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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经济学：90年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世界政治中战争因素的减弱，经济增长成为各国主导战略。对于渴望经济繁荣、政治合法性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现在面临的最激烈竞争来自昔日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战友们。由于这些国家在资源禀赋、产品结构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呈水平而非垂直分布，彼此之间缺乏互补性和相互替代性，因此必须为了争取外国资本、技术以及市场来不断向发达国家的资本作出让步并且相互竞低条件，自由化成了必然的选择。倡导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由主义的扩张给创新拓展了极大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家痴迷于交易成本问题，忽视了作为市场经济决定因素的技术发展，即便有人关注技术创新，但集中在制造业，特别是工业所依靠的交通和通讯体系的创新上，很少注意银行使用的技术创新、金融交易创新以及银行本身的创新。
金融创新：不要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陷阱”
金融创新包括三种形式：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以及程序创新。这三种形式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二战后大部分金融创新是从美国开始的，然后扩展到伦敦、东京等地。而且许多创新是在70年代出现的。
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没有过多地重视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其制度的漏洞以及为了补救对金融创新所做的让步。而正是这些政府行为赋予了一系列创新合法性，并且为它们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美国不仅是众多创新的策源地，而且也是创新的最大受益者。借助创新，美国大量的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目标和领域，并且在绕过政府管制上更加灵活。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在金融管制上为后来者设置了一种“管制陷阱”：一方面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了金融管制，这不仅起到了规范国内资本投机行为，防止更大的风险出现的效果，而且也迫使投机资本向国外转移，实际上起到了转移风险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本国资本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诱逼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制度情况和实际后果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管制上的严重不均衡。结果是大量投机资本蜂拥进入这些管制不力、有利可图的国家和地区。而一旦攻击得手，就会趁对方来不及反应迅速撤离。90年代出现的几次金融危机无一不是这样的。
矛盾：日益统一的全球经济与领土分离基础上的政治管理
批判资本投机并不是完全否定资本流动的合理性，更不是呼吁回归封闭经济的状态，而是提醒各国政府以及公众不要被“资本神话”所迷惑，只注意金钱的眩目和虚幻的繁荣，忽视其背后的危险与凶残。现在全球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矛盾是日益统一的经济与建立在领土分离基础上的政治管理。这种经济上的统一与政治上的分离直接造成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不协调和不对称，资本投机有了更大的机会。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表明，只有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实现了协调，才能保证经济的繁荣以及经济的有序发展。
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两个基本的主体：最后贷款人以及管制者。前者维护公众、企业等对金融体系的最终信心；后者惩罚和防止干扰金融秩序，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国内金融体系中，这两个主体实际上就是国家，并且实现了较为合理的统一。但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还没有一个可以把这两种基本功能承担起来的主体。既没有所谓的世界政府，也没有类似的国际组织。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各国协调相互的行动，在防范金融风险上采取共同措施；另一种是加强现有的国际金融管制措施，特别是强化并完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能力，把它们发展成类似于全球最后贷款人和全球管制者的组织。
从理论上，这两种选择都有可行之处。但是必须考虑到它们所涉及到的问题。就第一种选择来说，如何协调各国的行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各国协调行动至少面临下列困难：第一，在谁充当领导者、救援基金提供的比例分配、如何使用这些基金等诸多问题上各国存在着利益的矛盾。第二，如何实现国家间的合作。第三，在现有体制下，各国的合作实际上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但是二战以后的危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协调这个矛盾是一个重要课题。最后，必须提到的是被许多人视为惟一可以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国家——美国。实际上对于这个夹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大国来说，其国家利益才是最根本的。
在第二种选择中，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寄予了厚望。但事实表明它们还缺乏承担起最后贷款人和全球管制者重任的必要素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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