框架，首次提出并运用数值模拟技术对我国农作物保险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估，并对我国农作物保险几种优化方案的效果进行了模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优化方案；第二，农作物生产风险评估评估是农作物保险费率厘定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基础，以往评估方法存在低估风险或无法具体到作物的缺陷，本文根据我国数据资源特点，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基于数据融合的评估方法，克服了传统评估方法的不足；第三，首次提出了我国农作物保险可能的产品创新形式：组合保险。
西爱琴[6]2006年在《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决策与管理对策研究》文中指出经过20多年的农业市场化改革,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风险亦已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如何在风险环境下提高我国农户农业生产经营决策的科学性,以及采取有效的风险管理对策,对稳定和提高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对现有国内外农业风险决策与管理问题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综述的基础上,基于浙江、湖北和陕西315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与资料,采用多种规范的量化实证分析方法,比较研究了不同地区农户农业风险及其弱化措施有效性的认知情况,实证评估了农业生产者的风险偏好,量化了农业风险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国际上广泛应用的农业风险决策模型——MOTAD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地区、类型和规模农户农业预期收入、要素分配和风险水平与偏好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并对以“产量保险”和“合约生产”为主的风险管理对策的有效性进行模拟分析,且据此进一步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提出如何弱化我国农业风险的主要对策。本文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以农户调查资料为依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农业风险来源、认知及目前农户所采用的化解措施有效性等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其目的在于分析和探讨不同地区农户及不同产品生产面临的风险因素是否具有差异性,农业生产者对风险认知是否具有家庭特征和地区差异,以及农户对目前农业风险化解措施有效性的认知与评价。 第二,农业生产者风险偏好的实证研究。分析和探讨农业生产者风险偏好及其与个人特征及农户经济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深入了解目前我国农户农业生产决策偏好及其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的不同之处。 第三,农业风险水平的实证量化研究。为考察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环境下的农业风险程度,本文首先基于不同地区主要农产品产量、价格及收益的历史变化数据,对不同产品的农业风险水平进行动态量化评估。然后,从农户整体层次上量化和分析目前样本农户的农业风险水平及其地区差异。 第四,风险条件下农户农业生产决策与优化反应分析。在评述国外学术界广泛采用的农业风险决策模型——MOTAD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户农业生产经营实际,构建一个能够全面反映我国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动态风险决策模型,并进行模型模拟分析,探讨风险条件下不同地区、类型和规模农户农业预期收入、要素分配和风险水平与偏好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以在微观层次上揭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决策机制与优化反应。 第五,模拟分析不同风险管理对策的有效性。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农业风险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不同的风险管理情景,基于实证构建的动态风险决策模型,
郑少锋[7]2002年在《农产品成本核算体系及控制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新世纪的我国农业生产，正面临着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其主要表现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农业知识经济、农业国际化趋势以及农产品全球竞争。这一环境变化为我国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国内农产品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国外农产品强有力的竞争。如何保持我国农产品在这种竞争环境中持续发展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农业生产能否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经济效益和农产品竞争能力，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增强农产品竞争能力为终极目标的农产品成本核算和控制，无疑成为保证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劳动价值论、资源环境价值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及人力资源理论为基础，利用会计学和统计学的基本知识，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农产品成本要素的确认、计量及核算方法体系，并从分析我国农产品成本入手，寻找农产品成本的深层动因，探索农产品成本控制的方法，提出农产品成本控制的改革思路，形成科学的农产品成本量化方法、核算体系及有效的农产品成本控制模式，以期为降低农产品成本，提高农产品成本效益，增加农产品竞争能力提供重要参考。 全文共由8章内容构成： 第一章 导言 本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论述了农产品成本核算及控制的国内外研究动态，界定了农产品成本核算及控制的内涵及外延，说明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 农产品成本及其控制概述 本章主要论述了农产品成本的经济内涵、特征和分类以及农产品成本控制的经济内涵、构成因素和控制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对农产品成本及控制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具体的界定。农产品成本是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货币表现，其基本特征表现为消耗性、补偿性及核算的复杂性。从核算的角度看，农产品成本有生产成本与含税成本之分；从控制的角度看，农产品成本有可控成本与不可控成本之分。农产品成本控制是农产品成本管理者在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根据一定的控制目标，对形成成本的各种消耗的全过程进行规划、调节、指导和监督，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农产品成本按一定目标进行的过程。控制客体和控制主体形成了农产品成本的主要构成要素。农产品成本控制的客体是指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耗费，农产品成本控制主体从微观角度来看即为农户，而从宏观角度来看，即为农业生产服务并对农业生产具有指导作用的政府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成本核算体系及控制机理研究 第三章农产品成本核算本章主要论述了农产品成本核算制度、原则、程序以及农产品成本要素的确认与计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农产品成本的核算体系。劳动价值学说、资源环境价值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人力资源理论是形成农产品成本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农产品成本核算体系不仅包括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而且也包括由于生产不当所引起的环境成本、质量成本及土地使用费用，从而形成完整的农产品成本核算体系。 第四章农产品成本分析本章根据农产品成本核算体系的要求，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主要农产品成本资料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增加了环境成本和土地使用费项目。通过对农产品成本及其结构、趋势、影响因素、成本效益的定量分析，研究农产品成本的结构变动以及各种影响因素对农产品成本的影响程度和影响结果，以便为成本控制提供重要依据。 第五章农产品成本动因控制影响成本的因素很多，有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这些因素将重点聚集在动因、时间、质量、效果等方面，而产品是成本的主要载体，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成本控制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其一，在现有成本发生的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加强生产经营过程的日常控制;其二，改变成本发生的基本条件。日常成本控制主要通过产品成本控制方法制度来进行，而改善成本发生基本条件主要通过成本动因控制和成本抉择控制来实现。农产品成本动因控制、农产品成本抉择控制及农产品成本控制方法构成了农产品成本控制体系。本章主要论述农产品成本动因控制。农产品成本动因是指导致成本发生的因素。本章主要论述宏观成本动因。宏观成本动因是指决定农业基础结构的成本动因，主要包括农业经营规模、农业经营形式、农业生产结构、农民科技水平、农业产业政策、农产品质量、农业可持续发展及农业标准化。这些成本动因虽不能具体化为成本项目而记入农产品成本中，但这些成本动因以不同形式影响着农产品成本的形成方式、形成内容及补偿程度，而且这些动因一旦形成，又很难变动，对农产品成本具有长期影响。加强宏观成本动因控制，改善成本形成条件是农产品成本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第六章农产品成本抉择控制成本是多种成本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本动因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任何成本动因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其他成本动因变化，从而引起其他方面成本的变化，多种成本动因结合起来决定一项?
何剑[8]2007年在《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调控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农业是新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增长对于提高新疆经济的发展水平,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有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持续是有关长期性问题,稳定是有关波动性问题,健康是有关质量和效果问题。本研究围绕“实现新疆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展开,探究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探索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尝试建立农业经济增长的预测预警系统,实现对农业经济的有效调控。在对农业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评述以及新疆农业经济增长历史和现状对比分析中发现:经济增长理论具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农业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从“动力源”探究农业增长的根本;经济增长不能以过高的消耗为代价,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研究是发展特色农业经济、实现高效农业的核心问题;动力因子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实现新疆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的关键,基于动力机制的调控策略是必需的。结合多种统计和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农业经济结构变化、投入要素、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市场机制、农村教育等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体系的研究发现:新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间上有减缓趋势,地域空间上的差距不断扩大。新疆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区域差异扩大、制度、资源、环境、市场约束和规模效益等是关键影响因素,应采用因地制宜的调控对策。当前新疆适宜的农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可概括为:在农业区域经济统筹发展和技术、制度助推的保证下,以农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为重点,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效益,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同时,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健全农村服务体系应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乏力的矛盾。本研究探讨了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形成的农业增长波动机制,明确警义、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尝试性地建立预警系统对新疆棉花和农业经济总量增长波动进行了预测和预警。根据主要警情,适时建立和完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和农业经济增长波动的调控对策,防止农业的巨幅振荡,达到防警和排警的目的。通过多视角、联动(区域差异、内部结构、内生模型、市场条件、农村教育、评价系统、预警系统)地研究,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现阶段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适宜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如何评价新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加快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建立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预警系统并实施有效的调控?研究中的实证部分均进行了多次模拟试算,并结合实际对已有方法的不足进行了修正;同时在研究视角、评价指标的建立、预警系统构建等方面有一定的应用创新。
王晓凌[9]2012年在《中国东北粳稻供需及产业经营状况研究》文中认为东北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是国家的大粮仓，承担着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的重任，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据统计，2010年，东北地区粳稻产量占全国粳稻总产量的比重达到45.60%。然而，近年来，东北地区粳稻生产受到耕地面积、稻农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灌溉水缺乏、科技进步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速度过慢等因素的制约，严重地阻碍了东北地区稻米产业发展壮大。目前，如何克服现实或潜在的制约因素，保证东北地区粳稻产量稳定、发展优质粳稻产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历史数据、模型构建、企业案例调研以及行业发展前景研究，着重对世界稻米产业发展现状、全国级东北地区粳稻生产布局、稻米供需预测、成本变动对稻米市场价格的影响、东北粳稻（米）产业化经营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定量定性研究，得出了研究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首先，基于稻米供需视角，分析了世界稻米产业发展现状，重点分析了全球稻米供需状况。研究表明，从总体趋势来看，世界稻米生产和消费总量增长平稳，并且产需余缺起伏不大，但稻米供需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其次，基于历史数据，对全国及东北地区粳稻发展趋势、生产布局进行了分析，采用综合优势指数（AAI）对中国各粳稻生产区粳稻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粳稻AAI大于1的省（市、区）依次为：江苏、云南、黑龙江、浙江、辽宁、宁夏、吉林和安徽，东北地区生产粳稻更具优势。第三，利用部门均衡模型预测东北地区2011—2015年水稻产量、农村居民水稻消费量、可外供量及出口量。研究结果表明，未来五年，东北地区粳稻产量持续、稳步、小幅增长，当地农村居民对粳米的消费量逐年减少，因此东北地区粳稻除满足当地农民口粮需求剩余部分逐年增加，从而得出粳稻出口潜力不断增长；同时，通过建立最优规划模型，分析水稻生产成本变动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认为土地费用是影响水稻价格的最主要因素，农用物质等直接投入品的价格对水稻市场价格的影响也比较大。第四，对东北粳稻（米）产业化经营模式进行了企业调研案例分析，并根据东北地区粳稻（米）产业发展的条件和现有基础，运用SWOT方法对东北地区粳稻产业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分析表明，从近期看，我国应该采用防御战略，保障本国需求，健全粳稻产业化发展机制，努力拓宽延伸产业链，打造知名品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打通国内市场。根据研究结论，本论文提出了促进东北地区粳稻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一是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努力稳定并增加水稻种植面积；二是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水稻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三是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努力进行科技攻关，提高水稻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四是继续改进稻米的生产加工技术，加速稻米质量安全标准的研究与制定；五是培养壮大龙头企业，提高辐射带动能力，提高产业发展的市场竞争能力；六是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支持力度，保障稻农持续稳定增收；七是加快仓储流通体系建设，降低仓储运输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尚旭东[10]2010年在《云南林业产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相关产业理论为基础,在系统归纳云南林业产业发展所取得各项成绩及其发展特点的基础之上,采用SWOT研究方法全面分析了影响实施林业产业发展的优、劣势、机遇与威胁。通过分析得出了云南林业产业发展拥有气候优越、资源基础总体水平较高;咖啡和橡胶产业独具垄断优势;花卉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鲜切花独具优势;食用菌产业增长迅猛;产业协会推动作用明显;森林旅游产业崛起迅速等优势和机遇。同时也指出了林业产业发展所存在的林业资源生产分散,集约化程度低;林木种苗繁育严重滞后、植物资源综合开发不够;林分结构不合理,综合效益不高;人工林树种单一,病虫害防治形势严峻;林业生态与产业两大体系的基础建设薄弱;林业产权制度改革问题明显等劣势与威胁。在此基础之上,又全面总结了林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及其相应问题。在分析2003～2008年林业三大产业及其内部各亚产业结构变动的基础之上,运用灰色关联理论系统动态分析了2003～2007年各时间段云南林业三大产业及其内部各子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各时间段内云南林业产业产出与第一产业关联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弱。林业第二、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其所占比重及与总产出的关联度均较小,产业结构仍然不具备合理化和高度化的端倪。第一产业10大亚产业内,第一产业产出与木材采运业关联度最大,林木的培育和种植业,林产品采集业,林业服务业,茶、桑、果业,竹材采运业,中药材业,花卉业,畜牧业,林业农业类其它依次弱之。第二产业内部,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林产化学制品制造业,木、竹浆造纸及纸制品业这3个亚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出的关联度最大;其次是其它制造业,木质、竹藤家具制造业,其他(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供应和建筑业),木、竹、藤工艺品制造业;非木质林产品加工制造业与第二产业产出的关联度最低。第三产业内部,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林业专业技术服务、林业公共管理服务、森林公园管理服务、自然保护管理服务和林业系统非林产业与第三产业产出的关联依次弱之。针对上述分析,在第六章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云南省三次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标准、目标及相应体系。对于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结构内部,一方面应着眼于经营模式结构的调整,因此应大力发展人工林战略、分类经营战略、多种经营战略;另一方面应加强森林资源结构的调整,为此应注重林龄结构、树种结构和林种结构的调整。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要注意林产加工企业的规模结构,为此应加强相关职能部门的宏观调控并注重市场调节;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林产加工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为此应在产品多元化、绿色食品的生产和药材的开发等方面入手。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应把握建立健全木材及林产品流通业,建立健全林业服务业,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业这三个方面,具体的调整措施包括:优化林产品的相关物流和林产品市场建设、总体设计林产品流通与市场宏观调控系统、完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改革林业社会化服务的管理机制、强化森林特色旅游、注重景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协调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树立“大旅游、大市场”的发展原则,提高景区旅游产品竞争力和旅游文化在景区发展中的地位等。针对上述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方案体系,结合云南省林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本文在第七章系统地提出了发展云南林业产业的10项对策与建议。文章的最后,采用“等维灰数递补模型”对云南省2010～2014年林业产业总产值及三次产业产值的实现情况进行了相应的预测并进行了相关的检验。
参考文献：
[1]. 经济政策变动对农业产业化影响的模拟分析[D]. 刘扬. 中国农业大学. 2000
[2]. 农户分类补贴及政策研究[D]. 董启锦. 中国海洋大学. 2013
[3]. 内贸危险货物集装箱运输安全相关规定的模拟研究[D]. 杜晓宏. 北京交通大学. 2008
[4]. 基于农户生产行为视角的粮食补贴政策绩效研究[D]. 吴连翠. 浙江大学. 2011
[5]. 中国农作物保险效果评估及相关政策改善研究[D]. 王克.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4
[6]. 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决策与管理对策研究[D]. 西爱琴. 浙江大学. 2006
[7]. 农产品成本核算体系及控制机理研究[D]. 郑少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2
[8]. 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调控策略研究[D]. 何剑. 新疆农业大学. 2007
[9]. 中国东北粳稻供需及产业经营状况研究[D]. 王晓凌.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2
[10]. 云南林业产业发展研究[D]. 尚旭东. 西南林业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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